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修身类演讲词在民国语文教科书中的呈现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一生都不遗余力地启发引导青年，演讲是他宣传学说、影响青年的重要方式。梁氏演讲词说理透彻、激情洋溢、文辞华美，非常适合青少年阅读，民国期间就大量选入语文教科书，受到广泛关注。

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梁启超的作品很少入选语文教科书。进入新世纪以后，梁启超演讲词的价值被重新发掘出来，多套语文教科书都选了他的《敬业与乐业》等篇章。本文拟对民国语文教科书中梁启超修身类演讲词的呈现方式进行探究，为当前教科书演讲词选编和教学提供借鉴。

一、梁启超修身类演讲词入选概况

入选民国语文教科书的梁启超演讲词可以分为三类：修身类、学术类和社会政治类。修身类如《为学与做人》《敬业与乐业》，学术类如《治国学的两条大道》《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社会政治类如《人权与女权》《护国之役回顾谈》。其中修身类入选频次较高，并且具有现实意义。

根据对北京师范大学馆藏民国语文教科书的统计，梁启超入选频次最高的修身类演讲词分别为《学问之趣味》《为学与做人》《敬业与乐业》，本文即以这三篇为主要分析对象。《学问之趣味》是梁启超1922年8月6日在南京东南大学为暑期学校学员所作的演讲，《敬业与乐业》是梁氏1922年8月14日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所作的演讲，《为学与做人》是梁氏1922年12月27日在苏州学生联合会上所作的演讲。

1922年，梁启超奔波于各地，为学生和民众作了大量演讲，这一年可以说是他的“演讲年”。“先生是年著述中，几乎全是讲演的文章”，“十一月，先生因讲学过劳，在南京患心脏病，但讲演迄未全停，至明年一月寒假毕始返津”[1]。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对青年的热诚和殷切期望。

表1（《学问之趣味》在有的教科书中题为“学问的趣味”，本文统一为《学问之趣味》）呈现了梁启超修身类演讲词在民国教科书中的出现频次。从入选频次可以看出，教科书非常注重这类演讲词。根据我们对民国教科书选文的统计，入选次数超过10次即属比较高，这里的三篇演讲词的入选次数都超过10次，《学问之趣味》接近20次，可见编者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做人修养。《敬业与乐业》虽然也涉及学习修身，但更多讲到职业方面，因此入选次数较少一些。

从上表可见，这三篇演讲词绝大部分入选初中语文教科书；《为学与做人》《敬业与乐业》各入选一次高中教科书，《学问之趣味》没有入选。选文安排在哪一册，既要考虑教科书总体设计，也要考虑选文难易程度，从所在册别可以看出它们比较适合初中学生的身心特点和接受能力，这是教科书编者共同的处理倾向。

这里所统计的教科书均为三学年6册，每册供一个学期使用。需要说明的是，不同时期教科书出版情况不同，二十世纪前期是民国教科书出版大繁荣的时期，所以演讲词入选频次较高。

二、梁启超修身类演讲词的选编特征

民国时期，语文教科书的编制经历了从简单粗疏到复杂完善的演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部分语文教科书仅有选文，没有练习和助读设计。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教科书编制逐渐完善，助读文字、练习逐渐增多，并出现了单元编制，有的教科书还编制了参考书、指导书。从教科书的助读文字、练习、参考书出发，可以探知教科书的训练重点。

这一时期教科书的助读文字主要包括注释、题解、作者、参考，练习主要包括问题、习题、语文对译等。

（一）提供注释，介绍作者情况，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主旨

入选教科书的选文，不再是普通的传递信息的文本，而是具有教学价值的特殊文本。编者不仅要衡量选文的价值，而且要对选文作出处理，使之更适合于教和学。从这三篇演讲词的呈现情况来看，编者提供了注释、作者介绍、题解等内容，为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提供一定的帮助和引导。

考察发现，多数教科书设置了注释和作者介绍栏目。注释对难词难句、专有名词、典故等进行解释，为学生学习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作者介绍栏目简介梁启超的经历、著作，使学生对他有基本的了解，便于“知人论世”。有的教科书不仅介绍梁启超的经历，还说到他的文风，如马厚文编著的《初中国文教科书》（1933），在《学问之趣味》一篇的注释中提到：“行文不受拘束，且杂有俚语，学者称报章派。”[2]这样使学生对梁启超的语言风格有初步的感知，便于在阅读中更好地体会。

一些教科书的注释、题解部分提示了演讲词的主旨，引导学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这些提示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给予切实的点拨和指导。朱文叔、宋文翰主编的《初中国文读本》（1936）在《学问之趣味》的题解部分写道：“趣味为求学的原动力；无趣味则虽有志而莫达。本篇极力发挥趣味的价值，而归重在学者自己的领略。”[3]这样对演讲词的主旨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总结，有利于学生把握文章中心。王云五主编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1933）中《为学与做人》的“暗示”：“这篇虽讲为学和做人的关系，却只讲到人该怎么做，没有讲到学该怎么求。这是因为作者的目的是在说明‘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越多越坏。’”[4]这样的引导，有利于学生把握文章的深层含义。

对于初中学生来说，理解梁启超的演讲词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他们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注意到文章有趣的部分，关注了细枝末节，却没有关注文章主旨。因此，在课后对文章主旨进行点拨，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二）结合选文传递文法修辞知识，重视读写知识的呈现和语言赏析

三篇演讲词，除了注释、作者介绍、题解等内容外，教科书还传递了文法修辞和读写知识，并对优美的语句进行了赏析。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随着语言文学研究的深入和语文教育观念的发展，教师和学者不再满足于通过“暗中摸索”来学习语文，而探求“明里探讨”这种语文学习的方法。1929年颁布的《初级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在“精读”条目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文法与修辞，文法的词性，词位，句式；修辞的组织法，藻饰法和文体的分类等，并就精读的选文中采取例证和实习的材料。”[5]很多教科书在助读文字和练习部分设计了相关内容。

首先，结合选文呈现关于文法修辞的陈述性知识。很多教科书在单元开头或选文末介绍文体知识、组织结构知识，给学习者提供一定的指引。戴叔清编《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1933）第一册《敬业与乐业》所在第五课目（相当于单元）的“教学提要”写道：“这一课目所收的，是四篇说理文，说明做学问的精神态度，对于事业的忠诚，与不断的努力，与不避艰难，终会成功。所以，本课目的，在提供说理文的范作，使读者把握得说理文写作方法的一般。”[6]这里对选文的体裁和内容进行了提示，传递了相关知识。梁启超的三篇演讲词，既可以作为说理文的范作，也可以作为演讲词的范作，不同教科书有不同的解说。周颐甫编《基本教科书国文教本》（1932）就将《为学与做人》看作“语体演讲体说明文”[7]，对《敬业与乐业》的解说是：“与前篇（即《为学与做人》）相似，皆说明事理，劝谕青年文字。”[8]这里，“说明文”的内涵与现在有所不同，指的是阐释事理的文章。将演讲词看作演讲体说明文，更有利于把握它作为演讲词的特点。

其次，结合对选文的分析传递关于读写的程序性知识。语文学习不仅需要陈述性知识，而且需要关于阅读欣赏的程序性知识，后者对学生来说助益更大，多套民国教科书也在这方面作出了尝试。周颐甫编《基本教科书国文教本》（1932）关于《敬业与乐业》的组织有如下提示：“首节释题，详其来源及其作用，是直起。……次节，分别题字主从，启下文。……末节总结以本身作则，拿责任心、趣味二流行语代敬业乐业，甚易动人。此与上篇拿怀疑沉闷代惑，悲哀痛苦代忧，外边压迫不能抵抗代惧，同系代字诀。行文用此，自有变化。但非读书多，识字广不能。”[9]这种提示能够使学生在欣赏的过程中明了文章的思路和特点，知晓文章的妙处。学生学得这种知识，既能加深对这篇文章的理解，也能用于对其他文章的阅读。

另外，梁启超的演讲词流畅自然，用语巧妙，编者还注重对其语言进行赏析。周颐甫编《基本教科书国文教本》（1932）对《敬业与乐业》的语言作如下赏析：“任公之文，最妙在援古证今，闳中肆外；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设喻之妙，犹有牛溲马勃，俱入网罗之概。忽而大总统，忽而黄包车夫；忽而木匠与政治家相比，挑粪的与军人相比，愈出愈奇，愈奇愈趣，寓庄于谐，既无道学家板面孔，又非一味俗谑，令人掩耳，故为上乘。”[10]可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语言鉴赏示范，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体会语言的妙处。

（三）设计多种层次的练习题，注重培养学生阅读评价创造力

语文教科书的练习对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的练习设计，有助于学生理解和表达能力的提高。1930年前后的民国语文教科书已经开始出现练习题，尽管不是很多，但是富有启发意义。

纵观三篇演讲词的练习题，可以将它们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培养学生提取信息和进行推论的阅读能力；第二个层次，培养学生解释信息和理解深层含义的阅读能力；第三个层次，培养学生的阅读评价、创造能力。当然，并不是每套教科书的练习题都涉及这三个层次，而是说相关教科书的练习包含了这些类别。

第一，培养学生提取信息和推论能力的练习。这一类练习题力在训练学生提取演讲词主要信息和进行初步推论的阅读能力。例如，朱文叔、宋文翰编《初中国文读本》（1936）中的《学问之趣味》习题：“要得学问的趣味，有何途径可取？”[11]这类练习题属于基础性练习题，要求学生从选文中查找主要信息。对于学生来说，发展这种能力是必需的，它对于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具有很大的帮助，是进一步理解本文的基础。

第二，培养学生解释信息和理解深层含义能力的练习。这类能力属于理解层次，要求学生运用知识和经验，对文本进行深加工。朱文叔、宋文翰编《初中国文读本》（1936）中《学问之趣味》有这样的题目：“试举一例证明梁氏的趣味说。”[12]要求学生举出一个例子证明作者观点，前提是学生必须理解梁启超的趣味说，然后联系自己的经验，找出一个适当的例子。这种阅读能力对学生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培养学生的阅读评价、创造能力的练习。一些编者不仅只是设计提取、理解层次的题目，而且设计培养学生评价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题目，让学生对作者的观点进行批判性反思，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些题目即使放在今天的语文教科书中，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朱文叔、宋文翰编《初中国文读本》（1936）中《学问之趣味》设问：“一切趣味都是好的吗？”[13]这就引导学生对梁启超的观点进行批判性反思，因为作者在演讲词中提出一切趣味都是好的。更值得称道的是戴叔清为《敬业与乐业》设计的问题：“关于本文，有两个问题可以指出，①作者所说的敬业与乐业的理由是不是正确，深入地给予批判；②对于‘业’是应乐应敬，但一定要在怎样的意义下呢？——深入的思索出来。”[6]在这里，编者要求学生对演讲词的观点进行评判，思考作者观点的局限性。这就涉及阅读取向问题，我国以往的阅读训练往往强调鉴赏性取向，要求学生欣赏、品味文章的妙处，缺少批判性取向的阅读，而后者对培养学生的反思评价和创新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欧美等国的母语教科书中，批判性取向的练习题是非常多的，我国当代的语文教科书应对此予以充分考虑。

三、对当代教科书演讲词选编的启示

民国教科书关于梁启超修身类演讲词的选编，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精选适合学生的演讲词，追求综合教育效果

梁启超的修身类演讲词，几乎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语文教科书的共同选择。这些演讲词说理透彻，言辞恳切，语言流畅，紧密联系学生生活和思想实际，对学生有多方面的教益，因此备受青睐。当代的语文教科书在选择演讲词时，也应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选择那些贴近学生生活、文质兼美的文章。

（二）助读设计应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注重传递程序性知识

语文教科书的助读设计不应仅仅传递信息，而且应当启发学生多角度思考。对选文的阐释，不能站在成人的角度，而应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点拨引导，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主旨。结合选文讲解传授语文知识，是语文教科书的一个特点，但不能仅仅呈现语法、修辞等陈述性知识，更应传递关于读写听说的程序性知识，这些知识对学生来说更有切实的帮助。

（三）注重设置培养阅读评价创造能力的练习，发展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

语文教科书的练习设计应该具有多个层次，更要突出阅读评价创造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阅读技能，不能仅仅限于提取信息、解释推论，也应注重评价和创造。新世纪，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成为重要的教育目标，《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也提出“（学生）对课文的内容和表达有自己的心得，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能运用合作的方式，共同探讨、分析、解决疑难问题”。[14]这就要求编者和教师在设计练习时，要引导学生对课文进行反思和评价，在质疑探究中发展其高层次阅读能力。

参考文献

[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28，611.

[2]马厚文.初中国文教科书：第三册[M].柳亚子，吕思勉，校.上海：光华书局，1933：10.

[3][11][12][13]朱文叔，宋文翰.初中国文读本：第四册[M].张文治等注.舒新城，陆费逵，校.上海：中华书局，1936：38，40，40，40.

[4]王云五.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第四册[M].傅东华，编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56.

[5]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83.

[6]戴叔清.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第一册（第2版）[M].上海：文艺书局，1933：157，169-170.

[7][8][9][10]周颐甫.基本教科书国文教本：第六册[M].蔡元培，校订.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35，35-36，36.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M].北京师范大学，20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