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4 21:58:02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国的货币安全,资源保护,消费萎缩问题,呼吁政府加快货币区域一体化进程,提高国民收入的同时控制政府行政管理费用,保护有限的矿产资源,大力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文中所述的观点均采用大量翔实的数据、案例为基础,数据案例的来源往往来自权威的报纸与杂志,甚至是官方的电视媒体,而非之前好多出版书网籍都大量引用其他书籍的二手资料来得更加具有说服力。

其实本书的内容涵盖的知识范围很广,虽然以当前的次贷危机为主线,但实际上牵扯出作者对中美关系,美元霸权下的国际货币秩序,中国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问题.com的思考和看法,并且作为一本大众读物,作者其实并没有像经济学论文那样对某一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而是运用新闻、历史事件、数据来说明了问题,给出了方向,其实好多观点都是结论的阐述,相信背后有作者多年的分析和积累,但事实上,作为一个普通读者,通过这些结论性的阐述有时候很难判断出作者的倾向性,我也不想因为看了某本畅销书而热血沸腾,从此坚定地站在自己认为真理的某一方摇旗呐喊,以我的这种每天最多看看网上的新闻,然后就是上上班,晚上回去循环拨动电视遥控器,偶尔看看经济类书籍和报纸的公民,在任何时候都不适宜站在哪一派去呐喊助威,因为很难分辨,如果被人煽动利用弄不好还会对其他人造成严重后果。但我愿意相信,甚至信仰作者的观点,因为从各方消息了解到,作者本人是一个公益学者。何为公益,就是一个不会受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响,始终站在一个普通民众的角度观察问题,并提出适合人民群众的解决方案。其实学者都应该是公益的,公益才能保证吾论皆出自吾心,才能保证观点的独立性,独立的理应就是客观的合理的,甚至是权威的。就像美国的评级机构,在成立之初,正是因为它的独立性,其的评级报告才令人信服,变得权威,被广泛采用,但它们在次贷危机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究其缘由也是其独立性逐渐被经济利益所侵蚀的结果。

书中谈了好多都是些大问题,其实好多观点我可以信仰,但我毕竟离中国的决策机关太远,我所能做的就是控制我自己,说说通过看了这本书,我可以做的是什么。

首先是应对通货膨胀,我们这样普通民众,真的是食物链的最底端,交完个人所得税,扣除养老、失业、工伤这些政策时时在变的保障,现在知道还一直在被缴铸币税,通货膨胀税,如果想储备点美元,不仅交美国的铸币税,体会美元贬值政策下的个人投资缩水,连兑换时中国的银行都要扣除点利差。对于企业而言,次贷危机下,储备大量现金应对流动性风险并等待时机,个人在通货膨胀的预期下,持有大量现金不是什么好主意,虽然资本品的价格有进一步缩水的可能,但还是可以借鉴作者的观点,适时配置一些资源类,比如黄金,或者资源类股票。至少资本品的价格可以反映市场流动性及通货膨胀的状态,应该有保值的作用。

其次是响应国家号召,力行环保,环保可以涉及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少用塑料制品,一次性筷子等一次性产品,节省用水,用节能灯照明,节省用纸;尽量运用公共交通出行,如果火车可以到达的地方,尽量乘坐火车,少坐飞机;出门旅游时不乱扔垃圾,注意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不吃野味,野生动物,也不买野生动物制品,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其实作者没有提到,野生动植物资源也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资源,未来的国家间竞争的生物工程、生物技术都是以此为基础。)面对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持续恶化的今天,经济活动怎么可能比生存更重要。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周期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周期性波动

一、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也被称之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它主要包括四个要点:“创新”的定义;“纯模式”;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多种周期的由来。此外,熊彼特的“长波技术论”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将对上述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四个基本要点进行逐一介绍与分析。

1、“创新”的定义

创新理论贯穿于熊彼特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全部构架中。他用创新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把创新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他从创新理论出发,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问题。同时用“企业家的创新是周期地出现的”来解释经济周期,论证了经济的周期波动根源于创新。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创新所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因此,周期性波动并不是什么“病态”的表现,而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常情况。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通俗地说,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了创新和发明的区别,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发明则是非经济因素,一种新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发明家也不一定是创新者,只有具有冒险精神,应用新发明于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

2、“纯模式”

熊彼特在其创新理论框架中首先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纯模式”。在他看来,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是因为企业家看到创新为他带来了盈利机会,带来了超额利润,引起其他企业仿效,形成“创新浪潮”。创新浪潮的出现,造成了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需求的增加,导致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其他较多企业,超额利润和赢利机会趋于消失之后,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的需求便减少,于是经济就收缩,走向衰退。直至另一次新的创新出现,经济才再次进入另一轮繁荣状态。这就是说,如果排除了影响经济活动的其他各种因素,那么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实质上就是由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构成的周而复始的重复活动。这就是熊彼特的所谓经济周期“纯模式”。

3、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

正如上文所言,“纯模式”是指创新所引起的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重复出现的周期。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实际上包括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于是,熊彼特使用创新所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来解释。

熊彼特认为,在“第一次浪潮”,即创新所直接引起的创新浪潮中,创新引起了银行信用和对资本品需求的扩大,导致生产资本品的部门扩张,从而促成了新工厂的建立和新设备的生产,进而又进一步导致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扩张、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这种扩张引起物价普遍上涨,投资机会增加,出现了投机现象,这就是“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是对“第一次浪潮”的反应,它同“第一次浪潮”有着很大区别,表现为“第二次浪潮”中的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信用的扩张也同创新无关,而只是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提供资金。这样,“第二次浪潮”不仅包含了“纯模式”中不存在的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而且它不具有自行调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因此,在“纯模式”中,创新引起经济自动地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现在则是由于“第二次浪潮”的作用,经济中紧接着衰退而出现的却是另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萧条。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的逐渐消除,经济从萧条步入复苏阶段。复苏是作为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必要阶段存在的。为使复苏再步入繁荣阶段,必须再次出现创新。这就是熊彼特用创新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四个阶段循环的解释说明。

4、三个层次的“经济周期模型”

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无论是“纯模式”,还是周期的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关键在于创新活动。他又进一步认为,有多种创新存在,有的创新影响大,有的影响小;有的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引入经济生活中,有的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能实现,这样势必会出现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于是出现了熊彼特所谓的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之说。长周期根源于影响巨大、历史长久的“创新”,而短周期则可用影响较小的创新来解释。

二、对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再分析

上世纪末,在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经济周期分界模糊甚至周期性弱化的趋势,因此,本文在研究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时使用了比周期性更长的阶段性分析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判断和估计阶段性转移和持续的特点。

图1给出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1978—2008年)GPD增长率的走势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展示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轨迹。我国以GPD增长率和经济增长动力为衡量标准的经济波动区间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1978年至1991年,1992年至1996年,1997年至今。这三个区间分别对应着三种典型的经济增长阶段,我们称这三个阶段分别为“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和“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

在1978年至1991年期间,实际GDP的平均算术增长率为9.27%,最高速度为15.2%,最低速度为3.8%,表示波动程度的标准差为3.39%。这些统计指标说明这个阶段我国经济的波动性比较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在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经历了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重要过程,这些探索过程和所采取的相应经济政策导致了显著的经济波动和完整的周期性(张守一,1998)。这个阶段的周期波动模式为: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这种总供给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显著的波动性,但也诱导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整个周期过程以投资扩张开始,以总消费扩张结束,其中总供给的有效扩张起到了中间传导的关键作用,进而导致了总供给驱动经济增长的完成。此阶段类似于熊彼特理论中几个短周期经济周期模型的组合,政策带来的创新不确定性导致了波动的频繁,使经济很快经历了几次波动。有的可能时间太短只是“纯模式”,自动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有的则迅速经历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完整阶段。

2、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

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实际GDP的算术平均增长率为12.08%,最高速度为14.20%,最低速度为9.60%,标准差为1.96%。对比上一阶段可见,这个期间的经济运行处于高位水平,平稳性和持续性已经较第一阶段有所增强。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仅保持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这种经济活性最强的增长方式维持的时间确实显得短暂了一些。此间的周期波动模式是:消费扩张——供给扩张——投资扩张——供给扩张。这个周期以总消费扩张开始,以总供给扩张结束。由于没有实现新一轮的需求扩张,不仅导致以后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总需求不足,也使得这样的经济周期无法重复下去。这个期间结束的标志,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软着陆”。此阶段增长率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性波动。经历了三年的整治期后,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视察与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决策鼓舞下,各方面改革和发展热情空前高涨,需求和投资的潜力被调动。这作为一个作用力比较长久的创新,实现了一个平稳持续的经济周期。3、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1)1997—2003年间的经济低迷期。从1997年开始,在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调整要求和亚州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双重作用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面临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在经济萎缩压力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努力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因此,本文将1997—2003年这段时间称之为“总需求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运行出现了显著的稳定性。这个阶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模式是: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恰恰在最后的消费扩张上出现了粘性和障碍,所以导致了周期波动无法完整地体现出来。另外,此时投资扩张所形成的供给扩张也出现了梗阻,主要原因是提升产品层次和服务层次的渠道不畅,无法形成新的供给和消费热点。但是这个阶段在积极扩张总需求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而且这一轮阶段增长中总需求扩张的宏观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一段时期比较接近熊彼特经济理论中的“第一次浪潮”。

(2)2003—2008年间的经济过热期。2003年既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考验的一年,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过程中带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为了全力控制“非典”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冲击,国家通过减免税负和扩大内需等多重政策组合,提升了经济应对严重突发事件的能力,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时,从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段,甚至这期间的某些年份被认为带有明显的“经济过热”特征。2003年我国GDP增幅已达10%,而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仅上涨1.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也仅上涨2.3%,经济进入了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阶段。但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过热特征。2004年GDP增长率为10.1%,CPI上涨3.9%,PPI上涨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明显增大,上游商品价格指数涨幅更大。2005年GDP增长率为9.9%,CPI上涨1.8%,PPI上涨4.9%,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8.3%,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收敛。2006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10.9%,CPI仅上涨1.3%,涨幅比去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PPI也只上涨2.7%,涨幅比去年同期低2.9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1%,涨幅比去年同期低3.8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性偏热有所校正。

关于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阶段的定性分析,本文倾向于该阶段具有“经济过热、高增长难以长期持续”的特征。本文认为,判断经济是否出现过热的特征,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切入:经济中是否出现过度投资,引发经济泡沫;全社会的物价指数是否迅速上涨;是否出现经济增长瓶颈,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信贷量的增长是否过快。下文依据上述分析、判断的逻辑,对该阶段的经济增长特征进行逐一分析。

首先,过度投资现象严重,经济中存在产生泡沫的隐患。图2给出了2003年至2007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的数据,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率高位运行的态势,过度投资倾向开始显现。具体来说,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过度问题充分显露,潜在的风险越来越大,某些行业的产能大大超出市场需求的预测,有形成泡沫的隐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行业泡沫现象明显且势头不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其次,物价上涨趋势明显,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由于部分行业过度投资,2003年至2007年生产资料价格(PPI)持续上涨,特别是基础原料大幅度涨价。另外,全面反映通货膨胀压力的GDP缩减指数变动率,在2003年至2008年第一季度持续上涨,远高于2000年0.8%。

再次,货币供应迅速增长。2003年至2007年,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9.58%、14.67%、17.57%、15.68%、16.73%。流通中现金余额同比增长18.67%、13.587%、11.78%、17.48%、21.05%。伴随着投资的高增长和CPI的高增速,我国货币供给量也呈现出扩张态势,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态势与投资高速增长以及CPI高速增长相互影响,协力推动经济过热的进程。

最后,经济高速增长的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2003年以来,受工业超高速增长和投资规模过大的影响,煤电油运供给紧张,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这些现象使我们对当前经济发展速度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

(3)2008年至今的经济困难阶段。近年来,美国政府为了应对世纪初“网络泡沫”带来的冲击,使经济尽早摆脱不断下滑的泥潭,不断调低利率,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试图以此寻找经济复苏的支撑。在这样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很多商业银行由于竞争激励和过分注重短期利益,甚至不顾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基本原则,大胆放松购房信贷标准(不用付首期,不用收入证明,也不计较抵押单位的质素等),不仅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气息带入房屋抵押贷款市场,而且迅速推动了次级房贷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过分重视收益、轻视风险,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也积极投身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买卖之中(次级房屋信贷经过贷款机构及华尔街用财务工程方法加以估算、组合、包装,就以票据或证券产品形式,在抵押二级市场上出卖、用高息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和对冲基金购买)。当然,这种“非理性”的繁荣必然是掩盖了大量的潜在风险,而且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当房地产市场开始回归理性,房价增速逐步下调之时,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开始剧增、银行信用紧缩、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危机便由次引发,并迅速蔓延至国际金融市场和各国实体经济,我国的经济增长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输出型”经济萧条的影响。我国在本轮金融海啸袭来之后,出现了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国家决策层对此已給于了高度关注,不仅明确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方向,同时针对提高消费者信心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作为了近期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旋律。可以说,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典型的经济紧缩期。

三、基于经济周期理论对当前经济紧缩问题作出的比较分析

由于本轮经济困难的直接诱因源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低迷,对本轮经济困难的形势分析和政策制定更多地重视外因的作用。对上述现象,本文在期望以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从我国经济运行自身的周期性和外部冲击两个角度全面考察本轮经济困难的诱因,并尝试以此为依据寻找破解经济困难问题的新视角。

不可否认,引发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经济困难局面的最直接诱因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萎靡。这些来自于外部经济体的冲击,在我国入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将问题传入我国,而这中间最主要的传输渠道就是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受世界市场需求萎缩影响而急剧下降,见图4。但是,2008年下半年作为一个历史时刻又有着另外一层经济含义。正如上文所言,在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周期(或者称经济过热时期)中,我国在持续了近4年的GDP两位数增长,继续维持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似乎已显得乏力,一轮难以维系的高增长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也越来越严重,突出表现为高增长伴随高通胀。从图5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2007年开始我国的物价水平走出了一轮明显的上扬趋势,这种趋势在2008年上半年达到了顶峰,随即由于外部冲击而直线下滑,而且大有由正转负的势头。

依据经济周期研究的经典理论和过去经济学界对于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般而言,一国出现了“高增长、高通胀”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程度不一的经济紧缩情况,而紧缩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一国中央政府对于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力度和手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实现经济的“软着陆”或是“硬着陆”。可以说,2008年上半年之前,我国经济运行表现出的包括“高增长、高通胀”在内的种种迹象已经充分地表明:这种超速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经济即将面临一轮新的调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有多种渠道自行解决消化,例如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实现经济“软着陆”(这种办法往往因为政府调控能力有限而难以有效实现);经济体自身的周期性调节;高增长带来产能过剩从而导致经济供求失衡,经济萎缩并逐步恢复并开始新一轮增长等。

有趣的是,本轮经济调整恰好在经济出现过热和通胀、经济体自身有周期性调整需要的时候,一个外部冲击直接导致了现在的产能过剩、经济供求失衡、增长速度难以为继局面。假使没有这个外部冲击,本文认为,根据经济周期理论,中国经济也即将进入“通胀—通缩”的波动周期,但是除去外部干扰因素之后,这个过程会显得更加自然也相对缓慢。因此,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考察,外部冲击加速了中国经济内部调整的步伐,本次中国经济面临的经济低迷是由世界金融危机等巨大外部冲击引发的提前一轮经济调整的表现,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也即将迎来一个经济调整的周期性转变。延续上述思路,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应对本轮经济危机的政策制定必须有双重考虑:一方面是应对眼前的由进出口直接引发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是着眼经济结构调整,逐步改善前期经济过热引发的结构性问题,将经济发展引向良性轨道。如果当前经济政策过分注重应对外部冲击,那么当外部经济环境趋好的时候,前期中国经济过热的调整需要或许将显现出来,中国经济很有可能陷入一轮新的原自自身调整的经济紧缩期,那无疑将延续当前经济紧缩境况的持续期,对经济发展的危害不言而喻。

四、结论

一般认为,经济周期的形式和持续时间是不规则的。经济周期变化无常。这就增加了人们对经济周期认识上的复杂性。从熊彼特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分析,显示了经济周期甚至是经济紧缩并不可怕,在正常的周期里,经济扩张——紧缩的反复是正常的、是经济自身调节的一种表现。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为本次中国经济受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部危机影响,加速了经济周期调整的节奏,因此,从经济周期的视角来看,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增长困难确实是“危”与“机”并存(“危”在经济增长临难困难,“机”在中国经济提前迎来了一次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机遇)。我国应对经济困难的思路如果能在上述双重视角下进行完善,应对经济困难的措施如果能够增长与调整并重、长期和短期兼顾,那么中国经济一定能平稳而迅速地走出当前经济紧缩的阴影,同时迎来新一轮发展的良好历史契机。

【参考文献】

[1]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

[2]熊彼特:经济周期[M].哈佛大学出版社,1939.

[3]熊彼特:经济变化分析[J].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1986(10).

[4]宁晓青: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述评[J].财经理论与实践,1996(1).

[5]刘金全、王大勇: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风险性和波动性[J].经济学家,2003(4).

[6]卢建:中国经济周期实证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

[7]刘国光: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分析[J].经济研究,2000(6).

[8]萧琛:论美国的“新经济”和“新周期”[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4).

[9]朱文晖:改变世界——解读美国新经济[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10]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R].2003.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经济周期 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 周期性波动

一、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也被称之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它主要包括四个要点:“创新”的定义;“纯模式”;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多种周期的由来。此外,熊彼特的“长波技术论”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将对上述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四个基本要点进行逐一介绍与分析。

1、“创新”的定义

创新理论贯穿于熊彼特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全部构架中。他用创新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把创新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他从创新理论出发,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问题。同时用“企业家的创新是周期地出现的”来解释经济周期,论证了经济的周期波动根源于创新。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创新所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因此,周期性波动并不是什么“病态”的表现,而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常情况。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通俗地说,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了创新和发明的区别,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发明则是非经济因素,一种新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发明家也不一定是创新者,只有具有冒险精神,应用新发明于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

2、“纯模式”

熊彼特在其创新理论框架中首先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纯模式”。在他看来,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是因为企业家看到创新为他带来了盈利机会,带来了超额利润,引起其他企业仿效,形成“创新浪潮”。创新浪潮的出现,造成了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需求的增加,导致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其他较多企业,超额利润和赢利机会趋于消失之后,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的需求便减少,于是经济就收缩,走向衰退。直至另一次新的创新出现,经济才再次进入另一轮繁荣状态。这就是说,如果排除了影响经济活动的其他各种因素,那么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实质上就是由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构成的周而复始的重复活动。这就是熊彼特的所谓经济周期“纯模式”。

3、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

正如上文所言,“纯模式”是指创新所引起的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重复出现的周期。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实际上包括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于是,熊彼特使用创新所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来解释。

熊彼特认为,在“第一次浪潮”,即创新所直接引起的创新浪潮中,创新引起了银行信用和对资本品需求的扩大,导致生产资本品的部门扩张,从而促成了新工厂的建立和新设备的生产,进而又进一步导致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扩张、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这种扩张引起物价普遍上涨,投资机会增加,出现了投机现象,这就是“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是对“第一次浪潮”的反应,它同“第一次浪潮”有着很大区别,表现为“第二次浪潮”中的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信用的扩张也同创新无关,而只是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提供资金。这样,“第二次浪潮”不仅包含了“纯模式”中不存在的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而且它不具有自行调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因此,在“纯模式”中,创新引起经济自动地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现在则是由于“第二次浪潮”的作用,经济中紧接着衰退而出现的却是另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萧条。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的逐渐消除,经济从萧条步入复苏阶段。复苏是作为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必要阶段存在的。为使复苏再步入繁荣阶段,必须再次出现创新。这就是熊彼特用创新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四个阶段循环的解释说明。

4、三个层次的“经济周期模型”

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无论是“纯模式”,还是周期的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关键在于创新活动。他又进一步认为,有多种创新存在,有的创新影响大,有的影响小;有的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引入经济生活中,有的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能实现,这样势必会出现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于是出现了熊彼特所谓的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之说。长周期根源于影响巨大、历史长久的“创新”,而短周期则可用影响较小的创新来解释。

二、对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再分析

上世纪末,在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经济周期分界模糊甚至周期性弱化的趋势,因此,本文在研究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时使用了比周期性更长的阶段性分析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判断和估计阶段性转移和持续的特点。

图1给出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1978―2008年)GPD增长率的走势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展示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轨迹。我国以GPD增长率和经济增长动力为衡量标准的经济波动区间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1978年至1991年,1992年至1996年,1997年至今。这三个区间分别对应着三种典型的经济增长阶段,我们称这三个阶段分别为“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和“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

在1978年至1991年期间,实际GDP的平均算术增长率为9.27%,最高速度为15.2%,最低速度为3.8%,表示波动程度的标准差为3.39%。这些统计指标说明这个阶段我国经济的波动性比较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在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经历了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重要过程,这些探索过程和所采取的相应经济政策导致了显著的经济波动和完整的周期性(张守一,1998)。这个阶段的周期波动模式为: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这种总供给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显著的波动性,但也诱导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整个周期过程以投资扩张开始,以总消费扩张结束,其中总供给的有效扩张起到了中间传导的关键作用,进而导致了总供给驱动经济增长的完成。此阶段类似于熊彼特理论中几个短周期经济周期模型的组合,政策带来的创新不确定性导致了波动的频繁,使经济很快经历了几次波动。有的可能时间太短只是“纯模式”,自动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有的则迅速经历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完整阶段。

2、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

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实际GDP的算术平均增长率为12.08%,最高速度为14.20%,最低速度为9.60%,标准差为1.96%。对比上一阶段可见,这个期间的经济运行处于高位水平,平稳性和持续性已经较第一阶段有所增强。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仅保持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这种经济活性最强的增长方式维持的时间确实显得短暂了一些。此间的周期波动模式是:消费扩张――供给扩张――投资扩张――供给扩张。这个周期以总消费扩张开始,以总供给扩张结束。由于没有实现新一轮的需求扩张,不仅导致以后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总需求不足,也使得这样的经济周期无法重复下去。这个期间结束的标志,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软着陆”。此阶段增长率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性波动。经历了三年的整治期后,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视察与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决策鼓舞下,各方面改革和发展热情空前高涨,需求和投资的潜力被调动。这作为一个作用力比较长久的创新,实现了一个平稳持续的经济周期。

3、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1)1997―2003年间的经济低迷期。从1997年开始,在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调整要求和亚州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双重作用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面临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在经济萎缩压力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努力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因此,本文将1997―2003年这段时间称之为“总需求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运行出现了显著的稳定性。这个阶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模式是: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恰恰在最后的消费扩张上出现了粘性和障碍,所以导致了周期波动无法完整地体现出来。另外,此时投资扩张所形成的供给扩张也出现了梗阻,主要原因是提升产品层次和服务层次的渠道不畅,无法形成新的供给和消费热点。但是这个阶段在积极扩张总需求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而且这一轮阶段增长中总需求扩张的宏观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一段时期比较接近熊彼特经济理论中的“第一次浪潮”。

(2)2003―2008年间的经济过热期。2003年既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考验的一年,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过程中带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为了全力控制“非典”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冲击,国家通过减免税负和扩大内需等多重政策组合,提升了经济应对严重突发事件的能力,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时,从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段,甚至这期间的某些年份被认为带有明显的“经济过热”特征。2003年我国GDP增幅已达10%,而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仅上涨1.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也仅上涨2.3%,经济进入了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阶段。但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过热特征。2004年GDP增长率为10.1%,CPI上涨3.9%,PPI上涨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明显增大,上游商品价格指数涨幅更大。2005年GDP增长率为9.9%,CPI上涨1.8%,PPI上涨4.9%,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8.3%,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收敛。2006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10.9%,CPI仅上涨1.3%,涨幅比去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PPI也只上涨2.7%,涨幅比去年同期低2.9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1%,涨幅比去年同期低3.8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性偏热有所校正。

关于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阶段的定性分析,本文倾向于该阶段具有“经济过热、高增长难以长期持续”的特征。本文认为,判断经济是否出现过热的特征,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切入:经济中是否出现过度投资,引发经济泡沫;全社会的物价指数是否迅速上涨;是否出现经济增长瓶颈,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信贷量的增长是否过快。下文依据上述分析、判断的逻辑,对该阶段的经济增长特征进行逐一分析。

首先,过度投资现象严重,经济中存在产生泡沫的隐患。图2给出了2003年至2007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的数据,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率高位运行的态势,过度投资倾向开始显现。具体来说,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过度问题充分显露,潜在的风险越来越大,某些行业的产能大大超出市场需求的预测,有形成泡沫的隐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行业泡沫现象明显且势头不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其次,物价上涨趋势明显,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由于部分行业过度投资,2003年至2007年生产资料价格(PPI)持续上涨,特别是基础原料大幅度涨价。另外,全面反映通货膨胀压力的GDP缩减指数变动率,在2003年至2008年第一季度持续上涨,远高于2000年0.8%。

再次,货币供应迅速增长。2003年至2007年,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9.58%、14.67%、17.57%、15.68%、16.73%。流通中现金余额同比增长18.67%、13.587%、11.78 %、17.48 %、21.05 %。伴随着投资的高增长和CPI的高增速,我国货币供给量也呈现出扩张态势,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态势与投资高速增长以及CPI高速增长相互影响,协力推动经济过热的进程。

最后,经济高速增长的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2003年以来,受工业超高速增长和投资规模过大的影响,煤电油运供给紧张,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这些现象使我们对当前经济发展速度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

(3)2008年至今的经济困难阶段。近年来,美国政府为了应对世纪初“网络泡沫”带来的冲击,使经济尽早摆脱不断下滑的泥潭,不断调低利率,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试图以此寻找经济复苏的支撑。在这样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很多商业银行由于竞争激励和过分注重短期利益,甚至不顾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基本原则,大胆放松购房信贷标准(不用付首期,不用收入证明,也不计较抵押单位的质素等),不仅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气息带入房屋抵押贷款市场,而且迅速推动了次级房贷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过分重视收益、轻视风险,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也积极投身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买卖之中(次级房屋信贷经过贷款机构及华尔街用财务工程方法加以估算、组合、包装,就以票据或证券产品形式,在抵押二级市场上出卖、用高息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和对冲基金购买)。当然,这种“非理性”的繁荣必然是掩盖了大量的潜在风险,而且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当房地产市场开始回归理性,房价增速逐步下调之时,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开始剧增、银行信用紧缩、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危机便由次引发,并迅速蔓延至国际金融市场和各国实体经济,我国的经济增长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输出型”经济萧条的影响。我国在本轮金融海啸袭来之后,出现了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国家决策层对此已于了高度关注,不仅明确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方向,同时针对提高消费者信心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作为了近期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旋律。可以说,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典型的经济紧缩期。

三、基于经济周期理论对当前经济紧缩问题作出的比较分析

由于本轮经济困难的直接诱因源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低迷,对本轮经济困难的形势分析和政策制定更多地重视外因的作用。对上述现象,本文在期望以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从我国经济运行自身的周期性和外部冲击两个角度全面考察本轮经济困难的诱因,并尝试以此为依据寻找破解经济困难问题的新视角。

不可否认,引发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经济困难局面的最直接诱因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萎靡。这些来自于外部经济体的冲击,在我国入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将问题传入我国,而这中间最主要的传输渠道就是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受世界市场需求萎缩影响而急剧下降,见图4。

但是,2008年下半年作为一个历史时刻又有着另外一层经济含义。正如上文所言,在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周期(或者称经济过热时期)中,我国在持续了近4年的GDP两位数增长,继续维持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似乎已显得乏力,一轮难以维系的高增长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也越来越严重,突出表现为高增长伴随高通胀。从图5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2007年开始我国的物价水平走出了一轮明显的上扬趋势,这种趋势在2008年上半年达到了顶峰,随即由于外部冲击而直线下滑,而且大有由正转负的势头。

依据经济周期研究的经典理论和过去经济学界对于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般而言,一国出现了“高增长、高通胀”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程度不一的经济紧缩情况,而紧缩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一国中央政府对于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力度和手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实现经济的“软着陆”或是“硬着陆”。可以说,2008年上半年之前,我国经济运行表现出的包括“高增长、高通胀”在内的种种迹象已经充分地表明:这种超速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经济即将面临一轮新的调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有多种渠道自行解决消化,例如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实现经济“软着陆”(这种办法往往因为政府调控能力有限而难以有效实现);经济体自身的周期性调节;高增长带来产能过剩从而导致经济供求失衡,经济萎缩并逐步恢复并开始新一轮增长等。

有趣的是,本轮经济调整恰好在经济出现过热和通胀、经济体自身有周期性调整需要的时候,一个外部冲击直接导致了现在的产能过剩、经济供求失衡、增长速度难以为继局面。假使没有这个外部冲击,本文认为,根据经济周期理论,中国经济也即将进入“通胀―通缩”的波动周期,但是除去外部干扰因素之后,这个过程会显得更加自然也相对缓慢。因此,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考察,外部冲击加速了中国经济内部调整的步伐,本次中国经济面临的经济低迷是由世界金融危机等巨大外部冲击引发的提前一轮经济调整的表现,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也即将迎来一个经济调整的周期性转变。延续上述思路,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应对本轮经济危机的政策制定必须有双重考虑:一方面是应对眼前的由进出口直接引发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是着眼经济结构调整,逐步改善前期经济过热引发的结构性问题,将经济发展引向良性轨道。如果当前经济政策过分注重应对外部冲击,那么当外部经济环境趋好的时候,前期中国经济过热的调整需要或许将显现出来,中国经济很有可能陷入一轮新的原自自身调整的经济紧缩期,那无疑将延续当前经济紧缩境况的持续期,对经济发展的危害不言而喻。

四、结论

一般认为,经济周期的形式和持续时间是不规则的。经济周期变化无常。这就增加了人们对经济周期认识上的复杂性。从熊彼特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分析,显示了经济周期甚至是经济紧缩并不可怕,在正常的周期里,经济扩张――紧缩的反复是正常的、是经济自身调节的一种表现。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为本次中国经济受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部危机影响,加速了经济周期调整的节奏,因此,从经济周期的视角来看,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增长困难确实是“危”与“机”并存(“危”在经济增长临难困难,“机”在中国经济提前迎来了一次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机遇)。我国应对经济困难的思路如果能在上述双重视角下进行完善,应对经济困难的措施如果能够增长与调整并重、长期和短期兼顾,那么中国经济一定能平稳而迅速地走出当前经济紧缩的阴影,同时迎来新一轮发展的良好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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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保护主义;内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型经济;自由贸易;中国经济崛起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12-0023-11

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遭遇空前的危机,低端产品出口的大量过剩遭到了许多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的任意宰割,日益暴露出它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严重损害和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的严重削弱。在历史上,历来都是发达国家捍卫自由贸易而欠发达国家寻求保护主义。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采取针对我国的保护主义政策之时,我国却成了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自以为大力支持自由贸易符合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利益。但实际上,这种信念的形成是由于不了解历史而被比较优势理论所欺骗的结果。凯恩斯曾有言,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自由贸易使我国越来越陷入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最需要保护主义的实际上是中国而非什么别的国家,中国亟需发展战略的大变革。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本文首先从英美经济崛起的历史经验来讨论保护主义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之路的必然性,然后从党中央近年来有关建创新型国家、城乡统筹、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战略构想人手,深入探讨为什么保卫民族产业与内向型经济是落实党中央这些战略部署的唯一选择。最后,本文提出了保卫民族产业,实现中国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

一、保护主义:大国崛起的秘诀及其历史经验

在历史上,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如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无一不是通过保护主义而崛起的。例如,英国通过保护主义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不仅击败了荷兰和西班牙而崛起,而且也造就了对世界近代史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产业革命。据历史记载,英国国王乔治一世1721年在英国议会开幕时的开幕词就概括了英国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但是,在其早期历史上,英国却是输出原材料和农产品,输入制成品,这是一种在经济上处于他国殖民地的地位。因此,英国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从15世纪末开始,就孜孜不倦地展开了长达三百多年的保护主义探求:1485年,亨利七世推出了大力支持羊毛工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1587年完全禁止羊毛出口;1651年通过航海法案;1672年通过谷物法;1699年通过“羊毛法案”禁止进口殖民地的羊毛制品;挤垮爱尔兰具有竞争力的羊毛工业;1700年英国国会通过一项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令。1721年,英国首相沃波尔以提升制造业为目标,推行明确的重商主义政策改革。1760年至1830是英国产业革命时期,虽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倡自由贸易,但是1815年英国仍通过了新的谷物法,提高了对农业的保护力度,一直到1846年,当英国产业革命已经完成相当一段时间后,英国才通过取消《谷物法》,开始了维护其工业绝对领先地位的贸易自由化进程:1849年废除《航海法》,1860年取消所有贸易和关税限制,并把自由贸易打造成自由、民主和和平的化身,劝说落后国家也实行自由贸易。

但是,美国人很容易地就识破了英国人的伎俩。美国早期保护主义代表人物雷蒙德在1820年就指出,英国并不是靠亚当・斯密的方案致富的,而他们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让别的国家来遵循这一方案,“这就很好地揭示了他们的目的,即鼓吹亚当・斯密理论体系的作用好让别的国家上当,而他们自己是绝不会被自己所欺骗的”。针对英国人有关自由贸易的劝说,当时的美国人回答说,“……自由贸易是一个理想,美国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公开宣扬真正的世界主义原则。这将是当美国人口上亿而且海上到处都有美国船只的时候;此时美国的工业已经臻于完善,纽约和费城分别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商业中心和制造业城市;此时地球上再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与美国这颗巨星抗衡,然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在包括陆地和海洋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公开地宣扬自由贸易”。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实行了世所罕见的高关税保护主义政策,正如托马斯・K・麦格劳写到的,“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国会中那些旨在保护美国新兴产业、成长期工业以及弱小工业的政治势力常常获得胜利。因此美国经济是在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的保护中步入成年期的”。

美国经济在1894年就崛起了,但其高关税保护主义却又继续实行了四、五十年,只是在其工农业帝国的稳固地位无法被其他国家所撼动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才开始大力推行自由贸易,乃至到最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2001年5月7日的讲演中把自由贸易神话成了“在道德上也是势在必行的”,该总统虚伪地宣称,“当我们为市场开放进行谈判时,我们正在为世界上的穷人提供新的希望。当我们推动贸易开放的时候,我们正在推动政治自由。”但是,就在美国向其他国家不遗余力地推销自由贸易的同时,谁人不知美国一直仍在搞贸易保护主义?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由于迷信自由贸易主义的教条,成了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这不禁使笔者想起了19世纪初一个类似的故事,当时英国试图向法国、美国和德国推行坎宁一赫斯启森自由贸易制度,法国和德国的自由党党员们,尤其是主张博爱的世界主义者都表示热烈欢迎,为此兴奋到了极点,但美国时任高级法院院长的鲍尔文先生却一眼就看穿了英国人的两面派手法,他尖锐地指出,“这个制度同英国多数的产品一样,是专供出口的,不是为国内消费而设的”。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也是当今美国的真实写照!

那么,为什么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需要保护主义,而不要被发达国家所欺骗呢?19世纪美国学派的保护主义经济理论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资本替代劳动甚至替代土地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国际竞争就是由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所塑造的。如果使用机器的一国的资本生产率是另一国体力劳动生产率的几十倍甚或上百倍,那么,即使是该国的工资水平比另一国高几倍甚至几十倍,那么它所生产的产品的单位成本以及产品价格仍然可以比另一国更低,因此,正是高生产率的资本使得该国的高工资劳动力在价格上可以比另一国的低工资劳动力更廉价。由于生产率收益超过工资收益,所以在该国,利润和工资可以共同提高,而工资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刺激资本的替代,从而将

进一步提高资本生产率,而且由于高工资,劳动者可以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操纵和建造生产率更高的资本货物,从而该国可以在高生产率与高工资率之间形成一种正反馈的良性循环。但是,当高生产率的领先国家的劳动和资本与低生产率的落后国家的劳动和资本在自由贸易状况下进行竞争时,高效率的必将淘汰低效率的,落后国家的劳动及其资本在国际竞争中将日益变成无用的废弃物,从而陷入一种低生产率与低工资率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为了阻断这种恶性循环,落后国家就必须对工业资本投资(在现代就是高端产业)实施关税保护。

历史经验说明,保护主义而非自由贸易不仅是落后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其经济l崛起的必由之路。但在过去三十年中,由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有预谋地推进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保护主义经济学和保护主义发展政策遭到极大贬斥,被华盛顿共识宣布为非法。在这种欺骗性思潮的影响下,自由贸易、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被看成了发展中国家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在中国,自由贸易已经普遍地被看作是正义的化身,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经济学论文都在讨论中国如何推进自由贸易,即使中国大豆产业的生存岌岌可危,即使中国国内市场被外国产品大量占领,即使中国产品遭到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上许多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的围追堵截,也没。有人敢说要拿起保护主义的武器,捍卫中国的民族产业和保护中国的国内市场。究其原因就是人们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欺骗太深,已经把保护主义看作是落后的代名词,认为在保护主义的壁垒之下建立的企业依赖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不思进取和缺乏竞争,根本无法承受国际竞争;认为保护主义无法解决技术进步问题,只有通过自由贸易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才能达到“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这些看法不仅存在着基本的逻辑混乱,而且也与英美的历史经验大相径庭。

我们这里仅以美国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当美国在1815年之后开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遭到了自由贸易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保护起来的市场在工业产品上肯定是价高质次的,消费者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更严重的是欧洲对美国工业高关税将进行报复,使其农产品出口遭遇重大困难;而美国通过保护成长起来的工业将无法面对国际竞争,因此,当时许多人曾预言美国经济必将崩溃。但事实上保护主义不仅没有保护落后和破坏自由竞争,反而造成了过度竞争。在当时,与美国高关税保护相映照的国内政策是自由放任,布莱恩就此曾有如下评论,“正是由于同时享受了自由贸易(作者的意思是指国内自由竞争)和关税保护,才促成了美国史无前例的繁荣和惊人的发展”。月当时著名的美国学派经济学家亨利・凯里坚信,只要通过保护排斥了国外的竞争,市场机制在国内就会带来理想的结果,但他没有想到国内的过度竞争有可能摧毁美国经济:19世纪70-90年代剧烈的竞争和快速的技术进步使许多企业来不及收回固定资本投资而陷入破产的境地,因此,高关税保护下的自由竞争在当时遭到了因政策建议而得到美国政府多次嘉奖的威尔斯的坚决反对。过度竞争的情况在当时同样是保护主义的德国也出现了:德国在1879年开始提高关税保护率,在经济崛起时期依赖关税和卡特尔实行“对外竞争、对内合作”,“德国工业家和银行家们大多视卡特尔为避免企业间‘毁灭性竞争’而创造出的‘必需品”’。

美国实施高度保护主义的结果如何呢?到19世纪末,美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力在国际上使许多国家难以招架,以至于1901-1902年在欧洲出现了大量的图书,第一次向人们拉响了警惕“美国化”的警钟。我们知道,英国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但到了1875年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中,美国与英国和德国却成了共同的领导者,而到了1908年开始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时,美国却成了唯一的领导者。这种成功的经验以不可否认的事实证伪了中国新自由主义者的命题:保护主义阻碍了技术创新,否决了目前在中国仍有很大影响的“市场换技术”的论调和政策。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美国在科技落后和高度保护主义的闭关锁国情况下,造就了自主创新的辉煌?这主要归功于六个重要的因素:保护主义的基本国策、以收入均等为特征的广阔国内市场规模、政府支持、土生土长的国家技术群体、组织创新和装备工业的后来居上。其中,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是美国实施高度保护主义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如果说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规模小,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将受到严重’的制约,但这种制约对当时的美国是不存在的,对目前的中国更是不存在的。但是,中国需要保护主义并不是因为这个理由。

二、为什么保卫民族产业与内向型经济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唯一选择?

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了我国以国际经济大循环经济战略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所存在着的致命弊端:由于模块化生产和美元霸权的支配性影响,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担水劈柴”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受到了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这是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已经无法再像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大进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吸引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重要根源。已经发表的其他论文中,作者也已经指出,以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美元霸权蓄意剥夺我国经济的战略安排。令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战略无意间竟然与美元霸权的战略意图相吻合,美好的初衷竟然使该战略成为一条中国通向贫困和依附型经济的道路,这岂不令人悲叹!

幸运的是,新世纪伊始,党中央就已经意识到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存在的严重问题,相继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城乡统筹、创新型国家、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布局。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总书记又多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在这种思想指导下,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人民日报发表政论文章,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中国20世纪以来曾有过的两次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要转型――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及30年前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作是我国第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但是,目前的中国经济学界由于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和新自由主义影响太深,因而难以对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进行深刻反思,更不用说认识到最需要保护主义的实际上是中国而非什么别的国家?笔者将从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谐社会、城乡统筹(包括解决“三农”问题)、环境友好和节约

型社会等战略构想以及应对美元霸权问题入手,对保卫民族产业与内向型经济为什么不仅是实现党中央战略构想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唯一选择加以论证。

第一,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离不开保卫民族产业。我们知道,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但许多人并不了解,高端产业和各产业的高端环节是科技进步的载体、是国际竞争力的基础。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其主要表现就在于这些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的落后,落后国家如果要自主创新,它就必须扶植和保护这些产业;而由于这些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它就只能在国内为其创造市场,否则,没有市场,这些产业将如何发展?而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外有境外高端产品的出口对本国市场的巨大冲击,内有本国政府大量引入的强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不公平竞争,如果高端产业和各产业高端环节的民族企业连自己本土的市场都无法保有,他们怎能还有技术进步的动力?因此,为了降低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系统性风险,为其创新收益提供可靠的预期,落后国家就必须对高端产业和各产业高端环节的民族企业和国内市场采取保卫民族产业措施。

在历史上,落后国家为了保护民族企业和国内市场,主要采取了关税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措施。人们已经了解到关税保护的作用,但对英国和美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史实并不了解。实际上,英国的商业以前完全掌握在外国人尤其是汉撒商人的手中,甚至使用的货币也是汉撒同盟的,当时的英国人把汉撒商人称作“东方人”,英镑(“sterling”或“pond sterling”)就是从“东方人” 这个字眼而来的,这种情况比当今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国内流通美元的情况还要严重。英国崛起是在清除掉外国商人和金融家对本国经济的这种支配后才开始的。美国的经济崛起也是在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实现的,正如利普西指出的,“美国在19世纪许多行业技术落后于欧洲国家,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行业中基本没有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是开发优势技术的天然渠道”。实际上,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如果容许发达国家的高端产业和各产业高端环节的企业在东道国没有限制的生产,这与这些企业通过出口产品到东道国打败东道国企业有何差别?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保护主义,英国和美国崛起了,而拉丁美洲在战后却半途而废的重要原因。

第二,保卫民族产业是中国民族产业和工人阶级共同的利益之所在,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资本家资本积累的扩大、工人工资的提高和政府税收的提高能否同时发生?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鼻祖之一李嘉图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他们看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方的所得必然是另一方的所失。李嘉图认为,社会总产品是一个确定的量,由于工资和利润是按相反方向变化的:工资上涨,利润就下降,反之亦然。所以,如果在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进行分割,就必然表现为这两个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而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人口密集的落后国家具有低工资的竞争力,如果落后国家提高工人工资,发达国家的贸易利得就会减少。因此,在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亨利・凯里看来,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是一个挑动阶级斗争和民族仇恨的经济学体系。

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李嘉图经济学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其理论是以报酬递减为基础的,他们的经济学体系根本就无法处理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报酬递增问题,也无法处理科技进步的收益在国家之间和社会各阶级之间公平分配的问题。在美国学派和演化经济学看来,正是由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高创新率和高水平进入壁垒所产生的高附加值创造了可以由资本家、劳工和政府共同分享的生产率增益,资本家资本积累的扩大、工人工资的提高和政府税收的提高才有可能同时发生,一方的增加没有必要导致另一方的减少。一国能否抓住这些高质量的生产活动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由于高端产业和各产业的高端环节是科技进步的载体,因此,如果一国把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及其创新收益拱手让渡给发达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在利润、工资和税收之间相互倾轧,这就是目前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正是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所谓低工资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才造成了今天社会不和谐的局面。因此,要建设和谐社会,中国就必须对高端产业和各产业的高端环节进行保护,只有把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创新收益完全控制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国家才有基础通过调节利润、工资和税收的关系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保卫民族产业是中国民族产业和工人阶级共同的利益之所在。

第三,保卫民族产业是城乡统筹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基础。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成功的农业仅存在于工业取得成功的地区。工业由于技术创新的机会大,其创新活动所产生的“不断涌来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农民通过收入分配的系统协同效应分享了工业技术创新的收益,这是为什么凡在工业发达的地方,农民也比工业不发达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的原因;同样,发达国家理发师的实际工资为什么5倍于生产率相同的发展中国家同行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发达国家工业创新的收益为其理发师的高收入提供了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产业分工的深化,产业创新的机会窗口都聚集在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而低端环节基本上都成为“技术死胡同”,即使是信息高技术产业也不例外,正如富士康高科技血汗工厂在中国设有产生技术扩散所证明的。由于我国通过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导致我国工业完全被挤压到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虽然工业增长速度很高,但这是一种“无技术的工业化”。“无技术的工业化”使技术创新的成果几乎全部被发达国家所攫取,我国城市部门(工业和服务业)的收入提高和政府税收增加就成为无源之水。0如果城市部门收入停滞不前,对农产品(特别是对高附加值农产品)的需求就不会增加;如果政府无法通过税收的形式分享技术创新的收益,它就无法像目前的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对农业的大幅度补贴和提高农产品价格使农民分享工业技术创新的收益。由此可见,中国“三农”问题的根子在于中国“无技术的工业化”,在于自由贸易的全球化,我国只有通过保护主义,从根本上解决了“无技术的工业化”问题,城乡统筹和“三农”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第四,只有在保卫民族产业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是以消耗大量资源并造成环境污染为特征的,因此,我国通过利用所谓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引进外资加入到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是有目共睹的。众所周知,目前我国80%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绝大部分森林已经消失;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就占了16个。据报道,在我国引进外资最多和“世界工厂”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虽然在面积不大的区域内创造了我国30%的对外贸易额,但代价是深受污染之痛,且持续已久。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珠江三角洲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受重金属污染,且其中10%属于严重超标,这直接导致当地叶菜类蔬菜的污染情况十分严重。㈣自由贸易还导致了我国大量自然资源被破坏性的开发并通过廉价出口流入发达国家,稀土只不过一个较突出的例子而已。因此,为了建设环境友

好和节约型社会,我国就必须大幅度压缩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显而易见,如果不通过保卫民族产业措施扶植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民族企业并保护其国内市场,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五,重走保卫民族产业的内向型经济是解决美元霸权问题的根本办法。在美元霸权的支配下,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没有成本地印刷美元无偿地占有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政府就蓄意地通过新自由主义大肆诋毁内向型经济,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推荐为我国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按照美元霸权的逻辑,只有在我国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贸易存在着持续贸易顺差的情况下,美国才能不劳而获地通过印刷美元纸币换取我国的出口品。同时,美国政府又迫使我国把出口获得的大量美元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并通过滥发美元等使这些美元储备不断贬值,最终失去经济价值,从而使我国深陷“美元陷阱”之中。我国深陷“美元陷阱”的主要根源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于实体经济,显而易见,如果中国的进出口保持长期的动态平衡,我国就不会积累这么多的美元储备,也不会陷入“美元陷阱”。因此,如果没有终结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那么,在纸币经济的时代,无论是储备货币多元化还是不切合实际的建立与脱钩的世界货币都无法解决美元霸权问题。要解决美元霸权问题,就必须破除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或外向型经济的迷信,就必须重走保卫民族产业的内向型经济。从历史经验角度来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完全不适合大国经济,更不适合于发展中大国的经济追赶。美国的经济崛起就是通过保护主义和典型的内向型经济实现的,这是一条值得我国效仿的发展道路。

三、保卫民族产业:中国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

综上所述,保卫民族产业和内向型经济是实现党中央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谐社会、城乡统筹、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是应对美元霸权问题的根本性措施,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最后将不得不面临的抉择。如果仍然继续沿袭以自由贸易、利用廉价劳动力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依赖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不仅不可能崛起,而且将会在依附型经济中越陷越深。目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是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的重要原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就是发展战略的大转型,越早一点重走保卫民族产业的内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就多一点主动权;越是拖延,中国经济所积累的内外部矛盾就越难以收拾。我国亟需尽早做出战略规划,经过若干年调整和准备,0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有可能实现最终的崛起。据此,本文提出保卫民族产业,实现中国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

第一,抓住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要把资本货物工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工业在国际经济中的领先地位作为奋斗目标。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高端产业、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是科技进步的载体,是报酬递增的源泉,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它创造了可以由企业家、劳工和政府共同分享的生产率增益,是社会各阶级利益和谐赖以实现的基础。一旦一个国家丧失了对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控制权,那么,这个国家将不仅在自主创新上举步维艰,而且它也将丧失高质量生产活动通过系统协同效应使其生产率增益普惠于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减的行业以及提高全体国民公共福利的机会。在历史上,德国、美国和日本之所以没有能够沦为外国的殖民地,反而却相继崛起,其原因就在于通过幼稚工业保护大力发展他们当时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目前,我国民族企业在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上根本就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仍需要通过保卫民族产业措施对这些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加以扶植和支持,具体地说需要采取以下第二和第三点论述的保卫民族产业。

第二,提高关税保护水平,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拒绝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农产品技术,拒绝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保护我国高质量生产活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关税保护程度,但我国目前的关税水平是9.9%,而全球的关税总水平却是39%,这样的关税水平太低,不仅无法保护我国高质量生产活动,而且也无法保护我国大豆生产等许多传统产业。因此,我国应该与WTO重新谈判,大幅度提高关税保护水平,如果达不到目的,即使退出WTO,也是没有什么可惜的。但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则是要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拒绝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拒绝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农产品技术。因为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虽然可以使我国低端产品的外销得到扩大,但大量的外国高端产品将严重冲击国内高端产业,使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受到严重限制。而如果不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我国还可以在WTO框架下有一定空间,使用产业政策支持民族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支持自主创新产品的发展。目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问题正在加紧研究,预计在2012年完成研究工作并付诸实施。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在高端产业处于劣势,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将进一步加重我国“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格局,特别是日本不怀好意地建议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应该实施零关税政策,其目的就是彻底摧垮中国的高端产业,造成我国对日本经济结构的彻底依附。我国具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国内市场应该为民族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保留市场,完全没有必要与日本和韩国搞什么自由贸易区。

第三,停止引进外资并回购外资企业。笔者曾撰文讨论了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十大危害:它是中国深陷美元陷阱、人民币被迫升值和中国经济“自我剥夺”的罪魁祸首,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内需产业和内地经济的发展,最终将使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为泡影;并成为寻租、滋生庞大买办利益集团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强大力量。它加快了通过掌控产业价值链垄断和支配中国经济的进程,因而成为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破坏和谐社会的隐蔽性杀手,并通过挤占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成为催生中国泡沫经济的重要因素。外资不仅加剧了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而且它还通过直接投资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直接掠夺我国自然资源和金融财产,并最终将造成这样一种可怕的前景:即使中国保护本国市场也主要保护的是外资企业,从而使外资支配中国经济的格局永久化。所谓缺乏资金、转移技术和“搅局”中国经济等引进外资的所有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误国误民之论,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已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必须停止引进外资并回购外资企业;而对那些我国政府没有回购的外资企业,也要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促使其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四,重新恢复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其目的是为我国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创造国内市场。由于我国高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不可能有较大的国外市场,我国只有抓住国内市场为其发展创造条件,而这种市场只能来自其他产业特别是低端产业的需求。但是,近十几年来,由于我国放弃了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片面地强调融入全球

化,结果是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致使我国深陷对外国低端产品市场依赖的陷阱,并造成我国对外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而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高端产品则大量地依赖进口,严重地冲击了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民族产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严重下降,而且形成了“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这种在新的国际分工形势下对发达国家经济依赖的格局。因此,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为我国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创造市场,我国需要重新强调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原则,大力压缩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和低端产业的产能规模,为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环节的发展腾出空间,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原先用于出口的低端制造业提供新的市场,而且他们也能与农业之间形成互为市场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内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

第五,大力发展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使之成为我国高端产品的销售市场,以弥补国内市场对民族高端产业的需求不足,从而使之成为推动我国高端产业发展的补充推动力,并使之成为我国有保证的原材料来源地。美国在其经济崛起过程中,为了避免当时发达的英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掠夺和压迫,美国通过高关税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与英国经济隔离开来,但却大力发展与其经济发展程度相当或比其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特别是把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作为其高端产品的市场,从而在国外创造了对本国高端产品的新的需求,为期弱小的高端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美国的这种历史经验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仿效。对外贸易对一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一国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推动国民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产业升级,这不仅可以加强本国经济的独立自主,而且还可以使外国经济对本国的技术、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和产业产生依赖,从而对外国经济产生支配性的影响,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实现从“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向“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的转变,从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这就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因此,把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作为我国高端产品的市场不仅为我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历史契机,而且还为我国获取国外资源提供了财力保障,因为对于我国来说,只有通过高端产品出口的不断增长,才能有不断增长的财力交换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自然资源。

第六,严格限制乃至禁止原材料和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把资源型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为了打破我国深陷对外部资源严重依赖和深陷本国资源廉价出口的陷阱,我国需要尽快建立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而且还应该当机立断,逐步停止我国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将全部资源型外资企业收归国有,主要理由如下。首先,为了避免我国外汇储备的贬值,许多学者提出了运用外汇储备购买境外矿物、燃料和农业资源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之投入所需的储备,但与其这样做,还不如停止我国不可再生资源的廉价出口。其次,目前我国已是自然资源进口大国,未来50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我国面临着过去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没有遭遇到的空前资源压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靠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我国不可能走这条道路,所以禁止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就显得尤为重要。再次,由于我国没有核心技术和产业落后,在外资控制产业价值链的情况下,使用我国自然资源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实际上也是为他人做嫁衣,也是在将我国宝贵的自然资源财富拱手让给外国消费者。最后,我国自然资源行业中的外资企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只有把资源型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我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资企业掠夺性开发和出口我国自然资源的混乱局面。

第七,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潜在的科技优势而非廉价劳动力,这为中国开发这种最丰富的要素禀赋并崛起为世界科技创新第一大国创造了别国难以匹敌的优势。我国人口众多的优势在哪里?是在于廉价劳动力(实际上也就是贫困劳动力)这种所谓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还是在于人力资本和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科技创新的潜力?林毅夫所提倡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李嘉图理论一样是一种极其静态的理论,它假定所有国家的劳动力都具有相同的生产率,完全排除了美国学派有关科技进步对国家间工资成本变动的决定性影响:高工资国家的高资本生产率是使该国高工资劳动力比低工资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还要低廉,因而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学说还完全忘记了目前发达国家的这种高资本生产率在历史上都是通过保护主义措施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目前的经济学文献已经对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许多批判,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论最大的错误在于它只把劳动力看作是一种成本要素,并假定它与自然资源一样是一种没有能动性和没有创造力的呆滞性的生产要素,这与人的知识、技术和创造力是世界经济发展推动力的历史完全不符。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在国际上申请的发明专利还赶不上韩国;英国只有6000万人口,却在航空等五六个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难道中国拿出6000万人口专门从事科技产业,还超不过英国和韩国?原因何在?发展战略的错误是第一位的,我国之所以急需高度保护并大力发展以技术和知识密集为特征的高端产业、各产业的高端环节和资本货物工业,其目的就是为了开发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本禀赋,把我国从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型经济中解救出来,否则,中国高等教育就没有出路,中华民族就没有出路。

第八,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特征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要以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为引擎。按照演化经济学的看法,国民财富的增进主要表现为本国普通国民实际工资的增长,也就是内需的增长,这不仅是衡量国富国穷的根本标准,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正如杨格指出的,分工也就是经济发展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市场规模“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也就是普罗大众的实际工资。因此,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占国民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以及中产阶级实际工资的提高就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它给企业提供了更大的投资和获利机会,而实际工资的提高又迫使企业不得不通过技术进步应对工资成本的上升,因此,在实际工资提高和技术进步之间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这才是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但我国目前以廉价劳动力所谓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如果使用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来粗略地衡量国民收入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美国是71%,世界平均值大约在55%左右,而中国只有35%。中国10亿工人农民收入太低,这是我国内需长期无法启动和外贸依存度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不言而喻,按照演化经济学的看法,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是以本国占有全部或者绝大部分技术创新租金为基础的。因为有人把拉丁美洲各国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看作是拉美陷阱的表现之一,因此,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拉丁美洲之所以出现所谓的“福利赶超”,其成因也不在于樊纲等人所说的理由,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外资通过控制拉丁美洲各国的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不仅占有了全部技术创新租金,而且也攫取了额外的利润,因此断绝了拉丁美洲各国提高居民收入水

平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改善国民福利,其表面现象必然呈现为“福利赶超”。

第九,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以开发中西部为重点,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如果说小国没有外贸,就不能实现规模经济,那么,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从人口上来说,我国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欧盟都无法企及的最大的内需市场,完全可以在任何产业上达到规模经济,对外贸易并不重要。通过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的国内经济大循环,这样无与伦比的大市场为我国实现高端产业、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国内市场,这也是笔者为什么反对与日本和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理由。而且,我国地域广阔,任何一省的人口规模都比北欧国家大得多,但北欧诸国在某种制造业上都有自己在国际上领先的地位,瑞士还在金融业上具有国际竞争力地位,北欧诸国的专业化经验值得我们在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上加以借鉴。但是,由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和锁定,虽然10年前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我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状况根本就无法改观。因此,我国只有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掉头向内,通过东部和中西部的国内经济大循环,西部大开发战略才能取得成功,工业中心才能实现向中西部转移,这对于解决我国东西部之间日益加剧的交通、收入分配、产业布局、社会问题(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等)和国家经济安全等诸多矛盾具有重大意义。

第十,内部改善:以保卫民族产业为特征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需要我国在国内流通体制、基础设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等内部环境的改善上痛下苦功。到过发达国家的许多人都会发现,中国生产的产品在国外比国内不仅便宜许多,而且质量也好的多,相对于中国人的收入水平,这种现象是极其不正常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呢?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美元霸权是其重要原因。但是,为什么许多企业无视国内庞大的市场规模而偏爱出口呢?原因就在于国内市场的严重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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