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酷哥导演另类电影

别看正值高三的他一脸稚气，可他却在电影制作方面有着满腹经纶；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正在其他同学紧张地备战高考的时候，他却在一家影视公司里捣鼓着电影，指挥着一群成年演职人员拍摄着自己编剧的一部名为《谣》的电影。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就如同一面破碎的镜子，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块破碎的玻璃，彼此之间的距离冰冷、锋利而不可逾越。从这面镜子里望去，这座城市如谣一般地闪烁。”

――舒雷执导的电影《谣》之题记

“你虽是学生，但你的导演水平已经超过了不少业内人士。”

2001年9月8日，星期六，正在家里做作业的舒雷接到一个陌生的男中音打来的电话：

“喂，是舒雷家吗？请你找舒雷接电话。”

“我是舒雷，请问您是哪位？找我有什么事？”

“我是四川电视台的编导杨正，我刚刚从电视里看到了你导演的一部话剧，很欣赏，你虽是学生，但你的导演水平已经超过了不少业内人士，因而我想跟你聊一聊。”

“话剧？我没导演什么话剧呀？你是不是弄错了……”接到电话后，舒雷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项链》，不是你导演的吗？”

“哦，是的……惭愧，惭愧……”他忽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心里非常激动。

今年刚满18岁的舒雷是四川省新津中学的高三学生，成绩相当优秀，总是班上的前几名，从小学到高中几乎都在班上担任班干部，数次被评为三好学生。

他在长辈和老师的眼中是个乖孩子，他的班主任金茂清老师尤其喜欢他，因为他不仅成绩好，而且思维活跃，对事情他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闪现出思想智慧的火花，让人新奇或眼前一亮。

舒雷还是班上和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班上或者学校的什么活动，他既能策划，又能表演，总是搞得有声有色。

有一次期中考试后，金老师让每一个学生在两周之内写一份期中总结，结果规定交总结的时间到了，其他同学都交上了一份工工整整的总结，舒雷交给金老师的却是一份关于组建新津中学电视台的策划书。

收到这份特殊的“总结”之后，金老师心里很恼火，她本想对舒雷发火的，然而当她看了那份策划书的几行字后，心里却平静下来了：这真是一份难得而绝妙的策划书，不仅文辞优美，而且将电视台的经费、设计、人员编制等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得非常周到。抑制不住喜悦的金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舒雷。

遗憾的是，因为牵涉到经费问题，这个同样也得到学校书记、校长首肯的策划却至今未能变成现实。但是从此以后，金老师对舒雷的文艺天赋却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也因此而特别注重培养他在这方面的发展。

每年10月，新津中学都将举办一年一度的学生艺术节，在2000年的学生艺术节即将到来之际，金老师特地将班里的文艺演出活动的策划工作交给了舒雷。接到这个工作后，舒雷再出奇招，他决定将莫泊桑的小说《项链》编导成一出英语话剧，他的这个想法让金老师称赞不已，同时也给了他大力的支持。

实际上要编导好这出话剧并不容易，因为所有经费只有300元钱；自己又是第一次“执导”，没有经验可言；再加上剧中的演员全都是没有演出经验的同班同学。虽然话剧最终演出了，但在舒雷眼中却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然而令舒雷吃惊的是，话剧演出后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评，不仅荣获了学校学生艺术节的特别奖励，还被刻录成光盘保留了下来。有意思的是，这部话剧被后来到学校采访的新津电视台的记者看中，拿到电视台去播出过好几次。

更令他没想到的是，四川电视台的编导杨正到新津走亲戚时无意中看到了这出话剧，并被其艺术魅力深深感染，他没想到一个中学生竟然能有如此娴熟的导演能力，因而情不自禁地通过学校打听到了他家的联系方法，跟他通起了电话。

在跟杨正聊的过程中，舒雷开始还有些不自然，但渐渐地他放松了。他向杨正讲述起了自己热爱导演这门职业的原因：

舒雷对艺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他非常喜欢艺术，对文学、音乐、美术都曾执著地追求过，并因为这些业余爱好常常在学校或市里得奖。

但是在同学们对舒雷的多才多艺羡慕不已之时，他自己却感到内心很空虚，因为他发现这些艺术形式都不能完整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

“我一直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尽管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的未来是一片光明，但前途光明的我仍看不到未来，感觉就像奔跑在大雾中。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按一种世人公认的轨道去运行，去考上一所名牌学校，之后被名牌公司收留。”

“我不知道这种轨迹算不算光明，也没有兴趣去知道，整天只是在问与被问之间穿梭，就像那个唐僧穿梭时空一样。”

“我也许该去找点什么，但我又不知道到底该要什么，而回过头时，却又发现自己身后一片空白，像被大雾掩盖……”

舒雷的心灵就这样惆怅而迷惘着，直到有一天，他看了伊朗电影导演阿巴斯的《何处是我朋友家》这部电影。

阿巴斯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电影大师，前不久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邀请10位国际电影大师拍摄题为《十分钟青春逝去》的十部电影短剧，阿巴斯就与香港的电影导演王家卫（代表作《花样年华》），法国的电影导演吕克贝松（代表作《碧海情深》、《圣女贞德》、《第五元素》）等人一道荣幸地被万中选一。

看了阿巴斯的这部电影之后，舒雷的内心被深深震撼了，他发现这部电影的镜头语言和表达方式含蓄而富有诗意，全面而真实地再现了内敛的东方文化，看他的电影就好像有一条小溪轻轻地流过自己的心灵。

在此之后不久，他又看了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经典名片《梦》。他至今仍对深深感动他的那一刻记忆犹新：当看到导演本人隐喻自己的片中人物走进乌鸦群飞的麦田的情景时，他忽然联想到了曾经读过无数遍却一直没有读懂的梵高的名作《危险天空下的麦田》的意境，这是一种撼人心魄却又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感受。因为语言的表达相比于内心的感受来说是那么苍白而乏味。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都在寻找却又一直没有寻找到的，能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艺术形式原来是电影。

自从找到了自己追求的艺术之后，他对电影事业的爱好越来越刻骨铭心了，他不仅看了一大批电影大师的电影代表作，而且也饱读了大量的电影创作理论书籍，比如爱森斯坦的《蒙太奇论》、巴赞的《电影长镜头》等等，甚至对巴赞的长镜头理论还大胆地提出了质疑……

“你真有这方面的天赋！回头在恰当的时候，我一定会给你找一家影视公司，让你的才情能得以发挥，也让你圆一回真正意义上的导演梦。”杨正激动地对舒雷说。通过电话聊天之后，杨正对舒雷更加感兴趣了。

“他是导演？不会吧，他不是个孩子吗？”

虽然与杨正有了那次电话交往，并得到杨正的鼓励与支持，但舒雷却并未太在意这件事，也未将这事放在心上。他知道身为编导的杨正，有着忙不完的事儿，求他帮忙的人有不少，他也许推都推不过来，怎么会主动找上门来帮助自己呢？

然而，令舒雷吃惊的是，9月20日，一个电话再次打到了他家里，那是久违了的杨正的声音：杨正在电话中告诉他说，自从上次与他通过电话后，他就开始了在业余时间里为其寻找影视公司的事情，虽然为此花了不少功夫，但所幸为他找到了一位老师――四川蔷薇影视制作中心的王兵。王兵也曾在成都一家电视台干过，并与人拍摄过一些影视剧。

王兵在与舒雷接触的过程中也很快与他成了朋友和知音。不仅如此，他还有意识地让舒雷参与了他所在公司的一些片子拍摄过程中的导演工作。通过实践，王兵更加看重舒雷了。

在对舒雷一番考察之后，王兵高兴地向舒雷谈了自己的想法：蔷薇影视有限公司近期打算投拍几部跟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拍摄的电影短片类似的，时间在30分钟以内、题为《城市真情》的电影短片，想大胆地请他导演其中的一部片子。

在王兵的信任与鼓励之下，舒雷欣然地接受了这个邀请。

一家影视公司能让一位影视圈外的人出任导演拍摄自己公司的电影，这应该算是一种冒险了；尤其是让一个未成年的中学生来出任导演，那更是天方夜谭。这样来之不易的机会出现在谁的面前，谁都会非常珍惜的。但是出乎王兵和影视公司所有高层决策者预料之外的是，舒雷在看过了电影公司的剧本以后却摇起了头，谢绝了公司让他出任导演的盛情邀请。

“为什么？”王兵问。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剧本，也能真实地反映出城市真情这个主题。但是，却不能将我内心深处对城市真情的理解完整地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这部片子的导演。”

“你的意思是……”

“我想在城市真情的主题下，自己编写一个剧本，然后自己导演。”

“这恐怕有一定难度，因为公司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王兵爱莫能助地说，“不过，你可以先将你的构想告诉我，或许我可以再为你努努力！”

“我认为可以对城市真情作逆向思维，我们生活的城市有真情吗？有！但是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本质是孤独的，而且越来越孤独。我们的生活环境就如同一面破碎的镜子，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块破碎的玻璃，彼此之间的距离冰冷、锋利而不可逾越。从这面镜子里望去，这座城市如谣一般地闪烁。人与人之间不能交流，到底是为什么，这难道不是一种文明的悲哀……”

听了舒雷的构想以后，王兵被深深地折服了。于是他不但没再劝说舒雷接受先前那部剧本的导演职务，而且还成了他的说客，劝说影视公司其他高层人员接受舒雷的“新思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王兵的努力之下，影视公司的决策者们大胆地接受了舒雷的另类思维。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以舒雷为核心的剧组成立了：除了舒雷自己是一个年仅18岁的孩子以外，剧组其他成员全都是成年人：摄像是王兵；男主人公张桦、女主人公詹露佳曾经参与过好几部电视剧的演出……

2001年10月28日，舒雷自己编写的一部名为《谣》的电影正式开拍了。因为舒雷年龄的原因，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发生了不少有趣且颇富戏剧性的事情：

在西南书城拍摄男女主人公看书的情节时，好奇的人们人山人海地围着剧组看，但人们不解的是，剧组人员井然有序地拍着电影，却不见导演的身影？拍电影导演怎么可能不在现场？

难道导演在遥控指挥？

“小伙子，导演在哪？怎么没见你们剧组的导演？”人们奇怪地对正在请围观的人们向后退的小工模样的舒雷问道。

“你们没看见吗？导演正在工作。”舒雷幽默地说道。

可是导演在哪里呢？人们仍然没看见。直到后来剧组人员走到舒雷面前，叫他“舒导”时，人们才明白过来，眼睛也一下子直了：“他是导演？不会吧，他不是个孩子吗？”他们没想到导演原来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伙子，更没想到稚气未脱的他居然能够指挥得了那一大群、有的甚至比他父辈年纪还大的演职人员有条不紊呼啦啦地转。

更具戏剧性的是，就在剧组拍摄暂告一段落的时候，围观的人群中突然走出一位中年妇女，羞涩地拉着舒雷的手，将他拉到一边对他说，她有一位正在某重点大学读书的女儿长得天生丽质，个高而且身材极好，颇具演艺天赋，在一些文艺演出中屡屡得奖，她想请舒导帮忙，让她女儿在他的电影中出演一个角色，哪怕出演能露几次脸的群众演员也好。

“阿姨，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我的电影目前的演员人选早已确定……”虽然他好一番解释，但是那位中年妇女就是不信，没办法，舒雷只得说出自己只是一个高中学生的“真相”。没想到那位妇女虽然放弃了力荐自己漂亮女儿的努力，却也因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而恼羞成怒：“一个高中学生，你当什么导演，真是莫名其妙！”

在一家快餐店拍另一场景的时候，围观的群众也出现了跟西南书城类似的一幕，人们先是找不着导演，后来发现他是导演时又佩服不已，在快餐店里吃饭的不少孩子在知道他是导演时更是流露出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拜和倾慕。

最令舒雷感到意外的是，在快餐店里的那几个镜头拍摄结束的时候，那家快餐店的经理悄悄地给了他一个大红包，对他说，感谢他对快餐店的宣传，那是一点心意，请他一定收下。

面对这种始料不及的事情，舒雷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但他却说什么也不收那个红包，结果弄得那位真心感谢他的经理很是难堪。

“他的电影理念像谜一样令人费解却又颇具吸引力。”

舒雷是一个能吃得苦的人，为了选择电影的外景，他在成都街头步行了整整两天，步行的结果是脚上磨起了血泡，袜子也被磨出了洞。

其实吃苦对他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最令他痛苦和受不了的是刚开始的那一段时间他与演职人员的磨合过程。除了王兵以外，似乎其他人都将他当小孩看，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却能感觉出其内心的不服。

后来过了磨合期，人们虽然不再将他当孩子看，但是却仍然不理解他，认为他的思想意识和导演风格太超前、太另类，他们不仅揣摩不出电影所要反映的内容，甚至连下一个镜头该怎么拍摄和表演也揣摩不透。

要说另类，也许真有些另类吧。不过舒雷自己却并没有想过要出什么风头，因为那只是他自己对电影的一种认识和理解方式。也许他的导演风格在别的导演及演员们面前很另类，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也仅是他自己的个性而已。

其实《谣》的电影剧本是有的，也并不难理解。剧本产生的原始冲动是在一次期中数学考试的考场上，虽然其他的同学都在专心致志地做着考卷，但舒雷却感到有一个故事或是一个情节老在他的脑海中萦绕且拂之不去，于是他干脆不答题了，索性写起了剧本。

这个剧本的写法并没有遵循传统的写作方式――从一个主题向周围发散，而仅仅截取了生活中的几个片断，由这几个片断构成了他心目中破碎、无序、缥缈的城市。这既不是一部关于爱情的剧本，也不是关于学生生活的剧本，而是对社会人生存状态的一种思考。其实这部戏中真正意义上的人却没有，男女主人公也没有名字，都被简约成了符号。

海德格尔曾经说，“人，尽管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在大地之上。”然而现实并非如此，至少舒雷眼中的现实并非如此。作为一个过客匆匆穿行在城市的灯火中，他感到自己很渺小，在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中，他跟所有的城市人一样都处在一个极度落寞的位置之上，很多时候，人们都无奈地、不由自主地随着这个城市向一个未知的方向孤独地前进着。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于是《谣》诞生了。

《谣》的故事再简单不过了，它所要表达的就是人们在城市生活中的孤独。因为在今天喧嚣繁华的城市里，人们的内心是孤独的，非常孤独。人们本应该交流，但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却由于相互防备往往不主动产生交流，甚至你也没办法交流，因为相互之间都是陌生的。即使迫不得已产生交流，主动者也往往被视作为利益所驱动，少有真情碰撞。因而彼此都自我保护，无奈地生活在孤独的痛苦中。

为了表现这一主题，舒雷不断地将男女主人公放在相同的环境之中，先是在书店巧遇，而后在快餐店共同进餐，之后又多次相逢，他们本应该交流，想认识却又不能认识、想交谈却最终没能交谈。

但故事的简单并不意味着它的表意不深刻，他在片中巧妙地揉合进了一个孤独的小王子渴望交往的童话故事，并将之作为一条隐性叙事线索从头至尾贯穿全片，它是作为男女主角心灵对话存在的，它更是全片对感情的呼唤。同时，为了使《小王子》的故事具像化，他在片头和片尾里又穿插了动画名片《云孩》的片断，并借用了交响乐的复式结构，将印象画派的手法运用到了电影画面之中，使电影的内涵丰富而深邃。

这仅仅是一个大的结构。其中电影中每一个细节他都是精雕细琢的，比如女主角在公共汽车上看到街头一个人拉小提琴的镜头，虽然悠扬的琴声很快就被车流人流及噪音所淹没，但其寓意却十分深刻：这是一种艺术人在非艺术环境中的孤独，这种孤独更不易被人发现，也更易被人所忽略……这些都是为了把这个简单的故事丰富起来，使全片的思考不再局限于两个人或几个人的小团体，而是成为多层次动荡不安的城市整合，达到一个社会的范围……

因为男女主角在戏中仅仅代表的是符号，在整部电影中只有两句对白，他也一再强调男女主角在出演时要用感觉演戏，千万别用感情、用身体演戏。这是他的电影理念，前卫也很有个性，却又因为太另类，而令男女演员颇为费解：电影还有这种演法吗？

对剧组同仁的异议，舒雷坚持己见。他认为，电影存在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受众和体现多少实用价值，而在于其能否给人以回味和思考；同时电影也应该有个性。如果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是从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话，那不是废纸一张吗？“一个画家刻意地描摹自然，也许描摹的结果是劳而无获，他画布上的东西再形似也比不过真实的存在；但假若他平静下来，凭借自己的调色板对自然进行创造性的描绘，自然也许反而会随着他的画笔而美丽地存在于画布之上。”

2001年12月22日，男女主角在舒雷的导演下吃力地将这部电影演完了。然而，回首时，他们却意犹未尽。尽管自己仍然如同一团糨糊般地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片中演了什么。

“虽然在拍片的过程中我常常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拍什么，甚至如今也没有完全领会舒导的意思，但我知道他的这部电影跟他的导演水平一样并不差，也许另类了一点，却耐人寻味，也有着很高的艺术境界。”女主角詹露佳说，“他的电影理念像谜一样令人费解、新奇却又颇具吸引力。”

对他的导演风格和对电影艺术的独到见解，影视公司的编剧之一、四川大学的教授艾莲女士却非常欣赏，她认为舒雷是一个很有潜质的电影人才，“他不仅是一个苛刻的导演，他的个性、风格更是难得一见的，如果他今后真成为一个电影人的话，这也许是中国电影界的幸事！”

成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电影人说：虽然他不认识舒雷，只是从报纸上看过有关的消息，但是一个高中学生能够指挥一群成年影视人拍摄颇有深度的电影，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目前《谣》的后期制作已完成，其光碟出版权已授予四川音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