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异化”与回归

近年来，一些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严重失实，引起了新闻行业的高度关注和社会的热议。两者失实的原因中，与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缺失有关的，一般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出名，获得所谓的“轰动效应”，以便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谋取“一席之地”，不惜铤而走险，造假新闻；二是为了钱财，站在出钱的当事人一边，在两者的采写上偏听偏信，以偏概全，甚至有的以此对当事人进行勒索。

然而，就整体从事两者的新闻从业人员而言，他们绝大多数是恪守新闻职业道德的，真正为竞争、为名利而缺失职业道德的人是极个别的。由此看来，两者出现的失实或部分失实的情况，绝大部分都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无心之失，问题往往出在专业技术层面上，即出在进行两者采写时的思维方式与思维习惯上，出在相关的专业和业务水平上。这些问题在过去或许不十分突出，而在现在，随着两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强化和商业化渗透的影响，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异化”。如何对抗这种“异化”呢？新近的一种呼声是将两者还原为客观报道，也许这不失为防范新闻造假、新闻失实的一种新思维、新办法。

“异化”的“先天性”原因

什么是“异化”呢？最早提出这个词的人是一个不太知名的哲学家柏罗丁，而马克思则丰富了其内涵，称：“‘异化’就是原本隶属于你的东西却成为了一种异己的，外于你的东西了。”①

事实证明，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在一定条件下，是会产生“异化”的。而“异化”的结果是：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了；“异化”导致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背离了它们所追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原则，也背离了“公正、客观、真实”的新闻原则，“异化”后的两者，只能沦为某些利益集团、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愚弄社会大众的工具，在新闻传播的层面看，则主要是两者的失实或造假。

为什么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异化”呢？这是由两者的定义所注定的，也就是说这种“异化”是源于“先天性”的。

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定义，如今国内的新闻传播界是将两者视为同一意的。先谈一下批评报道，国内有将新闻报道分为表扬报道和批评报道的传统，如果讲表扬报道是关于社会阳光面的、好人好事或建设成就报道的话，那么，批评报道就是关于社会阴暗面的、坏人坏事的报道，如针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执法犯法、渎职失职、、封建陋习和买官卖官等。

而舆论监督很早就在西方学者所研究的大众传播学中出现。拉斯韦尔“三功能说”是指大众传播有三项功能：1.环境监视功能；2.社会协调功能；3.社会遗产传承功能。②而其中最重要的“环境监视功能”就是舆论监督，而“舆论监督的具体表现为批评报道”，③由此看来，舆论监督就是通过媒体将批评报道刊出，实现大众传播，引起受众对所披露的人或事的关注，进而形成受众的广泛讨论，形成舆论，并实现舆论对所披露的人或事进行监督。

从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定义中可看出，有三个问题显而易见：1.新闻从业人员进行两者的采写，所涉及到的人或事一定是有错的；2.从事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新闻从业人员与被批评的对象和人的地位不一样，我是批评者、监督者，你是被批评者、被监督者，我是高高在上的审判者，你是匍匐在地的被审判者。你要是有问题就要绝对接受我的监督、批评，你要是问题不严重但要小心我可以将问题扩大化，你要是没问题，我不高兴的话还可以“鸡蛋里面挑骨头”，甚至可以“无中生有”；3.被批评的对象和人要是不接受新闻从业人员的监督和批评，新闻从业人员就可以将你或你的事报道出来，通过受众的舆论压倒你。只要形成社会舆论，不论我的报道是否属实，你也一定会大受影响。

这是两者“异化”的“先天的”或“固有的”的因子，也就是其内部所孕育的背叛和“异化”因子，这些因子使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自我“异化”，而且是自愿或自动的“异化”。在这方面，“纸馅包子事件”就是严重违反新闻道德、自我“异化”的表现。④

“异化”的“后天性”原因

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异化”还有“后天性”的原因。当从事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越来越宽泛、越来越深入地干预社会生活，将政府及社会的各式形态的人或事列入其监督和批评的视野时，谁又去监督和批评新闻媒体呢？谁都知道，新闻媒体作为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的实施者，绝不是超越社会制约的“无冕之王”，也不是什么“第四种权力”。两者必须依法依规开展，新闻媒体必须依法依规行事。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对于从事两者的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监管机制。

和其他缺乏约束力的社会机制一样，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缺乏约束力的话，必然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也极易产生“异化”。而缺乏约束力的原因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法规的不完备；二是未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

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是：我国还没有成文的新闻法，现行的法律法规对日益发展的新闻传媒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既不能有效地保护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正当的采访、报道权利，也不能有足够的能力制约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不正当或不适当的采访、报道行为。

而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异化”就是新闻的不同程度的失实甚至造假，会给社会、相关的当事人、受众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的甚至构成新闻违法和新闻犯罪行为。因此，采取法律措施防范两者“异化”，是十分有必要的。“只有将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监督和治理纳入法律的范畴，让有关责任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才能根本上解决两者的监督和治理问题”。⑤

未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是：对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进行监督的公众尚未有效地组织起来。英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肯・宾默尔说：“一个社会仅仅有了监督者是不够的，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者。答案是我们必须彼此监督。也就是说，在一个健康社会里每个人的行为都必须是均衡的。”⑥我们知道，作为新闻媒介部分组成的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它所传播的内容及价值追求，既不是天然正确、天然公正的，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产生、制造不同程度的失实。不论是主观有意或不知不觉中的失实，也不论是整体或部分甚至是少部分的失实，凡是失实，都需要修正，需要新闻媒体或新闻从业人员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因此，指出这些失实是必要的，而理论上能够指出这些失实的最庞大、最有力、最实际的人群就是社会公众。

但现实情况是：这些公众至今根本上未能有效地组织起来，更谈不上对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在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上出现的失实问题进行有力的监督。原因之一是被失实的两者所伤害的对象，与相对强势的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相比，他们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更倾向于妥协，而不是通过向公众公开或投诉、诉讼的途径来对抗，这就给失实的两者开了逃避之门；原因之二是社会公众对新闻媒体或新闻从业人员的监督是需要一个平台来实现的，这个平台说到底也是一个新闻媒体。但指望新闻媒体监督新闻媒体基本上是无望的，因为由于有共同的利益，它们之间往往达成某种默契，你不找我的麻烦，我也不找你的麻烦。

两者的强化和商业化加剧了“异化”

哲学上的“异化”理论更侧重认为“异化”的原因是来自事物的内部，是事物内部对立面发展对事物本身的否定。无论有没有外因的作用，“异化”是必定产生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外因对加速或延滞“异化”具有一定的作用。

随着现代传媒业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作用日益突出，“在许多国家，两者已成为一种跨地区、跨空间、无处不在的有效监督手段，成为反映民情民意的‘晴雨表’，监控公共权力运作过程的‘电子眼’，捍卫公共利益的‘守望者’，预警社会腐败现象的‘警报器’，对整个社会的谋划良性运行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⑦在西方，两者在现实社会中更表现出“第四种权力”的特征。

在国内，人们一般认为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是人民群众行使人民民利的重要方式。尽管有人认为，在中国，两者并不是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对政府官员进行的批评或监督，只是行政权力的延伸和补充。⑧但是，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信息透明、公开和传播的要求更加迫切，两者无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都有一定的加强却是不争的事实。

同样，在西方，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守望犬”（Watch dog，也作“看门狗”）理念在民众中更为深入和普及。“守望犬”理念的意思是强调媒体要像狗那样，忠实地守护主人的财产。这一理念强调：新闻媒体是独立的社会力量。两者的对象是政府及政府官员，内容是其丑闻丑行。

还有，无论国内国外，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在公共领域上的表现越来越突出。公共领域的概念是由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出的，说的是在市场原则的作用下，作为私人自主领域的市民社会与作为公共权力领域的国家之间，衍化出一个公共领域，它是由私人聚集而成的公众组成，公众在这一领域中对公共权威或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评判和批评。事实上，两者在社会上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它们的本身，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众，而是公共领域中的媒体评论员以及公众中的少数精英或社会中的话语优先者，这些人的言论能影响其他公众，能形成舆论并最终形成监督。

2007年引发争议的“茶水发炎”事件，⑨其实是记者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即记者在此之前已经认定当地不少医院存在乱收病人检验费的行为。记者没进行必要的科学检验就草率地认定，这旁证了新闻单位和记者的强大和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强化”。如果这次报道不是针对一批医院而是针对一家医院的话，这家医院也许就被压服了。所幸的是，这批医院群起而“抗”之，真相终得大白。

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在现时的社会生活中得到极大强化是不争的事实。同样，商业化对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渗透和影响也日趋强大。新闻媒体每天工作24小时，每周工作7天，每时每刻寻觅猎物，喂饱肚皮，一切都为了获得最高的发行量、最高的收视率、最高的点击率，以赢得广告商投来的滚滚财源。“日益增多的新闻媒体平台抢食逐渐萎缩的新闻消费者，这一现象，使每一种新闻媒体的受众人数逐渐减少，导致营收与利润的压力增大。进而的骨牌效应使新闻媒体在投入上更多地偏向新闻的分送而减少新闻的采集，新闻从业人员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压力以维持原有的品质，新闻媒体的投资者和经营者总是希望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轰动的封面文章、丑闻报道和独家新闻”。⑩这样一来，作为最有效手段获取最轰动的封面文章、丑闻报道和独家新闻之一的两者，就容易失之于浮躁了。于是，新闻“守门员”表现大失水准、两者造假事件出现了，个别“失实”事件甚至有策划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主观恶意”了。

然而，“失实并不是新闻职业中唯一的恶”，⑾商业化的渗透使两者沦为强势群体的工具。“新闻媒体为了获取广告商的注意，只关注收入高、购买力强的受众。结果，弱势群体的利益和需求愈加受到忽视。过去，面对政府的压力和控制，有些新闻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为了报道真相敢于抵制压力。而今天，面对大公司的金钱、广告和并购的诱惑和压力，这些新闻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更多的是选择削尖脑袋投入大公司的怀抱”。⑿于是，当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面对占大多数人的弱势群体，漠不关心，漠视他们的正当生命、财产和权益时，它们离公平和正义也就越来越远了，这才是最可悲的。

现时有一种说法，叫做“强势媒体弱势监督”，意思是在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上，强势的主流媒体有弱化的迹象。现在一些重大的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一般都是由网络等新媒体首先刊登，非强势媒体（小台、小报等）跟进，最后才是强势媒体的介入。这当中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种趋势不容忽视：政府与强势媒体的结合日益紧密，除了政府向强势媒体提供比非强势媒体更充分详细的新闻源外，政府还越来越多地向强势媒体提供经济支持（如专版、公关版），于是强势媒体对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自然有所削弱，长此以往，占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肯定会受到影响。

“异化”是通过新闻的客观性实现回归的

黑格尔《自然哲学》中的“异化”理论认为，绝对理念产生了自然界，自然界是绝对理念的异化物，绝对理念必然要克服自己创造的异化物而回归自己，只不过回归时绝对理念不再是那朴素无比的纯在了，而成为完善的绝对理念，这正是绝对理念的最高阶段、最后归宿。⒀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闻也是某种绝对理念，即要体现普遍的“公正、客观、真实”的原则，特别是要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理念。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正义即公平’。”而这种绝对的新闻理念只能是无限接近而不能完全达到，不但如此，绝对的新闻理念还会“异化”甚至堕落，但无论如何，绝对的新闻理念必然要克服自己创造的异化物回归自己，也就是说绝对的新闻理念“异化”时，抗衡“异化”的机制同时也会产生，尽管与“异化”相比，这种机制会弱小及滞后，但却不影响其与“异化”博弈的最终结果，这种机制就是新闻的内在客观性。

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是新闻形式的一种，当然也会产生抗衡“异化”的机制而回归自己，而这种“异化”同样是通过新闻的客观性实现的。将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还原、回归为客观报道，并不是说两者不是客观报道，而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两者可能产生“异化”，无论是哪一种“异化”，也无论是“异化”到什么程度，“异化”都是对客观报道的背离，所以当“异化”一旦产生乃至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应该让其回归了。

这是因为新闻客观性的要求。“所谓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就是指传播主体在报道自身之外的对象时，不能用自己的意识、意志、情感等改变对象的本身面目”。⒁有学者指出：客观性的本质在于传播者的超然性，即“新闻从业人员摒弃个人好恶，主观世界服务客观世界，而‘没有权利从一群事实中，摒弃不符合我们的立场和观点的新闻’，力争以最充分的事实展现客观世界的完整面貌”。⒂可见，客观原则，作为一种新闻精神，作为一种职业（专业）理念，不仅是“事实第一”的“求实”性要求，在它背后更深层的要求是一种价值追求，即追求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客观原则还可充分实现受众的知情权。客观原则排除传播主体对客观事实的主观干涉，不以传播主体的私利隐瞒或遮蔽事实信息，而以自觉的意识、尽可能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力求把事实信息的原本状态呈现在收受者的面前，把判断、评价事实机会和权利还给收受主体。⒃如果提升到人类生活的整体层面，可以说，客观原则的价值在于它“通过扫除偏见而扩大精神交往的空间，通过公开的报道、公正的呈现而使人拥有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和探求真理的理性精神，维持主体的社会性道德意识网”。⒄

总之，客观报道就是确保新闻报道可信和公正的核心手段。而新闻报道可信和公正，也是抗衡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异化”或让其回归自身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异化”的回归途径

抗衡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异化”的观点的提出与《南方周末》（下称南周）的改革有关。“在鼎盛时期，南周给读者最大的印象在于其新闻背后的价值观，在于其所传达的为公正、民主鼓与呼、在于其反腐败促改革关怀弱势群体的鲜明的精神气质……。时过境迁，当时南周所倡导的价值观，虽然作为血脉传承下来，但为了相对平稳地生存和发展，南周也逐渐强化其新闻报道者与信息提供者这一媒体的本原功能。也就是讲，开始从监督者向报道者、从批评者向观察者转变。这种转变决定南周做新闻时，更多地去呈现新闻事件的本身是怎样的，事件背后相关各方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行为，从而揭示新闻事件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南周认为，新闻本质在于更充分而全面地提供事实与信息，评论和发言更多地交给读者与评论员来进行。因为，事件和真相本身，或许比简单的批判与揭露更有力量。由此，我们在做报道的时候，非常强调的一点是尽可能接近新闻的‘核心消息源’，强调要获得最为本质、最为核心的信息”。⒅

有人将南周的这种想法一言概之曰：“将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还原或回归为客观报道。”从实践中可以讲，这种思维可以最大程度地抗衡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异化”，最大程度地抗衡由“异化”产生的新闻失实与新闻偏见，最大程度地实现面向新闻本身的客观性的回归。

“将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还原或回归为客观报道”的提法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在西方的新闻史上，“批评报道”这个词是“鲜有所闻”的，而“舆论监督”倒是几乎“日有所闻”，但其在传播学上的意义远超过新闻学上的。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奖项上有“调查性报道奖、解释性报道奖、独家报道奖和现场新闻奖”等，这些奖项都与客观报道密不可分的，但却没设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奖项。

“将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还原或回归为客观报道”的观点现在正在显性或隐性地影响着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采写。当然，要将这一观点付诸实践，还需要有一批有突破能力与采写能力超强的编辑和记者，这批编辑和记者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型的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在措辞与表达上，如何尽可能更谨慎、更准确、更客观？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能捍卫两者的“公平、正义”的精神并找寻到其所在新闻媒体的精神特质？

现时媒体的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有两种倾向：

一是多为主流媒体、大报大台所采用的“实证报道”。这种“实证报道”，就是强调新闻中的每一事实、每一细节都有依据，而每一事实的每一阶段的变化都实证支撑。“实证报道”就是事实与证据的统一，强调的是新闻的真实性。而所谓新闻的真实性则是指事实性的真实，就是说新闻报道从原则上排除所有非事实性的表达。从另一方面可以说，事实性的真实拒绝一切虚构性信息，虚构性信息是想象的产物，是一种影像，并不是实际的存在物，因此不能作为事件信息进行报道。至于纯粹想象的东西，更不应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不时出来在新闻媒体上表现一番的“合理想象”，对新闻的真实性来说，是一个“怪胎”。

二是多为晚报、都市报或周末类报纸采用的“平衡报道”。梅尔文・门彻在《新闻报道与写作》中认为：“‘平衡报道’就是尽可能给每一方，尤其是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在现在的新闻报道中，涉及矛盾两方或多方的报道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往往有较高的新闻价值。这时，给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显得尤为重要，假如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真有问题，给他们说话的机会，他们也难逃制裁，但起码他们有了一个解释问题原因的机会；而另一方面，假如受到指证的一方没问题，则给了他们一个洗脱自己的机会。尽管“平衡报道”不一定就能完全体现客观和真实，但“平衡报道”起码体现了“公平”，而且体现了在“公平”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客观真实。

总之，“将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还原或回归为客观报道”，是让两者的“异化物”回归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本身的唯一方法。

注释：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七章“大众传播”第一节“大众传播的定义、特点与社会功能”，2004年2月版

③李棠辉：《批评报道的思维方式》，第一章“采编批评报道的思维规定”，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④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纸做的包子》，后被证实是假新闻

⑤蓝鸿文主编：《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⑥［英］肯・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公平博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⑦董天策：《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岭南新闻探索》，2008年第5期

⑧景跃进：《如何扩大舆论监督的空间》，《开放时代》，2000年第5期

⑨2007年3月下旬，中新社浙江分社和钱江电视台报道称:杭州市的一些医院，在化验用茶水代替的尿液发现呈阳性（发炎），而事实上是茶水在化验中可能呈假阳性

⑩那福忠：《深度研究：网络化与全球化之下新闻媒体趋势》，Blogchina，2004年3月27日

⑾刘洪波：《被褒扬的新闻之耻：且看媒体如何罔顾隐私与尊严》，Blogchina，2004年3月29日

⑿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34页

⒀文聘元：《西方哲学的故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32页

⒁杨保军：《新闻精神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65页

⒂〔美〕迈克尔・埃里默：《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展江、殷文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66页

⒃杨保军：《新闻精神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67页

⒄单波：《重建新闻客观性原理》，《现代传播》，1999年第１期

⒅李红平：《从“监督者”到“报道者”――南方周末在2007年的一些尝试》，《南方传媒研究》，2008年第11期

（作者为南方日报社主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