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公信力的实证研究

摘 要：大学公信力已逐渐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课题。为了弄清这一问题，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探析大学公信力的现状。在利用SPSS19.0统计工具对数据进行统计整理后，得出了如下结论：我国大学公信力呈中等偏上程度；在不同年龄、学历、群体、家境上存在显著差异；公众对未来的大学仍充满信心。

关键词：大学；公信力；现状；实证

中图分类号：G6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4-0076-07

近年来，大学公信力正在下降的声音此起彼伏，其中的最强音是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2007年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一文。他在文中明确地指出：“大学有自身的利益，其继承传统与生产知识，并非绝无私心。或陷入繁琐的日常事务，或跳不出体制围城，我们能认真审视已成‘庞然大物’的大学吗？……总的趋势是：大学的公信力在下降，所谓的‘师道尊严’，也正迅速沦丧。” [1 ]那么，我国大学公信力的现状究竟如何呢？

一、大学公信力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大学的解释是“实现高等教育的学校的一种，包括综合大学和专科大学、学院” [2 ]。由此可知，大学是进行高等教育的机构。在我国，进行高等教育的机构却并不能都称之为大学。1912年的《大学令》、1986年国务院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1998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都对大学有着非常具体的规定，但“在国外，大学、学院等名称的不同并没有这么繁杂的界限与说明，也没有等级或者能力的区分。因此，虽然大学与高等学校是有区别的概念，然而这种区别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3 ]。

随着大学的发展，为了便于对大学进行研究，大学的分类也众说纷纭。网络上将大学分为两类――全日制与非全日制，鉴于本研究所涉及的调查对象在年龄、学历、职业、家境等方面的跨度较大，因此本文参考较为通俗易懂的网络分类法，文中的“大学”特指全日制本科大学。

在对大学公信力的研究过程中，信任与公信力是另外两个必须厘清的概念。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信任指某人对某社会组织或他人产生某种期望，并根据自己的已有经验对其做出评估，继而相信对方未来的可能行为的一种心理状态和行为。当某人信任某组织或他人时，而原本的这种期望得到实现后，这种信任程度也随之加强，并且对下一次信任行为的产生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所谓公信力，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某组织或某人产生认同与信任，即认同它（他/她）的价值并相信它（他/她）能实现自己的期望，从而形成的一种影响力。

如此，大学公信力指的便是大学获得社会公众认同与信任的能力或在社会公众中形成的一种影响力，同时也是社会公众对大学的一种积极评价。具体来说，社会公众认同大学的价值并相信大学能满足其意愿时，大学便获得了公信，这种公信一旦产生，便以一种力量推动社会公众对大学下一次信任的产生，同时也促使大学更加完善自身以获取公众的下一次信任。

大学公信力是如何形成的呢？图1是对大学公信力的形成过程的简略描述。在大学公信力的形成过程中，公众和大学是其中的两个重要实体。一开始，公众认为大学对自己是有价值的，因此，对大学有着某些期望。在已有经验的影响下，公众对大学进行评估，忖度其是否值得信任，继而在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选择怎样的态度去信任大学。当然，与此同时，大学也对公众给予某些承诺，以促使公众信任的顺利形成。其后，与之相关的便是公众对大学的满意度了。当大学达到了公众的期望时，公众便更加信任大学，而当大学未达到公众的期望时，公众便会降低对大学的信任度。这也符合Oliver的“期望―实绩”模型与他的“顾客忠诚感从何而来”一文中顾客满意与顾客忠诚之间有紧密关系的论点 [4 ]。当然，这种信任与不信任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在某种协调或不良因素的影响下，不信任可以变成信任，而信任也可能变成不信任，但是后者相对于前者来说则要容易得多。最终这种信任或是不信任便成为一种力量，去影响公众对大学的下一次或是另一方面的信任的形成。

二、预调查以及调查的对象、方法

1. 预调查

在对大学公信力的文献检索中，并未发现大学公信力的测量量表，更多的是满意度方面的。也正是鉴于近年来，大学满意度的研究较多，因此，在量表的设计中，并未再对满意度进行测量。在本研究中，为了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与大学公信力的关系等内容，我们借鉴了满意度量表的格式，并拓展为适合本研究的问卷，自主发展了一套用于测量大学公信力的量表。

2012年10月2日，我们在周边地区发放了30份问卷进行第一次的预调查。其中调查对象有大学生、大学老师、商业人员、企业人士等。2012年10月13日，我们进行了第二次的预调查。选取了长沙市岳麓区大学城区域内的对象进行，发放了问卷120份，回收100份，回收率83%，其中大学内30份，大学外70份。在得到两次预调查的结果后，我们测试了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而对问卷进行了修改与完善。

对于信度，本文采用的是内在一致性信度中的克朗巴哈alpha信度系数测量方法。这种方法是克朗巴哈（Chronbach LJ）1951年提出来的，一般认为alpha系数在0.5～0.6以上即可进行研究，在0.8以上则可以认为调查表有较高内在一致性。在预调查的四个维度的信度值中，期望信度系数值在0.764～0.863之间（见表1），感知信度系数值在0.839～0.907之间，显示本研究使用的量表具备较高的信度，问卷内容符合要求，可以进行研究。

效度包括表面效度、内容效度、标准关联效度和结构效度4种类型，而通常我们只考虑后3种类型。有人主张结构效度可以包括内容效度和标准关联效度 [5 ]。

对于效度，本研究采用了SPSS19.0对量表中四个维度的认同与总认同、信任与总信任进行了Kendall’s t相关分析。一般认为，相关系数大于0.7为强相关，0.3～0.7为中度相关，小于0.3为弱相关。从表2、表3中所显示的Kendal’s t的相关系数值可以看出，感知的4个维度的评价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该相关性的存在显示本研究使用的量表中，4个维度具有较高的效度，可以用于测量大学公信力程度。

2. 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以湖南省长沙地区的社会公众作为调查对象，主要研究长沙地区的社会公众对大学的信任程度。我们考虑到个人的时间、经费、能力，采用分层抽样、随机整群抽样与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长沙市大学城附近进行了样本抽取。其中大学内部公众抽取了一所综合性大学中的教职工与大学生，并且从研究生中抽取了一部分；大学外部公众主要选取了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类型的群体。

2012年9月至10月，我们联系上了被调查的大学教职工和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在获取了他们的同意后，进行了问卷调查工作。为了保证问卷的回收率与有效率，事先进行了以下工作：告知被调查者本次调查的目的及填答要求；保证填写问卷的环境安静，并不对被调查者做任何形式的引导。

调查于2012年10月3日至10月30日之间进行。本次调查问卷总共发放700份，其中大学内发放问卷200份，大学外发放问卷500份。收回问卷578份，回收率为83%。根据资料，问卷回收的百分比要在75%上，方可保证问卷的准确性。本次调查的回收率表明，问卷的准确性是有保证的。剔除未填问卷及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527份，有效率为91%。其中大学内部169份，大学外部358份。

三、数据分析

在以往对大学的实证研究中，很多学者都对量表的维度分别进行了权重统计。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权重的字眼出现得最多的是在大学评估这一方面，尤其是大学的排行榜。之所以要进行权重的研究，是因为在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时，我们会对各个维度的数据进行混合运算，数据是以不同的比例参与最后的结果计算中，而不是以平均的比例。因此，每个维度的权重都是不同的。在本研究的调查数据中，我们也对调查问卷中的量表进行了权重的调查。各维度权重显示如图2。

本文对大学公信力的计算公式进行了设计。具体如下：

UPT=■Wi（Ii+Ti）/2

其中，UPT指的是大学公信力（英文university public trust的首字母）；Wi指的是每个维度的权重；Ii指的是每个维度的认同均值；Ti指的是每个维度的信任均值。

在对本研究的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后，利用SPSS软件得出了下方的大学公信力现状直方图及频数分布正态曲线图（见图3）。参照韩留杰在其硕士论文《我国大学排行榜中综合排名的公信力研究》中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方法 [6 ]，本文在通过以上公式进行计算后，会得出多个介于1～5的分数值。对应问卷中1～5从低到高的程度表示，结果中的1表示公信力非常低，2表示公信力比较低，3表示公信力一般，4表示公信力比较高，5表示公信力非常高。在527个调查样本中，大学公信力均值为3.65，标准偏差为0.456。从图3可以看出，大多数的样本都集中选择在3～4之间，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公众对大学的信任度大多集中在中等偏上程度。从正态曲线分布图可以看出，处于两个极端的公众较少。也就是说，对大学非常不信任和非常信任的公众比较少。

由于以上数据中，并未加入对满意度的调查，因此，为了增加本结论的可信度，我们对公众进行了总的大学信任度的调查（见图4）。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社会公众对大学的总体信任度为一般，而以一般信任为界限，把比较不信任与非常不信任归为不信任一类，而把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归为信任一类，则不信任的公众占17.28%，一般信任53.64%，信任的公众占28.09%。由此可知，大学公信力现状呈中等偏上程度，恰好支持上述结论。

近年来，在一些文章中都提出大学公信力不高的问题。对于目前大学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现象，不管是学者还是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抨击层出不穷，大学社会公信力产生危机 [7 ]。在本研究对大学硬件、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公信力统计中，统计的数据与目前的社会观察及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见表4）。

表4向我们表明，大学公信力在硬件、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4个维度上依次递减。也就是说，基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大学公信力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大学的硬件资源让公众是比较信任的，教学相对硬件来说，信任度低一点，而科研还在3.5以上，服务则让公众的信任度降到了3.5以下。这表明，在我国，大学的服务功能并未发挥好，更多的是流于形式。

在所有的调查样本中，为了显示人口统计特征与大学公信力的关系，我们分别对其进行了数据分析。

表5是不同性别在4个维度上的得分情况及差异分析。表格分为横向二栏，竖向五栏。横向的第一栏是把总体分为男女两个独立样本，男性为237人，女性为290人，男性人数略少于女性。t值是在对两个独立样本进行t检验后的结果。横向的第二大栏是四个维度和总体在男女两个群体上的数据。从表5中可以看出，从总体上来看，男性对大学的信任程度高于女性对大学的信任程度。从4个维度上来看，差距也非常小。

在4个维度和总体上的差异的研究中，本文对年龄、学历、群体和家境等4个变量采用了统计学中的单因素分析。

表6是不同年龄在4个维度上和总体上的得分情况，从表6可以看出在硬件和服务上，不同年龄的公众的信任度在0.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18～25岁之间及46～55岁之间的被试对硬件的信任程度相对于其他年龄阶段非常低。56岁以上的被试对硬件的信任程度最高，36～45岁之间的公众对大学社会服务的信任度最低，而46～55岁之间的公众对大学社会服务的信任度最高。在教学和科研维度，不同年龄的公众不存在显著差异。18～25岁之间的公众对教学和科研的信任度是最低的，而56岁以上的公众对教学和科研的信任度则是最高。不同年龄的公众所得到的信任度总分在0.05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得分最高即信任度最高的是56岁以上的公众，得分较低的是18～25岁之间和36～45岁之间的公众。

表7说明不同学历的公众对大学的科研信任度在0.01上存在显著差异。初中学历和大专或本科学历的公众对大学科研的信任度最低，小学及以下的公众对大学科研的信任度最高。在社会服务维度，不同学历的公众的信任度在0.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信任度最高的是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公众，最低的是大专或本科学历及研究生学历的公众。不同学历的公众的信任度总分在0.05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总的来说，信任度最高的是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公众，信任度最低的是大专以上学历的公众。

从表8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群体的公众在4个维度和总体上的信任度得分。不同群体对大学硬件的信任度在0.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信任度最高的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大学除外），信任度最低的是大学生群体。在教学和科研维度上，不同群体的公众的信任度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社会服务维度，不同群体的公众的信任度在0.0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来说，不同群体的公众的信任度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信任度最高的是非大学群体，信任度最低的是大学管理层和普通教职工。而在信任度总分上，不同群体的信任度在0.05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信任度最高的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大学除外），信任度最低的是大学生。

在本研究的问卷设计中，把公众按照不同的家庭年收入进行分类，综合相关资料及本次调查的区域考虑，我们对本调查中的低收入家庭上限采用2010年长沙市人民政府的认定标准，即年收入2万元，对中等收入家庭的上限采用我国社科院2011年发表的《城市蓝皮书》的标准，即年收入11万元 [8 ]。不同家境的公众，在大学的4个维度和总分上，信任度均在0.0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除6～11万元家庭年收入的公众，基本呈现收入越低，信任度越高；收入越高，信任度越低的现象。当然，6～11万元家庭年收入的公众不管是在4个维度还是总分上均是信任度最低的群体（见表9）。

根据本研究调查问卷的设计思路，我们把公众对未来的大学的信任程度的调查也考虑在内。图5是调查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在被调查的公众中，有48.39%的公众表示“说不好”，有34.35%的公众认为未来的大学会变得“比较好”，9.49%的公众认为会变得“比较差”，3.97%的公众认为会变得“非常差”，3.80%的公众认为会变得“非常好”。撇去选择“说不好”的公众，我们可以发现，公众对我国未来大学的发展还是持乐观态度的。

四、基本结论

结论一：我国大学公信力呈中等偏上程度

近年来，各界学者人士及报刊媒体都在批评大学公信力较低，通过本研究的分析调查可知，大学公信力呈中等偏上程度。上文中大学公信力现状图（图3）明确地告诉我们，大学公信力的总体均值为3.56。从1到5，分值越大，公信力越高，3.56是一个处于中间偏上的值。如果说直方图3表现得不够明显，那么，上文中大学公信力总体状况（图4）也能说明这一情况。把比较不信任与非常不信任归为一类，则不信任大学的公众占17.28%，把比较信任与非常信任归为信任一类，信任大学的公众占28.09%。而一般信任的公众超过了一半，占53.64%。这足够说明现在的大学公信力处于中等偏上程度。

结论二：我国大学公信力在不同年龄、学历、群体、家境上的差异显著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详细地分析了我国大学公信力与人口特征的关系。不同性别的公众对大学的信任并没有显著的差别，不同年龄、学历、所属群体和家境的公众，对大学的信任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不同家境的公众，差异最明显。

经统计，相比较之下，大学公信力与人口特征的关系具体如下：从年龄上来说，对大学信任度最高的是56岁以上的公众，而信任度最低的是36-45岁的公众。年龄上的差异导致公信度的差异，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56岁以上的公众属于退休人员，一般而言，这个年龄的人会比年轻人多一份平和与宽容，少一份冲动与盲从。阅历的丰富也让他们对事物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因此，对待大学，他们更容易认同其价值，对其产生信任感，同时，也不会因要求太高而降低满意度。36-45岁的公众虽然比年轻人更加稳重，但是，由于他们正好有孩子在读大学或是刚刚大学毕业，因此，对大学的期望最高，对大学的时弊也感受最深，另外，他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能够去改变现状，因此，对大学的信任度最低是可以理解的。

从学历上来说，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公众对大学最信任，大专或本科学历的公众则最不信任大学。学历上的差异主要影响公众对大学的认知度，而根据信任理论，对大学的熟悉程度是影响信任度的重要因素。熟悉，是信任的前提，同时，也是不信任的前提。从调查所得的数据来看，总的来说，大专或本科及其以上学历的公众对大学的信任度要低于高中或中专及其以下学历的公众。没上过大学的公众所了解到的大学，大多是书本上的、电视上的或是其他媒介传播过来的大学。在他们的心中，大学是社会中的象牙塔，更多的是神圣。可是，上过大学的公众则清清楚楚地知道大学是什么样的，在他们的心中，大学或是一个找到好工作的跳板，或是学习的中转站，他们亲身接触大学，对大学有着自己的要求。一经比较，差距立显，态度即明。

从所属群体来说，除大学外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最信任大学，大学生最不信任大学。实际上，调查所得的数据显示，其他群体的公众也是非常信任大学的，而企业、政府的公众对大学的信任度较低。其他群体的公众包括个体户、服务业人员、农民和失业人员等等。公众所属的群体不同，对大学的信任度也存在差异，这与他们对大学的熟悉程度有着重要的关系。

从家境来说，家庭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对大学最信任，而家庭年收入在6～11万元对大学最不信任。我们把家庭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家庭归为贫困，2～6万元定位为中等偏下，6～11万元定位为中等偏上，11万元以上定位为富裕家庭。也就是说，贫困家庭对大学的信任度最高，而中上等家庭对大学的信任度最低。我国素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贫困家庭的公众将跳出农门的希望寄托在上大学，因此他们对大学的信任度较高。可以说家境越好的公众，对大学的信任程度就越低，总体上也是呈这个趋势的。但是，中上等家庭的公众却反常地对大学的信任度低于富裕家庭的公众。其主要原因是中上等家庭的公众对大学的期望更高，一旦大学难以满足，他们又不像富裕家庭的公众可以将孩子送到国外，或是寻求其他途径，所以，不满更多，压抑之下的信任度也就不够高。

结论三：公众对未来的大学充满信心

尽管公众对现在的大学信任度不是绝对的高，但是，在调查问卷中，公众回答“您认为未来的大学会如何变化？”一题时，有48.39%的公众表示说不好，有高达34.35%的公众认为会变得比较好，有3.80%的公众认为会变得非常好，而仅有13.46%的公众表示会变得比较差和非常差。从图5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不同态度的公众的比例。把选择“变得非常差”和“变得比较差”的公众――界定为对未来大学没有信心的群体，其所占比例仅为13.46%。而选择“变得非常好”和“变得比较好”的公众――界定为对未来的大学充满信心的38.15%群体，再加上选择了“说不好”的48.39%公众。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对未来的大学充满信心的公众远远多于没有信心的公众。所以，我们说公众对未来的大学仍然是信心满满的。

参考文献：

[1]陈平原.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N].中国青年报，2007-11 -14.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张楚廷.高等教育学导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4]Oliver Richard L. Whence Consumer Loyalty？[J].Journal of Marketing，Special Issue，1999，（4）：40.

[5]解亚宁.心理统计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

[6]韩留杰.我国大学排行榜中综合排名的公信力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1.

[7]李 莉，彭世文，侯 盾.试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大学公信力构建[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61-64.

[8]张守营.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已达2.3亿[N].中国经济导报，2011-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