文明的果实(中)

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社会的组织,就有了控制与被控制,最后有了国家,有了在宏观层面、社会层面来处理各种矛盾和维护利益者,所以就有政治。但是几千年下来,我们政治文明的进程一直在解决什么问题?由利益集团操纵的控制与被控制,满足个人的控制欲、集团的控制欲的控制过程,都是一种原始的政治。此后的政治文明进程,一直以公共权利的合理产生和公共权利的最优使用作为导向。如果一个社会能充分保障每个人的权利,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得到社会尊重并得到安全保障,实现自由的发展,在从属共性、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同时,能张扬自己的个性;如果对大家共同的利益、公共的事务,能够作出最有利于公众的公共决策;如果社会公共资源,能够实现公众当前和未来最大利益,实现共同富裕,从而形成最大化的社会价值。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只付出最低的公共事务管理成本;如果在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长期问题,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能形成一种共同的力量,找到一种最佳的解决方案,实现人类社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都是政治文明要解决的问题。

政治在达成上述目标时,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体制形态,具体的体制形态不提示政治发育的好坏,也不一定象征着政治文明的果实。对很多国家来说,民主体制并不见得是最优的政治。民主体制让人人都想当总统,耗费大量资源打选战。按多数人的意见去做公共资源的配置和分配,也不一定是最优。比如通过民主的机制,英国决定发动一场鸦片战争,美国发动韩战、越战和伊拉克战争,通过一个民族的民主压迫另一个民族的民主,这是不文明的,不代表政治文明的趋势。但我们现在又找不到一种机制,让全球的人民都做主,来决策一件全球公共事务。一国想做的事,站在全球、站在人类的高度,不一定是一种最优的安排。

民主机制产生效率的前提,是人们判断是非的价值观比较一致,决策和参与事务的能力比较均衡,而且每个人都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追求。因此,民主政治对于欧美等国家处理国内问题可能是一个最优的机制。但是那套东西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全球问题上不适用,在中国现阶段可能也不适用。

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政治机制设计,会面临哪些差异呢?最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差异,对共同价值的理解不同,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政治不是仅靠一个模型就可以去设计的,如果我们按每个人张扬个性去设计政治,显然设计不出来。因为我们不能做到每个人的利益之间不干预、不相关,这时实际上构成了利益共同体,于是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必须要作出公共决策。政治就是必须为解决差异化利益的共同问题,寻求一个最有效的程序,来实现我们所追求的保障人权、自由发展、公共资源的最优分配、社会福利最大化、公共事务成本最小化的目标。

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地缘、历史、资源秉赋,都改变人们的价值观,改变人们的追求目标,使得每个人都不一样,不同的民族也不一样。因此,各国的政治制度必然作出不同的选择。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政治制度,有时君主制度也有很成功的,决策效率又高,大家又容易统一思想,还有一群最精明强干的人管理国家事务,帮助实现最大的公共利益。协商制、代议制、制、君主制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过渡形态,都有成功的范例。因此,具体的政治机制,并不一定是政治文明的果实。

那么,迄今为止,政治文明留下了什么样的果实呢?它给出了什么样的人类应该努力遵循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呢?

首先,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史,揭示出一种代表文明进步的政治方向:争取一个自由、平等并能激发出人的创造力的公民社会机制;一个公共资源最优利用并使广大公民获益的机制;一个公共事务管理有效率并低成本的社会机制;一个使社会和谐、国际和平的社会机制;一个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机制。当你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是文明的进步,背离这些目标的时候,是文明的倒退,甚至是对文明的摧残。作为国家的领导者,要思考的是,现在我们有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有很多道路,有很多建筑,有很多桥梁,但是这些物质财富转眼逝去以后,我们究竟给子孙留下了什么。我们应该思考我们的政治机制,公共资源是否得到最优的配置,现在与将来,各民族之间,不同阶级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是否达到最优。而且为配置这些公共资源,我们是否侵害了自由平等,同时我们又是否付出了过高的行政成本?如果有差距,就要改变或改进。当然,任何一种体制依赖于它的传统,依赖于老百姓的信仰,如果是抛开信仰建立一种政治机制,显然这种机制走不下去。因为信仰决定价值观,价值观决定公共目标选择,决定对政治行为判断。文明的政治,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民族可能有不同的形态。

其次,文明的果实还包括在达到政治目标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人类政治文明提示了哪些普适性的基本原则?

第一,一个掌握公共资源并分配这些资源的控制集团,不应该有独立的自身的利益。如果控制集团一旦有了独立的自身的利益,控制者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就不可能实现配置公共资源的平等和最优化,就会改变公共资源配置的方向。

第二,公共资源控制是一种权力,权力必须要有制衡和约束。因为权力和利益是可以转化的。市场经济文明使权利、利益、动产、不动产都变成可以交换的东西,所以权利变成金钱交换非常容易,如果没有制衡,没有约束,权力肯定要寻租。寻租的结果就不能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

第三,谁能够获得公共权力,谁能够控制公共资源,应该以尊重大多数人意愿的方式产生。执行权力的人,必须是最具有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人,要靠尊重一种公共意志来产生,否则即使他大公无私,即使他有权力制衡,但不善于使用这个权力,也达不成政治目标。

第四,政治程序来自于法律、道德、行政控制的最佳配合。达成有效的政治秩序以实现政治目标,不能仅仅只靠行政控制的力量,还需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的力量,以及努力形成公民共同价值观与道德的力量。三个方面应该是一种最佳配合,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作出选择。西方国家在基督教价值观和道德秩序的基础上,通过民主的政治程序,形成法律体系,以此规范人们的经济社会行为。并通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执法观念和执法体系,维持经济社会生活的秩序。中国长期以来重在以德治国和以礼治国,以孝亲为核心,用社会成员的等级顺序来规范礼仪,并从家庭伦理关系引申到社会,再辅以“为民做主”的行政秩序,从而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的安定。许多人曾经认为,以礼以德治国才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保持社会秩序和人文关怀的是建立在人性自觉基础上,而不是靠警察、法官、军队等外部的强制力量。因此,以德治国的政治,是文明程度更高的政治形态。事实上,严格等级制度约束下的礼仪制度和道德观念,最大的问题是对个性的扼杀和对创造力的扼制。整个社会将不是一个充分自由地张扬个性、激发人类潜能的社会。而法律和警察则是从最大限度维护公共利益出发,对损害他人和公共秩序者划定的行为底线。行政控制应该是按照公共意志行使公共权利以达成政治目标之机制。它应该与道德秩序与法律秩序相辅相成,成为一种公共目标实现之力量。

第五,决策者的目标是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的平衡,并使这种平衡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状态。平衡差异,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让具有公共价值观的楷模和具备利益协调能力和决策管理能力的人来组织,是民主政治的最佳选择,而如何产生这样的人士则是技术性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路径。这些都是政治文明的果实。政治文明的进程常常不是一种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人们为了张扬个性、从属共性在大量受挫的过程中的进化。我们终极价值目标的实现,最终都要追求政治文明的果实。

第六,政治决策存在最优的路径和调整的机制。政治决策总是面临要解决的问题,并达成一定的政治目标。在人类认识能力下,可以明晰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并分析出每一个路径的社会成本和收益,从而找到最佳的路径。因此充分的信息、理性的分析始终是政治决策的基础。然而在社会复杂化的背景下,未认识到的多因素的相关作用及不可预知因素总是存在的,我们面临的决策问题常常是信息不充分下的决策或随机性、模糊性决策。而且政治决策的效果又依赖于政治沟通、政治动员的程度。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的心理预期等因素。因此,政治决策是一系列相关措施的配合,必须有一个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机制。(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