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管理范文
时间：2023-09-27 09:23:13
舆论管理篇1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独立社会公正
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的主张和要求。但近几年来，传媒在执行舆论监督的重任时，与司法机关有过一些小的碰撞，引发了一些有意义的讨论。在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上，理论上应该怎样看，实践中又应该怎样做，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些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者的宪法根据及宗旨的一致性
舆论监督从广义上说，是指通过传媒对党务、政务的公开报道，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施政活动的报道和评论，以及对各类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腐败分子的披露和批评。[1]。对作为国家机关之一的司法部门进行报道和评论，自然也是舆论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
舆论监督不是一种权力（power），而是一种权利（right）。这从舆论监督的权利的来源，可以获得说明。舆论监督的权利来自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批评建议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和知情权（宪法对知情权没有直接规定，但“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的条文间接含有此内容）。可见，传媒虽不是法定的监督机构，不享有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力，但它在反映和代表舆论时，享有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和知情权。传媒作为公民实现上述三项权利的载体，客观上具有了监督司法的效能。
诚然，正如有人指出的，我国的“传媒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如果由它来行使舆论监督，会出现权力部门如行政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的现象。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排除这种现象出现的可能。但由于这种监督是以大量信息为基础，以在光天化日下的传播为手段，在绝大多数正常情况下，这种监督所当然具有的公正性，使得这类矛盾很少发生。夏恿先生说得较为深刻：“从法理意义上看，中国的传媒是官办的性质，因此传媒监督与其说是公民权利的延伸，不如说是政府权力的扩张。这种传媒监督不具有法理根据。不过中国的传媒监督司法具有其他几种根据：一是伦理的根据，即“替天行道”、“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抱负；二是职业的根据，即传媒作为社会守望者的角色作用；三是竞争的根据，即从官方化机构向非官方、市场化转变而提出的要求。这种种因素，使得媒体监督成为当代中国非常有效的社会救济手段。”[2]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充分认识到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司法独立也是得到宪法保障的。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奉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国家，都没有行政独立、立法独立之说，为什么偏偏规定司法独立呢？因为人们认为，在三权中，行政与立法权力都很大，是最容易膨胀和腐败的权力分支。司法权力相对弱小，但它却担负着制约权力、保护民众的使命。为此，国家为司法权设置了特殊保护机制——“司法独立”，允许与保障司法机关不受其他权力干预，依法独立审判。
传媒不是一种权力，不能直接干预司法。它如果对待决案件作有倾向性的报道，就会对法官产生压力，或者使法官先入为主，形成偏见，使公正审判难以实现，最终仍然可能或多或少地影响司法独立。所以必须在司法独立的保护下，使司法具有相对的封闭性，让司法活动尽可能少地被传媒所干扰。同时，法官也尽可能少地露面于传媒，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要用废止舆论监督、言论自由来确保司法独立呢？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当的。司法的封闭性固然排除了非法律的干扰，它又可能使司法机构变得僵硬，不能顺应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还可能导致黑箱式操作，既容易使个别正义受到侵犯，也不能满足大众知情权的要求，因此引进开放性的传媒克服司法封闭性之缺陷就顺理成章。[3]
有人说，“西方国家是排斥‘传媒监督司法’这一概念的。”[4]这种看法可谓似是而非。在西方国家，“自由报刊应该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被视为信条，确实没有舆论监督这个提法，但他们使用的是更为彻底的说法：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等。
舆论监督既是属于言论自由权范畴，那么舆论监督司法就是允许公民和传媒有以自己的见解和立场，对司法进行言说评论的自由。而“‘言论自由’意味着言论的发表者在合理限度内有说错话的自由。在这个限度内，被批评者对媒体的负面报道只能采取‘有则改之，无则改之’的态度，不能追究媒体的责任。”[5]从道德、道义上说，传媒应该每篇报道、每句话都正确地维护公众利益，但从法律角度，我们不能要求传媒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得有错。
总之，新闻自由和公正审判，不能是一种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关系。司法追求的独立与传媒强调的监督均有其合法性根据，很难在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但由于传媒与司法的不同特性容易导致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之间的冲突，因而制度设计上需要认真权衡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制度运作中保持合理的张力，在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之间寻求合适的度。
而这一点，应该是能够做到的。因为二者不仅都是宪法所保护的，而且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社会公正，新闻媒介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常常是在前面发现问题，为正义与公正呼喊，而司法机构紧随其后，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二者的目标统一于社会公正。既然都是为了公正，就都应该认识到尊重和维护对方运作特点的必要性，就能找到那种“合适的度”。
平衡司法的封闭性与新闻自由滥用
上面从理论层面上讨论了传媒与司法的关系，现在有必要往实践层面深入一步。
自由和法治在我国都处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就新闻而言，一方面它现在作为国家发展和建设的资源和手段，其获得的自由空间不是很大，但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传媒从业者并不熟悉法治下新闻自由的正确运作，侵犯和损害他人（包括公民、法人和组织）的事时常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偶尔发生损害司法独立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对这种现象产生过分的担心则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应该看到传媒监督的重要意义。首先，传媒监督有助于增加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的作用；其次，传媒监督为公众评说司法行为并间接参与司法过程提供了条件，从而降低了司法专横的可能性。[6]
还应该看到，没有媒介监督而导致的黑箱操作式的审判，比起有媒介监督的司法，可能产生的不公正要多得多。有些反对庭审直播，进而反对传媒监督司法的人，喜欢举的例子是，1995年美国著名棒球手辛普森涉嫌杀害前妻一案，由于电视转播庭审实况，结果辛普森被判无罪，他们说这与陪审团受公众舆论的影响有关。而实际情况是，“在辛普森案件中，美国传媒几乎无一例外地反映民意认为辛普森就是最大的杀人嫌凶”。[7]这恰恰说明，对于一个成熟的陪审团、公正的法庭来说，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媒介的介入会对他们有多大影响。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丝毫不否认处理好传媒与司法的关系的重要性。一种好的制度设计，是在不同价值与利益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平衡。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平衡，就是要确定传媒之于司法应该做些什么，司法之于传媒应该做些什么。
首先要明确传媒监督司法的领域和行为方式。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报道和评论司法改革和司法工作的发展情况。（监督不是仅限于批评，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的需要，是最重要的监督。）
二、采访报道一切公开审理的案件。
三、露和批评司法领域中腐败的人和事，如受贿枉法、违背司法程序等。
其次，为了协助实现这一目标，司法机关应当为传媒提供必要的条件：
一、司法机关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与传媒对话的常规渠道，经常通报司法工作情况。
二、司法机构经常对其做出的司法裁决以及采取的法律措施进行说明和解释。
三、对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司法机构应给予媒体某些特殊便利，配合媒体适时报道进展情况。
四、依法应予公开的法律文书均应允许传媒机构查阅。[8]
制度设计的另一方面，就是要让传媒遵守“合适的度”，不以越轨动作损害司法，影响公正审判；司法机关可以处罚越轨情节严重者。比如在美国，如果媒体在审判过程中，发表企图影响案件判决或抨击、讥讽法庭成员在法庭上的行为的言论，法官可以以藐视法庭罪来惩处。不少国家规定了，或在实践中形成了法官对传媒的自由表达有限制权，对违背者有惩处权。法国新闻法规定传媒界可以自由地了解并报道司法活动，但必须遵循相应的限制规则：如禁止发表有关法庭或最高司法会议的内部审议消息；对复制的罪行材料以及有关未成年犯的审判无论是文字或图片均不得发表，否则传媒将成为法院的惩处对象。在英国和美国，少年犯罪、性犯罪及有关司法机密的案件传媒不能报道，若有倾向性的报道，法官可以蔑视法庭罪论处。英国《每日镜报》曾因其倾向性评论而被法官戈达德勋爵判处罚款1万英镑，当天值班编辑被判蹲3个月班房。[9]
当然，这种制度设计需要其他做法的配合，否则会导致司法惩处传媒的滥用。比如在西方国家，规定当法官行使这一权力时，传媒有权利听审以便反对法官行使该项权力；传媒还可以对法官的惩处提出上诉。实际上，法官惩处传媒的现象很少发生，但只要有这一规定存在，传媒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时，就会增强自律。
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了公众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在第六修正案规定了被告有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而且很讲究在保护这两种权利上的平衡。
联邦最高法院在《里奇蒙德报》诉弗吉尼亚洲最高法院一案的上诉案的判决中称，根据以往长期公开审判的传统，作为场所的法庭已成为公众集会的地方，宪法第一修正案自由集会的条款赋予记者和公众出席法庭审判的权利，虽然这不是绝对的权利，但公众有权对完全或部分不公开法庭审判的动议提出质疑。这说明美国的司法机关重视接受新闻监督和尊重公众知情权。
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司法又非常重视防止新闻媒介的有偏见性的报道妨碍被告接受公正审判。例如，为了重审俄亥俄州医生山姆·谢伯德杀妻案，法院在组织陪审团时，逐一询问对方是否已接触过有关被告的报道，以及这种接触是否会影响其公正判断。若已产生影响，就不得进入陪审团。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异地审判。1995年美国南部俄克拉荷马市联邦大楼发生爆炸，168人在爆炸中丧生。由于媒体连日报道，受害者家属血泪控诉，在此情况下，对爆炸案主犯麦可维的审判被移到远在美国中西部的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进行，以最大限度确保审判的公正。[10]
就整体而言，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实际上是相当乏力的。因此，对传媒监督司法的过分担心是多余的。
新闻监督司法的行为方式及自律要求
传媒如何报道和监督司法活动，有些论者主张要通过立法来确定。笔者认为这样做利小弊大，是不必要的。无论国内国外，在这方面都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形成了一些惯例。这些惯例主要靠新闻界发扬自律精神在行动中加以贯彻。只是有些人对它们还不十分熟悉。笔者加以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坚持“无罪推定”，力戒“新闻审判”。
任何人在未经法院审判前，都不能称之为罪犯。自我国刑事诉讼法有此规定以来，传媒基本上都能做到称未经审判的案犯为犯罪嫌疑人。但做到这一点，还不算完全做到了“无罪推定”。
要真正做到“无罪推定”，就要重视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力戒“新闻审判”，就是不能由记者和媒体用某个法律术语给某个当事人或某件事定性。例如，某报曾突出刊登《京石公路上的绑架案》和短评《不容许任何人撒野逞凶》。后经法院审理，该案以“轻微防害公务罪”，而不是“绑架罪”判决。该报的报道显然给人家加上了较重的罪名，那末记者在报道中称其“犯了妨害公务罪”就对了吗？因为它毕竟也属于罪名，而犯何罪应由法院来判定。也许还不如使用“京石公路上的撒野逞凶”这样的非法律术语为好。对于披露出来的事实和行为，表述中也经常需要有个词汇来概括一下，对于这种情况，一是尽量不用法律断语，二是宁可使用涵盖面大而性质轻的说法，如某人是贪污还是挪用公款，一时还难以断定属于哪一种，报道中不如暂称违纪金额或违法金额。以上是指新闻媒介自己发现线索进行的报道。对于公安、检察机关提供的案件进行报道，即使看上去铁证如山，也得加上涉嫌、被控等字样，如表述成“涉嫌贪污”、“被控杀人”。因为只要未经法院判决，就只能是“涉嫌贪污”、“被控杀人”。否则，总难免有“藐视法庭”之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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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强“立案意识”，不得超越司法程序。
一般来说，由传媒自己发现的线索所作的揭露性报道，虽然同样要遵守客观公正，不能妄加罪名的原则，可传媒透露其在该事件上的倾向性，总是难以避免的，否则传媒就无法尽其呼唤正义的职责。但是，一旦司法机关介入，该问题被立案以后，传媒就要确立“立案意识”，为司法机关处理该案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不能对案件实体发表任何偏颇的言论，不能作有倾向性的报道。也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如对有关当事人作出定性、定罪、定刑期以及胜诉、败诉等结论。
在实践中，虽然没有多少媒介下诸如此类的明确结论，但稿件中不时有“民愤极大”，“社会影响极坏”之类的说法。这都是不应该的。张立柱一案发生后，传媒齐声讨伐，显示出民愤极大，以至于张立柱临刑前还在说：我是栽在记者手里了。这一案子常被法律界人士用来说明，传媒做定性的、单向度的报道，有可能影响公平审判。新闻界不可不警戒之。这是因为司法机关审理案件时，如果传媒在那里作有倾向性的报道和评论，那无异于在作庭外的事实认定，以及庭外辩论、庭外诉讼。这样激起的公众的情绪，会对法官造成心理压力。所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媒介不宜于发表评论，报道也只宜于按照审理的进展进行客观的报道。
但是在案件审理结束以后，如果确有必要，传媒是可以评论的，包括法庭认定事实是否准确，适用法律是否合适，量刑是否恰当，等等。总之，司法机关立案后、结案前，只应随程序作客观报道，评论应当停止。
三、尊重法官司法，遵守法院规则。
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对司法是怀着一种敬畏心情的。首先是敬，因为它代表着社会公正；任何力量不能挑战司法，因为它是社会正义和安全的保障。其次是畏，司法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它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扰，它的最终裁决是任何力量不能动摇的，是无法改变的。我国正在建立法治社会，司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司法独立的实现程度，应该也必然不断提高。而要做到这些，传媒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
传媒固然应该批评司法腐败，但这样做的目的，最终是为了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威信。可是在有些报道和评论中，多少体现了对司法的不尊重。比如，“一些报刊频频以重要位置刊登一些诸如‘这个法官毫无人性的文章’的文章”[11]，这种煽情式的文字，显然过了头，是要不得的。有的司法工作者反映，一些报刊评论法院的判决词，就像小学老师批小学生的作文一样，太多挑剔。笔者认为，不守法的法官，不恰当的判决都是可以评论的，鉴于司法机关的特殊性，传媒的任何批评都不应该是煽情的，恣意的，而应该是有节制的，理性的。
此外，尊重司法也表现在新闻媒介在采访时要遵守法院规定的规则，比如未经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许可，不得在庭审过程中录音、录像和摄影。在法庭内不得随意走动和进入审判区，不得发言、提问等等。[12]
电视直播庭审，能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它符合审判公开的原则，是把听众席推到千家万户，并能促进审判度量提高，有利于减少司法腐败，促进法律知识普及。在有的地方，法官、检察官、律师都已经适应，并乐于电视直播庭审。尽管如此，电视直播或录播庭审，一定要经过法院同意才能进行。法院有保留，不能勉强。只有这样才合法，并且有好的效果。
四、提高法律素养，避免对司法乱加指责。
现在司法界有的人对传媒监督有些微辞，常常是因为媒体的报道表现了对法律的知之甚少，却对司法工作者提出指责。例如，前几年发生一件事，“假商标印制者以技检局无权管理商标为由，对越权打假的技检局提起行政诉讼。这种行为完全合法。而传媒以为打假者反被造假者告了，纷纷谴责，一时舆论哗然。结果，法院竟趋同于舆论，错误地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13]又如，“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个老人来法院，有人骗他钱，但拿不出证据，被法院驳回，而新闻记者则以‘天下没有讲理的地方’为主题大做文章。公民有诉权，但打官司，要胜诉就得那出证据。记者不具备这些普通的法律知识，却凭感情驱使，大做文章，要法院承担解决一切社会不公的重担，显然是对司法机关的不公。为了防止这类对司法机关乱加指责的现象，一是法治社会的记者，特别是报道司法的记者要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二是写出有关司法的报道、文章，尽可能地让精通法律的人看一看。
五、改进报道方法，力求全面报道。
我国传媒在报道任何负面的事物时，都喜欢表现出鲜明的爱憎，大义凛然充满字里行间。这既是长处，也有弊病，不同场合不能一概而论。在案件报道中，那有弊病的一面就显而易见，它无异于发表前面所诟病的有倾向性的报道，会滑上“新闻审判”之路。
客观公正是案件报道中基本的和最重要的方法。要实现客观公正，记者和媒体要克服“包打天下”的心态，不要认为某些案件是本媒体首先披露出来的，于是不管司法机关是否已经立案，仍然在那里大包大揽地发表意见，进行评论。媒体为司法机关提供了线索，又促成司法机关的介入，功劳已经不小，暂时免开尊口吧，何况司法机关处理后仍可以发表意见呢。
要实现客观公正，一个重要的做法是做到全面、平衡地报道。报道诉讼案件时，绝不能像报道一些非事件新闻时那样，围绕某一主题组织材料，要尽可能做到平衡报道，采访双方当事人，力求提供全面信息。
本文最后想说的是，鱼和熊掌要兼得，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不偏废。正如李尚公先生所讲的，“真正独立的司法根本不担心传媒的干扰，正像它不担心社会势力的干扰一样；真正自由的传媒也不会损害司法独立，因为总会有几种不同的声音的——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言论都不具有杀伤力，只有“惟一”的声音才是可怕的。鉴于我们的司法和传媒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双方应该互相支持：司法要维护传媒自由，传媒也应该帮助司法摆脱一些羁绊。”[14]
注释：
[1]孙旭培《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舟共进》1999年第7期
[2]《“司法与传媒”学术研讨会讨论摘要》，《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第75-76页
[3]左卫民、汤火箭《传媒与司法关系新探》，打印稿，2000年4月
[4]《新闻记者》2000年第5期第39页
[5]同2，第78页，冯军发言
[6]同2，第75页，顾培东的发言
[7]参考顾培东发言，同2，第81页
[8]《新闻大学》2000年秋季号，第17页
[9]左卫民、汤火箭《传媒与司法关系新探》，打印高，2000年4月
[10]参见《寻找新闻与司法的平衡点》，中华新闻报，2000年9月4日
[11]北京青年报1998年11月2日王振清发言
[12]见《人民法院法庭规则》
[13]《新闻大学》2000年秋季号17页
舆论管理篇2
一、舆论调控是一种被普遍运用的社会控制手段
舆论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社会意识形式，具有显著的层次性。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舆论可以分成不同类别。按照舆论主体的群体类型分，可以分为公众舆论、新闻舆论、政党舆论、国家舆论等等。其中，国家舆论是一种高度自觉、理性、系统化的舆论，在整个社会的舆论系统中处于上层位置，占据主导地位，对其他舆论具有强大的势能和压力。
什么是国家舆论？学界研究不多、尚无定论。《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将其解释为“上层舆论的一种，是国家行政机构的意见、愿望和要求。”简而言之，国家舆论就是以国家为传播主体的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国家的本质决定了只有统治阶级的意志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也只有统治阶级的舆论才能够上升为国家舆论。不论是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还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都属于统治阶级精心提炼、组织和传播的国家舆论。也就是说，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不论采取什么方式，采用什么内容，都有其积极推广和传播的国家舆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中国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这是从理论上探讨舆论调控问题的基础。
在整个舆论生态中，国家舆论具有不同于其他舆论的显著特征：一是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根本目的。国家舆论传播什么内容，选择什么形式，都是以是否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主体地位，是否有利于贯彻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要求为根本指针，体现了高度的自觉。二是以一元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国家舆论作为统治阶级利益诉求的集中体现，其运用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必然是也只能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主流意识形态。三是以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为现实追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国家舆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取向。为此，国家舆论积极、自觉地为政治权力有效实施和社会生活正常运转创造条件。
因为以上这些特性，国家舆论同政党舆论、新闻舆论和公众舆论等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舆论之间，有共识、有分歧，有合作、有斗争。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家舆论必然要依托必要的权力资源，对其他舆论进行统摄、引导和调节，以使整个舆论系统朝着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向发展。这是舆论调控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内在逻辑。现代社会，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只不过由于各个国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采取舆论调控的方式各不相同而已。西方国家鼓吹“新闻自由”，攻击我国新闻管理制度，实际上西方社会舆论调控的能量更为巨大，形式更为隐蔽，手段更为复杂。资本家为了保护并增殖手中的资本，必然要运用资本赋予的舆论权力，自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国家舆论。搞清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制度这三者的关系，就能发现西方国家舆论调控的内在动力和实施手段。美国媒体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视若无睹、避实就虚的做法，就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实例。客观地说，西方调控舆论的方式方法有其巧妙之处，值得借鉴。但是必须鲜明地指出，舆论调控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在包括西方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是必然存在而且确实存在的。
二、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舆论系统和舆论调控
当前我国的舆论环境纷乱复杂，舆论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社会舆论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即不同类型的舆论，在根本利益诉求上是高度一致的，这是我们抓好舆论调控工作的坚实基础和重要条件。
首先看国家舆论。当代中国的国家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以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目的，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为现实追求的舆论。一切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体现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舆论，都是国家舆论的内容；反之，都是国家舆论需要引导、调节的对象。当代中国国家舆论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舆论领域的体现，或者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舆论形态。我们常说的“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就是要用国家舆论引导人，就是要引导人们真心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据和标准，对相关事物做出顺应时代潮流、切合人民利益的价值判断，形成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舆论。
再看政党舆论。在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与各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决定了在中国社会，政党舆论与国家舆论具有高度一致的价值追求，二者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执掌社会公共权力，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私利，因此其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完全一致，其政党舆论与国家舆论高度重合，二者的差异仅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对自己的党员需要提出不同于普通社会成员的更高的价值追求。
最后再看看新闻舆论和公众舆论。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党的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新闻舆论与国家舆论在本质上必然是目标一致、和谐统一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完全一致，这同样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公众舆论与国家舆论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
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进行舆论调控？除了一般性、共同性原因以外，主要是为了应对我国舆论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首先，我们面临严峻的意识形态斗争。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舆论领域出现的噪音、杂音，如果不加以引导，就会搞乱人们的思想，影响大局的稳定。其次，我们面临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内部各种具体利益矛盾难以避免。我们支持广大人民群众有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心声，但是对于公众舆论中那些偏激、狭隘、非理性的情绪化宣泄，如果不加以引导，就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损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我们面临深刻的传播科技变革。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了传播技术革命，重组了媒体生态格局。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各类舆论的传播变得更加便利，操作成本更低，影响范围更广；另一方面，舆论传播也暴露出无序、盲目、非理性、不负责任等缺点。如果对此不加以引导，传播科技变革带来的机遇就会演变成一场灾难。
舆论调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民众的向心力。我们进行舆论调控，就是要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大力传播国家舆论，有序疏导各类舆论，提高国家舆论在舆论大合唱中的“领唱能力”，以“主流”引领“支流”，以“主流”遏制“逆流”。要通过舆论引导，让整个社会的意见表达紧跟社会主流意识，把各类舆论引导到理性和建设性的轨道上来，使整个舆论系统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三、坚定加强舆论调控工作的信心
回顾我们党的全部奋斗历程，高度重视舆论工作，始终是党的优良传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舆论工作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35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党在舆论工作领域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新闻出版事业，畅通舆论传播渠道，最大限度地集中人民群众智慧、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严格加强管理，及时调控舆论传播中的不和谐音符，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有效避免了舆论对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消极、阻碍作用，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从舆论与社会发展的能动关系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大局总体上保持稳定，长期保持了政通人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恰恰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我们党在舆论工作领域的实践是成功的。
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同时发挥好市场与“市长”的作用，也已成为改革共识。在舆论工作领域，同样也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其必要性和优越性也已被实践证明。在舆论领域，信奉“观点的自由市场”，推崇“舆论的自净功能”，同经济领域鼓吹“市场万能论”一样， 是片面的、不切实际的，也是有害的。
反观剧变、以及近年发生的西亚北非乱局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所以出现社会剧烈动荡、政局险象环生、经济大幅衰退等严重后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舆论调控的手段失效、方法失当、机制失灵。对此，雷日科夫在回顾苏联解体时曾明确指出：“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这个惨痛教训，任何时候都值得我们深刻汲取。
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这是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从汗水甚至鲜血的浸淫中达成的共识。很多国内外学者都在总结“中国模式”，但是很少有人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到我国舆论调控的作用上。事实上，敢于并且善于做好舆论调控工作，有效维护国家舆论安全，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舆论支持和精神力量，恰恰是我们取得“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明白了这一点，就找到了正确理解“中国奇迹”的一把钥匙。这是我们的一大政治优势，必须长期坚持。
既然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了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正确的、有益的，我们就要增强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理直气壮，敢抓敢管，不必有丝毫的遮掩躲闪。理论上，我们要树立信心，科学总结舆论调控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努力形成并不断完善以“舆论安全”为核心概念的成套话语体系，包括“新闻自由”、“民主人权”在内的诸多范畴。这些概念范畴长期以来被西方掌握着定义权和解释权，无论我们怎么论证和解释，都会落入其话语陷阱。但是，理越辩越明，只要我们的道理站得住脚，我们就要敢于亮剑、善于交锋。实践上，我们更要增强信心，不能为了一些毫无价值的喝彩和包藏祸心的捧杀，就放弃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事情。我们应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坚定不移地加强舆论引导，积极塑造基调积极、平稳有序的主流舆论，为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坚强保证，为促进改革发展营造良好氛围。这一点，我们不仅要向党内外说清楚，也要向国内外讲明白。
舆论管理篇3
【关键词】危机管理；网络环境；网络舆论危机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网络逐渐变成了社会舆论的主要阵地，而网络的发展也对社会的管理产生了直接影响。而学者们对于网络环境下舆论危机的管理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研究，一是根据网络媒体所具有的自身特点及功能来研究，即从网络的虚拟性、不记名性、迅速性以及广泛性等特点，研究网络舆论一旦发生其危机及产生的后果，如《试析危机传播中网络媒体的功能》（汪晓霞，2008）、《19982009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及其传播特征探析》（钟瑛，2010）等。；二是从网络的缺点入手来探讨舆论危机发生后的应对策略，如《从‘非典’事件看政府的危机管理》（文晓霞，2003）、《论网络新闻的舆论特征及舆论导向》（钟瑛，2004）等。通过笔者的梳理，发现目前现有研究中从网络社会视角来分析探究舆论危机管理问题的还较少，所以本文的研究对以后探讨网络环境下舆论危机的管理具有一定意义。
一、网络空间
网络环境或者说网络空间，它是一个虚拟的空间、是一个概念性的空间，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物理空间，这个空间是一个没有固定的场所、非物质性的空间。哲学家海姆说过“网络空间暗示着一种由计算机生成的维度，在这里我们把信息移来移去，我们围绕数据寻找出路。网络空间表示一种再现的或人工的世界，一个由我们的系统所产生的信息和我们反馈到系统中的信息所构成的世界”。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网络空间是一个把网络和用户共同结合在一起的虚拟社会系统，二这个系统是有人们想象、研发及创造出来的，所以，人类是这个系统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人们借助这个虚拟的空间进行群居，于是就有了QQ群、微信、微博等各种通道，通过这些通道，人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讨论国家政治及监督执政机关，甚至可以表达自己的不满、愤怒、或者动员其他的成员进行舆论监督，这些都使得网络成为社会舆论的阵地，对人类的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忽视网络舆论的作用，要对网络舆论有足够的重视，并且通过正确的引导网络舆论，进而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
二、网络社会舆论危机
网络社会舆论，就是指在网络环境下公民或者群众对于社会上的某些现象或者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是评论。这种舆论对于危机事件的发生、扩大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几乎每一次危机都与网络传播密切相关”。
而网络社会舆论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主要都是由网络的传播特点所决定的。首先是网络的相互性。一般的传统媒体都是通过单向的信息进行传播，它是一种单一化、制度化的传播格局。而现在的网络实现了双向传播，传播者和接受者可以进行直接交流，任何的网上公民都可以是传播者或是信息接受者。其次是网络的范围广泛性。通过网络传播，信息不再局限在某一特定区域，而是可以到达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网络的这个特点也使得信息传播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最后是网络的虚拟性。“网络世界的存在形态是无形的，它以图像、声音、信息等电子文本作为自己的存在形式，受众在网络中感觉到的是一个‘虚拟的时空’世界，人的音容笑貌以数字化方式在屏幕上传播”。而网络的这种虚拟性刚好可以保护网上的公民，让他们可以畅所欲言，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最近这些年，由网络舆论最后转换为社会公共危机的事件层出不穷，而这些舆论中负面网络舆论更是占据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研究网络社会舆论危机传播的特点也尤为重要。
1、传播时间短。由于网络自身的特点，使得网络舆论传播的迅速性、全球性，而且通过网络，社会舆论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成本都能得到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同时也会导致信息缺乏过滤机制。
2、影响范围广。由于网络的全球性，分布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公民都可能是信息的制造者或者传播者，信息通过短时间的不断创造和传播，最后就有可能发展为无法控制的舆论危机。
3、控制程度难。美国公关学家格鲁尼格所言：网络时代“公众权力的崛起已成为不争事实，如今他们由‘抱怨’走向‘行动’，通过舆论和法律的手段汇聚大海一般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显然超过了以往时代组织面对个体时的强势”。
三、网络社会舆论危机的控制及引导
“危机是一种能够带来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威胁的、特殊的、不可预测的、非常规性的事件”。当一种网络社会舆论危机发生时，就需要应对者迅速作出决策来化解危机事件，加强危机管理。因此，我们必须制定一整套相对完整的应对舆论危机的管理方法。
首先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网络监控体系。网络传播这种模式是新时展的产物，传统的监控模式已经很难适用，所以必须建立新的网络监控体系。尤其是对于一些网上恶意传播行为，更应该加以惩戒，形成科学、和谐、健康的网络社会舆论传播。此外还要加强制度建设，加强行业自律，科学、合理并且高效的应对网络舆论危机。
其次，对于网络舆论危机的管理，应该有针对性。网络是高科技时展的产物，应该学会如何通过利用网络的自身特点，来制定防范网络社会舆论危机的有效方法。我们要采取强有力的安全措施，强化技术防范，充分借用舆论导向的介质载体特征，发挥网络传媒遥感器、调控器、过滤器的作用，在传播技术上控制、引导网络舆论走向。采用网络智能软件技术的监测、过滤、跟踪、封杀、处理等功能，对负面信息进行及时清除，将其危害性降到最低。
舆论管理篇4
【关键词】去神圣化转型期舆论监督社会角色
【Abstract】Inthemoderndemocraticsystem,themysteriousstrengthofthemedia,reporterandthesupervisionbypublicopinionliesintherestrictionandsupervisionofpower.Yetwecannotsanctifythemediaandthesupervisingbypublicopinion.Thepublicscrutinyisonlyakindofrightbutnotpower,andmediaisnotthefourthkindofright,atthesametime,thereporterisnotaprivilegedstratum.Insocietytransformationperiod,themediafacesdeeptransition,oneofthemostbasicthingsistogetridofitssanctifiedidentity.
【KeyWords】de-sanctificationtransformationperiodsupervisionbypublicopinionsocialrole
自现代传媒诞生开始，媒介就被书写成神话。在阶级对抗和革命过程中，媒介被新兴阶级用来启蒙民众思想，从而确立启蒙者的历史地位；在现代民主体制中，大众传播对政治及其他权力的监督使媒介成为民间英雄，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功能延续了媒介神圣地位。在我国，随着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媒介的社会整合功能越来越强大。然而，转型期的大众传媒却面临着尴尬的处境：一方面是舆论监督给传媒带来良好的声誉，另一方面，在监督过程中出现的记者腐败、话语权力寻租等现象又将其推至信任危机的边缘。如何正确认识媒介的身份成为我们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神圣的监督与监督者
现代社会中，对政治力量以及其他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赋予了媒介神圣地位。从政治体制上来讲，民主制度赋予新闻传播及其监督活动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对权力的制约是保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道德制约权力，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由于权力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最终解决一个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所以避免“集体腐败”和“官官相护”现象出现的一种有力措施，就是健全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使公共利益的主体——广大公民承担起监督监督者的责任，恰当地配置权利，以限制、阻遏权力的滥用[1]。大众传播媒介就是以权利制约权利的有效方式，是民主制度在话语领域的表现。在我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为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活动，它指公民或新闻媒体发表与传播针对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作为一种功能，它是言论自由权的诸项政治与社会功能之一。它的法律依据是宪法等法律中的有关言论自由的诸条款，在我国是宪法的第三十五条与第四十一条。”[2]
在西方，传播媒介也有批评监督的权利。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西方国家产生的一批严肃的综合性报纸树立了现代新闻业批评政府的传统。这些报纸声称不依附于任何政党、政府，努力体现政治、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性。它们通常采用企业的方式来运营，因此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其重要目标；同时它们又追求政治目标和社会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们号称独立于政府并监督政府，声称是民意的代表，是满足受众知情权、帮助民众实现参政议政的渠道，这些口号为其赢得了公众的欢心和支持。公众也不免对媒介有夸张的说法，称之为“无冕之王”，还有说法称它为“第四等级”，或“第四种权力”。在现代西方国家三权鼎立的权力框架中，大众传播逐渐成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力量，并在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批评政府是西方传媒的传统，但其传播体制中并不存在“舆论监督”这种形式，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新闻理论，视传播媒介为第四种权利。舆论监督的英文对应词可以是SUPERVISIONBYPUBLICOPINION或PUBLICSCRUTINY[3]，与之具有对应关系的报道形式是调查性报道，它主要是揭露违法犯罪活动[4]。在美国，二十世纪初开始兴起了调查性报道热潮。一批记者和作家由于不满政治道德的堕落而充当起MUCHRAKERS，即“黑幕揭发者”，“他们利用传媒，无情而犀利地批判了美国政界商界以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腐败现象：政府和黑道的勾结、金融业的欺诈、药品和食物的掺假、街道上的。”[5]。尽管这些报道触怒了包括很多知名人士在内的社会力量，譬如前总统罗斯福就深受其害，他怒斥这些人为“扒粪者”，指责他们忽视世间美好事物而专注于丑陋卑鄙的一面，但由于“扒粪运动”揭发了大量政治以及公众事务的黑幕而为传媒赢得了声誉和支持。之后发生在1972年的水门事件，不仅使《华盛顿邮报》两个名不见经传的记者声名大噪，而且最终迫使总统尼克松辞职。“第四种权利”在改变政局、影响政党政治上显示出神话般的力量。
在我国，舆论监督主要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和知情权的体现。[6]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民主社会政治透明化的重要保障，而报纸、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为政治公开化透明化提供有效的工具。西方虽然不存在舆论监督的说法，但媒介批评政府从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在美国，各州都制定了关于公众知情权的法律，保证公众有权查阅政府记录、使用享受法律豁免的某种资料，使公众有权利了解真实情况以便真正实现人民对政治机构的控制。大众传播媒介在沟通公众与政府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提供全面、正确的信息成为建立“充分知情的民主”的必要条件，从而变成了民众的英雄。在美国，媒介神话被到处传扬，新闻学院、报社、电视台、新闻团体都将此奉为真理，以至于不熟知美国历史的人都认为记者由人民选举出来担负某一项特殊公共功能。在《自由之必要：新闻自主的哲学》一书中，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教授梅里尔描述了媒介在美国社会和历史中的神圣地位：许多美国人相信新闻界是政府非正式、但非常真实的一部分，也有人认为新闻界能够对政府进行制衡，是政府滥用权力的监督者和对手。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我们国家。我国宪法、刑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有保障言论自语权利的条款，充分体现对于人民群众知情权的尊重与保障是我们媒介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舆论监督成为实现公众言论自由权的可靠途径。我们的传媒具有舆论监督的传统，并在促进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揭露社会弊端、纯洁党的干部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以及执政党对媒介监督的支持大大提升了媒介的美誉度。一系列舆论监督的成功案例，譬如嘉禾高考舞弊丑闻、河北霸州民警杜书贵一案、广西南丹矿难、孙志刚事件、黄静事件等使媒介的正面形象更加鲜明。对于权力黑幕的揭露使媒介带上了制约权力的光环，公众也由此产生了对媒介力量的推崇。一项调查显示：“64.1%的被访者表示，‘当看到社会上的不平事’会想到找记者、媒体；有24.3%的被访者“在生活中遇到依靠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15.8%的被访者“当遇到有意思的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统计表明，公众心目中的记者是社会正义、公平的化身，当遇到社会上的一些不平等事时，绝大多数的人会想到找记者、媒体。”[7]以舆论监督起家的《焦点访谈》，由于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敢于讲真话，反映人民的心声，也一度被国人称为“焦青天”[8]。
从这个角度上讲，媒介及舆论监督神秘力量的原因就在于：能够将权力尤其是神秘的政治去神秘化，揭露权力的真相并且从某种程度上监督和制约权力。在封建国王统治的时代，统治者是尊贵神秘的，国王的权力和思想对一个国家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民主的新闻报道一个最好的功能就是使政治过程透明化。同时传授政治规范，如对弹劾总统，或总统遇刺后的继位问题作出规定和安排的制度。”[9]它能够“提高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透明度，提供公众参与政治决策的重要条件。它通过对腐败现象的揭露和监督抨击了权力腐败和权力膨胀现象，从道德上和公众舆论上对权力拥有者造成了巨大压力，同时提供了培养政治民主作风的重要途径。”[10]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摧毁了国王的话语独裁和贵族的话语霸权，当政治神话消失的时候，媒介神话就诞生了。
二、转型期传媒神话的破灭
在我国，舆论监督获得开放性空间始于1992年。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的南巡讲话不仅给陷入困境的经济改革注入一支强心剂，而且鼓励了新闻界拓展新的自由发展空间。自1987年至1989年9月中国新闻第一个“黄金时期”之后，新闻界又出现一种新风潮，“从‘政治家办报’改革为‘文化人办报’、‘商人办报’，从‘与假大空保持高度一致’变为了‘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与希望’。各个媒体开始探索民主监督、思想启蒙，并引进外资办报的现代经营尝试。”[11]新闻传媒和舆论监督爆发出愈加强大的力量。
然而，在转型期，我们的媒介既未完全脱离计划经济体制控制也未完全实现市场经济转向，其中隐藏的自身机制的复杂性、矛盾性不断暴露出来，引起公众广泛注意和不满。2003年10月，新华社自曝家丑，披露2002年山西繁峙矿难报道中有包括四名新华社记者在内的新闻工作人员有受贿行为。“11名新闻记者在采访事故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存在严重的经济违纪行为……有知情者透露，繁峙矿难发生后，非法矿主在繁峙、忻州甚至太原的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机场四处布下眼线，只要是外地记者，一经搭上、议定价码后，就用金钱和金元宝“打点”。有的外地记者在太原、繁峙一下火车就被‘打点’回去了。”[12]这起记者受贿的内幕被披露后引起社会尤其是新闻同行震惊。由此引发了关于受贿记者的“集体不道德”、“有偿新闻”与“有偿不闻”、新闻行业内部自律等讨论。而同样在今年被曝光的湖南《娄底日报》记者伍新勇一案也引起对于媒介“话语腐败”的讨论。伍新勇通过挖下色情陷阱、请君入瓮的手段来控制某些领导，插手一些机关单位的人事任命，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伍新勇曾是一个传媒人，他挟舆论工具谋取个人不法利益，导致社会结构发生某种倾斜。他的所作所为，使得他所从事的新闻职业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扭曲，使得正常的舆论监督成为了不良记者牟取私利的手段。”[13]繁峙矿难和伍新勇事件等新闻黑幕的曝光粉碎了舆论监督和媒介的神话，使传媒面临着深刻的信任危机。
繁峙矿难记者受贿事件曝光之后，新华通讯社与中国记协以及其他新闻单位纷纷向社会作出承诺：“坚持报实情、讲真话，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公正性；清正廉洁，公道正派，坚决抵制有偿新闻、虚假报道，恪守新闻职业道德。”[14]并且提倡加强教育，提高新闻队伍的综合素质，表示“希望社会各界对新闻工作者中违反新闻职业道德行为加强监督”[15]。然而事情似乎不仅仅是加强职业道德这样简单。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一度被视为“社会公器”的媒介，如何认识被称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如何正确看待具有强大力量的舆论监督。
事实上，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后，媒介、记者、舆论监督的身份及三者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媒介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媒之处在于，作为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传媒具有独立性，不仅要牟取经济利益，拥有追求经济利益的目标和权力，同时还要谋求社会效益，而对于某些媒介和记者而言，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媒介牟取社会效益的一种手段，被用做一种市场营销的策略和资源。市场经济中的传媒应该同时奉行市场营销理念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16]，并应该在传播活动中合理分配这两种宗旨的指导力量以达到动态的平衡。市场营销理念将受众当作“消费者”，强调满足受众消费新闻信息的欲望。由于消费者决策的内在驱动力是对于快乐的追求，市场营销理念认为新闻应当最大程度地满足个体追求快乐的欲望，受众的喜好决定了对新闻选择。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则主张将新闻报道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强调最大程度地向大多数市民提供信息，以满足其“知的权利”，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可以不计制作成本，不在乎所吸引的受众的广度，甚至可以
[page_break]不顾触犯利益攸关者。其最主要的特征是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17]。舆论监督从本质上讲应该列属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范畴，是大众传播的一个客观效果而非手段，但是在社会转型期，舆论监督的意义已经被篡改，进行舆论监督已经退化为媒介经营自身形象的一种手段，成为获得社会效益或曰美誉度的一种高回报行为。因此，从经济角度分析，牟取自身利益是媒介进行舆论监督的根本出发点，当媒介将话语权作为谋求利益的手段时，可能产生的后果只有两个，一是舆论监督为媒介利用，成为媒介的免费形象宣传，一是一部分记者假公济私，将舆论监督作为要挟牟取个人利益。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伍新勇等人的腐败行为。
三、舆论监督与媒介的去神圣化
舆论监督导致的传媒话语权腐败招致公众对记者和媒介发生了怀疑，“他们怀疑自己是否还能信任新闻媒介。他们并非对我们的职业技能有所不满，令他们不满的是我们的道德和我们对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18]多年来形成的关于传媒的美好印象被破坏。媒介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难道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传播的本质？我们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种种复杂的现象，才能够既有效地利用媒介又能够保持理智，做一个聪明的受众？新闻从业人员又应该以何种态度和理念来对待自己面临的种种压力、诱惑，如何能够在商业利益和道德准则之间求得一种平衡？毫无疑问，传媒无形而强大的力量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但这不应该防碍我们以一种更加冷静、客观的态度审视传媒。正确认识媒介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从媒介的去神圣化开始。
在这里，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传媒特殊的政治身份，在传媒和舆论监督神圣化的情境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充分条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传播媒介被视为党政机构的一个部门，舆论监督事实上是执政党政治行为的一种途径。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新闻媒介都曾执行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提倡新闻媒介对无产阶级政党和政府自身进行批评和监督，我们的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也将传播媒介作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在革命时期，重视利用党内媒介开展对党和军队工作的批评建议；革命胜利后，把它当成听取意见，揭露弊端，改进党和军队工作的重要途径。”[19]因而在我国，党管媒介是政治权力的延伸，媒介话语实际是政治话语在媒介的延伸和衍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媒和舆论监督是代表党和政府监督、审查工作，具有浓厚的政治和政府工作色彩，也正因此舆论监督不能监督同级党委，并且被排斥在诸种之外。
进入市场经济后，尽管媒介的功能、角色、地位以及受众对媒介的认识都有了很大变化，然而传播体制并未发生根本的变革，从建国初期建立延续至今的一元化党报体制仍然是传播体制的主要特征。因此，转型期的媒介身份呈现出多重性和复杂性：一方面，传媒把政治解放出来送到民众那里，另一方面，恰恰是记者的半官方身份又使其成为政治、政权的代表。在受众那里，对于政治的神秘感并没有被传媒完全消解，反而伴随着对政治和政权的敬畏，将代表“官方”的媒介和记者神圣化、神秘化。舆论监督也成为市场化的媒介从计划经济继承而来，用以谋求社会效益的一种工具。事实上，媒介既非“第四种权利”，也非单纯的宣传工具，将媒介与政府的关系归至于控制与被控制或制约与被制约，这种二元论观点显然有简单化的倾向。“政府和媒介最理想化的关系不应该简单到谁是谁的胳膊或者大腿，他应该是你的一个朋友，而且是个诤友，能在很多地方提醒你。自己的手很难给自己动手术。”[20]同时，作为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传媒又只能是追求经济和社会双重效益的独立实体，在公众利益、政府控制和自身生存之间求得一种利益关系的平衡。但我们却一直在误解传媒的身份。公众将媒介的力量无限放大，以至于出现将“焦点访谈”称为“焦青天”的现象，这种传统文化中对父母官至高无上的赞誉折射出民众对媒介的敬畏，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新神话。
因此，媒介的去神圣化，首先应该从体制入手。在转型期，传媒业同样需要“转型”，“这一转型和改革首先应该是宏观体制面的改革与开放，几十年一贯制的传媒体制(其中包括运作模式、管理目标和游戏规则)必须有一个较为彻底的、适应时展的改造。而这恰恰是当前发展阶段上解放传播生产力、促进传媒业发展的关键。”[21]传播体制的改革重在使媒介脱离于政治和政府的依附关系,实现传媒的市场化运作。淡化媒介的行政色彩是廓清媒介和舆论监督身份的基础，也是净化舆论监督功能的关键[22]。1998年朱鎔基提出的"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十六字真言，“触动了中国延续了数十年的"指令型“新闻体制”，[23]“直指当前中国新闻界要害”[24]；今年7月30日，中国《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泛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实施细则》，8月22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考察陕西时强调，一定要使媒体与行政分离、减少滥用行政职权发行的做法。“根据最新的报刊整顿计划，绝大多数官办的报刊将被停办，或者与所属党政机关脱钩。”[25]这预示着一轮新的新闻改革即将拉开序幕。
此外，新闻传媒应该树立专业主义理念，将舆论监督和传播活动回归新闻的本质。事实上，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所有传播活动其本质都是对事实的报道。从传播效果角度看，舆论监督是传媒环境守望功能的表现之一。守望的目的是通过向公众提供关于社会的全部信息，使社会成员及时了解环境变化及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危险。对社会全面信息的提供包括了两个方面：正面信息的报道和负面报道。一方面是反映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媒介还应该“同时揭露和批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渎职或工作的失误，社会上其他赴台和不良现象等。”[26]由此可见，传媒实现守望功能的基本方法是传播信息，无论何种信息的收集、播发其本质都是对事实的报道。新闻的经典定义告诉我们，新闻就是事实的报道，其本源是事实，一切传播活动的客体均为事实。从这个角度说，舆论监督也只是一种事实的采集传播过程。舆论监督只是一种“权利”而非“权力”，其独特性在于以公开报道的方式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舆论的支持，迫使职能部门作出决策。批评权利或舆论监督的权利也并非媒介特权，舆论的真实力量存在于民众之间。媒介并非神圣传媒或“青天”，记者并不会永享光荣。他们进行舆论监督只是一种报道事实的形式，因此，媒介和舆论监督的责任在于报道事实、挖掘新闻，“并体现出客观公正的职业立场，体现出对事实、对公众“知”的权利的充分尊重，体现出不屈从于任何利益、任何权威的勇敢和独立性，以及对真理和改造世界之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27]
媒介的一切力量均源于事实，“它不是立法和司法权，也不是财权和军权，它是舆论的权力、道义的权力。这是一种无形的权力，其它权力都得正视它表达的声音。它不是一种刚性的权力，而是一种柔性的权力，也就是说，没有人必须服从它；但是，也没有人能忽视它。”[28]舆论监督和媒介的神话应该结束了。任何一种盲目的准宗教崇拜精神渗透到民众血液中的唯一后果就是集体无意识，一旦神话破灭，公众势必陷入迷茫与恐慌。继续沉浸在神圣传媒的理想中，后果将不堪设想。
注释：
[1]参见侯健，“三种权力制约机制及其比较”，
北大法律信息网。
[2]同1。
[3]同2。
[4]参见《外国新闻史》，张隆栋傅显明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1页。
[5]南风窗：“媒体为什么要扒粪”，2003年第11期。
[6]参见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
[7]“传媒调查：干记者原来挺危险”，北京青年报，2003年11月08日。
[8]束学山：“《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为何减少”，《南方都市报》2003年9月15日。
[9]YaronEzrahi:伊卡洛斯的堕落：科学与当代民主制度的变迁，（TheDescentofIcarus:ScienceandtheTransformationofContemporaryDemocracy）(Cambridge,Mass:HavradUnibersityPress,1990)。转引自：《变动中的民主》，猪口孝，爱德华·纽曼，约翰·基恩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10]同6，第193页。
[11]伊铭：“大陆新闻改革底线抬高”/home/phoenixweekly/109/46page.html
[12]“山西繁峙矿难11名记者采访过程中受贿内幕”，新华网，2003年10月9日。
[13]乔新生：“伍新勇”给我们敲响警钟，新民周刊，2003年第9期。
[14]“新闻界吁净化队伍记协公布记者违纪举报方式”，中国新闻网，2003年09月29日。
[15]“记协：加强行业自律凈化新闻队伍公布监督电话”，新华网，2003年9月29日。
[16]参见“新闻专业主义与市场营销理念的博弈”，新华网，2003年9页18日。
[17]同上。
[18]罗恩·史密斯：《新闻道德评价》，序言，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19]同6，第194页。
[20]喻国明：“中国媒体的责任与方向——十六大后的传媒角色”，《南方周末》，2003年02月28日
[21]“铲除‘贪记’还要靠媒体改革”，人民网，2003年9月29日。
[22]参加喻国明：“记者之患在体制”。
[23]同11。
[24]同上。
[25]新浪时评：“也说‘谁来监督记者’”，2003年10月14日。
[26]大众传播学总论》，张隆栋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页。
[27]陆晔语。
舆论管理篇5
关键词：新闻媒体 舆论引导 社会管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转型有序推进。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管理面临的各类问题也在增多：劳动争议、征地拆迁、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面对形形的新问题，社会管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日益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总书记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强调：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①
社会管理是政府管理职能之一，是指国家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引导，调整各类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协调发展的活动过程。社会管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既要靠坚强的政治领导、雄厚的经济基础、完善的制度体制，又要靠全体社会成员思想上的统一。而加强舆论引导，营造健康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充分认识舆论引导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舆论引导工作作为统一思想、鼓舞人心、凝聚力量、动员群众的强有力手段，在促进社会管理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要符合“五个有利于”：一是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三是有利于鼓舞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四是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五是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从社会主义新闻学价值取向上讲，要有宣传价值、新闻价值、信息价值。从受众心理学上讲，舆论引导必须“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使受众乐于并易于接受。具体来说，舆论引导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舆论引导是促进社会管理的重要条件。舆论引导既是促进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也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促进社会管理离不开强有力的舆论引导，缺乏舆论引导支持的社会不可能和谐。曾经发生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的“因酝酿中的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问题而引发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就是由于当地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缺位。舆论引导不够及时全面，才导致小道消息泛滥，谣言肆意流传，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当今社会，新闻媒体获取和传递信息越来越迅速，已成为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直接而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影响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运行。特别是社会管理内容复杂，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涉及到社会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没有正确而有效的舆论引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能很快地进入千家万户，从而影响到社会管理工作。因此，为加强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舆论引导的作用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
第二，舆论引导是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有力手段。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因素复杂多样。这就需要新闻媒体加强舆论引导，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用正确的思想理论、行动纲领、价值观念影响社会、凝聚群众，引导、激励、组织人民群众投身于社会管理。近年来，各级新闻媒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及时宣传报道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宣传报道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事业发展、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的工作成效，让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管理。
第三，舆论引导是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有效方式。我国正处在“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不可避免地纷纷出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新闻媒体作为政府和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新闻宣传体现党的意志、反映人民的心声，是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群众呼声的重要渠道，可以发挥其覆盖面广、渗透力强、影响力大的优势，解疑释惑，理顺情绪，积极引导社会热点，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如，2011年4月7日，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发生一起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医院收治37人，其中3人已死亡。经调查，中毒病人均服用过散装牛奶，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初步诊断为疑似亚硝酸盐中毒。事件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作出批示，平凉市委、市政府立即启动三级应急响应，成立了紧急处置“4·7”牛奶中毒事件领导小组，及时向媒体介绍情况，公布事故处理进展。媒体如实报道，用事实说话，平抑了社会谣言，满足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从而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
二、当前舆论引导存在的不足
随着社会的发展，媒介引导舆论的职能也日益重要。议程设置作为一种已为实践所证明的理论学说，对媒介搞好舆论引导有着很强的指导作用。当前，从议程设置理论来看，我国舆论引导工作还存在着诸多不足，舆论引导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具体表现为：
舆论管理篇6
论文摘要：当前，网络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伦理观念、道德素养、理想信念和行为规范。高校教育工作者要重视校园网络建设，加强校园网络舆论管理，提供畅通的交流渠道，营造健康和谐的校园网络舆论环境。
当前，网络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伦理观念、道德素养、理想信念和行为规范。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新渠道，拓展了新空间，注入了新活力，提供了新机遇。新形势下，加强高校校园网络建设是时代赋予高校的一项新的重要任务，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维护高校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一、我国高校校园网络舆论的现状
引导正确的校园网络舆论导向，牢牢把握舆论控制权，是构建和谐校园、和谐网络文化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校园bbs及校园贴吧等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讨论各类焦点问题、交流思想观点的重要场所，也是校园网络舆论传播的主要源头。以往只有少数人拥有话语权，网络则使普通公众，包括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也拥有了某种话语权。但是，尽管网络媒体的兴起使得学生有了自由发表意见的平台，可这类网络言论多是随意发言，目的性不强、主题分散、导向不明，这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由此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如随意散布谣言、谩骂或攻击他人、盲从某种不理智的民族情绪等。在这个时候，高校管理者就要进行适当、合理的教育和引导。然而，有些管理部门的干涉方式过于简单粗暴，很容易招致学生的反感，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如当校园网络及贴吧上出现一些负面言论，尤其是学生对学校管理方面的负面评价时，相关管理部门往往是让网管员删帖甚至封用户的ip地址。帖子删了、ip地址封了，看似问题得到解决了，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却使学生的情绪得不到正当的宣泄，有时反而会引发他们的抵触情绪。
二、我国高校校园网络舆论的特点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影响
1.校园网络舆论的主体相对固定
舆论主体是“那些以某种公共事务为公共话题、参与社会言论过程的个人、群体和组织”。校园网络舆论主体就是以校园公共事务（也包括反映在校园网上的社会公共事务）为公共话题，参与校园网络舆论的人。他们主要是由那些对于特定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具有相近看法、情绪、意见、观点的大学生组成的。他们通过校园网络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在校园网络上形成针对某一现象或问题的舆论。
2.校园网络舆论的客体相对广泛
由于校园网络舆论主体的特定性、范围的限定性，使得校园生活成为舆论关注的核心。学校的日常管理、各项改革决策等事关师生的核心利益，往往受到广大师生的高度重视，很容易形成舆论中心。作为其主体受众的大学生具有思维敏捷、求知欲强等特点，他们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阶段，并面临学业、经济、就业、情感与心理的压力与冲突，急需得到外界的帮助与支持以及有关政策的咨询或心理导航，他们上网主要是为搜取信息、拓展新的学习渠道、促进专业学习，这些都决定了他们会将距离自己生活最近的校园网络作为首选。
3.校园网络舆论观点多元化
网络身份的隐匿性使得大学生在言论方面拥有极大的自由度，他们在发表言论的时候顾虑很少，无论是理性的表达，还是另类的言论，甚至对现实不满的声音，都可以被容纳，都有被尊重被理解的机会。而且，网络舆论一般是自发性的，没有经过精心的组织，是无数个网友个人观点的汇集。因此，网络舆论中的观点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4.校园网络舆论传播快捷、互动性强
校园网络的显著特征就是传播信息资源丰富，传播快捷，具有交互性、互动性和开放性，能随时为当代大学生提供包罗万象的信息，如新闻、学术、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信息与知识。其交互性、互动性和开放性在校园网络媒体信息的传播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它与大学生的求新、求快、寻求交流的认知方式、阅读方式和心理需求无论是在传播内容上还是在传播方式上都达到了高度的吻合。
三、我国高校校园网络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利影响
1.校园网络舆论鱼龙混杂，极易混淆视听
网络传播的个人化和隐蔽性，使网上言论缺乏责任感，这无疑给政治谣言、恶意诽谤等有害信息的迅速传播提供了便利。一方面，别有用心的人可以在网络上发表混淆视听的假新闻，危害社会健康和政治稳定；另一方面，网络传播的无国界化使得西方大国经常利用其在互联网信息传播中的支配权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向他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宣扬西方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等，实施文化渗透。
2.虚假信息导致校园网络舆论公信力的下降
在传统媒体的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是“把关人”。他们以所代表的社会组织的规范、编辑部以及把关人个人的意见为依据，对传播的内容进行筛选和过滤，从而保证向社会传递的是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而在新型的网络传播机制中，“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正在被解构和颠覆，把关人的作用在多维传播模式和及时交互作用下逐渐被削弱，网络媒体几乎成了不设防的信息通道，虚假信息可以毫无阻拦地借助网络媒体向社会传播。这样势必造成整个媒体公信力的下降，进而影响公众对媒体的信任。
3.多维传播模式和匿名传播导致舆论的非控制性
网络的这种沟通模式解构了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控制模式和组织关系，开辟了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建立了全球性的社会结构，在时间和空间上使交往的主体脱离了原位，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公共空间。但由于信息源的多元化，加上传播主体的非权威性，虚假报道和危言耸听的信息也可以以新闻的形式被传播，甚至还有网络言论里普遍存在的随意谩骂和恣肆放纵。究其原因，除了网络的信息缺少像传统媒体那样的监管体系外，最主要的就是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给信息传播者带来的自由空间和安全感。
四、我国高校校园网络舆论的引导策略
1.重视和加强校园网络建设，积极占领网上思想阵地
校园网拓展了传统舆论空间，为广大师生提供了参与校园生活、沟通信息的网络平台。校园网络舆论由此成为影响校园生活和高校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和谐的校园网络文化，首先是人的和谐。高校要建设和谐的校园网络文化，就应该重视校园网络舆论，建立起信息沟通的有效渠道和思想言论的平台，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
2.加强校园网络舆论管理，共同构建校园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平台
高校要加强对校园网络舆论这个阵地的管理，制定较为完善的管理办法，并由专门的指导教师加以把关和引导，从而保证这些宣传媒体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挥正面宣传和繁荣校园文化的双重作用，充分利用校园网阵地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在具体做法上，注意“力疏而慎堵”，对扭曲事实、煽动舆论的以事实真相进行揭露，对不明真相、发泄情绪的进行疏导，有效地将网络舆论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转化、消除于萌芽状态。
3.建设校务信箱制度，提供畅通的交流渠道
网络不良舆论的形成在很大层面上源于信息的不对称。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借鉴一些高校设立校务信箱制度的做法，即充分利用校园网，在网上定期就校内重大事务、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敏感话题，给予官方的、正式的、合情合理的说法，增加学校事务（尤其是与学生密切相关的事务）的透明度，扩大学生的知情权，解答学生的疑惑，避免他们以猜想代替事实、以传言代替真相，达到净化网络环境、统领网络舆论的目的，从而促进健康、积极的主流舆论的形成。
参考文献：
[1]曾维伦,徐强.全国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会议综述[j].中国德育,2007,(6).
[2]陈明,杨国炜等.中国网络舆论现状及舆论引导[j].瞭望,2004,(35).
舆论管理篇7
班级舆论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从学生中来；二是来自于辅导员及其他教师的言传身教。对于学生中自发形成的班级舆论，要及时发现和引导，有时班集体中还可能存在一些非正式的学生组织、小团体，也会形成相应的舆论，如班级中三五个学生关系特别好，思想也会无意识地向一起靠拢，而这样小团体思想意识和导向又会在不知不觉间影响到班级其他成员，乃至整个班级，所以，也要及时管理和教育。来自学生的舆论，辅导员必须要加以干涉，帮助学生确立的奋斗目标，培养班干部，扩大积极分子队伍，发挥班委、党团干部等的核心作用，使他们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形成占班级绝对优势的正确舆论。另一方面，班级舆论来自老师（也包括其他任课教师）的言传身教。老师灌输给学生的一些思想，甚至是老师的情绪，任课老师在授课过程中，潜移默化表现出来的一些观点，必须是正面的，能够传递正能量的思想。辅导员在管理班级的过程中，要大力发挥舆论阵地的作用，一方面对班级的好人好事进行表扬，一方面对班级不好的现象提出批评，必要时还要给予处分，要能够遏制住班级的不正之风。同时还要善于利用班会、社团活动、墙报、各类评优活动等大造舆论，多宣传、多讲解学校和班级的规章制度，多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以此逐步形成正确的、健康的舆论环境，将正确的舆论观点潜移默化地灌输给学生们。
二、切实执行各项规章制度，让舆论有章可循
舆论总是与一定的社会规范相联系，并随着规范的变化而变化，对于我们学校的学生来说，日常的规范主要有：翻译学院学生十不准、翻译学院学生手册、班级公约、教室管理规定、卫生值日制度等，让学生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如文明礼貌习惯、卫生习惯、读写习惯；养成良好的时间观念，在校期间不迟到、不早退、按时上下课，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才会有好的工作纪律；树立尊敬老师、爱护公物、热爱集体、遵纪守法的观念，执行这些规范要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对于遵守执行情况较好的，要及时给予表扬，对于遵守执行情况不好的要提出批评或给予处分，让学生树立真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在生活和学习中能够明辨是非，清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使班级舆论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例如：有学生染红黄头发，我们就可以明确地告诉学生，学生十不准明确规定，在校生不得染红黄头发。当然，在执行某些制度的时候也要注意方式方法，毕竟，教育学生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例如我们学校是准军事化管理，“校园十不准”中有一条规定是在校生不得谈恋爱，强制执行的话不但起不到好的效果，还会引起一部分学生的反感甚至是逆反。就需要我们对谈恋爱的学生思想加以正确的引导，告诉他们在校园中谈恋爱对自身和他人生活学业的影响，比如：你在教室里看书，邻桌有一对小情侣在接吻，你还能继续专心的看书吗？你在食堂吃饭，邻桌又有一对开始是你喂我一口，我喂你一口，到后来直接一个坐到另一个怀里了，你的心情能够不受影响吗？在校园里，就要有文明的举止、得体的行为，作为一名学生，更要以学业为重。相信学生能够理解学校和老师的良苦用心。在另外，执行各项规章制度还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这样就会逐渐形成良好的风气。
三、重视学生舆论，遵循舆论形成的规律
心理学家认为：“舆论的形成与扩散，带着浓厚的情绪色彩。”要在班级内形成一种共同的意见和观点，必须考虑大多数人的需要和情绪，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强行“推行”某种观点。以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都在谴责日本的行为，人们也都在用抵制日货来表明自己的爱国心理，更是有一些非正式的团体和自发民众举行了游行活动，还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不法分子趁乱进行了“烧”等破坏活动。我们学校采取暂时性全封闭管理等措施来保护学生的安全，但因事发突然，这些措施很可能打乱学生的课余生活计划，从而产生对抗情绪。在这种状况下，首先应安抚学生情绪，以召开主题班会等形式给予学生表达看法的机会，只有让其将心中所想表达出来，才能够理智地分析事实，引导学生如何理国，才不会轻易受到鼓动，而被别人利用。只有创设让学生敢说真话的氛围，鼓励学生追求真理，提倡和发扬这种品质，方可抑制不正确舆论对学生的影响。
四、用丰富的校园活动促进舆论建设
组织学生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团体活动，营造正确的舆论氛围，将学生置于正确的舆论监督之下；让学生自己动手装扮教室，要他们体现所学专业的特色，更要让同学们感觉到班级大家庭的温暖；以班级名义参加学院组织的各类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班会、在班级内部或兄弟班之间组织体育竞赛、文娱活动以及专业知识的比拼；只有鼓励学生多参与这些活动，增强学生集体荣誉感，班级才能真正成为温暖的大家庭。在这些活动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各类观念的教育、卫生习惯和时间观念的养成等教育，逐渐形成舆论，远比空洞的说教更生动形象，学生也容易理解接受，这种舆论反过来又加强了教育。因此要有目的、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参加各种活动，在活动中把具有一定强制性的集体舆论转化为学生的品德需要和自觉的行动。总之，我们要掌握舆论形成的特点和规律，正确地运用舆论武器，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辅导员还要对工作保有持久的热情，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引导正确的舆论，增强班级凝聚力。只有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渊博的知识、深厚的文化修养，坐得正、行得直的作风，才能使自己在学生中树立威信，学生才会尊重支持你，主动地聚集在你的周围，形成“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良好局面，更好地为高校学生管理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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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思维方式正在由点式、线式为主的单向度模式加速向面式、立体式为主的多向度模式转变，接受信息的来源、分析判断的角度、加工传播的手段、思考问题的指向更加多样。
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媒体与媒体人、媒体人与受众之间的利益对撞、目标整合错综交汇，实践中的“两难”选择加剧着人们的“内心纠结”，呈现出哲学意义上的“二律悖反”现象。
基于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利益共同体不断出现动态变化，有利则合、无利则散，组织目标边缘化、社会责任模糊化现象明显。
认识舆论环境的深刻变化
社会背景因素与迅猛发展的各种网络媒体新形态交织融合，使舆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舆情发展呈现“三个趋势”。一是“参与扩大化”。手机作为媒体终端迅速普及，微博作为个性化实时传播工具强势崛起，为各类群体表达意见和诉求提供了极为快速、便捷的通道，“网络围观”现象大量出现，由“事件当事方”向“利益共同体”到“道义共同体”再到“情绪共同体”直至“行动共同体”的扩散速度明显加快。二是“议题聚焦化”。舆情在迅速扩散中指向同一事件、同一焦点，单位时间内爆发出的信息量突然增多，社会舆论聚集发酵、骤然升温，呈现出燃点低、触点多、爆点强的特点。三是“虚拟与现实交织化”。“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二者相互渗透趋势明显，物联网开始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媒体的社会动员功能日益凸显。
舆论传播发生“三个嬗变”。一是传播格局的嬗变。微博异军突起，在中国网民中的使用率已经从2010年底的13.8%大幅攀升至今年6月的40.2%，成为网民首选的“自媒体”和网络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社交媒体发展迅猛，传播影响力与日俱增。目前中国QQ群已经超过5000万个，开心网用户已经达到8000万个，人人网更是达到1.2亿个。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呼应更加紧密，二者互动交融的态势日益明显。二是传播方式的嬗变。微博篇幅短、传输快，低门槛进入、现场式直播、快餐式交流、自主性操控，几乎汇聚了各种网络媒体的所有功能，传播者可以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随时随地接受和信息，而且不受正规新闻制作程序的支配，传统的“信息—媒体—受众”的线性传播模式加速转向全新的网状信息关系扩散模式。三是信息受众的嬗变。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已成为信息接受者、制造者、传播者的统一体。在心理上，人们自主选择、深度参与、平等对话的愿望更加强烈，习惯性的逆反心理、质疑心理、宣泄心理、游戏心理明显上升。在结构上，网民人数急剧上升，今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其中手机网民达3.18亿，低龄化、低学历、中低收入的特点十分明显。在分布上，呈现成员化、小众化的趋势，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发展大大推动了特定阶层群体的“自由结盟”。
新闻管理面临“三个新课题”。一是内容管理的新课题。新媒体特别是微博信息传播非常快捷，且内容庞杂、链接无序，关键词选择难度加大，这就大大挤压了内容管理决策的时间和空间，对传统意义上内容审核的层级管理体制造成了很大冲击。二是技术管理的新课题。当前我国信息网络通信技术应用的基础软件90%以上都依赖进口，自主研发能力很低，基于“三网融合”、“三屏合一”的技术需求非常紧迫。
在新媒体技术更新周期越来越短的情况下，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不高特别是核心技术缺乏，制约了我国媒体建设管理的数字化、结构化进程和技术流程再造，增加了对新媒体技术管理的难度。三是队伍管理的新课题。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要求媒体管理者、内容把关者由传统的“单维度”管理者转变为新型的“多维度”管理者。但从目前实际情况看，一些领导干部躲媒体、怕媒体、不懂媒体、不会用媒体的现象突出，新媒体管理和技术人才特别是复合型的全媒体管理人才缺乏，人才力量与媒体发展、受众要求“不对称”。坚持引导与管理并重面对媒体环境的深刻变化，新闻宣传工作坚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坚持导向第一、人民至上、新闻立台（报、网）、做大做强，坚持引导与管理“两手”并重，深入把握新形势下舆论生成、信息传播、媒体发展的特点规律，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在服务大局中统筹推进，在应对挑战中主动作为，下“先手棋”、出“组合拳”、打“总体战”，主题宣传有声有色，热点引导科学高效，导向把握正确、基调积极向上，主流舆论不断壮大、影响广泛，科学发展的社会舆论氛围日益浓厚，舆论引导主动性、系统性、前瞻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公信力明显增强，保持了平稳有序、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近年来，河北省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和要求，紧密结合本省实际，在新闻宣传管理工作中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探索：一是坚持“三个统一”，即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把正面宣传为主与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统一起来。二是把握“两个一致性”，即新闻信息与党的宗旨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致性，与受众需求、边际效应的一致性。三是推进“四个转变”，即由传统的总结提炼概括为主，向超前策划、突出主题、逻辑链接、亮点聚合并重转变；由传统的说教式、灌输式为主，向渗透式、感召式与菜单式转变；由传统的以播发为主的单向过程，向多媒体、多元素、新手段、新技术综合运用和全过程展现转变；由传统的单向管理、事后处置为主，向双向互动、超前引导、过程控制转变。
注重顶层设计、宏观管理，运用主题宣传壮大主流舆论。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突出主题、贯穿主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总体谋划、统筹安排。运用课题式设计、项目式管理、工程式推进、台账式督查、绩效式考核的办法，围绕中央和省委的重点工作，对新闻宣传工作进行系统梳理、深入策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重大主题宣传活动。以省“两办”文件名义制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宏观管理的意见》，把宏观管理贯穿新闻宣传全过程，积极探索“一元体制、多元运营、互联互通、协调联动”的管理运行模式。坚持媒体定位分类、宣传策划分层、对象引导分众，根据党报党刊、主频率主频道和都市类媒体、新兴媒体的特点规律，既出台总体宣传方案、又分别制定相应的落地框架图和任务分解表，既分别策划安排，又注重协调互动，使全省新闻宣传有序有效开展，主流声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注重锤炼作风、强化素质，为提升媒体传播水平练好内功。在媒体领导干部层面，深入开展以“真才实学、真抓实干，提高素质、提升效能”为主要内容的“两真双提”活动，加强党性锻炼和业务素养，改进领导作风，着力提高驾驭能力、把关能力和管理能力。在采编人员层面，深化“杜绝虚假报道、牢记社会责任、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活动，活化形式载体，健全长效机制，重点从政治素养、业务能力、职业道德等方面，加强学习培训和实践锻炼，努力提升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能力。在媒体建设层面，坚持内容为王，以“三贴近”的内容吸引、感染受众，大力实施“数字化引领、结构化升级”工程，着力提升影响力和传播力。整合信息源和网站资源，打造了第四主流媒体长城网。着眼服务“三农”，加快河北电视台农民频道体制机制创新，促其“贴地皮、接地气”，精心做好对农节目，传播科技知识，关注民生问题，搭建互动平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稳步上升。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重要指示精神和决策部署，在新闻战线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结合河北实际，明确提出“真走、真转、真改，走得扎实、转得务实、改得真实”的“三真三实”要求，把活动由新闻战线拓展到整个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坚持全员参与、全面覆盖，深入基层、领导带头，广泛征询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在新闻战线开展大型网络问卷调查、领导蹲点调研、优秀作品大家评、青年编辑下基层教育实践和老区行、长城行、沿海行等系列基层采访活动，在其他宣传文化战线开展送理论下基层、优秀美术家走进太行写生创作、艺术院团文化下乡金秋行演出、发动群众共建美好家园等系列特色活动，同时建立下基层档案，健全制度机制，推进活动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目前，仅省直新闻单位就已建立基层联系点368个、开办专栏专题41个，群众反响热烈、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在全战线形成了深入基层、融入群众、服务群众的浓厚氛围。
注重社会责任、自律约束，倾力打造“责任媒体”。
针对新闻队伍现状和媒体发展特点，引导各级新闻单位由被动接受管理转变为主动落实责任。重点是抓自律引导，倡导各级各类媒体特别是新兴网络媒体强化自律意识，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认真严肃地考虑舆论宣传的社会效果。去年河北省广电局会同国家有关部门和单位共同举办“责任媒体”高峰论坛，发起“牢记社会责任、坚持正确导向”倡议。组织新浪等门户网站的河北博客圈“圈主”联合签署《博客圈自律公约》，发出“文明微博从我做起”倡议书。河北新闻网依靠“网络红军”应对“网络水军”，在省内独家推出“实名博客”频道。抓导向管理，把是否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是否担负社会责任作为评审节目栏目的首要标准，严格各项制度和操作流程，防止和杜绝虚假新闻和失实报道，实行“一票否决”。抓双向互动，在部署报道任务和实施新闻管理时，注重多听取媒体和基层的意见。及时召集媒体负责人、中层骨干商议策划，开展互动式新闻阅评，调动了媒体主动参与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