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逻辑

摘要：从陕西汉村修路个案可以讨论当下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村民的集体行动逻辑。案例分析表明，农村公共品供给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村民参与的集体行动困境，而决定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两个基础条件是村庄内部的社会关联度和村民与村庄的利益关联度。当前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正发生着巨大的转变，村庄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组织的多元化及各种要素资源的快速流动不断冲击着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

关键词：农村公共品；理性选择；集体行动；社会关联

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2-0037-02

2010年12月，陕西省汉村“家家通公路”工程在村庄领导和村庄精英们劳心费力半年后正式宣告失败。汉村位于陕西省北部的黄土高原，由于地理位置的局限，之前的公路都是通到每一个村庄，并没有直达每家门口。“家家通公路”工程是政府提供资金让公路到达村庄内每家每户的门口，具体操作过程由村庄内部自己解决，修成后由政府验收。就是这么一项利民工程，在耗时半年后，却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在政府提供资金并且资金充足的情况下，一项对每个村民都有利的工程，最后却失败了呢？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一、分析路径

费孝通曾说，中国农民最大的毛病是“私”，“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没有义务了。没有一家愿意去管‘闲事’，谁看不惯，谁就得白服侍人，半声谢意都得不到”（费孝通，1998）。费孝通先生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公私分明的特点，他认为中国农民的行动是以家庭为界限的，农民只关心家庭内部的利益，而对家庭以外的事情是漠不关心的。林语堂在《中国人》中也写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关心社会，而这种家庭意识又不过是较大范围内的自私自利”（林语堂，2000）。从这些文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农民行动的逻辑是以公私为界，在家庭内部每个人都可以为了家庭的利益而牺牲，而在家庭外部则是只关心个人利益而不愿做出任何贡献。所以只有大部分村民能超越对家庭私利之上的公共利益的关注，愿意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上遵循一定的规则，付出相应的成本，组织起集体一致行动时，农村社会才能够得到有效治理。

现有的研究当中，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对于村庄的有效治理已得到广泛强调。比如贺雪峰认为“村庄社会有效治理取决于村庄内部是否存在高度的社会关联度，即村庄内部一致行动的能力”（贺雪峰，2009）。本文试图拟借助陕西汉村修建“家家通”公路的具体过程，呈现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逻辑，进而剖析村庄内部社会关联度和村民的利益偏好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式获得资料，笔者曾以一个“半参与者”的身份获得汉村修路过程的内部观察机会，同时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访谈了部分村民。对此次修路事件的过程和环节有详细的了解。

二、案例呈现

汉村位于陕西北部的黄土高原（村民依山而居，每家每户处于分离但聚居状态）“家家通”公路是县扶贫办下派给全县各个村庄的建设项目，提供资金让公路通到村内每户的门口（之前只通到各个村庄），它是一个为期3年的项目，具体操作是先提供部分资金（包括工程所用款项和损害的树木农舍等赔偿款项），让村民自己出工把路修通，然后交由政府部门验收。验收合格则将剩余资金补齐。

2010年春，镇政府下达通知，各村开始行动。汉村在村长和支书的领导下，也紧锣密鼓地开始修路。进村的路段路修建得比较顺利，虽然毁坏了树木和水井，但由于做了相应的补偿，所以并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但是当路要修到各家各户门口时，问题开始出现了。汉村属于边远山区，荒地较多，因此占用耕地引发的矛盾较小，但是到每家每户的路却要占用宅基地，在村民那里，除非是通向自家的路要占宅基地，通往其他人家的路要占自己宅基地是万万不能同意的。同时，村民之间的利益关联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在起作用。在耗时大半年后，路基本通到了每家每户门口。但是真正的结果是修通后的路在还没有投入使用的情况下就断了。修路过程中毁坏了水路，事后没有进行妥善处理，所以一下雨公路就被冲断了。跟这段路无关的村民自然不会去关心路断还是没断，而必须走这段路的村民因为也不是只有他家在走所以也不会凭借一家之力去修通往几家的路的。村干部和村庄经济精英由于费了不少心力但村民不光不买账还怨声载道也不愿意去管了。

三、理论分析

当前村民自治中的公共品供给实际上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1995）。伴随着国家政权的退出，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农村原有的道德传统束缚力不断削弱，农民更趋经济理性，村庄内部自组织力量相当薄弱，农民呈原子化分散状态，形不成一个促成有效集体行动的内在机制，将农民组织起来，形成集体一致行动的能力，来有效提供农村建设的公共品，因此导致了集体行动的困境。汉村修路事件是当前此种集体行动困境的一个典型案例。

修路事件中，村民对于修路整体是非常支持及肯定的。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修路是一个各方力量不断博弈的过程。首先，路线有很多选择，而且对于村干部而言，最后也没有得到任何经济和名誉上的好处。其次，在选定修路路线后，高度理性的村民在占到自家地方时向村领导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交换条件，而且基本都得到了满足，村民想法设法从修路事件中获得这样那样的好处。第三，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强弱直接影响了修路的顺畅与否。关系较好的村民之间能很快达成协议，而关系较差的村民之间需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沟通，而且村集体付出的代价相当大。第四，不在村村民的土地和宅基地和土体被随意侵占，树木被随意破坏，由于不在场，他们没有争取自己在村内的合法权益。部分村民常年在外并已建立新的生活，和村庄的社会关联比较少，所以对村务管理和村庄发展没有基本的关注意愿。第五，村干部在修路过程当中的各种承诺在路通开以后并没有兑现，直接导致了公信力下降。由于路已通开，村干部的任务算达成了，因此他们肆无忌惮地步兑现当初的承诺。而村民由于单个人争取权益的成本相当大，所以他们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对村干部和村庄精英相当不满。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三十年不变”的政策也使得占地之后的后续调地工作十分困难，这更增加了利益受损村民对修路行动阻力”（袁松，2012）。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公共品——修路的最后失败是由于村内形成集体一致行动的能力很弱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造成的，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因为村民之间较低和社会关联度和村民与村庄较低的利益关联度。村民自治制度是为了填补国家政权退出后村庄治理的真空状态，基于村民自我管理村庄内部事物的原则产生的。在村民自治制度下，村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村内领导班子，通过村委会机制来进行村庄治理，进行经济协作，在村庄内部动员资源为村庄提供公共品。这一切的实现需要全体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通过组织一致的集体行动来达到自治的有效性。经过二十多年的运行，村民自治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变，过去它曾有效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当前当前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正发生着巨大的转变，村庄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组织的多元化及各种要素资源的快速流动不断冲击着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如何在目前状态下完善和改进乡村治理，成为一个需要我们迫切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奥尔森，陈郁，等．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5．

[2]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林语堂．中国人[M]．学林出版社，2000．

[4]　贺雪峰．农民行动逻辑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J]．开放时代，2007，

（1）．

[5]　袁松．富人治村——浙中吴镇的权力实践[D]．华中科技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