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群体职业道德论文

一、社会公众对公务员群体的误解多于了解与理解

公务员群体与社会公众之间缺乏沟通与了解进而使后者产生误解，这是导致公务员职业道德形象评价被矮化和丑化的最主要原因。在公务员群体的亲身体验中，选拔条件苛刻、工作管理严格、考核压力不断增大，是一种较为真实的生存状态。当前，我国公务员的选拔考试被称为“国考”，其极为苛刻的选拔标准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近年来，由于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不理想，公务员报考者人数年年攀升，因而招录比例也在不断提升。公务员考试或许是当今中国最能体现竞争效应的事物。由于公务员群体的日渐壮大,以及公务员自身职能所具有的社会责任内涵的不断丰富,对公务员进行严格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已成为政府部门的工作重心之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出台，我国对公务员的各项管理工作已逐步走上了正轨，各种严格的考核与奖惩制度正不断得以细化和落实。这就意味着国家对公务员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公务员工作压力不断增大已成了不争的事实。据调查，对于绝大部分公务员而言，加班是工作中的常态，“周六正常不休息，周日休息不正常”；24小时必须保持手机开机状态以接受上级领导的监督；工作态度要端正，工作条例必须严格遵守，一旦出现问题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等等。与此同时，与工作压力不成正比的是工资待遇相对偏低；即使自己任劳任怨，得到提拔重用的机会也远低于有后台的人，心里觉得不公平；自己随时随地都处于众人尤其是社会舆论的严格监督之下，处于种种额外（即对公务员以外的人没有约束力）而又严格的法规约束之下，以致同样的言行，出自其他人可能不是问题，而要是出自公务员则可能成为大问题；等等。总之，就工作压力而言，大多数公务员总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特别是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央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加严格和更具有权威性的硬性要求，权力在日益减少，责任却在无限增大，因而令公务员觉得压力骤增，从而烦恼与委屈也在倍增。为此，很多人内心焦虑不安。不过，无论面临怎样的压力、遭遇怎样的不公、忍受怎样的烦忧，公务员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依然能够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自觉问心无愧。然而，在其他一些社会群体看来，仿佛所有的公务员在工作上都是自在，没有压力和残酷的竞争，不仅拿着高工资，还有其他灰色收入，好像他们是所有职业中拥有特权、财富最多因而也是最幸福的一个特殊群体。总之，公务员自己的感受与其他群体的猜测相去甚远。其实，公务员的感受未必假，其他群体的猜测也未必全真，当然，这里不排除少数腐败者拥有的特权和财富。诚然，公务员群体中大多数人的职业道德水平虽然并没有公务员所自评的那么高，但也决非如其他社会群体所想象的那样低。其实，社会公众对公务员的评价更多的是基于媒体的片面报道，而不是基于对公务员真实工作和生活状况的了解。在网络时代，由于网络监管不力和立法缺失，一些出于私利考量的“大谣”蓄意制造出以对抗政府（包括各级官员）为主要内容的谣言，在经过具有广泛网民基础的实名“大V”的广泛传播后，更容易以假乱真。如今，网络上捕风捉影的传言与流言、别有用心的谣言与谎言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从而使社会公众的意识世界越来越网媒化。网媒化了的公务员形象大都是被扭曲和被矮化的，从而使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公务员形象越来越远离公务员群体真实的世界。总之，由于公务员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了解，其他群体对公务员群体产生误解，甚至是怀疑与不信任也就在所难免了。为此，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不能仅仅简单地被理解为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反对“”，其中一个更为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增进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了解、理解与互信。

二、公务员职业道德素质与社会公众过高的道德期待之间存在落差

受传统德治文化以及公务员职业道德自身特点的影响，社会公众赋予了公务员更多的道德责任和更高的道德期待，而这一要求和期待往往超越了公务员的职业边界。虽然公务员队伍的职业道德素质已经很高，但还未能达到社会公众过高的期望值，这是社会公众对公务员职业道德形象评价矮化的文化原因。中国社会在传统上是人治社会，“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又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过多强调党和政府在社会价值中的主导地位，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秩序中的领导和统治特征。由于受传统人治社会所特有的政治伦理化这一文化特征的影响，把官员等同于父母，要求其以身作则，在思想和行为上率先垂范，成为道德的表率，这已成了社会公众的共识。因此，社会公众赋予国家公务员更多的道德责任和更高的道德期待，是符合我国传统德治文化的心理需求的，也是我国社会政治伦理化这一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而政治伦理化这一文化传统具有文化遗传性或预制性，它制约着人们对当代公务员的道德评价。公务员道德具有鲜明的政治典范性，因为他们是人民政府的形象代表，而且他们是由社会公众中的优秀分子所组成的，因此，他们应该成为公众的道德表率。这就是说，公务员职业道德的要求是高于其他群体的，它具有高度的模范性和高度的政治先进性。例如，我国公务员的基本道德规范是：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我国公务员道德规范建设的目标是政治信念坚定、精神追求高尚、职业操守良好、人民群众满意。这些要求和目标决不是对普通群众的要求，也不是普通群众能够做得到的。但作为公务员不仅不能失德、缺德，而且还要道德高尚、率先垂范。换言之，国家对于公务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道德要求明显要高于普通群众。所以，同样的言行如果出自普通群众，也许不会有人觉得不当或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不会引起人们道德上的不满，但假如是出自领导干部却可能引起极大的社会愤怒。这就是说，在社会大众看来，领导应当有更高的素质，不能自降为普通群众。在现代社会，公务员所掌握的社会公共资源越来越多，因而他们所面临的诱惑也就越来越大。同时，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又处于政治舞台的前沿，在信息时代，他们言行举止的社会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因此，他们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公务员一旦认同了自己姓“公”的身份，就意味着接受了一生为“公”的角色责任和超越自我利益的价值信仰。总之，一方面，由于公务员自身的职业道德要求高于其他行业的职业道德，故而即使大多数公务员的道德素质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人们仍然未必满意，因为相对于更高的道德标准而言他们仍未完全达标；另一方面，公务员的职业道德要求又具有刚性、法制化的特征，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要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而类似的行为对普通群众则不具有道德评价的意义。例如，2012年底中央八项规定颁布后，领导干部大吃大喝和大操大办属于违纪，而这八项规定对其他人则没有刚性的约束力。这样一来，似乎给社会公众一种印象，公务员群体中因道德等问题而被处罚的现象比其他行业要多得多，进而得出公务员道德素质较低的这一带有偏差性的结论。同时，人们对公务员职业道德评价泛化也是导致对公务员职业道德给予偏低性评价的重要原因。公务员职业道德有其特别的适用时空界域，它只能用来评价公务员的职业行为，职业活动之外的其他言行则应当适用相对较低的公民道德标准。用公务员职业道德评价其非职业，就可能会得出具有偏差性的结论。这种道德评价的泛化不仅有失公平公正，而且还会使人产生悲观失望的心态。

三、对公务员群体部分成员知行不一现象缺乏理性辩证的认知

社会公众对公务员群体部分成员言行不一或知行不一现象缺乏理性辩证的认知，这是导致对公务员职业道德形象评价矮化的重要方法论原因。言行不一或知行不一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如无知有行，或言而不行，或行而不坚，或言行对立。言行不一最突出地表现为知而不行或言而不行。调查表明，有94.5%的公务员很熟悉职业道德要求，但在执行公务时能够自觉遵守公务员道德规范的则为66.6%。其实，这并不是公务员群体的独有现象，有调查表明，在回答“公民道德素质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时，80.7%的人认为是“有道德知识，但不见诸行动”。道德生活中知行不一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当然，这一现象在公务员群体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公务员群体中言行不一或知行不一现象的出现，既有一般的共性原因，也有其特殊的个性原因。就共性原因来看，首先，道德生长有其自身的规律，它总是遵循由他律到自律、知先行后的渐进过程。由于公务员道德具有先进性，它的要求要高于其他社会群体的要求，这就使得公务员道德内化的过程更加漫长而艰难。其次，由道德之知到道德之行、由行之偶然到行之必然即由外在的他律转化为内在的自律与信仰还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如必要的物质保障、利益激励或惩处机制等。如果这些条件缺乏或不健全，道德公正便难以保证，就可能出现即使明知该行为应当做却不愿意去付诸行动的情况。这就是说，道德生活总是呈现知易行难、言多行少的现象。就特殊的个性原因看，一方面，公务员道德的主流话语仍然延续着革命式话语，话语创新不够。由于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革命道德要求及其话语表达（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被简单移植到了和平时期的公务员道德实践中，而同时又未能给予其科学的解读，故而人们只能从字面上予以理解，把它们仅仅理解为绝对意义上的自我牺牲，而忽视了其层次性和梯度性。同时，这也人为地导致了公务员道德要求与公务员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这就使得即使公务员已按照公务员道德行事了，社会公众甚至公务员自己也觉得远未达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境界而被否定或自我否定。另一方面，公务员自身还未能完全意识到公务员职业道德与其他群体职业道德的表象差异及其背后的一致性。其他群体职业道德具有鲜明的为行业主体或职业道德主体自身利益服务的工具性，即行业利益或职业道德主体利益是目的，而行业道德或职业道德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手段。因此，其他职业群体似乎更能因为职业道德与其利益之间的因果关联性而自觉地遵守其职业道德。而公务员职业道德更多地是为了确保其手中的权力是为人民政府进而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而存在的，它只是人民群众而非公务员自己利益得以实现的条件和保障，主要是为了约束公务员的言行，而不具有为实现公务员个人利益服务的功能。然而，从最终意义上说，公务员职业道德同时也确保了其自身能够做到对不道德行为的控制和约束，进而帮助其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而在这其中，由于公务员职业的高尚性又决定了社会价值是其追求的主要目标。换言之，公务员信守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同样是实现公务员自身利益的客观要求。总之，关于公务员群体部分成员言行不一或知行不一现象既要从公务员自身的道德认知有待提高的层面予以解读，更要从道德生长规律尤其是从公务员职业道德自身的特点层面进行分析，方能予以客观的评价。道德上的言行或知行绝对一致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言行或知行一致是相对的，二者不一致也未必就是二者处于对立状态。因此，不能因为偶然的不一致便断言其是道德伪善或双重道德人格。

四、意识网媒化与网络媒体对少数公务员消极腐败现象的放大化

在媒介时代，信息消费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消费方式，而网媒成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社会公众意识网媒化和网媒对公务员群体中少数人腐败等消极现象放大化，是导致社会公众对公务员职业道德形象评价矮化甚至是丑化的重要舆论因素。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生活、工作在政治舞台和社会公共生活的前沿，任何言行都在社会公众的注视和舆论的监督下。孔子曾深刻指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以此来表达官员道德的社会示范效应，“上行下效，捷于影响”（《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公务员特别是其中的各级领导干部就是一面面鲜明的道德旗帜，是社会道德风尚的风向标。由于公务员是政府的代表，其个人的言行举止往往影响到政府整体的道德形象，一名领导者身先士卒，德高望重，会产生强大而积极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相反，如果一名官员失信于民，在百姓看来，它就意味着整个政府失信于民；一名官员道德败坏，就会给其他人作恶以辩解的理由。公务员、尤其是其中的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便是理所当然的，不会引起舆论的过多关注；反之，如果他们一旦出现了道德败坏之类的事情，便具有了重大的新闻价值并产生“蝴蝶效应”。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为了追求眼球效应和经济效益，总会放大社会反常现象、热衷于社会负面新闻。事实一再证明，在网络时代，政治审丑总是赚取眼球和获取经济效益最便捷和最理想的方法。正如网络“大谣”秦火火之流落网后所供述的那样，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反腐败的斗士、社会不公的审判者，通过散布反政府、反现有体制和诋毁公众人物的言论来引起公众的注意，激发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公务员群体中少数人的腐败现象被舆论放大后似乎成为普遍现象，一些谣言也通过实名的“大V”而得以以假乱真地扩散到全社会。在信息时代，社会公众的思想意识存在着网络化、媒体化的倾向，因此，人们必然会对公务员道德素质产生偏低性的评价。当然，公务员职业道德客观存在着种种问题，如一些人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理想信念动摇；一些人言行不一，甚至出现了双重道德人格；一些人作风不实，脱离群众，服务意识淡化，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现象较为严重。但这绝不是公务员群体职业道德的主流。公务员群体职业道德素质总体上是与他们肩负的责任相适应的，用发展的眼光看，他们的法制观念明显增强，服务意识明显增强，创新精神明显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化。这些历史性伟大成就的取得，公务员群体起到了组织者、领导者的作用，他们的职业道德起到了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的作用，他们较高的职业道德素养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起到了表率和感召作用。如果看不到这一主流，过分夸大和放大公务员职业道德中存在的问题，就有可能由否定少数公务员到否定公务员群体，最后走向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而这正是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阴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公务员职业道德正面评价的矮化与舆论界日益流行的泛道德化批判思维的政治审丑心态有关。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习惯于将非伦理现象伦理化，习惯于道德评价标准上的理想主义化甚至是双重标准化，习惯于将个别问题普遍化、生活问题政治化、表象问题本质化，不能用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辩证的思维客观地评价公务员群体的职业道德现状，从而对社会和公众产生误导作用。要树立对包括公务员群体职业道德在内的社会道德现状的客观评价，就要自觉地避免泛道德化批判思维。

综上所述，如果说当代中国官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道德关系紧张，那么，除了利益多元化和少数人腐败等因素，更多的还是由于人们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缺乏沟通与理解，网媒将公务员道德的负面影响放大化而导致一些社会群体缺乏独立自主和客观理性的道德判断。

作者:黄明理顾建红单位: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