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综述

【摘 要】 本文全面梳理了西方利用网络进行政治参与的研究成果，提炼和总结了其理论研究视阈，分析了可能的发展方向。指出深入了解西方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历程、影响深度及当前困境，对国内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西方；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民主；研究综述

网络信息技术的问世和普及，催生了政治参与新的途径和方式。网络政治参与的出现和发展，则促进了政治民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的探索和研究，自网络信息技术萌芽开始，西方学者就展开了积极的讨论。

上个世纪70-80年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刚刚起步，对电子政治和网络政治参与的探索刚刚萌芽，在未来学领域出现了一些相关理论：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理论(1973)、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理论(1980)、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的大趋势理论(1982)、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知识社会理论(1993)等，这些理论从各个角度预言了信息技术给未来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带来的一系列影响。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出现为全球政治参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效的工具,西方学者因此展开了对网络政治现象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网络民主”一词最早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Mark Slouka)提出。其后，史蒂文?克里夫（Steven Clift）提出网络政治参与是“利用因特网加强民主过程，并为政府提供机会，从社群中寻找输入”；［1］ 莫里斯则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实质是一种政治互动，提出“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由于计算机及网络的运用，创造了新的互动空间，民主的理念得以实施”。［2］2000年以后，相关的学术论著不断面世，这些论著主要基于网络技术的政治效应、网络民主建设、网络治理等视阈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因此推动了民主政治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一、基于网络技术政治效应视阈的研究

对于网络技术的政治效应，学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网络技术决定论，这种观点乐观地认为网络技术为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提供了理想的载体，因此能解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各种政治性问题；第二种观点是网络技术受控论，即网络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同样受到现实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控制，包括来自知识、商业、政治等各种因素；第三种观点是网络技术互动论，认为网络技术可以与现实的政治制度互动以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状态。

1、网络技术决定论

一些学者对网络技术怀有一种乌托邦的构想，比较乐观地认为网络技术不仅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而且能解决西方民主政治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持这种观点有阿尔温?托夫勒、丹尼尔?贝尔、约翰?奈斯比特等人。哈根(Hagen)认为网络技术带给人类社会一场革命。［3］布兰特(Brant)提出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够改善当前的政治参与制度，在一系列政策过程中，通过民意的参与表达可以改进决策的过程与品质，增加政治参与的深度，是公民公共责任感增强的过程（2001）。［4］从这些研究来看，网络在激活公众参与热情，扩大政治参与主体数量上，加强政治互动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不仅加深了参与主体的之间的联系，改善了政治参与质量，同时也降低了参与障碍，实现了没有中间环节的直接平等的沟通，是一种更接近直接民主的参与形式。

2、网络技术受控论

许多学者对网络技术持怀疑态度，认为网络技术会滋生技术专制主义，从而进一步削弱公民的政治参与。雷诺认为：“新的沟通技术能达成数字监控以致影响到个人自主性，那些看不见的监测程序可以追踪我们的数字踪迹”。［5］勒威提醒我们，网络空间同样存在传统公共领域面临的困境，尤其是商业力量的渗透，使得“商业公司的目标并非建立公共空间，而是谋求利益，他们控制了大多数的网络，因此政府应该保障公益性的网站避免遭受商业的异化”。［6］近年来，互联网监督技术也随网络技术的发展而迅猛发展，使政府对网络活动审查权和监视权的实现与扩大变得轻而易举。

3、网络技术互动论

该理论是基于网络技术政治功能的一种理性考量，认为网络技术与政治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网络信息技术对政治起着推动和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现实的政治制度也对信息技术发展起着引导和支持的作用。伯纳德?巴伯在《科学与社会秩序》（1991）一书中，指出了科技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随着科学的进步以及科学在其社会影响和社会有用性上的扩大，科学进步已经变成了政治问题。科学与政府有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7］卡斯特认为，信息技术所处的政治生态决定了它的政治功效，考察其政治功效，不能脱离现实的政治环境：“因特网对政治实践的，只有在具有自治身份公民身份条件下，在开放的、正规的、共享参与的政治渠道中才得以实现。”［8］这种观点比较中立，为网络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提供了理性研究的思路。

二、基于民主建设视阈的研究

网络政治参与一经产生，对民主政治建设产生的影响，就成为当下各种研究的关注点，有的从网络政治参与的价值层面切入，有的则基于网络政治参与功效的一种理性考量，探究网络政治参与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作用，更有学者对网络政治参与怀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期望。乐观主义者认为网络政治参与是一种直接民主形式，将会取代传统民主形式，并能解决现实民主建设中的一系列困境；悲观主义者认为，网络政治参与本身也存在一系列的发展困境，将对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折中主义观点则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可以弥补传统民主形式的一些缺陷，它将会与传统民主形式相融合，形成一种互动平衡的新型民主形式。

1、网络民主政治建设乐观学派

这种理论认为，互联网形成了新的生活共同体形式，创建了一种新的公共领域。正如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所言，理想的沟通模式是沟通双方在对等立场上进行的双向互动沟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去中心化的理性沟通。“理想的公共领域不是单一、普通的公共概念，而是能够向弱势者开放，任其表达不同意见，并且容纳多形式的意见表达，从而丰富公共论坛的多元性。”［9］日本未来学家增田米二认为在现代资讯社会下，政治体制将会从代议制民主向参与式民主转变，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有的决策制定应该在全民参与的机制下完成，而这种机制在技术上的难题，已经由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1994）［10］澳大利亚的大卫?霍姆斯（David Holmes）撰写的《虚拟政治学》（1998）、美国克里斯?图卢兹（Chris Tonlouse）和蒂莫西?卢克（Timothy Luke）的《网络空间的政治学》（1998）等都提出，互联网为全球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同时也对传统民主政治理论提出了挑战。

2、网络民主政治建设悲观主义

一些学者对于网络政治参与持谨慎态度，甚至有学者认为，网络政治参与非但不会促进政治互动，相反，它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可能导致新的社会困境。布朗宁认为，互联网就像是一个信息迷宫，它在带来正确和诚实信息的同时，也带来了错误的或误导的信息，为“电子暴徒”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埃瑟?戴森指出，信息化世界诚如一片崭新的疆土，它能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同时也会成为恐怖主义和江湖巨骗的工具，甚或是恶意中伤和弥天大谎的大本营（1998）。［11］尤劳（H?Eulau）指出，网络政治参与将本来隐藏的忧虑表面化了，他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将“导致一种政治的非居间化”，形成了以高科技为形式的民粹主义，甚至滋生了“电子法西斯主义”（1998）。［12］安德鲁?夏皮诺则认为，网络引致了权力的转移，减弱了传统权威，同时引发了网络碎片化危险，容易形成网络空间的相对主义（1999）。［13］拉若斯指出：由于互联网使用的增加，导致现实的社会交往随之减少，人们消沉、孤独的感觉增强了，虽然互联网增加了弱联系纽带，相应地，现实的社会互动也不再如以往坚固了（2001）。［14］近年来，很多学者普遍认识到，“数字鸿沟”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网络政治参与的进程。

3、互动平衡的新型民主

这种理论认为网络只是嵌入现行政治体制的技术工具，网络政治参与不会自动改善现行政治的困境，也不必然带来民主参与和政治进步，只有与现实政治生态发生良性互动，才能发挥它的功效。美国学者克劳宁认为，理想的民主模式是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二者有机的结合（1989）。巴伯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将会引发民主政治的复兴，带来一种“强势民主”，这种民主强调更多的直接参与（2001）。拉维(Naavi)所著的《网络民主——网民的权利》（2001）一文把网络的政治的功能概括为：网络投票、网络政治广告、网络选举以及网络政治参与等。在现实中，网络政治参与所引发的民主改革运动也屡见不鲜，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公民联网运动、美国的21世纪城镇会议“AMERICAN SPEAKS”、哥伦比亚电子议政厅、苏格兰议会电子请愿系统等基于网络技术下的新型民主形式，可见，在西方发达国家，网络政治参与更强调辅治理的功能，网络的便捷性和互动性是现实政治中运用最多的，网络给投票和选举等提供了便利，降低了成本，扩大了政治效能，网络政治参与形式与传统参与形式之间并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关系。

三、基于网络治理视阈的研究

很多学者在研究时发现，网络技术在推动网络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数字鸿沟、群体极化、网络无政府主义等现象的存在，使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面临诸多困境，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展开了对网络政治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

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Cass R.Sunstein)撰写的《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的民主问题》（2002）一书，着重探讨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在网络时代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比如网络群体的分裂问题、网络群体极化问题、政府管制与言论表达自由之间的矛盾问题等，并且就网络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信息可以随时获取的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由于‘量身定制’带来了信息的窄化，其结果就是社会趋于分裂，各种仇视群体更容易相互联系和影响，这与民主社会的多元化特征是背道而驰的。在这种现状下，政府必须介入社会，提供一个多元的环境。”

此外，美国威廉?D?埃格斯（William D. Eggers）和斯蒂芬?戈德史密斯（Stephen Goldsmith）共同撰写了《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2004）一书，在书中作者分析了网络政治参与给现实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不同参与者之间沟通协调复杂、参与能力差异化，参与目标不一致以及存在权责归属困境等。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在《代码 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2006）一书中探讨了是否应该规制网络空间，如何运用法律予以规制等问题。夏娃?瑟伦森（Eva S rensen）和雅格托芬（Jacob Torfing）主编了《民主网络治理理论》（2007）一书，该书分析和讨论了网络治理模式的形成条件、功能运作以及网络政治参与对民主政治的影响等问题。

总之，从国外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来看，都有着较多的分歧和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网络政治参与作为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在改善传统民主政治建设缺陷的同时，也引发了较多新的问题，这些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由于互联网政治的高速发展及高度偶然性，对于网络政治参与是否能影响现实的政治参与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政治民主建设，并没有确定的答案，甚至是当我们试图对这个领域作出归纳总结的时候，网络政治参与却又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产生了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1］ Steven Clift.Democracy is Online［J］.Internet Societ,1996,(3)186-192.

［2］ 莫里斯. 网络民主［M］.台北：商周出版社，2000. 110.

［3］ Hagen. Digital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System［M］. In Kenneth, L.H.& Van Dijk, J. Eds. Digital Democracy-Issu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54.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0.

［4］ Brant. Cyberdemocracy: Technology, Cities and Civic［C］. London: Routledge. 2001.

［5］ D. Lyon. The Electronic Eye: 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71.

［6］ Peter Levine. Civic Renewal and the Commons of Cyberspace ［J］. National Civic Review, 2001, (3)213-224.

［7］ 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 顾昕，郏斌祥，赵雷进译.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86.

［8］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M］. 北京: 社会文献出版社，2009. 407.

［9］ 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173.

［10］ 增田米二. 资讯地球村［M］. 台北: 天下出版社，1994.

［11］ ［美］埃瑟?戴森. 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M］. 海南出版社， 1998. 17.

［12］ H.Eulau. Technology and Civility: the Skill Revolution in Politics，Stanford，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7.

［13］ Andrew L?shapiro. The Control Revolution: How New Technology is Putting Individuals In Charge and Changing the World We Know［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34.

［14］ N.H.Nie. Sociabilit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he Internet: Reconciling Conflicting findings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