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性主持遭遇美女文化

多年来，大众传媒以惊人的密度将美貌女性推向公众的视野，选美选秀、产品代言、美女作家、时装模特、广告新星、美女主播……美女如云，满目皆是。这些视觉的、消费性质的“美女文化”已成为“注意力经济”时代的宠儿。

电视频打“美女牌”

电视声光科技将精心修饰的美女呈现于赏心悦目的荧屏，电视人发现，作为节目资源，甚至作为选拔主持人的标准，那是很灵验的。这有文化传统因素，更多地是媒介市场化的选择。他们毫不避讳“打的就是美女牌”。某卫视这样描绘他们频道的整体创意：

“秀场靓装丽影，美不胜收的青春丽人，清纯可人的少女频显荧屏，美声美色使××卫视平添许多时尚、现代、新潮的气质……”①

“选美文化”不完全属于审美的创造，因为“拟态环境”扭曲了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其商业性功利目的也十分鲜明――联合国1996年一份《消除妇女在大众传媒中的成见》主题报告揭示得很清楚：“在商业媒体环境中，女性代表着一个重要的市场，女性形象已经成为市场中可盈利的商品。美貌既是一种资源，也有其市场，因而符合商品的本质特性。在媒体的商业化操作中，美貌作为赢利手段纳入市场运营。”②――这是对女性在商业媒介中所处现实地位的精确描述。古有“秀色可餐”，今有“姿色经济”，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套套“理论”和“创意”将女人的赢利价值推向极至，这已是当今电视运作的公开秘密了。

耐人寻味的是，电视传播美女形象的“价值取向”是完成男性观看者的欲望被对象化为具体的美女形象的过程。在选美选秀过程中，女性形象被赋予了暧昧的性意味，对“三围”关注远胜于其他方面就是证明。在塑造“美女文化”过程中，媒介满足男性视角和需求，就是为了使其“成为市场中可盈利的商品”。

但是，电视“美女文化”参与者众、持久不衰，这个现象令人感觉到“女性对自己处于弱势地位的确认”。苏珊・布朗米勒指出：“历史有意识地发挥对女性的威慑功能，让她们心甘情愿地接受现实的奴役。”③可以这样说，正是电视媒介对当代女性自我展示的虚荣心向往的精确了解，对受众窥视欲望的精确计算，“美女文化”才如此持久不衰，“姿色经济”才有繁荣兴旺的市场。

女性主持人的困惑

电视美女如云，它吊足了观众的胃口。有些女性以“姿色”为“从业资本”，涉足电视；有追求的女性主持人觉得困惑和尴尬，因为她们认为美貌不应该凌驾一切。但是，媒介决策看重美貌的“赢利价值”，节目“创意”也乐此不疲、女性“表演”五花八门，直至将“美女文化”直接和播音主持扯到了一起：

――1999年俄罗斯某电视台漂亮女主播在《夜间新闻》节目里一边播新闻，一边宽衣解扣，一件件地脱，据说美女“裸播”让“收视率狂升12个百分点”；

――几年前，台湾某电视台推出“新闻女主播‘内衣秀’竞选活动”，将选女主播、选美、展销内衣三者“联姻”，“内衣主播”也让收视率“直线攀升”；

――香港“亚视”“无线”也先后“隆重推出”娱乐界艺人“美女”播报电视新闻，据香港报载：“打桌球的都停下手来看‘新闻’”了；

――湖南卫视娱乐频道也曾推出漂亮“星姐”主持《星气象》天气预报节目，因过于“前卫”遭网客非议，不久就无“趣”而终了……

过度膨胀的“美女文化”对主持人队伍的裹胁，让人叹为观止，它创造了所谓“万恶之源”的“收视率”――其“恶”就在于单纯以商业尺度评判文化信息产品的资质和效益――为什么“美女文化”在电视文化中“化”得这么快？这是电视人利用部分受众隐晦的文化心理和浮躁社会文化心态的某种“共谋”。

但是，这是对新闻专业精神的亵渎。新闻媒介无可推卸的职责是满足观众的信息期待，不是用女人的容貌干扰新闻或凌驾于新闻之上。美貌的芭芭拉・沃尔特斯说：新闻播报与主持的任务就是“开诚布公地消息”。

电视人短视技穷的“播”、“内衣主播”、“艺人主播”、“星姐主播”等等功利性“创意”，热闹一阵便偃旗息鼓了，但让“美女”们忙碌地“塑造”电视文化、直至覆盖荧屏，实质上是对女性主持人业已确认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的否定，而它施加于女主持人对自身美貌的渴望和焦虑，已经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压力了。

女性主持人角色认知

我国女性主持人在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据调查统计，目前我国男女主持人是6:4之比，但媒介主导观念始终将女性主持人的“外貌”放在首要地位，她们似乎也构成电视“美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媒介观念对女性主持人的成长和素质的提升是一种错误的导向。

1.女主持角色认知模糊，后劲乏力。

由于“美女文化”对女性主持人发展空间的挤压，也由于一些女性主持人自我角色认知的迷茫，长期耽于“形象魅力”的追求、疏于专业的钻研和积累，电视台大量“青春脸蛋型”主持人长期处于待业状态，但多年来真正显示专业实力如董倩、张越、柴静等佼佼者甚少，而在这一职业领域，真正具有持久旺盛影响力的，却是男性主持人居多。女性主持人专业后劲不足已是普遍的现象。

高贵武教授认为：“年轻美貌的女主持人面临着更大的发展挑战。毕竟传统审美遭遇无情的审美疲劳，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文化气氛之下，女主持人还不可能通过所谓‘审丑’、‘坏笑’、‘俗幽默’来赢得观众喝彩，于是，女主持在事业如日中天时，自觉后劲乏力，不得不面对许多无奈，当‘青春不再’时，有的转行跳槽，寻找别的舞台发展，有的干脆淡出荧屏，消失于人们的视野……”④

情况确是如此严峻，一些名牌女主持无奈消隐，虽然有的女性主持人坚守自己热爱的岗位，但她们底气不足，为“搏出位”盲目选择“低俗路线”、“麻辣路线”、“无厘头路线”、非男非女的“中性路线”……这些所谓的“另类”主持其实是饮鸠止渴，是危险的尝试，也是女性主持人面临发展空间萎缩的无奈之举。

2.关于女主持人性别角色定位。

节目主持人是一种社会化的媒介角色，女性节目主持人作为“性别角色”的媒介定位，首先要克服“艺人化”倾向――任何“美貌至上”的追求都是危险的。媒介要清醒对待“美女文化”过度膨胀对主持队伍的侵蚀和影响，也要审慎恰当评估“美女文化”对受众审美评价的影响，更要研究人们现实生活中对女性主持人的角色期待，研究传统文化在性别识别和认同所积淀的文化意识。

吴郁教授认为：“观众在收看电视节目时，对于外貌的审美有相当的宽容度。相对而言，对女性主持人要求要高一些，对男性主持人就宽容得多。”⑤这个分析是符合我国“郎才女貌”传统意识的，但是在不同的节目中，观众对女性节目主持人的外貌要求也有不同的期待，比如对于综艺娱乐、生活时尚类节目可能有高一些的要求，而对其他节目的要求会低些；对男性主持人的要求可能会更低些，这也是只要富有才华，“其貌不扬”仍会获得青睐的一个原因。

这就是说，电视作为视觉艺术，美貌可以是女性主持的一种资源或优势，但并不是一切――“微笑是美丽女人最美丽的武器”,但是“灿烂微笑”背后如果没有智慧，没有内容，那只是甜腻、乏味的笑；“美丽动人”不兼备某种气质是不会“动人”的。面对电视节目形态的世纪转型，有志气的女性主持人，应该用自己不懈的努力和正确定位化解传统的性别陈规――不只是用姿色美貌，更多的是用敬业精神和专业追求证明自己。

3.美国女性主持人的启示。

早期的美国电视新闻界排斥女性进入，曾是男性“把持”的一统天下，这样“性别歧视”的媒介环境对女性看似有所不公，却可能转化为一种十分“有用”的压力，它客观上对女性主持人的成长，尤其在专业能力的引导和锤炼方面产生了励精图治的“反作用力”――曾被评选为美国“最漂亮女主播”的华裔女主持人宗毓华（Connie Chung）靠“每天工作18小时”的勤奋才成为丹・拉瑟的搭档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在男性主播挑剔的目光面前，是用自己的积极进取，用睿智的高端采访，用因为全身心投入工作而三次离婚的“代价”才跻身于CBS，成为传奇女主持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简・波利（Jane Pauley）有一张迷人的“早晨的笑脸”，但她不靠靓丽清新的美貌悦人，而是靠保持早间新闻“收视冠军”十多年的骄人成绩获得成功的；还有“脱口秀女王”奥佩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虽然相貌平平，但是她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成为美国电视“第一收视率”（No.1 rating Position）的代名词。

当然，外国人不会忽视“美貌”这个视觉资源。新世纪以来，“美女主播”在西方各大电视媒介开始走俏了，比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34岁的拉腊・洛甘、芭芭拉・沃尔特斯的接班人黛安・索耶等，都“魅力四射”，但她们都有丰富的采访经历，都是“巾帼不让须眉”的一线记者，经常出现在新闻旋涡的中心，她们甚至挺立在进入巴格达的坦克上进行现场报道――我们看到，尽管如今“美女”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再领，但是，女性主持人在亮出迷人笑脸时，没有忘记扬起专业主义的旗帜――这才是女性主持人的正确定位。

注 释：①张玉川.《东西部省级卫视频道改革对比研究》.《西部电视网》

②[英]安德鲁・古德温，加里・惠内尔. 魏礼庆译.《电视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③[美]苏珊・布朗米勒. 徐成、朱萍译.《女性特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④高贵武.《当美貌遭遇智慧》.《南方电视学刊》.2005年第6期

⑤吴郁.《主持人语言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10月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栏目责编：曾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