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居民资产负债表看中国财富标志的演变及其影响

摘 要：“财富标志”是广义虚拟经济的重要概念之一。财富标志体现为居民的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居民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结构变化就体现了财富标志的演变。本研究编制了1994-2009年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负债表，并与加拿大、日本、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四国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对比，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研究了中国财富标志的演变。又采用热最优路径法研究了财富标志演变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应对中国财富标志演变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住房、证券和存款充当了中国居民近20年来的主要财富标志；财富标志的类型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基本都一样，但是，各种类型的财富标志所占的比例很不一样，演变特点是物质性财富标志占比受土地的影响较大，非物质性财富标志比较分散，是财富标志泛化与转移的主力军；土地住房占比增长率的变化显著影响了CPI和GDP增长率的变化。

关键词：居民资产负债表；财富标志；热最优路径法；经济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3） 04-0037-10

The Evolution and its Economic Impact of Wealth Identifi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 Sector’s Balance Sheets

ZHENG Hai-tao WANG Teng-fei REN Ruo-en WANG C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Wealth identific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cepts in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It reflects as household’s financial assets and non-financial attest， so the evolution of it i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asset structures of household’s balance sheets. This paper prepares household sector’s balance sheets in 1994-2009 and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wealth identification in China by comparing it to ones in Canada， Japan， UK and Australia. The paper analyzes economic impact of this evolution by the thermal optimal path method. The research gives some suggestion to deal with the changing wealth identification. The findings is as follows. Housing， securities and deposits were top three of Chinese household’s wealth identification over the past 20 years. The type of wealth identification is basically the same in the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but the ratios of these are very different. Land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n the material wealth identification. However， the virtual one is widely dispersed， which is the major areas of generalization and shift of wealth identification. The change of growth rate of ratio of land and housing to asset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change of CPI and GDP growth rate.

Keywords： household sector’s balance sheets， wealth identification， thermal optimal path， economic impact

一、引 言

“财富标志”是广义虚拟经济的重要概念之一。林左鸣（2010）[1]定义财富为“人类生活过程（对象化）可以转换为经济价值的部分的评价和衡量，它满足人类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并具有社会属性”，对于经济价值，人类生活过程创造了货币收入，在扣除生活支出后的部分就转化为了人类的资产，根据财富的定义，这些人类的资产就是财富，它满足了人类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林左鸣（2010）[1]又定义财富标志为“在心理上满足人们对一般财富（货币形态）进行聚集、浓缩、存贮和转化（还原为货币）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或法定的）物质或非物质形态”。这里，聚集、浓缩、存贮的过程是形成居民资产的过程。而转化是把资产变现的过程。这里的物质形态是实体资产，非物质形态是金融资产。因此，财富实际上就是居民的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而具体的资产形式就是财富标志。研究财富标志的演变，可从居民的资产结构变化入手进行分析。

居民资产负债表反映了居民部门的资产和负债总量、资产结构、负债结构等。负债是居民为了持有财富而主动融资的，是财富的减项。因此，居民资产负债表是研究财富标志演变的最好的工具。居民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结构变化就体现了财富标志的演变。所以，本研究从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序列表出发，研究居民资产结构的变化、负债率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研究财富标志的变化。

林左鸣（2010）[1]指出：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居民对“财富标志”物有不同的选择。到了今天，在广义虚拟经济的时代“财富标志”已经不一定要以物质来承载，甚至是一种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可成为“财富标志”，比如股票、国债等。即，财富标志的演变是一种常态。那么，这种演变现实中在不同地区确实存在不一致吗？

林左鸣（2010）[1]还指出：存在“财富标志”物泛化的情况。“以任何自然物质作为载体确定财富标志物都面临着供应不足而不断转移和泛化的问题。这种泛化的后果是物价不断攀升上涨，直至经济崩溃。”那么，在现实世界中，实体资产的结构如何？随着实体资产的比例增加或者某种实体资产的比例增加，是否会带来该物价的上涨？

林左鸣（2010）[1]最终要得到的结论是非物质形态的财富标志是社会经济的稳定器。而金融体系是产生非物质形态财富标志的地方，其中，最具活力的财富标志品仍然是债券和股票。那么，在现实世界中，非物质形态的财富标志品，即金融资产，是否增加了？在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财富标志比例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经济是否出现了较大的动荡？

上述问题是财富标志的演变及其演变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来分析。为此，本研究从编制中国的居民资产负债表出发，并与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日本的居民资产负债表进行对比，探讨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居民资产结构和负债结构的变化，分析财富标志的演变规律，分析实体资产（即物质形态财富标志物）结构与物价水平、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分析金融资产（即非物质形态财富标志品）的结构与经济波动的关系。

论文接下来是这样安排的：第一部分是编制中国的居民资产负债表；第二部分是对中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日本的居民财富标志演变进行国际比较，第三部分利用热最优路径法，研究财富标志的演变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影响，第四部分从财富标志演变来看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及其政策建议。

（一）中国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编制

从整个体系来看居民部门是指由所有常住居民组成的集合，包括城镇常住居民、农村常住居民户和城乡个体经营者。但是相对于其他部门来讲，居民部门对收入分配和资产配置有较强的理性特征。居民几乎参与了所有国民经济活动， 居民为国民经济生产过程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和资本、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并参与了国民收入的分配，获得了相应的生产要素收入（雇员报酬、利息和地租），还获得了主要来自政府部门和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的经常转移收入，形成了该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主要被用于消费活动和储蓄活动，其中消费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活动有显著的影响，居民部门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活动的内容和结构，储蓄活动又构成了其它机构部门进行投资活动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保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进行和生产的进一步扩大。

从统计上看居民部门的金融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居民部门各项金融资产与负债的存量信息。通过观察居民部门的金融资产负债表可以了解居民的财务状况、资产配置和融资情况，进而分析居民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及其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

目前国内关于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研究重点较关注于金融资产核算和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对金融资产负债结构及其之间的关系分析较少。于雪（2011）[2]对我国2004～2009年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变化进行实证研究，并通过国内外居民金融资产的比较，指出国内外居民金融资产在发展规模及结构上所存在的差异。刘向耘（2005）[3]对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核算以及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和物价水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第二，对居民部门核算以资产负债简表为主，编制金融资产负债表并对金融资产负债结构进行详细分析的少。牛慕鸿（2010）[4]对我国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变化特征、变迁机理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我国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政策建议。刘向耘（2009）[5]对我国居民2004～2007年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估计并对居民资产负债表的风险和配置效率进行了分析，探索了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原因以及扩大居民消费的途径。马骏（2012）[6]编制了我国2002～2010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主要分析房地产增值对我国居民财产增长的影响。任若恩和郑海涛团队（2010）[7]一直从事国家宏观经济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核算与编制工作，已经完成政府部门、金融部门金融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和分析工作。本研究是上述工作的延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国家统计局（2007）[8]已经定义并规范的分类框架编制1994～2009年我国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并对该序列进行结构分析，深入探索我国居民财富标志的演变及其影响。

为了便于更直观的了解我国居民部门资产负债情况，评价我国居民财富标志的变化及其影响，本部分试行编制中国居民部门资产负债1994～2009时间序列（如表1所示）。其中，住房包括农村居民住房和城市居民住房，对于农村居民住房，农村居民住房=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造价（不包括地价）×农村人口计算得到，上述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年鉴；对于城市居民住房，用房地产商平均土地购置费用来代替地价，则：城镇居民住房=城镇居民居住面积×（造价+土地购置费用）得到，其中2002年以后城镇住宅面积数据由城镇人均住宅面积×城镇总人口计算得来，1994～2002年数据由每年新增住宅面积推算得到，这些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年鉴；房地产开发商城镇住宅竣工造价源于历年国家统计年鉴；房地产开发商土地购置费用、开发土地面积1997～2011年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年鉴，1994～1996数据来源于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对于耐用消费品，这里主要包括汽车、摩托车、家电等消费品，对于汽车、摩托车核算，按照总产值除以总产量得到汽车、摩托车平均出厂价，上述数据来源于中国汽车工业年鉴。汽车总价值我们用价格×私人汽车拥有量，私人汽车拥有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摩托车总价值我们用摩托车价格×城镇（农村）每百户摩托车拥有量×总户数÷100得到。其他耐用消费品，用36个大中城市平均价格×城镇（农村）每百户拥有量×总户数÷100×0.7估算得到，36个大中城市平均价格数据来源于中国物价年鉴，耐用消费品每百户拥有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总户数=城镇（农村）总人口÷城镇（农村）户规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对于通货，通货=流通中现金×80%；存款2005～2009数据是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查到，1994～2004数据是根据“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加上一个平均值，其中该平均值等于2005～2008年“存款”高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平均值；证券=国债期末余额×65%+金融债券期末余额×2.5%+企业债券期末余额+股票及其他股权+全国股票流通市值（A股）年末数*90%+个人资本，其中，全国股票流通市值（A股）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国内有价证券分类情况表；保险准备金=金融机构部门“保险准备金”来源方×75%；其他金融资产是以可查到的1995、1999、2000年数据为基础根据资金流量表核算出来。

从表1可以看出，1994～2009年我国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迅速扩张，一方面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的总额迅速扩张，从1994年到2009年总资产规模增长了4.1倍，非金融资产规模增长了5.9倍，金融资产规模增长了243.3%，其中以保险准备金的速度增长最快，15年间增长了92倍；而居民部门的金融负债增长也比较快，2009年较1994年增长了554.8%，其增长速度高于资产的增长速度，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居民借助贷款增加了自己的资产。正是如此，我国居民净资产虽然迅速增长，但仅增长了3.5倍。

不管非金融资产还是金融资产，都是居民的财富，在这些财富中，住房、证券（股票和债券）、存款占有了绝大部分比例（在2009年占比约88%），充当了中国居民近20年来的主要财富标志。

（二）居民财富标志演变的国际比较：中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

根据林左鸣（2010）[1]的论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居民对“财富标志”物有不同的选择。我们从发达国家中选择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日本作为代表，以中国代表发展中国家代表，来研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财富标志以什么来承载。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区其是否不一样？财富标志是如何演变的？这种演变在不同地区是否是趋同？

首先，我们整理了加拿大的居民资产负债表（1961～2011），澳大利亚（1989～2012），英国（2002～2010），日本（1980～2010），这些数据的原始数据都来自各国的国家统计局网站。这些数据见图1～5。

从各个国家的居民财富标志变化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地区，财富标志存在一些共同的特点：（1）住房和土地等物质形态的财富标志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仍占主流，虽然它们在比率上有些变化。“住房+土地“的比例在各个国家所占的比例都比较高，大约40%～60%。且土地所占比例要高于住宅建筑价值比例（日本，澳大利亚）。（2）在非物质形态的财富标志中，各个国家占比比较高的财富标志都基本包括通货、存款、某一种形式的证券（比如股票、债券等）、保险准备金（除中国外）等。这些都表明了财富标志的泛化，印证了林左鸣（2010）的观点。

当然，财富标志也表现出相当多的不一样的地方：（1）物质形态的财富标志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在中国，住房所占的比例保持快速增长，在2009年接近了60%，耐用消费品也保持相应态势，在2009年约占6.4%，这源于中国汽车保有量的大幅度增加。而在发达国家，且表现出不一样的特点。除了日本的土地资产占比大幅度下降外，英国的住房和土地资产占比基本保持稳定，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最近十年的土地资产占比在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物质形态财富标志占比要低于中国，大约在40%～50%之间（英国约40%，日本在近年来也将为40%，加拿大约45%，澳大利亚约50%）。（2）在非物质形态的财富标志中，各个标志所占有的比例都要小于住房和土地，且各个标志在不同的国家占有比例是不一样的，凸显了各个国家居民在财富结构上的差异。中国占比比较高的是存款、证券；而其他国家则是保险责任准备金（中国2%左右，而其他国家在20%左右），这表明中国需要加强保险业的发展，提高保险业的产品创新能力，使得保险产品进入到中国居民的财富标志之中。在证券中，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的证券财富占比逐年下降，英国和澳大利亚居民偏好股票，日本居民持有的股票权益财富波动很大，依赖于股市收益率，加拿大居民持有股票的比例保持稳定，但债券逐年减少，直到2011年仅占不到1%（1961年为9.1%）。这些都表明了财富标志的转移，印证了林左鸣（2010）的观点。

另外，各国居民都通过债务杠杆来获得更多财富，但是，在债务率上，各国表现出了差异：中国最低（5%），其他国家都比较高，普遍大于15%。日本和英国的居民负债率在2008年之后在下降，而澳大利亚和中国在上升。

总之，通过国际比较发现，财富标志的类型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基本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居民财富的结构构成中，各种类型的财富标志所占的比例是很不一样的，共同的演变特点是物质性财富标志占比受土地的影响较大，非物质性财富标志比较分散，是财富标志泛化与转移的主力军。

（三）财富标志演变与物价、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基于热最优路径法

林左鸣（2010）认为物质形态财富标志的转移与泛化会引起物价的上涨，甚至经济崩溃；非物质形态的财富标志是社会经济的稳定器。以土地和住房为主的物质型财富标志占比的变化反映了物质型与非物质型财富标志的变化情况，那么该占比的变化与物价、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

首先，五个国家的居民住房和土地占比增长率被计算出来。我们从各个国家的统计局网站整理了各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用来反映物价水平）、GDP增长率。将各国的数据都反映在时间序列图上（限于篇幅，这里不列出图形，需要请与作者联系），我们发现住房和土地占比增长率与CPI、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它们之间的领先与滞后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本文采用热最优路径法（ Thermal Optimal Path），动态追踪五个国家的这种相关关系，以探讨财富标志演变与物价、经济增长的关系。

热最优路径法由Sornette 和 Zhou（2005）[9]、Zhou和Sornette （2006）[10]提出，用于两个时间序列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它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通过计算两个时间序列之间的距离矩阵，将传统的经济问题转化为统计物理学中的经典概率传递模型，利用配分函数的递归运算，最终得出两序列之间动态的领先滞后关系。详见周炜星（2007）[11] 。

本文使用热最优路径法，分别研究住房和土地占比增长率与CPI的关系，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关系。对于物质型财富占比增长率与CPI的关系，先将这两组数据作为原始输入序列，计算这两个时间序列在每个时点的热平均位置. 若热平均位置为正则代表住房土地占比增长率领先于CPI，表明住房土地占比的增长引起了物价的不断攀升，印证了林左鸣（2010）的观点；反之，若热平均位置为负，则代表住房土地占比增长率滞后于CPI，物价水平的上涨促使了居民对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会导致物质型财富标志的短缺，从而引发物价水平的螺旋上涨。热平均位置的数值则代表该占比领先CPI的阶数（ 单位： 年度）。对于住房和土地占比增长率与GDP的关系，也与这组关系的计算类似。如图 6 所示，为参数 T （T代表允许的温度，T 越大，允许偏离绝对最小能量点的概率就越大）取0.5，1时的五国住房占比相对于CPI的领先滞后阶数。当T取不同值时，尽管其数值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变化趋势却是完全一致的。

从图6可以看出：从领先年度值来看，英国和中国的值特别小，说明这两个国家的住房土地占比与CPI处于同步。对于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近年来，住房土地占比增长率要领先于CPI，对物价的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共同点在于在早期这些国家的住房土地占比与CPI处于同步，与中国和英国一样。他们的不同点在于领先的起点时间和领先年度值不一样，加拿大和日本是在进入21世纪后，澳大利亚要更晚一点（在2007年之后），在领先年度值上，加拿大大约领先1年左右，澳大利亚和日本领先1个季度到半年左右。这些都说明居民持有物质型财富的增长对物价的上涨有显著的影响，充分证实了林左鸣（2010）的观点。还有一个例外是加拿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住房土地占比增长率滞后于CPI大约半年到3个季度。这说明物价上涨对居民持有物质型财富的影响存在但不普遍。

图7显示了五个国家的居民住房土地占比与GDP的领先滞后关系。

从图7可以看出：除英国保持同步关系之外，其他国家的住房土地占比与GDP之间都存在显著的领先或滞后关系。首先，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都经历一段滞后关系，这段时期，GDP增长率的下滑引发了住房土地占比增长率的下降，影响的滞后时间存在不同，日本大约2个月，澳大利亚大约1个季度，加拿大大约半年到1年。其次，在加拿大和日本，在近十几年存在显著的领先关系，表明十几年前这两国的住房土地占比增长率的上升引起了GDP增长率的上升，领先年度值在半年（日本）或1年左右（加拿大）。最后，对于中国，在我国实施住房商品化的过程中，住房占比增长率的上升刺激了GDP增长率的上升，领先值在2个月左右；另一方面，在2008年后，这种领先关系终止，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下滑，这种下滑可能会引起居民减少住房的财富占比，而增加对非物质型财富的占比，这预示着中国居民的金融资产占比会增加，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下滑。

综上所述，本文将上述分析与各国的财富标志变化结合起来，总结近十几年来各国财富标志变化特色及其对应的经济影响规律：

中国：证券占比下降，住房占比增加。住房占比增长率与CPI同步变化，但其增长促进了中国GDP的增长。

日本：土地占比下降，存款和保险准备金占比增加，股票占比波动很大。土地占比增长率的下降对CPI和GDP增长率的下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英国：各种财富占比基本没有变化，因此，英国的物价水平和GDP增长率水平也保持基本平稳。

澳大利亚：股票占比增加，耐用消费品减少，存款减少，机械设备减少，土地占比增加，但表现出极大的波动。土地占比增长率前期增加，后期下降，在前期，GDP的缓慢增长促进了土地占比增加率的增加，在后期，土地占比增加率的下降促使了CPI的缓慢下降。

加拿大：土地占比增加，债券减少，保险准备金增加。土地占比增长率对CPI和GDP的影响类似，在2000年前，CPI和GDP影响居民持有土地的比例，在之后，土地占比增长率的增加促使了物价上涨和经济增长。

（四）从财富标志的演变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政策建议

通过五国的国际比较研究发现，各国的财富标志在不同时期都表现出不一样的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居民的财富选择行为，这些行为通过居民的资产购买行为影响了实体资产的供给，从而影响了物价和经济增长水平。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居民的财富标志演变有其自身的特点，即当前最主要的财富标志是住房，这导致非物质形态财富标志所占的比例大幅度下降，特别是证券占比下降比较大，保险准备金占比非常低。那么，这些财富标志的演变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呢？

第一、居民的住房资产稳步增加，这是促进中国GDP的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居民住房资产占比远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的占比，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居民的住房资产占比从1994年的45%增长到2009年的 59%，居民将非物质型财富标志转移到了物质型财富标志，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也带动了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快速增长，引发了国家多次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实施，以避免经济的崩溃。但是，这个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大约40%～50%），因此，在未来，这个比例不会持续增加，居民财富会选择其他财富标志形式存储起来，那么住房占比增长率将会下降。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在逐步下滑，根据上述国际比较结果，这也将引起住房占比增长率的下滑。

第二，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持有占比在2007年达到最高比例7.5%后，之后开始出现下滑，这将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下滑。

第三，居民的金融资产规模增长很快，但是占比还比较低，未来有更广阔的空间。所以，林左鸣（2010）才指出“非物质形态的财富标志是社会经济的稳定器。而金融体系是产生非物质形态财富标志的地方”。

第四、保险准备金增速较快，但占比太低。1994～2009年间保险准备金年均增长率高达247.64%。然而十多年的发展，保险准备金占比（2009年仅2.6%）仍低于发达国家20%以上的平均水平。这说明我国居民对未来的保障水平还偏低，不利于未来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空间广阔。

第五、通货和存款仍占较大比重，证券占比出现大幅度下降，财富标志的多元化程度有待提高。居民存款比率高，一方面是为了弥补保险准备金的不足，另一方面也限于具有安全性特征的金融财富标志型产品少。证券占比的大幅度下降（从38%下降到8.9%）与财富标志向非物质型转移是相悖的，这凸显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备和中国居民直接金融投资的不活跃，这也显示了未来中国直接金融市场的发展空间。

通过以上分析，从财富标志的演变来看，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建议一：对居民经济行为和财富标志选择的研究，要充分考虑居民资产负债表这种存量经济指标，将这类信息与其他流量指标信息结合，可为与居民相关的经济政策制定提供指导意见。

建议二：必须实施健康平稳的房地产发展政策。上述分析告诉我们，通过大规模房地产建设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将会受限于居民的住房资产比例过高。

建议三：应该大力发展保险准备金这种财富标志，它给了居民更多的社会保障。国家在2012年升级四大保险公司为副部级单位，体现了国家对保险准备金这种财富标志的重视。

建议四：制定有利于居民参与金融市场投资的各种政策措施，积极扩展金融体系的财富标志型产品，增加居民投资于直接融资市场的热情，降低居民持有存款的比例。直接融资市场的不发达和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我国居民投资可选范围狭小，无法根据自身风险偏好、收益水平来选择多种投资工具，导致我国居民部门风险性资产结构较为单一。因此继续完善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够扩大居民投资渠道，促进居民资产结构多元化、分散化发展，不断提升证券类、保险类资产在居民金融资产中的占比，确保居民金融资产在流动性、安全性、收益性直接达到最优配置，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财富水平。

建议五：积极稳妥地发展消费信贷，减弱居民对耐用消费品持有占比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中国居民的负债率约为6%，相对于发达国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近几年我国信用卡贷款、车贷、房贷的迅猛提升有利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和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因此积极稳妥地发展消费信贷不仅对于提高居民收入在不同时间、空间的配置效率，实现消费效用的最大化具有重要作用，并且能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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