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边缘生存

当时间进入2012年，中国再次走过了一个里程碑，那便是几千年有史以来首次成为“城镇人口居多”的国家――城镇人口超过50%。不知不觉中，北京的常住人口已超过两千万，上海的人口数目则更为巨大。在欧洲和北美洲，这样的城市人口膨胀已是持续了两百多年的事情，上一次人类大迁徙为西方乃至全人类带来了思想、政治、科技和社会福利的彻底改变。无疑如今涉及各新兴国家的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更为巨大。在最近推出中文译本的著作《落脚城市》中，作者道格・桑德斯就断言，到本世纪末，人类将成为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但此书并没有为读者描述一个美好的城市生活远景，它所瞄准的皆是城市边缘地区，即传统中被称为“贫民窟”、“城乡结合部”的地方。不过在作者眼中，这里是乡村居民融入城市的入口，是一连串生活变化的起点，“落脚城市”之名也由此而来。

五光十色的大城市总是令人着迷的，五十年前由简・雅各布所著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至今仍是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之作。而桑德斯居住在多伦多时，曾和雅各布斯比邻而居，也对她进行过多次采访。从那以后，“城市是如何运作的”这一命题就一直徘徊在桑德斯脑子里，与他多年生活在城市边缘地区的个人经历相互碰撞。

桑德斯告诉记者，“低房租、友好的邻居，通常有很好的食物和多样的文化”使他在多伦多和洛杉矶居住时一直选择这样的区域。2006年桑德斯在一篇杂志文章中“绘制”了多伦多的“城市拼图”，他忽然意识到，“一个关于国际移民的规则就是，人们并不是简单的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一个国家，而是从一个村子迁徙到另一个城市的特定社区，甚至是同一条街。如果你给洛杉矶画一幅地图，你可以看到这条街和危地马拉的四个村子能联系起来，另一条街和洪都拉斯的三个村子直接相关”。

顺着这一条条连线，他开始了全球之旅。三年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布五大洲数十个国家。

为了能在不同语言环境下进行实地考察，桑德斯也找到了许多当地合作者，桑德斯称他们为“研究员”。据他讲，最好的“研究员”都是纪录片作者，“如果雇佣记者来当研究员，他们的第一反应会是去找主管部门申请采访许可。纪录片作者会说，不不，忘了这些官方的东西吧，这些是公交车可以到达的地方，我们应该走进这些街巷，看看里面的样子”。除了帮桑德斯寻找合适的地点，一些“研究员”的工作还包括和控制贫民窟的贩毒组织打交道，告诉他们“有个蓝眼睛白人明天要来，请不要射杀他”。

“我去了几个建在山坡上的贫民窟，那里就和《上帝之城》、《里约大冒险》等电影里演的一样糟糕。在约定的时间我走过桥就遇到两个14岁的孩子，手里都抱着AK47步枪，一个用枪指着我，另一个负责搜身。我继续往里走，到处都有拿枪的孩子，而街道中央就放着一整桌子的可卡因砖。但我必须得说，在这本书里写到的大部分地区，我都没有感到任何的危险。即使是黑帮控制的地区，人们对我态度也很友好。”桑德斯说。

桑德斯在中国找到的“研究员”是拍摄《归途列车》的导演范立欣，骑着摩托车，他们在重庆郊区叫做六公里的城乡结合部转了一整月。几年过去，现在六公里大部分已被拆迁完毕，一如工厂大门永远不对西方记者开放的深圳。桑德斯至今仍对重庆的美食念念不忘，他笑着赞叹道，“我必须得说，重庆是最容易做采访的地方，你可以直接走进人家里，而且人们也愿意讲述他们漫长而艰难的创业故事，他们之前也没机会给别人讲”。

最重要的是，在六公里他们穿过迷宫一样的街道找到了世代居住于此的村民以及他们的田地，而那一天正好是端午节。“他们按照传统做了很大的一桌酒席来庆祝节日。他们正要吃节日大餐的时候，陌生人走来了。他们招呼我们坐下一起用餐，并给我们讲了整个地方的故事。”

迁居到此的乡村居民、原住村民以及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一同构成了桑德斯把“六公里”作为全书开篇的理由。同时出现在书中的还有中国另外两个地方，深圳和四川的偏远乡村水林。三者分别代表了贫穷但充满希望的落脚城市、无法落脚的城市和空巢乡村，但这不是孤立的三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三个侧面。桑德斯表示，“这是我找到的最好的样本，可以向人们解释什么是‘落脚城市’。 向城市迁徙就像爬梯子，你很容易能攀上第一级，但在深圳，通向中产阶级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梯不见了”。

至于中国大城市是否已经人满为患了？桑德斯并没有直接作答，他只是笑言，“纽约从1890年代就已经声称人太多了，而那时的人口其实只有50万。现在他们则会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个花园”。

充满活力的重庆“城中村”六公里

六公里这个村子在官方记录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你去问重庆政府的官方人士，他们会说我们的城市化发展非常快，都是非常规整的公寓大楼。实际上大部分的城市化都是这样由乡村移民自建的建筑组成的，他们要么是别无选择，要么是主动的选择这样一种形式。这个地方在15年前只是拥有70个人的农村。很快人们就搬进来了，现在已经有12万人口居住在非法存在的“城中村”里面。他们吃住在这样一些街道上，这里进行非常多的生产活动，他们大部分会在机械工厂。大部分家庭会发展他们的小生意，制造重庆非常著名的火锅。他们最终会变成这个社区中规模更大的经济体。对这样一个社区的官方形象就是非常的不卫生，到处都是垃圾，有不少人就住在垃圾堆上，下水道也非常的脏。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因为政府并没有对此作出任何措施。其实这样的地方同样发生着相当可观的经济活动，如果你从主街道走下来进入小巷，就会发现很多正在进行的工厂运作。你会发现非法营业的纺织厂，他们可能会从自己的邻居手里借来一笔钱组建起自己的塑料制造工厂、木工厂、金属工厂以及各种各样的摩托车配件制造厂。

逃离深圳到此安家的外来户

六公里的许多居民都像36岁的王珍蕾与34岁的舒伟东夫妇一样，晚上就睡在长三公尺、宽两公尺的房间里，隔间的石膏板垂挂在水泥天花板下方半公尺处的木板条上。他们一天有十个小时，而且经常在周末，都待在隔壁的一间水泥房间里，在工作桌前缝制着衣物。这家工厂共有三十台缝纫机，老板在1996年从一座偏远的乡村搬到六公里。他自己原本也是个成衣工人。从1993年开始，他们夫妇俩曾有11年的时间都在深圳，那里的工人宿舍比较现代化，比较不那么幽闭，薪酬也比较高。不过他们却发现了一大缺点：深圳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不论他们怎么努力存钱，还是永远在深圳买不起一套房子。经过一番痛苦的取舍之后，他们开始向北搬迁。这样他们可以离家人近一点，而且女儿也说不定未来有机会到城市生活。不过，付出的代价则是大半辈子都得在孤独阴暗的“深渊里”工作。

二十载圆城市梦

在六公里，每20个像他们一样的家庭当中，就会有一个辛广全家族式的故事。辛广全和他的太太抵达这里的时候，原本只是两个不识字的农民。1992年，就在中国的经济刚刚开放后不久，政府开始容许有限度的农民迁徙，于是辛先生就从一百多公里之外的石龙村来到了六公里。他太太负责为工友煮饭，他则努力工作。他们每天晚上裹着被子，和这个城市里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工人一起睡在那些高楼大厦的地基上。他们把所有的收入寄回石龙村，有好几年的时间完全没见过自己的女儿。

1998年，他召集了同乡工人组成了建筑施工队，开始以公司化的方式运作。当时财务状况虽然稳定下来，辛先生和他太太却还是住在他们在六公里买下的一间水泥小屋里。最后辛先生靠着实行一套计划打破了贫穷的障碍。他召集了他的施工队老板朋友中最成功的14人，集资在六公里对街兴建了三幢十层高的公寓大楼，其中一幢大楼里的小公寓租给农民，藉此赚取租金；另外一幢大楼分隔成一间间的工厂场地以供出售，一楼还有店面；第三幢大楼则是包含了十五间公寓的住宅，供他自己和他的伙伴们居住。凭着这项计划，还有15年来的咬牙储蓄，辛先生和他的友人终于得以实现在城市立足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