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改革论文

一、民族教育改革须从族群和地域两个方面把握改革的特殊性

“民族教育改革”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因裹挟着“民族”、“民族教育”等诸多概念，使得本已十分复杂的“教育改革”因为“民族”的特殊性变得更加艰难。“民族教育改革”推进和突破的重心甚至不在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改革”问题上，而落脚在“民族教育”以及“民族”问题上。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民族教育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首先取决于对“民族”以及其赋予“民族教育”特殊性的认识。“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可以藉由“民族教育”概念本身的内涵来解析。民族教育在我国“是指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也就是说，少数民族的教育和民族地区的教育应该是民族教育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显然，少数民族教育和民族地区教育的特点主要源于少数族群的特殊性和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因此，“民族教育”特殊性的解析，“族群”和“地域”是两个不可或缺的抓手。“族群是在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以及体制特征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语言、其成员所具有的对共同起源的信仰以及共同的群体身份感”。

据此解释可知，一个族群可以定义为维持一个习得文化传统的群体，族群的延续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延续。族群特殊性的重要特征首先就是族群文化的特质。既然“民族教育”的特殊性主要源于少数“族群”的特殊性，而“族群”的特殊性又主要凝结在族群文化，因此可以说，“民族教育”的特殊性主要源于“族群文化”对教育提出的要求。

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教育改革”思考的重心就聚焦在“民族教育”如何能够更好地完成少数“族群”赋予的文化使命。“民族教育改革”的任务也就是尽量消除制约“民族教育”文化功能发挥的因素，使得“民族教育”在促进“族群文化”发展方面发挥功能。具体来说，“民族教育改革”主要关注以下的问题：教育与民族文化符号，教育与民族文学，教育与民俗，教育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与民族禁忌，教育与民族宗教，教育与民族心理，教育与民族性格，教育与民族身份与认同，教育与民族意识或精神，等等。这些在“族群文化”层面的问题应该是“民族教育改革”需着力解决的问题，也是决定“民族教育”特殊性的核心问题。除“族群”及其拥有的文化特质外，“地域”是影响“民族教育”特殊性的另外一个关键要素。这是与我国少数族群的分布特点紧密相关的。由于历史和生产方式等原因，我国少数族群主要分布在重要的边疆地区和边远地区，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内地以及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另外，这些地区地域广阔、人口稀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族群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这种“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地域特征成为影响本地区教育发展的突出因素，也是“民族教育改革”必须考虑的出发点。“民族地区”的地域特征一方面制约了“民族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还对“民族教育”的发展提出了特殊任务。“民族教育”必须从民族地区特征出发，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服务。

因此，“民族教育改革”的目标就是摒除一切脱离民族地区特点的思想、制度等因素，使得民族教育能够培养出促进本地区发展的民族人才，使民族教育成为民族地区发展的正能量。具体来说，“民族教育改革”主要关注以下问题：教育与民族经济，教育与民族地区人才，教育与流动儿童，教育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与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教育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素养，妇女与少数民族教育，教育与人口因素，等等。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民族教育改革要突出“民族”因素。“民族”因素应涵盖少数“族群”和民族“地域”或地区因素。少数族群的文化特质以及少数族群生活的特殊地域是从根本上决定民族教育异于其他教育的关键点，是影响民族教育改革推进的问题点，更是民族教育改革的突破点。民族教育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民族自觉”的程度。所谓“民族自觉”，就是“民族教育”对自身特殊性的一种觉知和认识。“民族自觉”的程度也就是一种对“民族教育”特殊性即民族教育改革“从哪里出发”这一问题的认知程度。

二、民族教育应基于叠合认同协调自身改革与主流及现代改革的关系

“民族教育改革”作为中国整体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改革过程，这就意味着民族教育改革始终面临着如何协调自身改革与“主流”改革的关系问题。同时，民族教育改革还面临着在中国教育整体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协调自身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问题。因此，在诸多影响民族教育改革方向的因素中，“主流”与“现代”应该是两个不可忽略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民族教育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始终要不断思考的问题。所谓中国教育改革的“主流”，主要指中国教育改革的主导性意志、整体性行动以及主要趋势。具体来说，也即指在中国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指导性思想、观念和理论，在集体共识下形成的一种整体性改革行动，以及中国教育改革的主要趋势和走向。

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主流”，形成了一种裹挟性的、霸权式的力量，推动着中国教育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变革。相对于中国教育改革的“主流”，民族教育改革则处于“支流”的地位。这种“支流”的地位一方面表明了民族教育改革与中国教育改革“主流”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教育改革“主流”对民族教育改革的影响。这就要求民族教育改革要在自身改革与“主流”改革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民族教育改革不可以完全忽略自身的民族特点而全面地融入主流。因为“族群的需求是不同且多元的，主流文化所主导的单一认同，不能满足族群的多元需求，结果会造成族群间彼此矛盾、紧张、冲突的产生”。文化领域如此，教育改革也是如此。“主流”教育改革无论从理念上抑或行动上都毫无例外地会忽略民族教育改革存在的特点，这容易导致民族教育改革误入歧途。但是，民族教育改革同时也不可以孤芳自赏，自我陶醉于自身的改革设计。因为但凡改革必然有其共同性的理念，也会遭遇到普遍性的问题与障碍。中国教育整体改革的目的就是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在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如何协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因为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连续体”，而非一个“非此即彼”的两极化。如一位学者说的，“诚然，这种新与旧的作风的混合，现代与传统观念的重叠，或者正是转型期社会的一个突出的性质”。

正是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使得民族教育改革始终都要思索如何在延续和发扬传统中实现民族教育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我们认为，民族教育的“传统”，是指在历史的变迁中，民族教育积淀下来的相对持久的行为模式、价值系统等。传统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和群体性。因此可以说，民族教育的传统性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民族教育的内涵。与传统不同，我们认为民族教育的“现代”是指适应当今社会发展、时代变迁等变化所表现出来的特性。“现代”同样也应该成为民族教育与时俱进的核心特征，且在今天已然成为民族教育改革不可阻挡的洪流。如此看来，在“传统”与“现代”关系上，民族教育的改革需要批判的精神。一方面，着力思考民族教育传统的时代性问题；另一方面，重点关注“现代”概念的误解对民族教育传统扬弃的影响。民族教育传统因具有一定的持久性，故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也即对环境变化回应的迟缓。因此，民族教育的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的，需要不断地自我检视来回应时代的诉求。这样民族教育的传统因素才能成为构成“现代”民族教育的核心要素。另外，“现代”一词具有浓重的感彩，似乎“现代”一定比“传统”好。事实上，“这种附有价值色彩的‘现代’观念常与‘盲目的崇新主义’结合不分，可是，经验告诉我们新的不一定比旧的好。同时，即使新的样样比旧的好，新的也未必一定来临。因为社会的发展是不必一直是向‘前’演化的”。

这也就意味着对待民族教育的“传统”，我们不能认为“传统”与“落后”“愚昧”同义而一味地摒弃；同样我们也不能抱守成规，让“民族中心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作祟，排斥或主动放弃先进的思想、观念和制度。而在对待民族教育的“现代”时，更要审慎地甄别批判，在加快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同时，反思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后果”；在民族教育现代化的浪潮中，重思民族教育“传统”的价值。总之，在对待“主流”和“现代”的问题上，民族教育的改革不应只固守一端，而应寻找“叠合认同”（叠合认同原指学者杨凤岗在研究美国华人基督徒的社会认同时发现，美国华人基督徒既不是放弃族群认同被动地接受同化，也不是拒绝融合而简单地固守其族群认同，而是同时圆润地建构和重构美国人认同、华人认同和宗教认同，将这三种认同叠合在一起，而又不丧失任一认同的独具特征，从而成就其叠合认同）。也即民族教育改革应该在自身的“支流”与整体改革的“主流”，在民族教育自身的“传统”与教育“现代”之间寻求叠合处、共识点，力图在民族教育自身的传统与主流和现代之间寻求一种恰切的平衡。这应该是民族教育改革始终追求的一种“理想类型”。

三、民族教育应从其他领域的改革和自身改革的历史中寻求借鉴

“民族教育改革”作为民族地区社会综合改革的一部分，其自身的改革必然牵扯着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历史经验证明，教育改革从来不可能实现“一枝独秀”，总是或依赖、或促进、或同步于社会整体改革。因此，如何协调自身与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这是关乎民族教育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另外，在我国整体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民族教育在改革局面的复杂性、改革任务的艰巨性、改革领域的广泛性等方面都已非比寻常。但是无论面对怎样的复杂情景，民族教育改革都不应忽略的就是自身的改革历史。因为今天的民族教育之所以如此，不仅取决于今天社会的发展，它还是历史改革发展到今天的结果。基于此，民族教育在深入推进改革的浪潮中始终应该在其他领域的改革与自身改革的历史中寻求借鉴。民族教育改革与其他社会改革同处于一个改革的场域。虽然每一领域的改革都有其特定的问题，特殊的关节点，特别的改革措施，但是处在同一社会场域中的各领域改革之间并不是“领域割据”的，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彼此影响和相互干预。

所以从改革的意义来看，民族教育改革不只为了解决民族教育存在的问题，还在于其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从改革的问题源来看，民族教育本身的问题是与民族问题、地区发展问题密不可分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族教育问题主要是这些领域存在的问题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如此看来，民族教育改革就不能仅仅囿于自身领域，还需要从其他社会领域中去“顺藤摸瓜”找出问题的根源。从改革的支持力量来看，民族教育改革已经逐步进入“攻坚期”，仅仅依靠教育自身的力量，已经不能使问题顺利地得以解决。“对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来说，由于其面广量大，且涉及价值论争、利益博弈、体制改造、机制转换等诸多深层次错综复杂的问题，因而所需要的就不只是某项社会支持，也不只是某些社会支持”，而需要给予“完整的社会支持”。因此，民族教育改革在协调与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时，虽然应该凝神静气理出自身领域的问题，突出自身领域改革的特点，但同时还应该放宽眼界，拓展领域，积极地从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中寻求推动自我改革的支撑力量，借鉴推进改革的成功经验，还应该与其他领域挖掘改革中相互牵连的共同问题，突破改革中阻碍彼此的共同障碍，更应该超越领域的切割来思考“自我”改革的全局意义，探索改革行动中能够相互配合的恰切路径。民族教育改革除了不能忽略对其他领域改革的关注，还不能忽略对自身改革历史的反思。同中国教育的整体改革一样，民族教育改革从来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而是一次接续一次的行动。这也就意味着民族教育改革本身已经形成了历史，即改革的历史。这也就对今天民族教育的改革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如何协调改革的“今天”与改革的“历史”。

民族教育“今天”的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今天制约民族教育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但是民族教育今天的状况及存有的问题，除了与当下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也与历史上的“改革”有着直接的关联。历史学家蒂利认为，社会演变的过程是取决于路径的。也就是说，民族教育今天的状况及存有的问题是沿着历史上的“改革”以及形成的路径发展的结果。“今天”的改革也是针对“历史”改革造就的现实而进行的。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进民族教育“今天”的改革，有必要系统梳理改革的“历史”。在改革的“历史”中追寻今天民族教育存有问题的历史原因，为今天民族教育改革寻找出路；在改革的“历史”中剖析民族教育历史上改革的成败得失，为今天民族教育改革积累经验；在改革的“历史”中整理民族教育改革的脉络，把握民族教育改革历史进程，为今天民族教育改革准确定位；在改革的“历史”中透视民族教育内外复杂的利益关系，为今天民族教育改革顺利进行做好准备。当然，改革的“历史”的确对“今天”的改革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但这绝不意味着民族教育“今天”的改革必须背上“历史”改革的包袱。因为从根本上讲，“今天”的改革就是对“历史”改革遗留的问题寻求解决的一次行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改革”就是对“历史”改革的再改革。因此，民族教育的改革需要在改革“历史的垃圾箱中”不断翻找，同时又不能掉进箱子中。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民族教育改革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中，民族教育既需要“东张西望”，从其他领域中寻求对自身改革有价值的东西，也需要“瞻前顾后”，从自身改革的历史中借鉴、反思，以有利于改革的推进。但是在追寻中民族教育不可放弃的是其自身改革的特殊性，也就是民族教育改革与其他领域的改革以及自身改革的历史要走向一种“和而不同”，在“和”中寻找、借鉴和反思，在“不同”中保持自我、存有差异和推进改革。

作者：桑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