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前夕的红色便衣保卫队(下)

负责交通检查的便衣队员，因身穿旧警察服装，挨了不少辱骂和奚落

为了使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万无一失，当时设置的保卫体系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内卫、警戒、社会治安和便衣保卫，这四方面力量相互配合，联合作战。

内卫主要负责香山内部和中央领导人的随身警卫，由中央警备团负责。警戒，由第四野战军的二七师担任。

社会治安由北平市公安局负责，为了加强西郊地区的治安力量，市公安局在海淀设立了第五、第六两个公安分局，局长分别由中央社会部派来的徐守身、张锋担任。

由于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共产党接收了旧政权的全部人员，包括原警察局人员。因此，解放后北平街头值勤的交警，还由原来的警察担任。只有在香山地区的公安分驻所、派出所、交警队，配备了较多的便衣保卫队员，要害地方均由便衣队的人值勤。同时，由便衣队与公安局、二七师共同在西直门、海淀、青龙桥、香山设立了几个检查站，实际上担负着该地段保卫工作指挥分部的责任。

在香山设立交通检查站，是为专门负责检查进入香山地区的车辆和分流、疏导来往车辆的。由于位置重要，在这里担任值勤的交警，都由便衣队的队员担当。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早上8点至晚上10点，无论刮风下雨天天如此。

当时还没有人民警察的制服，而根据工作的需要，在这里值勤的便衣队员也不能穿的制服，都一律穿原来警察的那身行头，即一身黑制服，头戴黑色大盖帽。就因为穿着这身行头，让队员们挨了不少辱骂和奚落。

一次，某高炮部队的参谋长，开车要强行通过香山检查站。他看见指挥交通的人都穿着旧制服，便不屑地下车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由于这位参谋长的态度蛮横，双方吵了起来，还动了手。参谋长把一个便衣队员抓上了车。车开到半路，这个队员说明了身份，才被放了回来。

又有一次，便衣队员在青龙桥检查站值勤时，从颐和园方向开来一辆拉灵柩的大卡车。一名队员示意这辆车停车接受检查，但司机不听招呼，欲强行通过。青龙桥是城内通往香山的咽喉要道，也是最后一道关卡，因此这位队员不顾自身安危，挡住去路，把这辆车拦了下来。

司机下车后大声嚷道:“你们这些‘黑狗子’，欺负老百姓欺负惯了，现在解放了还想欺负人!我又没有违章，你们凭什么无故拦车?现在不是解放以前了……”说着就朝便衣队员的脸上打了一巴掌。

便衣队员遵照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规定，没有还手，也没有解释自己的身份，而是有理有节地说:“解放前军、警、宪、特欺压老百姓，那是政府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现在我是人民的警察，执行的是人民政府给我的任务，你必须接受检查，否则就是不遵守人民政府的规定。”

司机一听这话，意识到自己的举动过了头，虽没有向执勤战士道歉，但还是接受了检查。

事后，这名便衣队员向队长高富有诉说了心中的委屈，并将车牌号告之，要求查清司机的单位，给以适当处理。高富有给队员做工作说:“司机打你当然不对，但他也是出于对反动政权的痛恨。这也使我们更明白为什么会失败。因此，我们大家更应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然我们也会失去群众的支持。”那个队员连连点头，再没有为此事闹情绪。

后来，汪东兴等领导了解了此事，协同有关部门很快查清了那位打人司机的情况，原来那人是中央办公厅一位工作人员的亲属。李克农知道此事后，还特意表扬了那名便衣队员，说他能够忍辱负重，处理问题冷静得当，每个便衣队员都应当有这种政治素质。

之后，李克农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要他责成中央办公厅的那位工作人员领着司机向被打的便衣队员道歉。

“我们在里面吃饭，司机在外面干等，很不合理……今后必须纠正过来。”

1949年4月11日至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出会的代表340人，代表着当时的19万青年团员。中共中央和北平市的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都派代表列席了会议。此外，苏联共青团也派代表团前来祝贺。大会由冯文彬、廖承志、蒋南翔等组成大会主席团。

为了这次大会顺利安全进行，便衣保卫队派出30余人，在区队长王成义率领下，到会场执行保卫任务。

在大会开幕式上，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总部致词。中共中央负责青年工作的书记任弼时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

任弼时说:“在我们革命阵营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同样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没有贵贱之分。但是，有的人却不恰当地将其比喻成人体，说什么‘人的头脑是高贵的，下肢是卑贱的’。试想，一个人假如只有脑袋没有肢体，那就不是人形，还有什么高贵可言?”大家听了，先是哄堂大笑，接着又热烈鼓掌。

任弼时对前来参会访问的苏联代表团十分重视:不仅在会间多次代表中共中央接见他们，会后又亲自前往代表团驻地北京饭店看望。这几次活动，都由便衣队的刘满昌、王增福随车护卫。

在大会期间，任弼时在前门外的全聚德烤鸭店设宴招待苏联代表团。任弼时乘车到烤鸭店后，司机老王拉住便衣队员刘满昌的手说:“全聚德的烤鸭最有名，可惜我们司机不能进去，你帮我弄出点好吃的行吗?”

“不行，这是违反纪律!”刘满昌一脸严肃地说。随后，他叮嘱老王:“把车维护好，别在首长用车时发生问题。”“这你放心，没问题。”老王回答道。在刘满昌将要离开时，老王又叮嘱道:“我求你办的事可别忘了!”

刘满昌虽然嘴里说不行，心里却在想着怎样满足老王的愿望。他了解这些在首长身边服务的工作人员，为保证首长的需要，工作任劳任怨，常顾不上吃饭和休息，而且当时刚进北平，生活条件有限，多数时间只能吃小米、粗粮，所以特别想吃肉。

刘满昌是头一次吃烤鸭，但因心里总惦记着老王拜托的事，顾不上细细品味烤鸭的美味，匆匆吃完后，顺手抓了几张小饼卷了些鸭肉，悄悄地溜了出来。

等在门口的老王，从刘满昌手里接过卷着鸭肉的小饼就往嘴里塞。刘满昌看着老王那狼吞虎咽的样子，笑道:“慌什么?又没有人抢你的!”老王大口吃着，顾不上搭话，油顺着嘴角往下流，边吃边冲刘满昌跷大拇指。

老王吃得正香，就见任弼时等领导陪同苏联客人出现在了大门口。老王急忙将滴着油的卷饼往衣兜里一塞，随即跑去发动汽车。他没想到这一幕已被眼明心细的任弼时看见了。

任弼时问刘满昌:“你不知道不能私自往外拿东西吗?怎么还明知故犯?”“我是警卫，他是司机，我们的工作需要相互配合。再说，老王的开车技术好，工作也很卖力，所以我想帮帮他。可这样帮忙是违反纪律的，回去我一定检讨。”

“不，这件事你做得对!我们在里面吃饭，司机在外面干等，很不合理!这是沿用旧政府的那一套做法，今后必须纠正过来。”任弼时温和地说道。

事后，任弼时立即向有关部门作出指示，要解决司机的工作和宴会用餐问题。从此，中央机关开会或其他场合用车就多了一条规矩，在首长用餐时，也一定给司机再另外准备一份饭菜。

任弼时递给高富有一根鱼竿，说:来，咱们一起钓鱼

鉴于任弼时的身体状况，中共中央决定让他停止工作，进行休养和治疗。医生建议任弼时经常钓钓鱼以调养身心。

一天早晨，便衣队队长高富有接到通知，说任弼时要来颐和园钓鱼。一听说任弼时要来，高富有十分高兴。他与任弼时在延安时就认识。任弼时来颐和园时，左肩扛着鱼竿，右手提着小桶，很轻松的样子。他和高富有见面时，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亲切握手，问长问短。随后，高富有为任弼时引路，沿一条小路穿过后山，来到了颐和园的园中之园――谐趣园。

任弼时环顾了一下四周的优雅环境，顿时来了兴致。他顺手拿出几根钓鱼竿，递给高富有一根说:“来，高富有，咱们一起钓鱼。”

钓鱼对高富有来说，还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他学着任弼时的样子，挂饵、撒竿，一起钓了起来。

高富有生性好动，撒下竿子没多久，就感到浑身不自在，站着不是，坐着也不是。他不时来回动弹着，调换姿势。

“富有啊，钓鱼要静心。老动可不行啊!再动，鱼就不上钩了。”任弼时看出高富有钓鱼是个外行，坐不住，就用手比划着，轻声地予以指导。

又过了几分钟，高富有觉得钓鱼实在难受，另外他还要去检查一下中午准备的饭菜，便把鱼竿交给任弼时，说:“我还有事，中午您就在听鹂馆吃点便饭……”

“不用了。午饭我自己带来了。瞧，这是水，还有饼干。这足够了。”任弼时说着拿出了他带来的一只军用水壶和一包饼干。“其他人(指秘书、司机和警卫员)到你们食堂吃饭就行了。”

“那不好。您应注意身体，都去听鹂馆吃饭，我已经安排好了。”高富有坚持说。

“不行。我现在是休息养病，不是工作，怎能到那里吃饭呢?不要再说了，就这样定了。”任弼时说。

下午，任弼时钓完鱼准备回家时，高富有又到谐趣园相送。他顺势往鱼桶里一看，桶里只有几尾小鱼，总共也超不过半斤。

“就钓了这么几条小鱼?”高富有问。“这就是很大的收获了。”任弼时笑着说，“医生建议我钓钓鱼，休养活动，我在遵照执行呢。这次钓的不多，下次再来钓嘛。”他显出很满足的样子。

这以后，任弼时隔几天就来谐趣园，每次来都很开心。不久，颐和园就向群众开放了，游人渐渐增多，每逢任弼时来，高富有总要照例进行布置，以保证安全，并经常到现场去看望任弼时。

后来，任弼时说:“高富有啊，你工作忙，以后就不要管我了。这地方我熟悉了，自己也能行。”“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再说也想来看看你呀。”高富有说。

令高富有没有想到的是，1950年10月27日，年仅46岁的任弼时就因病与世长辞了。

政协预备会议召开那天，便衣队员刘忠以身挡“刺客”

1949年8月，随着中央核心领导人陆续搬入中南海办公，便衣队也派出八名队员进驻中南海。他们组成了一个区分队，由刘忠和李广仁担任区队长和党小组长，住在临近住地丰泽园的西六所。

当时，有三个重要会议即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就是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亚洲澳洲工会大会和亚洲妇女代表大会。政协会议将讨论有关建国的重大事项，另两个会议则是人民政权建立前夕首次召开的世界区域性大会。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夕的一天，罗瑞卿、李克农以及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负责人汪东兴、李福坤共同研究了警卫工作后，又把便衣队区队长刘忠找来谈话。

李福坤向刘忠交代道:“组织上交给你一个艰巨而光荣的重大任务，要坚决保卫和党中央的安全!”

刘忠听李福坤这么一说，不禁有些疑惑:“我现在的工作不就是保卫、党中央吗?”

李福坤看到刘忠疑问的神情，接着说道:“这是一项十分特殊的任务。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推测，这次政协会议的委员中，可能隐藏着一名刺客，他可能利用委员的身份来刺杀或暗害。我们怀疑这个人就坐在主席台下距离不远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把你安排到这人右前方的座位上，你要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他有要行刺的迹象，你不能开枪，只能用身体去挡。你切不可有半点疏忽，要绝对保卫的安全。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你要当政协会议委员，我们会发给你一张委员证。”

任务交代完后，李福坤放低声音对刘忠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队友。你和我保持单线联系。”

领受任务后，刘忠的内心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他担心如果可疑对象身上携带了手枪，那样制服的难度就会增加。因领导交代，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动枪，一动枪那就会危及其他人的安全，给大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刘忠想，一切都豁出去了，个人生死早已不在话下，但无论如何要确保的安全，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政协召开预备会议的那天，到会了。刘忠也以委员的身份，坐在了那个被怀疑的对象右前方。刘忠发现那个人40岁左右，身材较高，穿一身西服。刘忠心想，自己被选中的原因大概与自己的个头高有关。

在会议休息时间，许多委员步出会场，也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来。这时，刘忠感觉他座位后的被监视对象也站了起来，内心一阵紧张，赶快跟着站起来，用身体遮挡住了那人看主席台方向的视线。

此刻，下了主席台往会场外走。刘忠发现那人也想朝出去的方向挤，刘忠遂抢前一步，挤在那人前面，不让他超过自己。当那人试图从刘忠左面超过时，刘忠就在左边挡住他;那人想往右绕，刘忠就把身体移向右边。刘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能让那人靠近。

刘忠的左阻右挡，把那人惹火了，当场和刘忠吵了起来。他说:“你为什么挡我的道，我要去看!”刘忠道:“我在给你闪道，你还老挤我。我几次给你腾道，你又不走，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旁边的许多委员不知实情，也来责怪刘忠不该挡人家的道，会场内吵嚷成一团。

走在前面的也听到了吵闹声，回过头来，眉头皱了一下。这时，刘忠发现，身后早已紧跟着好几位负责保卫工作的领导，其中有罗瑞卿、李克农、汪东兴等，他们几乎把围在了人墙中间。这下，刘忠稍微放心了。

刘忠继续与可疑对象周旋着，尽力阻挡他的脚步。直到等人走出了会场的二道门，看不见了，刘忠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后来刘忠才知道，当时领导还布置了便衣队的另外几个同志在门外待命，要他们看刘忠的动作行事，一旦刘忠动手，他们就立即上去接应。

带着邀请的客人――香山群众代表参加开国大典

距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越来越近了。

为了保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国庆典成功举行，筹备工作千头万绪，便衣队全体队员按照上级指示，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各种警卫工作的布置和演练。

9月下旬的一天，海淀区开国大典工作组组长杨华，一早来到了便衣队驻守的青龙桥检查站，找到站长孔祥惠说:“小孔，交给你一个任务，怎么样?”

孔祥惠答道:“杨华组长，你就说吧，什么任务?”

“是这样，我们的考虑得很周到，他说咱们党中央机关在香山驻了这么长时间，给香山一带的群众带来了不少麻烦和不方便，这次举行开国大典的庆祝仪式，应该邀请香山的群众代表参加。我们决定由你来承担一项光荣任务，即带邀请的香山群众代表去参加开国大典。”

孔祥惠又问:“都带哪些人去呀?”杨华说:“选派群众代表的工作马上开始，原则是选派当地有威望的贫下中农代表和村干部代表。”

杨华进一步向孔祥惠交代说:“一是要保证这些代表的人身安全，不要有人丢失或生病;二是要保证这些代表在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上不发生意外事故，使开国庆典活动顺利成功。”“到了天安门，我们去找谁呀?”孔祥惠问。“放心吧，到了那里肯定会有人接待你的。”杨华说。

没过几天，由各村推荐选派的群众代表就到齐了。他们是从香山地区的十多个自然村选派出的代表，共有十多位。

孔祥惠第一次接手这样的特别任务，能否完成好，他心里也没有底。为了协助孔祥惠完成这一任务，海淀区委为他配备了一名干部。孔祥惠还得知，海淀区委将为他们一行开具介绍信。10月1日那天，孔祥惠拿着介绍信带队去天安门报到就行了。

9月30日下午，孔祥惠召集香山群众代表观礼团全体成员开了个会，向代表们交代了一些纪律和注意事项，让大家第二天行前要准备些干粮和水。

10月1日一早，天还没亮，孔祥惠就带领这支特殊的观礼队伍出发了。他们从香山下来一路向东南行进，途经海淀区委，拿到了介绍信后，继续向城里行进，要赶在上午10点前进入天安门广场。

9点多钟，孔祥惠带着香山群众代表观礼团走到了天安门广场。这里到处彩旗飞舞，人流如潮，一支支来自各单位的队伍在广场内汇聚。

孔祥惠看见广场中央有一个高挂的大喇叭正在广播，好像是个指挥部门，于是他就带队伍朝那个大喇叭走了过去。当孔祥惠把海淀区委的介绍信递给那里的一位同志看后，那人马上说:“好，你们跟我来。”

在那人的带领下，孔祥惠和香山群众代表观礼团被引到了观礼台上。

靠近孔祥惠他们观礼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师生团队。他们那边的气氛非常活跃，一曲接一曲地唱着新歌，把观礼台上的香山群众代表也感染了。几个代表说，我们也唱一个农民的歌子吧。于是，大家就唱起了几天前临时跟孔祥惠学的《》。农民兄弟的歌，博得了大学师生的掌声。

下午3时，开国大典在礼炮声中正式开始。在《义勇军进行曲》和礼炮声中，按下电钮，将第一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礼炮声一停，少先队员放飞的5000多只和平鸽冲向蓝天。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广场上欢声雷动，热烈的掌声、激昂的口号声经久不息。孔祥惠和香山群众代表也不停地鼓掌、高呼口号，表达着人民翻身当家做主的喜悦!

开国大典结束后，孔祥惠和他带领的代表团就随着人流，一直走到美术馆后面，再往北走，钻过高粱地，于晚上9点多才回到香山。

虽然近60年过去了，但开国大典那一天的亲身经历，却让孔祥惠终生难忘。

苏联代表团团长即席发表演讲，难住了随行的年轻翻译，临时救场

1950年，苏联代表团由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书记冯文彬陪同，到中国各地进行友好访问。刘忠带领便衣队区分队，负责此行的安全保卫工作。

在苏联代表团乘坐的专列途经河南郑州黄河大桥时，一节公务车厢突然脱钩了。

刘忠带着几名便衣队员跳下车，进行紧急处理。可他们几个人使足全身劲儿，想把脱钩的车厢挂在一起，却怎么也挂不上。他们最担心的是如果前面或后边再有列车开来，来不及刹车的话，就会与这节车厢相撞;如果把这节车厢撞出轨道，造成严重后果。刘忠他们越想心里越慌，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

正着急时，列车长过来了。他想了个土办法，找来了一些炮仗，把它们搁在滞留车厢前后的铁轨上。过往的火车车轮与炮仗摩擦，炮仗就会爆响，从而引起火车司机注意。刘忠马上派了三名战士，沿附近铁道线搁放炮仗，隔一段距离放一个。

战士们刚刚放完炮仗，后面果真开过来一辆列车，火车司机听到铁轨上接连发出了几声炮响，觉得有问题，就停下来看个究竟，这才发现前面有一节车厢滞留在大桥上，从而避免了两车相撞的险情。

这时，已开走的专列也觉察到后面一节车厢丢失了，倒退了回来，向脱钩的车厢迎了过来。列车人员发现脱钩车厢的挂钩出了问题，就迅速同有关方面联系协商，设法又调来了一节车厢，并将脱钩车厢拉开，险情这才算排除。

苏联代表团乘坐的专列停靠的第一站是郑州。车停郑州后，河南省党、政、军领导和群众代表数千人到车站隆重欢迎。苏联代表团团长在欢迎仪式上即席发表了热情、友好的演讲。可是因为没有讲稿，一时难住了随行的年轻翻译。年轻翻译结结巴巴地翻译着，不时还“卡了壳”，场面非常尴尬。

正在为难之际，一位青年站了出来，他大方得体地向苏联客人示意，然后又流畅准确地将苏联代表团团长的演讲翻译出来。在场的人们热烈鼓起掌来，既为苏联客人演讲的友好情谊，更为这位青年人的及时救场和完美翻译。

这位青年人就是的长子。此次搭乘这趟列车，是受父亲的嘱托，代他回湖南韶山故乡探望毛家亲友和故人的。

专列离开郑州后，继续向湖南进发。正在车上值勤的便衣队员刘满昌和在车厢里相遇，但彼此并不相识。举止文雅的微笑着和刘满昌握手后，便坐下来与他攀谈起来。

闲谈间，刘满昌问:“你贵姓，你也和我们一起去湖南、广州吗?”“我姓毛。因为你们的车要到湖南，我父亲让我搭这趟车顺便到韶山故乡去探亲。”答道。

刘满昌这才恍然大悟:“啊!你是同志，失敬!失敬!你刚才那场翻译真棒，欢迎会圆满成功多亏了你。”

谦虚地说:“这没有什么，我去苏联留过学，俄语自然讲得熟练点。他们刚从学校出来，有几年工作实践后，就会好起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