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自由原则及其实践意义

【前言】合同自由原则及其实践意义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1.订立合同的自由。《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充分表明在合同订立过程中每个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订立与他人的合同，任何人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此...

[摘要] 合同自由原则是我国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联，是随着人们对法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而逐步得到确立的。合同自由原则就其功能来讲，对市场经济发展存在着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并存的事实。所以，正确认识和理解合同自由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合同自由原则作用

一、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合同法》中的体现

合同自由作为一种观念、思想，最早萌芽于罗马法，而真正将其作为合同的原则在法律上予以确认，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分不开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合同自由，是指合同当事人自由协商确定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免于受到外部的非法干预。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为自主，合同自由意味着合同主体行为的自我选择，即合同主体可以支配自己的经济活动方式，选择“作为”或“不作为”；二是意思自治，即合同主体行为的意志决定性，任何合同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仅依自己的个人意志决定行为内容；三是尊重平等竞争，合同自由实质上是市场自由竞争原则在合同行为教程中的体现，是对自由竞争原则的认同。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强调的是以市场计划为主。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人们对合同自由造成了诸多误解，合同自由作为社会主义计划原则的对立面受到了诸多指责。甚至一度被当成资产阶级民法理论加以批判。合同自由作为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法律中予以确认，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合同自由才不断扩大，意思自治逐步被确认。民法通则的出台以及1993年修改的经济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则才逐渐得到认可。1999年制定的《合同法》将合同自由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确立下来。《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地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尽管仍未使用“合同自由”这一概念，但这部《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普遍被认为这一规定是合同法自由原则的法律确认。虽然对此还有不同的认识，但并不影响其作为合同自由原则法律上的确认效力。笔者认为，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合同法》的体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订立合同的自由。《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充分表明在合同订立过程中每个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订立与他人的合同，任何人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此外，要约与承诺制度的确立，规定了合同订立的程序要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既体现了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原则，同时又为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订立（缔约）阶段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2.当地人确定合同形式和内容的自由。《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地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这就是说，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合同当地人对合同形式选择享有充分的自由。同时还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地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当地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这些规定将欠缺合同生效要件而已实际履行主要义务的合同视为有效成立的合同，既体现私法意思自治的精神、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又符合效益最大化的原则。

关于当事人确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了合同一般包括的条款，并不要求当事人订立的合同都必须具备这些内容，只是做了提示性和建议性的规定，欠缺某一条款并不必然导致合同当然无效。同时，还强调合同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从而尊重了当事人在确立合同内容方面的自由。

3.当事人变更、解除合同自由。从广义上讲合同变更包括合同内容和主体的变更。合同内容的变更为狭义的合同变更，对此《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对于合同主体的变更，《合同法》设专章对债权转让、债务承担以及债权债务概括性移转作了全面的规定，使合同当事人充分享有合同变更的自由。在合同解除方面，除了承认原有合同制度中的协商解除外，还规定了事先约定解除权的解除。当约定的条件出现时，一方可以单方面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

4.当事人在确定合同效力方面的自由。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无效合同的范围有明显的缩减。以往的法律制度对无效合同的范围规定的太宽泛，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的自由，妨碍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效力方面适用。《合同法》本着鼓励交易的原则，在第五十二条仅规定了五种情形下合同无效，即采取欺诈、胁迫手段，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些情形基本上都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而其他各类不完全具备效力要件，但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则通过增加效力待定合同制度和扩大可撤销合同的范围方式予以解决。与此同时，合同法将效力待定合同的确认权交给了有关权利人，使其在充分权衡利弊的前提下，选择合同效力，以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扩大了可撤销合同的范围，除了原法律制度规定的“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合同为可变更可撤销合同外，增加了一方以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使以方违背真实意思的前提下所订立合同。在上述情况下所订立的合同，涉及的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问题，其合同是否有效应当由当事人自己作出决定，国家不宜过多干预。

5.违约责任选择的自由。在违约责任方面，《合同法》充分尊重非违约方的在对方违约后所享有的选择补救措施的自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依据《合同法》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实际履行、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约定违约金、定金。这说明在违约责任承担方式上，对于实际履行形式，合同法废除了传统的实际履行原则的强制性，允许非违约方依据违约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并且规定了法律除外情况。第二，允许当事人事先对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作出预测和选择。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规定当事人既可以约定违约金也可以约定损失赔偿额，并且还规定当约定的违约金数额不是过高或过低时，应认定有效。第三，预期违约的规定。是合同自由原则在违约责任方面具体体现。我国在借鉴英美法基础上确立了预期违约制度，其目的是保护守约方的合法利益，使市场有序运行。预期违约制度规定，当事人人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届满前要求承担违约责任，从而使守约方在对方预期违约的情况下，享受及时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而不必等到对方实际违约发生后再考虑救济问题。第四，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的选择制度。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同一行为既表现为违约行为，又表现为侵权行为的情形，即责任竞合。两种责任其归责原则、赔偿范围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受害人因此得到的赔偿也是不同的。《合同法》对违约方应当承担哪种责任没有直接规定，而由权利受害方自由选择。

二、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

合同自由原则作为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对市场经济发展起着积极促进作用，人们摆脱了人身上限制，能够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在合同自由的前提下，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经济行为，消费者可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所需商品和服务。但是，为了使整个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促使市场对社会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国家进行合理的干预，对合同自由原则进行合理限制。我国在确立合同自由原则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必要限制。

1.规定一些强制性规范。合同是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的结果，是否订立合同是当事人的一项自由权利，任何个人和机关都不得干预。国家为了实现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合同自由进行了一定程度限制，其具体方法之一，就是规定一些强制性规范，禁止当事人排斥这些规范的适用。为了限制垄断，平抑物价，保护正当竞争，国家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当事人涉及缔结这类合同予以限制。再如《合同法》对供水电合同的限制等。

2.对合同缔结的限制。强制订立某些种类的合同，限制和剥夺了某些合同当事人决定是否订立合同和选择合同当事人的自由。如果拒绝订立此类合同，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第三十八规定，国家根据需要下达指令性任务或者国家订货任务的，有关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应当依照在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合同法》中还有其他的一些类似的规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这些规定表明，合同一方当事人对相对人的要约，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合同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要约负有必须承诺的义务。即强制订约义务。这种义务是法定的，是对合同自由的限制。

3.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使合同自由原则得到进一步矫正。一般来讲，合同自由原则是以个人为本位，而诚实信用原则则是以社会为本位，追求平衡正义。诚实信用原则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它要求人们在从事民事活动时，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强调人们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前提下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对合同自由原则起到了引导和限制作用。这一原则贯穿于整个《合同法》当中，并赋予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在诚实信用原则下，当事人不仅要履行自由约定的义务，而且还要履行随着合同的进展而产生的附随义务。这些义务并非当事人自由约定，但作为合同当事人又必须履行，因为这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诚实信用原则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突破。我国《合同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附随义务制度，但其附随义务所表现的先合同义务、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等已分别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二条做出了规定。这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和约束。

诚实信用原则兼有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双重特点，具有道德调解和法律调解的双重功能，不允许当事人以约定排除其适用。它主要是对人们内心信念的要求，因而其内涵、外延均具有不确定性，正如学者们表述的那样，“是未形成的法规，是白纸的规定，是法官的空白委任状”。《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法官正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享有自由裁量权，在法无明文规定时，依据公平原则进行裁量，限制不公平条款的效力，对现实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处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使法官能够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直接调整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使合同自由原则受到进一步的限制。

虽然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自由原则进行了诸多方面的限制，但丝毫未动摇这一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地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合同自由的原则，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实质上是实现真正的合同自由。

三、合同自由原则的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和理解合同自由原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能够有效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合同自由原则作为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进行调节，以适应新的目标或经济行为。市场主体可以根据价格信号、需求信息和利润杠杆的刺激自由地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进而使整个社会资源实现合理配置，以较少的交易成本获取较大的交易利润，提高经济效益。

2.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能够更好地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合同自由原则作为市场经济这一激励机制在法律上的表现，解除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束缚，为市场经济主体提供了自由选择和实现自己经济目标的机会，为个人能力的发挥拓展了广阔的空间。这样，市场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促使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注重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增强竞争实力。

3.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能够促进市场交易秩序健康、顺利形成。一种健康的市场交易秩序首先是由当事人根据合同自由原则自主确立和形成的。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双方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意愿依法确立的，任何一方违反规则，不履行义务，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合同一经依法订立，特定当事人之间的交易秩序也就依法确立。作为市场主体的当事人只有享有订立合同等合同行为的自由时，市场交易秩序才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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