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担保的经营困境及扭曲突围:威海案例
时间：2022-07-02 02:29:41
摘要:近来,威海市商业担保公司因居高不下的代偿风险单方面终止与银行的合作,废保弃保并游弋于各金融机构之间。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失信行为,但事实上,其背后反映出银行与担保公司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风险与收益失衡问题。担保公司无节制放大贷款担保倍数只是这种利益失衡下的非理性经营策略;废保弃保也只是利益失衡的扭曲性还原,但这一被动结局却造成了很大的效率损失。
关键词:商业担保;收益分割;风险分摊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because of the high fungible repayment risk the commercial guarantee companies in Weihai terminated cooperation with banks unilaterally,abandoned and quitted guarantee among many banks. Seemingly those were typical discreditable actions of morality risk,but in fact there existed serious unbalance risk and profit between banks and guarantee companies,and the exorbitant guarantee was just the non-rational corporation strategies of guarantee companies. The abandon and quit guarantee behavior of guarantee companies were only the distorted restoration of the unbalanced benefit,but caused large efficiency loss.
Key Words:commercial guarantee,revenue split,risk sharing
中图分类号:F832.4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1-0036-05
一、集体弃保
威海市地处胶东半岛最东端,三面环海,气候宜人。近年来,随着人居环境的不断改善,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居民前来购房置业,从而带动该市房地产业持续升温,促进了房地产信贷业务的快速发展。2000年,国家建设部和人民银行联合了《住房置业担保管理试行办法》,威海市第一家商业担保机构开始涉足个人住房贷款担保业务。截至2009年10月末,在该市工商部门注册的信用担保机构计35家,注册资本总额11.75亿元,担保从业人员287人,累计发放担保贷款143.37亿元,为近10万经济人提供了信用增级,成为解决经济人融资难、降低银行贷款风险的有效手段。本案例所涉及的山东省HF担保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威海BY担保有限公司和山东KW担保有限公司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快速成长起来的3家商业担保公司,主要从事个人零售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两类信用担保业务。
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威海市个人住房贷款违约进入高峰期。贷款违约不还,担保公司首当其冲要承担代偿义务。这种局面如持续下去,担保公司必将陷入绝境。为生存计,作为商业担保公司龙头的HF担保,单方终止了与其合作6年之久的建行威海市分行的合作协议,使该行6.95亿元贷款脱离担保。从建行撤离后,HF担保以隐蔽手法开始了与农行、工行的合作,后因保证金补充不及时,再次故伎重演,又单方终止与银行的担保合作,使工行、农行5.1亿元个人贷款脱离担保。撤离时,该担保公司在农行保证金账户余额为零,使该行逾期3年以上共计26笔、金额203.46万元的个人贷款本息不能代偿(农行目前已将其)。目前,该担保公司正在与中国银行威海市分行合作担保业务,为其担保贷款5.65亿元。截至调查日,HF担保共为辖区4家金融机构担保贷款总余额达17.7亿元,贷款放大307倍,其中,撤离担保的3家银行脱保贷款余额为12.05亿元。
类似问题同样发生在BY担保、KW担保身上。这两家分别成立于2004年5月和2005年8月、注册资本分别为1.15亿元和1亿元的商业担保公司,2007年为荣成市明祥食品公司担保了500万元和350万元的威海建设银行贷款,因企业受危机冲击无力归还贷款而各垫付170万元和30万元后,不再履行剩余470万元的代偿义务,使威海建行、工行8.92亿元贷款失去担保,撤保时担保贷款倍数放大到892倍,在建行保证金账户余额均为零。经协调无果后,建行已将贷款企业和两家担保公司依法,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
二、难以负担的代偿风险
从表象上看,担保公司单方面弃保,抽走保证金,并游弋于各商业银行之间,类似于前些年的企业多头开户、逃避金融债务,属于典型的道德风险。但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到,威海市各担保公司的集体弃保行为实属无奈。他们普遍反映,导致出此下策的直接原因是,代偿风险越来越大,而且深不见底。以HF担保为例,2004、2005年,实际代偿分别为40万元和184万元,但到2006年就激增到635万元。2008年由HF担保代偿的违约不还的个人住房贷款达到了940万元,一年增63.2%,几乎吃掉了其两年多的全部担保收益。
其实,HF担保第一笔代偿风险出现在2004年11月。当时,由HF担保公司担保的1笔外地个人住房贷款发生逾期,银行经多次催缴无果,最终于2004年12月按照担保协议约定,扣划了HF担保在该行保证金账户上的第一笔代偿贷款40万元。之后,HF担保通过多方联系、交涉,几经周折,最终将40万元代偿贷款清收到账。此笔代偿贷款虽未形成现实风险,但仅一笔代偿业务就可能会吃掉其全年近1/3的保费收入。这让担保公司真正体验到了信用担保的巨大潜在风险。
在此情况下,担保公司如继续履行代偿风险义务,按常规与银行合作,那么,有限的担保收益将被越来越大的代偿风险所吞噬,担保公司必将全军覆没。担保公司如退出市场,对商业银行开展业务没有好处,他们要么独自面对市场风险,要么收缩信贷市场。所以,商业银行并不希望担保公司退出市场。于是,一种新的博弈格局在妥协和消极合作中逐渐形成。银行方面,由于有担保公司的信用担保介入,可以降低银行的管理费用,释放审贷压力,减轻放贷失误责任,因此,即便担保公司保证金不足,也比银行独自面对市场风险要强出许多。为此,银行做出了在个人住房贷款办理财产抵押的基础上,继续与担保公司开展合作的选择。担保公司方面,总以资金紧张为由,以少交保证金(放大贷款担保倍数)的方式与银行敷衍周旋;同时,又频繁与其他银行联络新的合作事宜。这样,新的博弈格局得到参与各方的一致默认。
三、无限放大担保倍数的代偿陷阱
2000年建设部和人民银行联合的《住房置业担保管理试行办法》中明确规定,担保公司担保贷款余额的总额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的30倍;财政部《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也规定,担保机构担保责任余额一般不超过担保机构自身实收资本的5倍、最高不得超过10倍。本案例中,几家银行与担保公司签订的担保协议中对此也都有明确规定:零售贷款担保的最高放大倍数不得超过30倍,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最高不得超过10倍,超过后要按照一定比例增存保证金。
但在新的博弈格局下,威海市商业担保公司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一是向银行少交保证金同样可以担保贷款,意味着可用同等数量的保证金担保更多的贷款业务。二是相对偏低的担保收益无法使担保公司获得足够多的盈利,只有多多承接贷款担保,薄利多销,靠规模扩张才是经营上策。三是鉴于银行对个人住房贷款都实施了财产抵押,即便因失信行为被,法院也会因贷款设置了充分抵押为由,不易追究到担保公司的法律责任。受此逻辑左右,威海市各担保公司均走上了“薄利多销”的发展路径,无形之中,使得担保公司保证金与贷款担保之间失去必要的约束和控制,“如果担保公司不能按时足额补交时银行可以终止协议”的合作契约成为一纸空文。2009年3月,HF担保公司担保总额已放大到307倍,KW、HY担保更是放大到892倍,数字已经高到惊人的程度。
但任何类型的贷款,其风险状态都有一个客观的定数,这意味着,担保的贷款越多,承担的风险责任就越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规定“自1999年起允许所有中资银行开办个人消费贷款业务”,之后威海市金融机构个人消费贷款业务逐渐展开,但受消费观念、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该市开办的个人消费贷款主要以个人住房贷款为主。2000年威海市居民福利分房结束后,居民购房开始进入货币化时期,银行适时开办的个人住房消费贷款业务,解决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购房需求不足的问题。担保公司的介入,进一步弥补了因银行与借款人信息不对称造成借款人信用级别不足的缺陷,在三方利益体互动下,该市的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业务获得迅速发展。2005年威海市获得“中国人居环境奖”后房地产业快速升温,行业泡沫风险逐渐显现。大量的外地人来威购房,导致该市金融机构自2005年起个人住房贷款违约率开始攀升(见表3)。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按照担保公司的发展逻辑进行。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该市个人住房贷款违约数量更是急剧上升,2009年上半年达到了峰值。以该市建行为例,2007年末个人住房贷款违约金额为533万元,但至2009年10月末达到2500万元,是金融危机爆发前的4.69倍。在此过程中,各担保公司因个人住房贷款的大量违约而要承担更多的代偿风险,进而陷入无节制放大贷款担保倍数的代偿陷阱。
四、风险收益失衡下的集体困境
威海市担保公司因无限制放大贷款担保倍数而集体落难、弃保游弋,但事实真相远非如此简单。经过深入调查走访了解到,多数担保公司之所以出此下策,主要是因为受到银行的“无情挤压”。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权利与义务不对等
仍以HF担保为例。通过HF担保与建设银行签署的担保协议书(见表4)可以看出,建设银行有认可担保人、从保证金账户扣收保证金和向HF担保追索所欠贷款本息的权利;但只履行与风险无关的业务指导和协助追索的义务。HF担保的权利只有两条:索取借款人资料和拒绝担保;所要履行的义务多与资金直接相关,除足额交纳保证金之外,还要代偿借款人的欠贷欠息。从担保协议书中可以看出,建设银行的权利明显大于义务;反之,HF担保的义务则明显大于权利。通过双方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合作,建设银行将所有贷款风险责任全部推给了HF担保;一纸担保协议,将HF担保彻底推向了弱势和被动位置,这为日后担保公司发生道德风险埋下了伏笔。
(二)收益与风险不对称
担保公司与合作银行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最终转化为合作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由于借款人所能承受的贷款总成本存在一个无形的上限,超过其上限,借款人将放弃信贷融资。而在有担保公司担保的情况下,借款人的总成本被分割成两部分:一是银行贷款利息;二是担保公司收取的担保费。从成本分割的角度看,银行贷款利息+担保费用不得高于借款人所容忍的总成本(反过来看,就是经营贷款的总收益)。从风险的角度看,每一笔贷款都存在客观上的不确定性,风险定价即为银行确定贷款利率的基本依据。有了担保公司的介入,银行所承担的贷款风险水平会下降,理应随之降低贷款利率,而将部分收益让渡给承担部分风险的担保公司。这样,由于担保公司的介入,客观上需要重新评估和确定贷款收益的分割和贷款风险的分摊。换言之,银行需要适当降低利率,让利于担保公司;同时又需要同担保公司共同分摊风险。
但事实上,HF担保自2003-2008年与建行、工行和农行合作期间,各合作银行的贷款利率仍保持原有的水平,没做丝毫降低。HF担保的介入,相当于给合作银行的贷款上了“双保险”。目前三家合作银行的零售贷款不良率分别仅为0.44%、0.38%和0.97%(其中,HF担保代偿贷款647万元)。反观HF担保,其对个人住房贷款、汽车消费贷款分别按贷款额的1%和2%的收费,近年获得的担保收益大致为1325.5万元,在按现行规定以保费收入的50%计提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662.5万元,按担保额1%计提损失准备金计1205万元后,在不考虑员工工资、其它管理费和代偿风险的情况下,该担保公司经营应大致亏损1188.5万元,理论上早已陷入破产境地。
在调查走访中,HF担保提出,这种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的状况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们给出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担保公司与银行合作所承担的风险分摊比例:在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和德国,担保公司分别承担80%、85%、52%和50-80%的贷款风险,剩余的20%、15%、48%和20-50%由银行承担。而现实情况是,合作银行并不承担经担保公司担保的贷款风险责任,所有贷款风险要由担保公司来承担。
(三)强势银行与弱势担保
对于担保公司为何接受银行如此苛刻的合作条件,威海市各担保公司给出同样的答复:银行出贷款资金,市场由他们说了算,担保公司无发言权;否则,没有合作银行的认可,担保公司寸步难行。按照已有的研究成果,商业性担保的制度基础是市场交易和有偿担保,它的市场边界是银行边缘信贷市场的地带(彭江波,2008)。在担保公司出现之前,贷款风险全部由银行来承担,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普遍存在,尤其是中小企业等边缘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严重约束了银行信贷的供给水平。担保公司出现后,其专业化的风险甄别能力有助于边缘信贷市场的开发,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成本,进而提高银行信贷的供给意愿。但现实情况是,现有的商业担保公司在边缘化信贷市场的开发上并没有比银行更有比较优势,双方的市场是交叉重叠的,是一种竞争性替代关系。当宏观形势趋紧时,银行收缩信贷战线,担保公司市场呈现扩大趋势,反之,宏观形势宽松,银行扩展信贷市场,担保公司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多数担保公司普遍陷入不愿提高费率、不敢拓展市场和财务不可持续的“三不”困难境地(彭江波,2008),只能依附于银行开展业务。这也就决定了担保公司在与银行的合作谈判中处于绝对下风,不得不接受强势银行提出的承担所有风险的苛刻要求。
一般说来,信用担保是基于化解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一种专业化的信用中介活动;信用担保机构以其自身的资本作为基础信用,通过放大机制实现信用增级,并通过专业化地搜集与处理信息,有效地识别、控制风险,减少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障碍(彭江波,2008)。本案例之所以出现担保机构的失信行为,根源于银行与担保公司收益与风险的失衡,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市场重叠和谈判地位不对等。作为国际上公认的专业性极强的高风险行业,信用担保总体上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比较明显的正外部性,它在为银行拓宽安全信贷市场和为企业提供融资激励的同时,还要以固定的担保收益来承担不固定的风险损失(彭江波,2008)。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市场主体间的合作或责任划分,一定是建立在两者利益均衡的基础之上,要求任何一方主体承担全部风险都是有违市场和法律原则的(张利胜,2001)。
因受到来自强势银行的种种挤压,威海市各担保公司为生存计,不约而同地选择薄利多销和规模扩张的发展之路,试图靠担保更多的贷款获取更多的盈利。据调查,2006年至2008年三年间,担保公司的担保基金分别为7956万元、8547万元和8416万元,而担保的贷款规模却达到63.3亿元、69.53亿元和79.35亿元,贷款担保倍数分别放大到79.57 倍、81.36倍和94.28倍。
与此同时,威海市担保公司任意放大担保倍数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有效监管。我国担保业发展至今虽经十余载,但监管主体几易其位,最早由人民银行变为财政部,后由财政部、发改委、银监会、建设部等多部门共同行使监管职能,监管政出多门难以形成合力。2009年2月3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虽然明确了融资性担保的监管机构和监管原则,但实际执行中仍存在行业监管失位问题。目前我国对担保业的监管尚无立法,现行可见的规范担保业发展的法规是199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但对担保机构的业务监管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大监管时期,各监管部门对担保业的发展虽然出台了部分法规和规定,但缺少针对担保公司和评级公司全面性、系统性的管理办法和规定,这使得我国担保业发展多年面临着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另外,由于征信机制欠缺,导致目前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没有将担保公司和评级公司的相关信息纳入其中,造成担保机构信息严重不透明,误导金融机构的准确判断,进而助长了部分担保公司的侥幸心理。
然而,客观存在的信贷风险,已经脱离了威海市各担保公司的发展逻辑。随着担保贷款的不断增加,在危机的冲击下,威海市个人住房贷款违约率逐年攀升,代偿风险已远远超越了各担保公司的承受能力。在这种困境下,各担保公司又一致选择弃保游弋的扭曲性突围,用极端手段摆脱目前的经营困境。
六、简要结论
综上所述,在风险收益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专业担保组织无法自我消化因担保失败产生的风险,进而使单纯依靠收取担保费的传统商业模式难以支撑担保市场良性、均衡的发展(彭江波,2008)。目前,威海市担保公司的被动处境根源于与银行间风险收益的失衡,担保公司无节制放大贷款担保倍数,只是这种利益失衡下的非理性经营策略;失信担保公司废保弃保并游弋各金融机构之间的道德风险,也同样是这种利益失衡的扭曲性还原。事实结果表明,由于不能很好地与担保公司分割收益、分摊风险,一向善于追求零风险的各金融机构,也不得不承接由担保公司所“抛弃”的大量信贷风险,进而造成更大的社会效率损失。
可以预见,如果威海市银行与担保公司之间的风险收益失衡问题不改变,担保公司弃保游弋的游戏还将继续蔓延,但终有尽头。直到银行与担保公司间轮番经历不愉快的合作之后,双方的失衡合作关系最终将无法持续。基于此,得到如下两点简要结论:一,商业担保公司的正常运作取决于,要同银行确立合理的利益分割和风险分摊机制,这是商业担保公司与银行持续开展合作的前提。二,强化对商业担保公司的内、外部监管,对于促进、规范担保业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彭江波.以互助联保为基础构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J].金融研究,2008,(2).
[2]张利胜.中小企业信用担保,[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