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收入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建立一个消费一收入二元线性回归模型，结合广州1998～2007年的实际数据，对广州市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持久性收入水平和暂时性收入水平都是影响广州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显著因素，而暂时性收入与持久性收入对广州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的影响力度各有侧重。政府一方面要把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摒弃为GDP而片面追求GDP的数量和速度的理念和行为。另一方面要针对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从战略和战术、长期和短期等多维层面和角度，系统全面地采取有针对性、可行的措施努力增加居民收入，从而提高消费率。

关键词：持久性收入　暂时性收入　消费需求　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研究背景

一国或某一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其消费需求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点无论在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还是在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中都得到证实。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都在西方经典消费一收入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整体或某一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例如，戴晓鹏(2009)基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对河南省郑州市的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和当期收入的关系建立理论模型，对郑州近10年来的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郑州市城乡居民当期绝对收入水平对当期消费支出水平有显著的影响，绝对收入水平提高可以有效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杜大琳(2007)根据凯恩斯绝对消费理论对1978～199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当期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建立模型，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当期收入水平不是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绝对因素，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还受到前期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变化的影响。上述研究都是主要分析即期收人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于淑波(2008)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理论，实证研究了我国农村居民的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变化的同时，受到暂时性收入和持有性收入变化的影响，其中持久性收入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尤为显著。

广州城乡居民暂时性收入水平和持久性收入水平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对与广州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北京、上海地区的城乡居民的收入消费进行相应的实证研究，以便进一步横向比较收入水平对上述三地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1996～2007年间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的现状和特点；第二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相关建议。

广州城乡收入水平与消费需求的现状和特点

1996～2007年间，广州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都保持持续高速的增长，消费支出的增长率要略快于收入水平的增长率。在这12年问，广州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由9940元增长到22469元，平均年增幅为10.5％，城市居民的消费性支出由8092.8元增长到18951.32元，平均年增幅达到11.18％。广州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由5164.67元增长到8612.84元，平均年增幅为5.56％。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由3530.62元增长到6341.51元，平均年增幅为6.63％。图1和图2分别表明1996～2067广东城乡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水平和消费性支出的变化情况。

从图1与图2中也可以看到，随着广州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的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支出差距也越来越大。图3表明1996～2007年间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的差距变化情况，从1996年到2007年，广州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由4775元增加到13856元，消费支出水平城乡差距由4562元增加到12609元，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水平差距都呈现出了逐年增长的趋势，广州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的二元格局越来越显著。

将1998～2007年间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变化情况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北京、上海相比较。图4与图5反映了三地1998～2007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一开始领先于北京、上海城乡收入水平，而在近5年逐渐被北京、上海所赶超。10年来广州、北京、上海三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9.96％、14.34％、16.93％；三地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年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为5.3％、13.73％、8.91％。数据显示广州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率都远低于北京、上海地区，与北京相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年平均增长率低接近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年平均增长率低8.43个百分点；与上海相比前者低4.38个百分点，后者低3.36个百分点。

将1998～2007年间广州地区最终消费率与北京，上海地区和全国水平相比较，可以看出10年期间广州地区最终消费率水平低于北京、上海地区，与全国水平差距不大。图6反映了1998～2007广州、北京、上海三地最终消费率和全国消费率的变化情况。在国际上看，根据库兹涅兹和钱纳里对101个国家在1950～1970年间消费率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国家消费率基本稳定且保持在76.5％的水平附近，2007年广州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而同期消费率只有42.54％，与上述“标准”也相距很远。因此，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比较，当前广州地区的最终消费率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建立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的二元线性模型，并对1996～2007年间

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和数据解释

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和弗里德曼持久性收入理论，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收入因素有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两种，参考对持久性收入与农村消费支出的相关研究，本文建立一个关于广州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的二元线性模型，模型方程可表示如下：

Ct=ayp+bym+u　(1)

其中C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广州城镇(农村)居民的当期消费性支出，yp与ym是解释变量，yp表示广州城镇(农村)居民的持久性收入，ym表示广州城镇(农村)居民的暂时性收入，ym和yp共同构成

城乡居民当年的可支配收入yt。而根据弗里德曼的统计方法，yp的估计方法为城乡居民三年内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数：即yp=(yt+yt-1+yt-2)/3，根据上文论述。ym=yt-yp。u为方程的误差项。a和b分别为两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系数的估计参数。

(二)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支出的影响

分别结合1998～2007年间广州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的实证数据可以对方程(1)进行OLS回归估计，其中Ct可以分别根据广州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指标来计算，yt则可分别根据广州统计年鉴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消费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来计算，根据上述的计算方法，方程估计的结果如表1、表2所示。

从对模型方程的OLS估计结果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无论从城镇居民还是从农村居民来看，广州城乡居民的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对其当期消费支出的影响都是正向而且显著的，这体现为模型的两个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为正而且都通过了T检验，而且从模型的拟合优度来看，上述城镇和农村两个模型的R方值都在90％附近，这说明收入水平是影响广州居民当期消费支出变动的主要因素。

暂时性收入对广州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估计参数大于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估计参数，而持久性收入对广州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估计参数小于对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估计参数，这表明提高持久性收入水平更有利于增加广州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提高暂时性收入更有利于增加广州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

(三)广州与北京、上海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支出影响的横向比较

选取与广州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北京、上海作为横向比较对象，基于上述已经建立的城乡居民收入一消费二元线性模型，结合广州、北京、上海三地的实际数据，可以对三地模型估计的结果进行比较，三地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二元线性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广州、北京、上海三地的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二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总体在90％水平以上，模型拟合程度较高，三地居民收入－消费二元线性回归模型都通过了DW检验。其DW值分别位于1％显著水平下的DW下界临界值以上。DW检验结论指出模型自相关问题并不严重。

从三地居民收入－消费二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中可以看出：

广州、北京、上海三地城乡居民模型的持久性收入系数都通过T检验，这说明持久性收入对于广州、北京、上海三地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都有显著正向的影响。

广州城乡居民模型的暂时性收入系数通过了T检验，北京、上海两地城乡居民的暂时性收入系数没有通过T检验，这说明了暂时性收入对于广州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影响比较显著，对北京、上海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影响则不显著。

广州农村居民持久性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小于北京和上海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模型说明，持久性收入每增加(或减少)1元，会引起广州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加(减少)0.675246元，会引起北京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加(减少)0.74303元，引起上海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加(减少)1.257991元。以上分析结果表明与北京、上海相比，持久性收入变化对广州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变化的影响较小。

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的变化都会影响广州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的变化；暂时一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大于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持久性收入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从模型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持久性收入每增加(或减少)1元，会相应增加(减少)城镇居民0.79元的消费支出，增加(减少)农村居民0.68元的消费支出。暂时性收入每增加(或减少)1元，会增加(减少)城镇居民0.94元的消费支出。增加(减少)农村居民1.23元的消费支出。

目前，广州地区的消费率无论是国际比较还是与北京、上海比较都处于较低水平，与广州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水平不相适应。消费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无论是人均收入水平还是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均低于北京、上海。同时，通过广州与上海、北京消费－收入二元线性模型回归结果的横向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暂时性收入变化对广州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要比对北京、上海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更为显著，而持久性收入对广州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小于对北京、上海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的结果，并综合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政府必须遵循的原则：一是要把提高本地区域乡居民的收入水平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摈弃为GDP而片面追求GDP的数量和速度的理念和行为。二是要针对本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从战略和战术、长期和短期等多维层面和角度系统全面地采取有针对性、可行的措施努力增加居民收入，从而提高消费率。

对农村居民而言，政府要通过增加对农村的投资来增加收入、改善和提高消费水平。目前，特别是要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居民转移支付的力度。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一是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公共品投资力度，改善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设施，优化农村居民的公共消费环境，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例如，建设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可以鼓励农村居民信贷消费；农村信息网络建设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机会等。二是统筹城乡就业，创造更多地适应农村居民就业的岗位。三是增加对农村居民特别是适龄青年农民的职业技能等就业能力培训的投资；从长期看，还要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的年限，大力发展农村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教育。

对城市居民而言，政府更多地采取措施改善和稳定持久性收入预期。一是要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二是积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充分发挥政府在初次分配中保证公平正义的干预功能，保证收入分配的机会平等，促进收入流动性。同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三是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一方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12年)，提高居民的受教育年限；积极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四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消除市场分割。

基于与北京、上海在收八水平和消费率等方面的差距，政府要积极调整本地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居民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合理确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目标，并将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和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在制定增加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政策时，在保证两方面政策协调基础上，要优先、及时出台促进暂时性收入提高的一系列政策。并加大提高暂时性收入的政策执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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