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事赔偿浅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民事赔偿现状及存在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寻求救济提供渠道，减轻被害人的诉累，提高诉讼效率，促进民事赔偿的尽快实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目前制度运行的状况是众多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得不到应有的民事赔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据统计，我国无法实际获得赔偿的被害人大约在80%以上。由《公安研究》公布的数据可知，自2001年以来，我国每年刑事犯罪立案均在400万起以上，破案率基本上为40%-50%。即使不计算已经破案的刑事案件当事人，我国每年有大约200万左右的被害人无法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那么也就是说排除一些经济条件相对比较好的被害人，每年至少有上百万之多的刑事案件被害人会因不能得到罪犯的赔偿而使生活陷入困境。而这种被害人得不到应有赔偿的情况造成被害人及其亲属不断申诉、上访，被害人及其亲属因此对司法制度感到失望、对社会产生不满，极少数将这种失望与不满转化为报复社会的犯罪行为，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同时不利于法律权威的建立。当前刑事案件中的民事赔偿现状折射出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中存在的问题：

（一）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过于狭窄

根据《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的有关条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仅限于物质损失，被害人不得就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在民法领域，损害赔偿的范围是包含精神损害的。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仍然是民事诉讼，除了明确要求适用刑事程序及原则，均应遵守民法的原则和民事程序，所以附带民事诉讼也应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其次，从逻辑和理性出发，相较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犯罪行为对被害人产生的精神利益损害更为严重，甚至超过物质利益的损害，而一般民事侵权行为的的被害人可以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却不能得到任何精神损害赔偿，这不仅与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不相适应，有悖于法律的公平原则，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二）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标准不合理

《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62条明确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标准是以被告人“确有财产”为前提，更多地考虑的是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终究是民事诉讼，应当接受民法的调整，我国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在民事赔偿问题上，采用的则是实际损失原则。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针对其权益所遭受的侵害，要求被告人履行赔偿之债，法院应当是对这一请求进行确认，对被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予以判定，至于被告人是否具备赔偿能力，不需要在判决中予以考虑。虽然这样可能造成空判和执行难，但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过多地倾向被告人，忽视了被害人的期待利益，违背了公平原则，不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

（三）判决执行困难

在实践中，法官会根据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体情节与损害程度对被告人作出相应的民事判决。但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附带民事部分的判决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得到顺利的执行，被害人往往无法实际获得法律所判决的赔偿数额。原因主要有：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大多数本身素质不高，生活水平较低，所拥有的财产与犯罪所造成的损失不相适应，往往难以支付赔偿金额；对被害人的赔偿情况是量刑时的从轻情节，是否减轻以及减轻程度受法官自由裁量的影响，再加上法律、司法解释对其只是进行简单的规定，对被告人而言无法确定赔偿所带来的诉讼利益，就阻碍了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积极性，甚至导致被告人及其家属隐匿、转移财产不予赔付；罪犯入狱服刑之后失去经济来源更是丧失赔偿能力；在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情况下，无论是被告人还是其近亲属，都会对刑事赔偿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一般不再有积极赔偿的动力。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局限性的原因分析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存在诸多不足，可以说是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背后的传统理念以及具体制度规则的内部矛盾共同造成的。

（一）先天不足的制度体系

我国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法律规定主要是《是刑事诉讼法》第77、78条以及《刑法》第36条，但规定内容过于原则、笼统、简单化，缺乏具体的规定，不利于实际操作，只能不断出台司法解释填补制度上的漏洞，以解决实践上的尴尬，但是这一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刑事有余，民事不足”的现状，反而“导致了民刑立法之间，国家基本法律和司法解释之间，司法理念、基本原则和法律适用之间的严重对立和冲突”。

（二）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重视不够

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最直接的受害主体，往往对国家公权力追诉惩罚犯罪有着异于一般社会公众的强烈情感，期望通过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以及判决结果的作出给予其精神上的安抚与慰藉。但是，这种意义上的抚慰并不能完全消除被害人及其家属所遭受的痛苦与损失，也不能因此忽视损失赔偿的必要性。司法机关对于罪犯的追究是代表国家公权力所作出的一种公权性质的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以及国家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其更多地体现在打击犯罪上。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被害人对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害进行的赔偿请求是一种私权性质的行为，其目的在于使被害人得到经济上的赔偿，体现的是对个人利益的补偿，而不涉及公共利益。换言之，刑事诉讼对犯罪分子处以一定的处罚，正义得以伸张，是从道义上抚慰被害人的精神，但是对于被害人因犯罪对生活、工作所造成的损害起不到任何弥补作用，被害人可能因此陷入更深的无助和痛苦之中。但我国现存的传统中，国家公权力占据主导地位，更加注重对犯罪行为的处罚，忽视了被害人的个人利益，被害人的追偿权并没有因为国家对犯罪行为的追诉而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使得我国在附带民事诉讼这个最能凸显对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程序上，未能使被害人的权益得到充分的维护，也未能使公权与私权得到较好的平衡。

（三）刑事程序限制附带的民事程序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本就是为了解决司法资源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合并审理，两个不同性质的诉讼自然在程序上存在诸多不同。同时，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又是采纳了作为大陆法系普遍采用的“先刑后民”的模式，附带民事诉讼依赖于刑事诉讼的程序和结果。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只能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或者在刑事案件审理完毕之后另行提出。但是，刑事程序始于侦查阶段，附带民事程序始于法院受理阶段，也就是说，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无法与刑事程序同步，在时间上滞后于刑事诉讼程序，导致在法院正式受理之前的侦查和提起公诉阶段，被害人并非相关刑事程序的主体，更何况许多案件的侦查时间较长，被害人在这一阶段难以采取民事诉讼的先予执行、诉讼保全等措施维护自己的权益，犯罪人及其近亲属则很有可能利用这个时间差隐匿、转移财产，逃避民事责任，造成最后“确无个人财产可用于赔偿”的假象，即使犯罪事实得到认定、有罪判决做出，民事赔偿也无从谈起，被害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也将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障碍而无法得到保障。

三、法国立法模式

世界各国对被害人的救济采取不同的立法模式，各有各的优点，但是就我国立法而言，我国的相关制度尚处于模仿国外立法的起步和摸索的阶段，而法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不仅是首创了这一制度模式，也是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代表了现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流，对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更具指导意义。法国的制度设计可以归纳为：民事私诉可与刑事公诉同时提起，并由同一审判官进行合并审理。同时赋予被害人选择权，民事私诉也可以与刑事公诉相区分单独提起。但分别提起时，不问刑事公诉的提起是在民事私诉前或后，在刑事公诉判决以前，民事诉讼应终止进行。奠定了现有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先刑后民”。同时法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充分兼顾了附带民事诉讼的独立性，保证了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在程序的运行上力求兼顾民事诉讼程序的要求，并且法国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与因侵权而引起的民事赔偿范围一致，即包括物质的、身体的和精神上的损失。特别的是被害人的物质损害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从被告人人那里得到足额赔偿时，依法可以向国家申请补偿金，补偿金由国家财政支出，国家补偿制度保障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实现。

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改进意见

立足我国国情，结合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现状，学习借鉴国外优秀经验，为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制度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确立附带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赋予被害人程序选择权

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本就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无论是诉讼功能及目的，或是诉讼程序，或是证据证明标准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出现刑事法官审理民事案件的状况，这必然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实践中出现不和谐的情况。但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是：“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缺乏独立地位，也不利于被害人及时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我们应该借鉴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在保留刑事附带民事制度的基础上，逐步确立附带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赋予被害人程序选择权，允许被害人在诉讼时效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以实现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

（二）推动刑事和解制度的发展

刑事和解，是指在调停人的介入之下，使被害人和被告人人直接交谈、共同协商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有利于被告人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第二章明确规定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审查责任和处理原则，这无疑是从法律上为我国刑事诉讼案件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出路。它主张对被害人的权利予以关注，推崇恢复性司法，既使被害人在情感和物质上得到双重补偿，也使罪犯能够获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以及尽快回归社会的机会，平衡国家、被害人、被告人人之间的利益，满足不同主体的多元化需求。虽然刑事和解制度的设计存在诸多缺陷；产生的法律效果受到了来自社会公众的质疑和批判，认为这是“花钱买刑”，是司法腐败，社会公众的“抵触”导致法院在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时会瞻前顾后，限制了制度本应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国家未来应当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健全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同时在实行这一制度时要充分阐释其中所蕴含的理念，通过强化裁判文书说理、规范指导案例制度消除公众有关其违背法律基本原则的疑虑，在具体的实践中规范化运行，推动刑事和解制度的广泛运用，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国家建立补偿救助机制

被告人若不愿承担或者因经济能力低下无力承担时，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应担负起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带来的医疗与生活问题进行救助的义务，使被害人的利益得到一定的恢复。自1963年新西兰第一个制定了有关被害人损害补偿的法律以来，国家补偿制度已经为许多国家所确认。联合国大会也于1985年11月29日以联合国文书的形式规定了保障罪行受害者的基本原则。可见，国家有保证生活在该国度的公民免受非法侵害的道义上的责任，特别是在该国公民在受到非法侵害而不能获得有效救济的情况下，国家更有责任对该公民施以援手，对其生活上及其他各方面的困难进行救助。因此通过立法，建立刑事犯罪的国家补偿制度，明确政府在救助被害人方面应承担的具体责任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法治发展的必备条件。被害人的损失首先由被告人人承担，在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时，由国家和社会来承担，设置专项财政经费解决被害人所遇到的问题，弥补他们的损失，建立、健全专门的长效机制予以救助。同时，赋予政府的追偿权，当被执行人有能力时，允许政府向其追偿，适当减轻国家的负担，保障机制长久地运行。

五、结语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重要的司法实践问题，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对民事部分的处理直接关系到被害人的民事权益，一定程度上对刑事诉讼的进程和结果都产生重大影响，对司法权威的树立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虽然，其缺陷和不足毋庸赘言，但其潜力也不可忽视，要想让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达成其更为理想的设计目标，还需要配合司法改革，系统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