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8 16:48:04
梁启超的9个子女皆才俊
梁启超的9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1868年－1923年）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梁启超的第二个夫人王桂荃（1885年－1924年）所生。
梁启超和他的九个儿女们
中国是一个深受家族制度影响的国度，名门望族的后代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但相对于政治上的豪门和商业上的巨族而言，文化名门的崛起、发展更受当代中国社会的青睐。
梁启超家族就是文化名门。每当我们追念起梁启超继而谈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院士时， 心中总是为梁启超“家学”的浓厚底蕴及对儿女的成功教育而叹服。一家出了三个院士， 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进而探讨其中的成因。
“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谁属?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时年53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书，极其痛快地欣然接受。
当时北平学界几乎尽人皆知，梁氏与清华学校有着相当长的密切关系与感情，而梁家的三位公子又先后求学于清华学校。梁启超本人于1914年前后，曾数次来清华学校作“名人演讲”，开始与清华建立起真挚的感情与友谊。晚清至民国初年的梁启超不仅是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还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言论界的骄子”和“舆论界的权威”，无论是他主办《时务报》时期、《新民丛报》早期、反对袁世凯称帝，还是反对张勋复辟时期，其思想锋芒皆具有气贯长虹、移山填海的浩浩威势，袁世凯的“太子”、曾野心勃勃想当皇帝接班人的袁克定，曾公开坦承梁启超是一位罕见的领袖名流，并有“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的赞许。
许多年后，已成为文学家、名教授的梁实秋在回忆清华求学时代聆听梁启超某次演讲时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又说：“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这一历史因缘，梁启超曾自言“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皆日益深挚。”除了演讲，梁氏还不时来清华休假“小住”，著书立说，并对国学的前途有所关注。他在一次校方组织的教授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因有了这样的感情与私谊，梁启超常在清华兼课和讲演。1914年，即清华建校三周年之际，梁氏亲赴清华演讲，讲题名为《君子》，他用《周易》中两句关于“君子”中乾坤二卦的卦辞作发挥，以此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在阐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大道”后，梁启超明确提出：“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谁属?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梁氏江河狂泻，中流破柱般的演讲，在清华师生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对清华学校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午战败，站在剧烈变革的历史时刻，梁启超从书斋走向社会，先与康有为等人一起发起“公车上书”，继而在北京、上海领导强学会，著《变法通议》，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的主张，为变法营造舆论氛围。俟变法失败之后，他流亡日本，又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宣传改良主义思想，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民国成立后，政府的主理人似走马灯式地不断更迭，梁启超在政治图景中也是几番起落。虽也曾有过施展主张的平台，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因其理想、秉正的性格，很难真正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得意实施。人生的最后时刻，梁启超重归学术，走进清华园，安心治学。
对于这样一个经历和思想都异常丰富的历史人物，要研究他，要写一本客观、公允又相当扎实的传记，对作者的综合能力和研究水平都是一项极大的考验。而且同一历史人物在中国不同的政治语境下，评判和立传的角度也是差异巨大。而生前死后一直备受争议的梁启超，当然更是难逃此藩篱。从最初的批判，到其后选择地接受，再到如今的重新评价，国内学界对梁启超的认识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这个过程，也恰恰同步于中国社会的不断开放和公众自由、民主意识的不断觉醒。此中滋味，颇值玩味。
这本解玺璋所著的《梁启超传》，被冠以“八十三年来最客观、最详实的梁启超传记”，名头着实不小。在整体结构框架上，作者并没有采用编年体传记的写法，而是代之以《史记》列传的方式，通过梁启超与其身边不同人物的个人交往为线索，再现了梁启超的社会活动、学术思想、教育理念等等。乍看起来以点代面，立体呈现，但细细一读，便顿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感。
首先，梁启超恢弘的一生，显然不是通过与这11个人的个人交往就能代表得了的。与其中几位人物的交往，如康有为、孙中山、谭嗣同等等，都具备了独立成书的能力。再者，梁启超除了政治活动之外，其学术更是涉猎广泛，于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等各领域均有建树，任何一项拿出都可做独立研究。而书中所涉及上述的内容，仅像是揭开了一层表皮，离深入探究还有很大距离。
在本书的书皮上赫然印着：“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诚然，之于近代中国，梁启超当然是重要的人物，但构建近代中国历史的人物和事件纷繁复杂，非梁启超一人可以囊括――有时代代表性的人物和代表一个时代的人物还是两个概念。如按刘再复先生序言中写道的那样，说此书是“把一个人的传记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委实是言过其实的溢美之词。
通读全书后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梁启超显然充满了认可和热爱之情，完全是站在欣赏的角度完成自己的书写。但对于梁启超这样的巨擘，不坐在图书馆细细研读史料，不从已有的研究中提炼总结，仅仅凭借一腔热情，大段引用《饮冰室合集》中的文字，是很难写出一本能历经时间检验的梁启超传记的。
就个人的阅读史而言，建立结构是件重要的事情。和盖房相似，先有一个整体的规划，搭起一个架子，再按照功能性的划分，将所用之物填充进去。读书，尤其是读史书更是如此。如果这本书的定位是梁启超的社会关系研究，可能要比打上传记的名头更实在一些。作者的写作出发点是好的，但一旦进入商业运作层面，就势必得搞出些噱头来，不知这里面有多少是来自作者的本意。
其实，摘掉“八十三年来最客观、最详实的梁启超传记”的帽子，这本书对于热爱和有志于了解梁启超的人来说，还算是一本相当不错的普及知识型读物。至少，它可以帮你建立一个大的框架。至于你感兴趣其中的哪个部分，还有待于自己的钻研与探寻。
1911年（农历辛亥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阴云低垂，瑟瑟寒风中，一艘日本籍客轮“笠户丸”号驶入马关码头。一位神情肃穆的中年男子站在甲板上，目光从飞溅的浪花慢慢移向远方。他，就是中国著名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
此刻梁启超思绪翻飞，沉重的回忆一一浮现眼前：1895年，正是在这里，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澎湖列岛和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他在京与康有为等众多举人发动“公车上书”，涕泣请命，反对割让国土……而如今他此行的目的地，正是宝岛台湾。触景生情，梁启超不禁悲从中来，留下一首凄婉之作：“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惟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
（二）
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继续鼓吹救亡图存。他看到日本的报刊杂志上，再三夸耀日本殖民政府治理台湾的功绩，令他心中愀然：“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人之所得，乃如是也！”但同时又让他疑惑的是，他所结交的一些台湾遗老们给出的答案又截然不同，这使梁启超产生了一定要到台湾去实地考察的迫切念头，他还幻想着将在台湾的考察结果，借鉴用于中国的改良。1905年后，梁启超屡屡申请赴台，但屡屡遭日本人拒绝，最终促成梁启超台湾之行的，是一位名叫林献堂的台湾爱国志士。
林献堂名大椿，号灌园，出身台中雾峰望族，被称作是台湾“迷惘时代的掌灯人”，倡导台湾民族民主运动，一生不说日语，不穿木屐，坚持汉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1907年春，林献堂第一次到东京旅行，特意前往横滨《新民丛报》社拜访梁启超，因梁启超外出未能谋面；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在奈良的一家旅馆和梁启超巧遇。梁启超操一口浓重广东口音官话，林献堂说闽南语，两人虽然语言不通，但以笔交心相见恨晚。
梁启超一落笔就写道：“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同时梁启超也非常准确地预见到：30年内，中国绝无能力可以救援你们。对于台湾人民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方式，梁启超认为应采取“爱尔兰”式温和主义斗争策略，以保存民族运动火种，暂时不轻举妄动，不做无谓的牺牲……对梁启超的教诲，林献堂觉得“妙不可言，铭心醒脑”，立即邀请梁启超前往台湾，向台湾人民宣传进步思想。
（三）
梁启超偕长女梁令娴、好友汤觉顿登上“笠户丸”号轮船，终于开始台湾之行。“蓄志五年，今始克践”，梁启超不觉有些兴奋，但忽然想到昔日祖国山河已成异邦领地，顿时又无限伤感，赋诗一首：“番番鱼鸟似相亲，满眼云山绿向人。前路欲寻泷吏问，惜非吾土忽伤神！”农历二月二十八日，轮船向基隆港靠拢，林献堂发来电报，表示台湾人民对祖国维新名士的热烈欢迎。梁启超抑郁的心情得到一些缓解，作诗回应：“迢递西南有好风，故人相望意何穷。不劳青鸟传消息，早有灵犀一点通。”这一天，也正好是其爱女梁令娴18岁生日。
让梁启超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当他们正欲上岸时，日本警察百般阻挠，气势汹汹地对他们严加盘问，幸亏梁启超出发前在东京通过关系领取了一封介绍信，才没有被遣返。中国人到自己的土地上还这样倍受屈辱，梁启超满腔悲愤，好在众多怀有“故国之思”的台湾士绅文人对他的热情接待，又让他深深感受到同胞之情的温暖。
农历三月三日，台湾同胞出于对祖国亲人的热爱和对梁启超的敬重，特意在台北荟芳楼举行接风宴会，参加者多达百余人，日本殖民当局如临大敌，派了很多侦探、特务监视。梁启超在1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不能直抒胸臆，只得在会后以诗词来表达他的悲怆情怀，其中有一首诗曰：“劫灰经眼尘尘改，华发侵颠日日新。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余生饮泪尝杯酒，对面长歌哭古人。留取他年搜野史，高楼风雨经残春。”真是字字泪声声血，闻者无不戚然动容。
（四）
梁启超在林献堂、林幼春等陪同下，先后考察了台中、台南等地的政治、经济情况，他不仅亲自领教了殖民者对中国人的敌视，更亲眼目睹了殖民统治下台湾同胞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非人生活。例如殖民当局按照日本人理念改造台北市，大批台湾民众房屋被强拆，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当年台湾首任巡抚刘壮肃所筑“台北故城”也被毁，只留下4个城门；日本资本家在各地兴建新式糖厂，总督府动用警察力量强征农民的土地种甘蔗，收购价远低于市场价，致使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无以为生；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还大搞经济垄断，把食盐、烟、酒、火柴、煤油等生活必需品划归政府专卖，所有来自大陆的货物因高额关税被排除在外，所有来自日本的货物价格远高于本土价格，致使台湾物价高昂为世所罕见……
梁启超终于明白：台湾现状完全不是日本人所美化的那样！他沉痛哀叹道：“吾兹行乃大失望”，“吾旬日来，刿心怵目，无泪可挥……”
这一切不禁让梁启超对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非常追慕，欲专程去台南瞻仰其遗踪，但因故未能成行，只好在诗中表达景仰和悲壮之情：“台南南郭路，胜迹郑王祠。萧萧海天晚，沉沉故国悲。”“三百年前事，重重入眼明。天开一柱观，日照受降城。胡虏到今日，儿童识大名。”
在台期间，梁启超也深刻感受到了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拳拳眷恋之情，很多人把梁启超看作是祖国的象征，与梁启超接触，等于与祖国接触一样，“感觉到无上荣光”。梁启超和台湾各地的诗社成员诗文酬答，以诗言志，他还改编了一组台湾民歌，形成10首《台湾竹枝词》，借一对恩爱夫妻难舍难分的情景以及女子与郎君分离后的苦痛，表达了台湾民众盼望与祖国大陆团圆的真挚感情，其中有这样几句：“郎自薄情出手易，柴枝离树何时还？”，“今生够受相思苦，乞取他生无折磨。”他还在另一首诗《相思树》中，以台湾山水与江南草木连成一片为意象，隐喻两岸同胞密不可分的亲情：“终日思君君不知，长门买赋更无期。山山绿遍相思树，正是江南草长时。”
农历三月十三日，梁启超满腹惆怅离开台湾，“归舟所载者哀愤也。舟中西望故国，直不寒而栗耳”，想起国土沦丧，整个中国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不禁对当时的满清政府深深失望，对台湾和大陆的未来充满忧虑：“千古伤心地，畏人成薄游。山河老旧影，花鸟入深愁。入境今何世，吾生淹此留。无家更安往，随意弄扁舟。”“凭舷切莫首重回，费泪山河和梦还。凋年风雨挟愁来，不成抛却又徘徊。”
（五）
梁启超考察台湾，亲眼目睹了日本殖民统治的真相，以诗歌、座谈、演讲等形式，宣传了爱国思想，增强了台湾同胞的民族民主意识。梁启超不但被视为祖国的象征、中国文化的代表者，更被当作可以一诉衷曲的亲人，极大地增强了台湾同胞对祖国的思慕和热爱。
关键词：粱启超；“排荀运动”；文本研究；思想阐释
梁启超曾经多次道及他与夏曾佑、谭嗣同在清末发动过“排荀运动”，已为学界作过认真的研究。然而，梁氏对荀子的认识并未一直停留在此一阶段，他说“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噌深受康有为影响、流质易变的梁启超对荀子开始具有自己独立的认识与研究，本文即试对此作一简单的分析。
一、早年的“排荀运动”
梁启超晚年回忆其早年与夏曾佑、谭嗣同论学辩难，有过一场元气淋漓的“排荀运动”：“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其后启超亡命日本，曾佑赠以诗中有旬日：“……冥冥兰陵(荀卿)门，万鬼头如蚁。质多(魔鬼)举只手，阳乌为之死。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此可想见当时彼辈‘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
1924年夏曾佑亡故，梁氏作文悼念，再次论述了当年的论学情形与排荀运动：“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兰陵’指的是荀卿；“质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译名——或者即基督教经典里的头的撒旦。阳乌即太阳——日中有乌是相传的神话。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禽贼禽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荀子。到底打倒没有呢?且不管。…‘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这是我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读起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谭嗣同思想独到，不幸为变法维新事业流血牺牲，有如思想星空中的一颗流星，一闪即逝。谭嗣同认为孔子创教之时，“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可惜后学不传，荀子“乘间冒孔子之名，以败孔之道”，“尽亡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故而“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梁启超与二三友朋间论学论政，排诋荀学，自然称不上一种所谓“运动”，其夸大其辞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此时梁启超对乃师某些论断心底里不以为然，但仍深受康氏思想的影响，服膺南海先生关于孔子及孔门后学流衍之说。康有为打出孔子的旗帜，发掘《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盛倡三世三统之说，演大同之义，“以经术作政论”目，为他的布衣改制寻找历史的根据。康有为为了张扬孔教大旗，复原他所谓的孔子原始思想，对其所谓“俗学”极力排斥，第一阶段排斥宋学，第二阶段排斥歆学(刘歆之学)，第三阶段则极力“排斥荀学(荀卿之学)”，“以其仅传孔子小康之统，不传孔子大同之统也”；认为孔门后学中，孟子传大同之义，得其神明；荀子传小康之义，“盖得孔子之粗末者也”。梁启超在前后几年时间里，持此论点不变，基本上都是对乃师学说的阐扬。1896年，粱氏在谈到经学的学习时，即提出治经“当知秦汉以后，皆行荀卿之学，为孔教之蘖派”。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不富不强，国运衰微，是因为学术上“误六经之精义，失孔教之本旨”，孔子之教，有特别之教、普通之教，“普通之教，曰《诗》、《书》、《礼》、《乐》，凡门弟子皆学之焉，《论语》谓之为雅言，雅者通常之称也。特别之教，曰《易》、《春秋》，非高才不能受焉，得《春秋》之传者为孟子，得《易》之传者为庄子。普通之教，谓之小康；特别之教，谓之大同。”荀卿曾讲，学始于诵《诗》，终于读《礼》，可见，荀卿所承受的是普通之教、小康之说。《春秋》为孔子经世大法，非口授不能明，此即《公羊传》，自东汉以后，该书若存若亡，《春秋》无人能解，“孔子之真面目，遂不复可见”。“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旬子”，“二千年来，只能谓为荀学世界，不能谓之为孔学世界也”。荀子学说，提纲挈领，特点有四：尊君权、排异说、谨礼仪、重考据。戊戌前后，梁启超极力主张恢复孔教精义，“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1902年，梁氏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仍然坚持此说：“孔子之学，本有微言、大义两派。微言亦谓之大同，大义亦谓之小康。……大义之学，荀卿传之；微言之学，孟子传之。…”孟子既殁，公孙丑、万章之徒，不克负荷，其道无传。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弟子韩非、李斯等，大显于秦，秦人之政，壹宗非、斯。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汉以后，名虽为昌明孔学，实则所传者，仅荀学一支派而已。此真孔学之大不幸也。”此段时间之内，梁启超极力推崇孔、孟，贬黜荀子。
二、文本研究
1902年，梁启超与康有为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日益公开化，他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不同意乃师“孔子为改制之教主”的主张。1903年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梁启超对荀子学说少有评论，直至晚年讲学与著述中，才对荀子作过一些较为平实的纯学术性研究。
梁启超遍引有关荀子的文献资料，比堪考证，推定、假定出一个简单的荀子年表。首先，他根据史书有确切记载而史事不相抵牾的一件事为坐标上下推演，即《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楚考烈王八年(前255)，春申君任荀子为兰陵令；据此推定前293年荀子15岁游学于齐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及刘向《叙录》作“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梁氏认为此“或传写之讹耳”；应劭《风俗通·穷通》篇作“年十五”，“似较近真”。梁启超推定前285年荀子说齐相，不见用，遂至楚国；第二年，再次游历齐国，至公元前268年前后十余年间，三为祭酒。《儒效篇》记载与秦昭王问答，《强国篇》记载与应侯问答，皆在前267年秦以范雎为相之后。荀子55岁时，被春申君任为兰陵令；前236年春申君被杀，荀子去职，废居兰陵。李斯于前246年辞别老师入秦，前213年相秦，荀子是否尚在人间，不得而知；假定荀子尚存，则已是95岁高龄了。删
《荀子》一书，西汉刘向称为荀子手著。梁氏以为，全书大部分可以推定为荀子著作，但《儒效》、《议兵》、《强国》诸篇皆称“孙卿子”，为及门弟子对荀卿即孙卿的尊称，可视为弟子记录。《尧问篇》末段纯粹是对荀子的批评，显然是他人所作。《大略》以下六篇，唐代杨惊认为属于荀子弟子对荀子言行的记录，此说得到梁氏认同。总之，《荀子》全书非悉数出自荀卿之手是可以肯定的。
《荀子》最初由刘向将中秘所藏荀子书三百二十二篇芟去重复之篇，编为三十二篇，为避宣帝讳，名《孙卿新书》。杨惊作注，省称《荀子》，遂延用至今。今本二十卷为杨口重新编次，与刘向篇弟有所不同。梁启超综合前人的考证工作，加以合乎人情的推想，将《仲尼篇》第七之下，重新编次，认为《成相》、《赋》两篇纯属韵文文学，当另为《孙卿赋》而不入《荀子》，恢复刘向校录之旧貌。
梁启超还考证了《荀子》三十二篇的真伪问题。大小戴《礼记》篇名、文字上有很多与《荀子》相同的地方，梁氏以为是《礼记》采录《荀子》，因为该书本属汉儒搜集整理而成。可以想见，《荀子》也难免其他著作搀人的现象。汉儒各自传写，竟有三百余篇，刘向删其重复，将诸本冶为一炉，但其所持标准无从得知。杨惊将《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六篇置于书末，“似有特识”。因为《宥坐》以下五篇，文义肤浅，《大略》亦是片段，梁氏认定此六篇为汉儒杂录，非《荀子》之旧。
关于荀子著书立说的动机，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认为：“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口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梁启超对此说深表赞同。当时儒家末流，即荀子所谓“子游氏之贱儒”专门靠孔子混饭吃；出于子夏一派的庄周末流又滑稽乱俗，混淆视听；孟子道性善，说仁义，有点矜才使气，于是，荀子起而革新。总之，“荀子的学说，可以说是战国末年，对于儒家的一大修正”，相对孔子原始儒学，荀学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发展，“自有其门庭堂奥，不特与孟子异撰，且其学有并非孔子所能统者”。
在梁启超早年极力贬斥荀子的时候，连荀子《非十二子》也被他否定。他认为，荀子的论述“最为杂乱”；荀子对诸子之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梁启超认为该篇以排斥异说为能事，充满了狭隘的门户之见，李斯相秦，焚书坑儒，就是因为受到荀卿极端狭隘主义教育的影响，“虽谓李斯坑儒之祸，发于荀卿，亦非过言也。”故而，荀卿《非十二子》篇中对各家学说的评判，“殆不足采”。晚年在各校讲授中国学术史时，梁氏认为，“荀子好批评，虽其批评不能称为尽当，然有极尊严又极严厉的态度”，《非十二子》、《解蔽》、《天论》诸篇是梁启超考论先秦学术的重要资料。他对这三篇评骘诸子的文字逐一进行了校勘、训释，对荀子的见解或批评，或阐发，或曲为解脱。如荀子直斥“子张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梁启超解释道：“荀子所斥，殆指战国末年依附三家门墙之俗儒，非迳诋三贤也。”
三、对荀子思想的阐释
梁启超对青年学子应该如何阅读、研究《荀子》一书，也指示了门径，他逐一讲解了各篇要旨，并举出重要偏什，要求弟子们精读，以了解荀子学术思想的梗概及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阅读、研究荀子，其目的有二，“第一，为修养应用；第二，为学术的研究”、。
对荀子思想的研究，梁启超着重分析了儒家“道术”的几个重要概念。性恶论是荀子思想的最大特色，其主旨不外“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篇》)如果顺着人的本性，只有争夺、残贼与，应当用师法礼仪去矫正他。梁启超认为荀子极端的性恶论不能算作真理，是拿来作教育的手段。“这种主张，在教育上有极大的价值。但是离开教育，专门讲性，不见得全是真理。”
荀子很注重心学，也曾大讲“治气养心之术”，但与“心学鼻祖”孟子所走的道路有所不同。梁启超认为，荀子主性恶，“化性起伪”，所讲心学也完全是变化气质、校正各人弱点的那一套功夫，与孟子存养、扩充的功夫并不相同；荀子的心学主张，“比孟子毛病少点”。孟子把心与耳目之官分为二，荀子则把它们连合起来，荀子把目、耳、口、鼻、形体五官加上心为六官，不曾把心提在外面；当然，荀子所谓的心与其他五官仍有不同，“心有征知”(《正名篇》)。《解蔽篇》中，荀子对如何在养心上用功夫讲得十分透彻：“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荀子因为注重外在的修养陶冶，所以十分重视知识的作用，但要获得健全的知识，又必须养心治心，非下刻苦功夫不可。不虚，不壹，不静，便不能求得知识。孟子注重内在的修养，求其放心，操之则存，只须一点便醒。梁氏认为，这就是孟、荀两位儒学大师心学的不同之处。
梁启超对荀子政治思想的阐发始于1901年写作的《霍布士学案》，后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梁启超将自孔子以来的儒家政治思想概括为“人治主义”，认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极则是“仁”，仁者，爱人，以自己为中心，从最亲近的人发动自己的同情心，人人将其同类意识扩充到极量，可以完成所谓“仁”的世界。荀子政论的归宿也是“仁”，而其出发点则有所不同，《王制》、《富国》、《礼论》诸篇可视为“荀子政论全部之出发点”。早在1904年，粱氏即认为荀子为“社会学之巨擘”，此时，其进一步认为，荀子政论的根基是社会学思想，“荀子论社会起原，最为精审”。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贵于万物，是因为“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王制篇》)，有了合群的社会组织，人变得强而有力，因而可以制服自然万物。社会的成立在于有分际，先王制作礼义，明分使群，承认社会的不平等，要求人们在贫富贵贱的不同限度内获得相应的物质享用，于不平等中求秩序。梁启超评论道：“荀子从人性不能无欲说起，由欲有求，由求有争，因此不能不有度量分界以济其穷。剖析极为精审，而颇与唯物史观派之论调相近，盖彼生战国末受法家者流影响不少也。”梁启超认为，儒家礼治主义至荀子集其大成，但也渐滋流弊，与孔子所讲的原始意义上的“礼”，已迥异其趣。孔子之“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主要是从精神修养角度立论。而荀子所谓的“礼”，“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礼论篇》)，是专门从物质分配角度立论。孔子言礼专主“节”，荀子言礼专主“分”，因为人类身份、境遇、年龄、材质上各各不同，物质上的享用、地位上的高低自然有所差别。梁启超认为，荀子的“礼”，将权力之争夺变为权利之认定，与法家确定权利以立度量分界的精神相近，而与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精神相去甚远。虽然孔子也讲人有等差，注重“亲亲之杀”，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与周围人的关系根据血缘之亲疏远近而有浓淡强弱之别，传统专制社会中人在身份上的等级差别也在所难免，但孔子并不一味强调这种差别。荀子推波助澜，津津于人的贵贱礼数。孔、荀言礼，根本的不同之处即在此。荀子将孔子“活的礼”变为死的、机械的“礼”，流弊滋生，为后世诟病。荀子言礼，辅之以乐，二者都是陶养人格的重要工具。梁氏认为，“荀子言乐，精论最多，善推本于人情而通之于治道”鲫，符合孔子修乐以资教化的思想。
晚清文学革命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梁启超的贡献也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
一、散文的解放
甲午战争以后，新派学者竞相著述，一般地说，他们使用的都不是原来意义的古文。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等都以自己的实践，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古文的风貌。至少也使古文由无用变为有用，由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变为宣传维新，鼓动革命的工具，由束缚思想的枷锁变为传播新思想的利器，为文体改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就连以古文家自居的林纾，实际上也打破了桐城派的樊篱。但比较起来，坚持文体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当首推梁启超。他的学生吴其昌在《梁启超》一书中说：“当时一班青年文豪，各自推行着各自的文体改革运动．如寒风凛冽中，红梅、腊梅、苍松、翠竹、山茶、水仙，虽各有各的芬芳冷艳，但在我们今日立于客观地位平心论之；谭嗣同之文，学龚定庵，壮丽顽艳，而难通俗。夏曾佑之文，更杂以《庄子》及佛语，更难问世。章炳麟之文，学王充《论衡》，高古淹雅，亦难通俗。严复之文，学汉魏诸子，精深邃密，而无巨大气魄。林纾之文，宗绪柳州而恬逸条畅，但只适小品。陈三立、马其昶之文，祧祢桐城而格局不宏。章士钊之文，后起活泼，忽固执桐城，作茧自缚。至于雷鸣潮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一文如此耳!”这里对各家的评论未必尽是，但从整体上看，我以为这个比较是恰当的，符合实际的。
梁启超的散文所以能吸引当时的读者，首先是因为它有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内容。从《时务报》起，他就选取国人所密切关心的题材，为救亡图强、变法维新而锥心泣血，奔走呼号。一部《变法通议》，在今天看来简直平庸极了，三尺童子亦知其必难成功。但当时人却认为“于中国贫弱窳败之故，洞究原本，俾圜颅方趾之伦，昭然发其蒙蓓，微管之望，中外翘仰”。[1]报上所论，国人目为“新说”，因此“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分，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趣之，如饮狂泉”。[2]
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不仅“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而且以“救国”、“新民”为己任，以饱含情感之笔，写大有魔力之文。在他公开与革命派论战之前，他的散文到处洋溢着“爱国爱群爱真理”的信念和热情，讨论国人关注的时政问题，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知识。他把他的全部感情集中于笔端，或为祖国的危难而呼号，或为清廷的腐败而切齿，或为社会的黑暗而愤惋，或为民气之不振而痛心……在他的认识范围之内，他对旧事物的抨击不遗余力，对新思想的追求热烈执著。他反对那种悲观丧气和无所作为的论调，主张“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反对不负责任的旁观态度，宣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深信中国不仅不会亡国，而且将经由“过渡时代”，由“老大帝国”而变为“少年中国”。他号召人们为争取这个美好的前途而英勇奋斗。凡此种种，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和那个时代的时代潮流，有着一股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受到爱国人士，特别是有志青年的热烈欢迎，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02年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赞扬他的文章可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真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这里虽不乏同道之间的标榜之意，但也并非无中生有的阿谀之辞。后来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中说：“往者杭州蒋观云尝谓梁任公笔下大有魇力，而实有左右社会之能。故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党党以暗杀为地义。”这里虽有为攻击而夸大之嫌，但也并非捕风捉影的诬妄之语。直至30年代以后，郭沫若云：”20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3]郑振铎云：“许多的学者们、文艺家们，其影“同与势力往往是狭窄的，限于一部分的人，一方面的社会，或某一个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与势力，却是普遍的，无远小届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的——虽然有人未免要讳言之。”[4]缪凤林亦云：“其生平与著作关系最密……凡所著述，大抵气盛而文富，意诚而词达，加以‘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故一文之出，全国争诵，老师宿儒．犹深翘仰。清末士气之奋发，思想之解放，梁氏之宣传，实与有大力焉。虽其主张开明专制、拥护清帝，言立宪而不言民主’，言政治革命而不言种族革命，与国民党为政敌，其言论之攻击国民党者，无所不用其极；然《时务》、《清议》、《新民》诸报之出世，皆在《苏报》、《民报》之先，梁氏固不愧为新思想界之陈涉。即后此民族民权之说风靡全国，亦以梁氏温和之理论与夫暴露满廷之失政及维新之绝望，为间接之动力。至与梁氏政见相反之人，其初实多赖梁氏文章而启发志气，更不待论。”[5]以上诸论，非臆想之说，泛泛之言，论者皆亲历其境，我们当作文献及证词读之可也。试一翻检中国历代文学史，在梁启超之前，可曾有过某个作家的文章包含如此广博的内容、新颖的思想，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
梁启超的散文所以能吸引当时的读者，还在于他创立了“新文体”这种雅俗共赏的、能够适应内容需要的新形式。就文学本身的变革和发展来说，这一点有着更为突出的意义。由于梁氏薪文体的推广和普及，影响和改变了整整一代文风。陈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说：“那时海外的华侨、留学生，国内学堂里的教师、学生，尤其是报馆里的记者，都好读他的文章，好作他这派文章。他们用这种文章向当道上书，向报馆投稿，来谈洋务，谈政治。”李剑农在《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说：“到辛丑年科举程式改变，废弃八股，改用策论后，一班应考的秀才童生们，骤然失了向来的揣摩工具，《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变成了他们的‘小题文府’、‘三山合稿’了；政府尽管禁止，国内却是畅销无滞；千千万万的士君子，从前骂康梁为离经叛道的，至此却不知不觉都受梁的笔锋驱策，作他的学舌鹦鹉了。”郑振铎更说：梁启超的散文，“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能以他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作风，打倒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文体改革的先导。”吴其昌亦说：“就文体改革的功绩论，经梁氏等十六年来的洗涤与扫荡，新文体(或名报章体)的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而收到神州文字革命成功之果了。”
二、诗歌的革新
近代诗歌的革新肇始于龚自珍，张大于黄遵宪，定鼎于梁启超。早在1868年黄遵宪就喊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口号。他要求打破旧传统的桎梏，反对摹拟古人，主张要写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而又“不失乎为我之诗”的作品。这已经带有资产阶级文学改革的意味了。但那时候，黄遵宪还是孤军奋战，未能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新派诗运动。
“诗界革命”作为一个运动，策源于北京菜市口附近相邻的三条小胡同——1895年秋冬间，夏曾佑住在贾家胡同，梁启超住粉房琉璃街新会馆，谭嗣同来京住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衡宇望尺咫，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在一起谈新学，作新诗。不过起初的所谓新诗，只是“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直至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对这一段活动进行了总结，提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的新主张，诗界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他在《清议报》上开辟《诗文辞随录》，发表新派诗，后来又在《新民丛报》上连载《饮冰室诗话》，标榜新派诗人，把诗界革命推向新的高潮。特别是《饮冰室诗话》，宣扬“诗歌首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提倡用诗歌“改造国民之品质”，主张革命首先当革其精神。引进《诗话》的作品，或者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或者反映时事、攻击时弊，或者表彰爱国御悔的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为国牺牲的壮志，或者表现崇高的人格、雄伟的气魄，或者表述进化论的哲学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科技的进步带来的生活中的新事物。这些都是旧文学中没有或罕见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武库中的东西。在总的倾向上表现了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精神风库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这些现实主义的作品，加上梁启超的推荐评许，形成了——至少是推进了——包括南社在内的“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的诗歌新潮流。在形式革新方面，梁启超提倡“新语句”，甚至以“日本译西书之语句”人诗，提倡通俗化，“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人诗”，提倡史诗式的磅礴气势和宏伟规模，主张“诗不一体”，“惟作者所欲，极自由之乐”，提倡诗歌和音乐相结合等等，对近代诗风的转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格律诗向自由诗的过渡作了精神上的准备。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所说：这个诗界革命，“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给予很大的影响”。
梁启超本人不以诗名，诗词作品也不算多，但他早期的诗自有一种踔厉风发、清新郁勃之气，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有强烈的时代感，在近代诗坛上亦可自成一家，诗如《去国行》、《雷庵行》、《读陆放翁集》、《壮别二十六首》、《纪事二十四首》、《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刘荆州》、《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留别澳洲诸同志六首)、《自励》、《志未酬》、《举国皆我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拆屋行》、《赠台湾逸民林献堂兼简其从子幼春》等；词如《水调歌头》(拍碎双玉斗)、《贺新郎》(昨夜东风里)，《十五小豪杰题词》等，放到祖国诗词之林里，亦不失为佳品。特别是这些作品中表现的火山喷发似的激情，曾给当时的有志青年以很大的激励，致使他们在多少年之后还记忆犹新。例如他的《自励》二首，作于1901年，直到1919年左右周恩来同志留学日本期间还把其中的一首(“献身甘作万矢的”)抄赠给同学王朴山先生。[6]周恩来同志的“大江歌罢掉头东”诗，在命意和遣词上也颇受梁启超《去国行》等诗的影响。又如李墨卿(翰章)的《墨园随笔》中有两段话亦能说明问题。《乙卯归国日记》：“晚十钟抵市门，是晚停泊此处，予只身于舱上散步，夜中明月皎洁，风平浪静，因忆梁任公先生渡太平洋歌，再三朗诵，气为之壮。” 《墨园随笔序》(署民国二十一年)：“最后借几句成语说明我的主张与国政前途之感想：(1)主张：十年以后须思我，举国若狂欲语谁!……”这都足以证明梁启超的某些诗篇人人之深、生命之强。
他的诗词在风格和形式上也纵横恣肆，波澜起伏，雄健豪迈，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有时直接以散文句法入诗，说理同抒情相结合。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说他“才气横厉，不屑拘拘绳尺问”。郑振铎说：“他的诗也自具有一种矫俊不屈之姿，也具有一种奔放浩莽，波涛翻涌的气势，与他的散文有同调。”都可为的评。郭沫若更说：“他的许多很奔放的文字，很奔放的诗作，虽然未脱旧时的格调，然已不尽是旧时的文言。在他所受的时代的限制和社会的条件之下，他是充分发挥了他的个性，他的自由的。”[7]
三、小说的崛起和戏剧的改良
小说的崛起是近代文学发展到高潮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晚清文学革命的重要成就之一。中国的小说虽起源甚早，代有发展，且有许多古典名著，足为祖国文学争辉，但在文学观念上却少有人视其为文学正宗，在社会观念上则普遍视之为“闲书”，如果说谁嗜读小说，无异于说他玩物丧志。迨梁启超之小说界革命论出，人们看小说才另换了一副眼光。
梁启超从小说最善于反映社会人生，最能满足人类认识社会的需要的角度，肯定了小说的社会价值；又从小说有燻，浸、刺、提四种力，最能吸引人，感动人的角度，肯定了小说的文学价值，从而给小说以“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他还号召有志于改造社会的政治家以至魁儒硕学，都来关心以至从事小说的革新．和新小说的创作。这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鄙薄小说的传统观念，而且鼓舞了一大批作者自觉地去从事创作和译作，从而促成了晚清小说的空前繁荣和普及，正如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发刊词》中所说：“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小说创作的大量涌现和小说家队伍的飞速壮大，也改变了长期以来诗文宗主文坛的文学结构。今天，在卓立如林的文艺之邦里，小说已经蔚为超级大国，短中长篇小说，无论数量上、质量上、艺术上以及反映社会、抒写人生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大有领袖文坛的气象，在各种文艺形式中，比较起来，小说也最受读者欢迎。汉的文坛是赋的天下，唐的文坛是诗的天下，宋的文坛是词的天下，元的文坛是曲的天下，明清时代小说虽然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并未取得统治文坛的地位，晚清迄今的文坛才是小说的天下。这虽然是由时代的变迁和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所造成，但梁启超辈的首倡之功，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论，强调小说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提出了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主张。在当时，这是一种崭新的、带有革命性的观点，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并且促成了一批揭露社会积弊，宣传维新和革命思想的作品的产生。这一观点对当时激进的青年文学家亦有影响，例如鲁迅主张“欲救中国必须从文学开始”，不能不说多少带点梁启超的影子。
梁启超对小说的社会作用和艺术魅力进行正面的概括的论述，也改变了以序跋、评点、笔记等为主要体裁的传统小说理论形式，带有一定的开创性。稍后出现的《小说原理》、《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等一系列小说理论文章，或直接承袭梁氏之论点，或受梁氏启迪而有以引申。这类小说理论文章的涌现，体现了我国小说研究的新发展，标志着我国小说理论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即有一定学术体系的较系统的独立的研究阶段。它们既是我国古代小说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又是从古代小说理论到现代小说理论之间的一个过渡桥梁。
在小说创作方面，梁启超算不上有什么成就，但他的《新中国未来记》是我国的第一部政治小说，是他关于小说界革命理论的一个试验品。且不说该书前四回洋溢着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民主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反帝和排满情绪，即使从小说发展史本身来说，尽管在写作技巧上存在着概念化的倾向，但作者试图采用浪漫主义同现实主义(当时称为理想派和写实派)相结合的手法，反映现实生活，抒写美好理想，塑造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物类型，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稍后出现的《黄绣球》、《狮子吼》、《玫瑰花》、《东欧女豪杰》等，同《新中国未来记》属于同一种类型。这类小说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塑造了作者心目中理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管塑造得是否成功，都可以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一个标志，因此在小说发展史上不能不给以特殊的地位。
当时人还把戏剧视同于小说，因此，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论中也包含着对戏剧革命的呼唤。在《小说丛话》、《饮冰室诗话》等著作中，他又专门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肯定了戏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指出小说、戏曲的发展是祖国文学的一大进化，戏曲为文学中之“大国”，韵文中之“巨擘”，其代表作家足与世界文豪相颉颃；他还从戏曲本身的特点肯定了戏曲的文学价值，指出曲本体裁较为自由，能够根据作者的意图，“淋漓尽致”地描写环境、表达感情，“各尽其情”地塑造不同类型的人物，总而言之，较易于表现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他还分析了中国乐学退化的原因，呼吁对雅乐和俗剧进行改良，介绍了戏曲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提出了改良中国戏曲的设想；他用新观点评价古典戏曲名著(主要是《桃花扇》)，也有开辟风气的意义。
在戏剧创作方面，梁启超的贡献同在小说方面一样，主要在于开新，而不在于有成。特别是他的《新罗马传奇》的前六出，作者在其中满腔义愤、痛快淋漓地揭露了独裁者的罪恶、卖国者的丑行，满怀激情、笔酣墨饱地表现了革命者的崇高思想、壮烈情怀。作品中描述的几个正面人物，包括无名的烧炭党男女二首领在内，同黄克强、李去病、狄必攘、黄绣球、苏菲亚、晏德烈、陈千秋等一样，是我国创作文学中首批出现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或民间志士的形象，在文学史上应有划时代的意义。《新罗马传奇》还是我国戏剧史上第一部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为题材的传奇剧本，在本世纪初的传奇杂剧创作中起着转捩风气的关键作用。在旧剧没落的沉闷气氛中，它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为传奇杂剧创作输入了新血液；它的新颖的题材、新鲜的思想，奔腾的激情，不为音律所拘的词藻，也成为挣脱格律枷锁的有力榜样，为传奇杂剧创作开辟了新途径。他在1905年创作的广东戏本《班定远平西域》，不仅同样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在形式上有了更大的突破。该剧大量使用民间曲调，更通俗，更具地方色彩，并且在对白中夹杂外语，让剧中人着西装登场，甚至让大同学校师生手执标语彩旗登场，欢迎班定远凯旋归来，带点后世活报剧的性质。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手法运用得是否成功姑且不论，套用一句梁启超的话说，在那个思想闭塞的时代，非用这种鲁莽疏阔的手段不足以烈山泽以辟新局，其意义正在于此。这种手法的运用，同文明戏和早期话剧的兴起是步调一致的。阿英认为，这类班本“对于后来的戏曲改革运动，有很大的影响。”[8]所言极是。 四、翻译的勃兴
数晚清之翻译家，人必推严、林，此固不谬，但是不应忘记，于晚清翻译之勃兴有大贡献者尚有梁启超。
梁启超的贡献首先在理论鼓吹上。早在1896年，他作《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论及报刊体例，首推“广译五洲近事”，认为如此“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西学书目表序例》、《论译书》、《大同译书局叙例》、《读日本书目志书后》、《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西政丛书叙》、《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学日本文之益》等一系列文章，论证之透辟，规划之精详，当时诸家实无出其右者。梁启超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他一方面尖锐批评了自江南制造局起以迄当时译书的种种弊病，一方面提出“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三条主张，其中许多具体意见，汇各家之说，至今仍不失其学术理论价值。他反对“徇华文而失西义”和“徇西文而梗华读”这两种倾向，主张“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三者之中，又以通学为上，而通文乃其次也。”[9]这种见解，至今仍有实际意义。毫无疑问，梁启超的翻译理论对晚清翻译事业的勃兴和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梁启超还非常重视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例如他在《夏威夷游记》中表示，他“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在《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总批》中，他主张“取索士比亚、弥尔顿、摆伦诸杰构，以曲本体裁译之”，以为“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新天地”。在《饮冰室诗话》中，他讴歌荷马、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谓“其诗动亦数方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希望有志青年能为索士比亚、弥尔顿，以报国民之恩。这种自觉地主动地试图从外国文学汲取营养，以丰富和改造中国文学的主张的提出，在当时是需要一点革命精神的。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这一点更有意义。至于他的《译印政治小说序》、正如阿英先生所说：它“是阐明翻译小说重要性最初的理论文章”、“从‘有关世道人心’，到可以作为政治及社会改造的武器，这是对小说理解的长足的进步。因此，大家便注意于小说的翻译，而范围也依次渐广，形成极繁荣的局面。同样的，由于国人对翻译小说的注意，在写作上也受了很大影响。”[10]
梁启超自己也从事翻译。在晚清翻译极端繁荣的情况下，翻译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直译派，可以周氏兄弟为代表；有意译派，可以严、林为代表；有改译派，如苏曼殊之《惨世界》；有译述派，则当以梁启超为代表。梁启超也有以意译为主的作品，例如《佳人奇遇》、《十五小豪杰》等，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但他的主要贡献却在译述。梁启超主张将西方的学术思想作无限制的尽量输入，于是便更多地采取了较为便当、较易被读者理解的译述方法。他所做的多种泰西学案、《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岁兰夫人传》，以及《饮冰室自由书》的某些章节，其实大多是自日人的翻译中转述过来的。
就翻译本身来说，自然以直译和意译为正宗。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译述对传播新思想和推动翻译事业的发展起过更普遍的作用。梁启超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说：梁启超介绍西方的哲学、经济学等学说，“他的根据当然不是原著，而是日本人重述、节述或译文。然而因了他的文笔的流畅明达，国内大多数人之略略能够知道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诸人的学说一脔的，却不是由于严复几个翻译原作者，而是由于再三重译或重述的梁任公先生”。王哲甫在《新文学运动史》中也说：“至于个人方面介绍西洋学术文化，当推梁启超为最有功绩之人。梁氏自戊戌变法失败后，即逃避日本，蛰居饮冰室中，专心著作，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自然主义，培根的经验哲学，笛卡儿派的推理哲学，罗兰夫人的革命事迹，以及平等自由等等新思潮，均由梁氏由日本转介绍于中国。他的《饮冰室文集》，现在虽然不像以前为青年人所爱读，但在那时候却是最新颖的学术，而发生极大的影响。”
五、报刊的发展和新文学队伍的联络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家。他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农会报序》、《萃报叙》、《蒙学报演义报合叙》、《知新报叙例》、《清议报叙例》、《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等，集早期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之大成，开后起资产阶级报刊之新风，实为我国新闻学史之重要文献。
中国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是在外患日急，内政腐败，经济凋敝，思想闭塞的情况下登上政治舞台的，他们又无权无势，无拳无勇，所靠只有一个名存实亡的光绪皇帝，所以他们的事业只能从扩大宣传、争取群众人手。因此，维新派的领袖们无不重视报刊及学会，梁启超对此尤屡屡言之，所谓“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11]所谓“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12]所谓“发端经始，在开广风气，维新耳目，译书印报，实为权舆。”[13]至于他对报刊作用的强调，对报刊内容的规划，前已略及，兹不赘述。不过有一点还需要特别提一下，即他指出“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并且公开承认他主办的《时务报》以及《知新报》为“一党之报”，而，《清议报》则“在党报与国报之间”。[14]承认报刊的党派性，也就承认了报刊的阶级性(尽管他并未使用“阶级”这个词)，这证明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和事业的正义性的自信，比20年代以后的资产阶级报刊用“公正”、“客观”等字样掩盖其阶级实质，所胜多多。这个认识决定了报刊宣传的政治倾向，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报刊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重要工具，也充分证明了他们借报刊推行的文学革命的阶级性，说明这时的近代文学确已进入资产阶级文学的新阶段。
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之所以有力量、有影响，还程于他有丰富的办报实践作后盾。他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第一份机关报《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和第一份面向社会的正规报刊《时务报》的主笔。这是百日维新以前国内最有影响的报刊，戊戌政变后，他又第一个创办了《清议报》，以后又办《新民丛报》，开辟了海外宣传阵地。他还创办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份专刊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并在上面开辟了史无前例的《小说丛话》专栏。在同类报刊中，因为它们创办最早，规划最完善，持论最新颖，实际上起了样板的作用，继起者多以为轨范。例如他自己说：“《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时务报》后，澳门《知新报》继之。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惟恐不肖者然。”[15]又如黄遵宪说：《新民丛报》发行后，“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16]阿英说：《新小说》杂志出版后，“新的小说刊物，至此始具完整规模。以后，《月月小说》、《绣像小说》，及《小说林》，才相继而起。”[17]总之，梁启超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促进了中国报刊事业的发展。
当然，梁启超所办早期报刊于社会贡献最大者在其政治思想宣传。对此，建国后的某些评论过多地强调了它的消极方面，而对其在当时条件下所起的巨大作用相对地重视不够，比较起来，一些亲身感受到梁启超影响的人的评价倒还较为客观。本文前引郭沫若、缪凤林等关于梁启超影响于当时青年的话不必说了，素痴(张荫麟)论《新民丛报》等影响于辛亥革命，亦颇有说服力，兹录如下：“自维新派与革命党为政敌。革命成而维新派被目为罪魁，而不知二者表相反里实相成也。‘国民革命’运动实行先于言论，党人最著名之机关报日《苏报》、日《民报》，然《苏报》始于癸卯，旋被封禁，上距《时务报》之创办已七年矣，《民报》始于乙巳，上距《清议报》创办已六年矣，视《新民丛报》之发刊亦后四年矣。《苏报》《民报》以前，党人盖未尝明目张胆以言论学说昭示国人，国人之于革命党，不过视为洪杨之继起者而已。自乙未至乙巳十年间，肩我国思想解放之任者，实惟康粱。虽其解放之程度不如党人，然革命学说之所以能不旋踵而风靡全国者，实因维新派先解去第一重束缚，故解第二重束缚自易易也。且梁任公自逃亡日本后，在《清议报》及《新民丛报》中掊诋满洲执政者不留丝毫余地，清室之失去国人信用，梁任公之笔墨实与有力焉。清室既失去国人信用，而朝廷上又无改革希望，故革命势力日增也，此梁任公无意中间接帮助革命之一端也。”[18]
报刊的发展对近代文学的影响亦至巨。除了思想解放带来的全面影响以及借报刊发表新的文艺理论和新的文学作品以外，还借报刊联络和培养了新的文学创作队伍。据笔者的粗略统计，《饮冰室诗话》中涉及的有作品的诗人约90名，《清议报诗界潮音集》上的署名作者近140名(据《清议报全编》第四集统计其间肯定有一人多名者)，这样众多的作者在不长的时间内出现在一报一栏上，足以证明当时的新文学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广大的创作队伍。这些作者中不仅有老师宿儒、社会名流，而且有初生之犊，后起之秀。这些人的政治观点和艺术风格并不一致，但在“新意境”、“新语句”这方面却是大体相同的，梁启超通过报刊形式把他们联络在一起，对推进晚清文学革命运动，显然有着极大的意义。
总之，梁启超于近代报刊的发展有大贡献，近代报刊的发展又于近代文学的发展有大关系。郑振铎云：梁启超“在文艺上，鼓荡了一支像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个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一种风气，引导了一大群的人同走。他在学问上，也有了很大的劳绩；他的劳绩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却是因为他的将学问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闻界上也创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还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可以说，梁启超的这些劳绩，大多是通过报刊实现的。
注释：
[1]孙贻让与梁氏书。转引自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学衡》第67期。
[2]《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
[3]《我的童年》。
[4]《梁任公先生》。本书引郑氏言均见此文，以下不另注。
[5]《悼梁卓如先生》，《学衡》第67期。
[6]事见1979年3月7日《光明日报》第3版。
[7]《文学革命之回顾》，见《文艺论集续集》，第83页。
[8]《晚清文学期刊述略》。
[9]《变法通议论译书》。
[10]《晚清小说史》第十四章。
[11]《与汪穰卿足下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0页。
[12]《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13]《农会报序》。
[14]《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
[15]同上。
[16]《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06页。
[17]《晚清文学期刊述略》。
在现代家庭的教育中，我们虽不能像古训“养不教，父之过”说的那样，把家庭教育的失误，统统归咎于父亲，但与母亲相比，父亲育儿意识的渐趋淡薄，却是一个足以引起人们警惕的事实。
很多父亲说，自己虽然也知道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很重要，但是因工作繁忙，实在无法履行父亲的教育职责。其实，这都是托词，中国的父亲真的应该好好地向梁启超学习。
一门三院士，这在中国科学史上绝无仅有，即便是放眼世界，也是屈指可数。三院士是谁？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他们的父亲就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家满门俊秀，自然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在对子女的教育上，梁启超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传。
梁启超九个子女的成才，与家庭环境有莫大关系，父亲的耳提面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的感恩心、同情心及礼数。对于帮助过自己家庭的二叔，他叮嘱孩子们逢年过节必须去信道谢、拜年；外祖父去世，不但叮嘱孩子们来信安慰妈妈，还要给舅舅们去信表达抚慰之意。
梁家的儿女们忠孝传家。对于治学，梁启超看重的不是成功与否，而是治学的态度。在写给思成、思永的信中，他教训道：“汝等能升级固善，不能亦不必愤懑，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殆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思成在外求学期间，对所学专业产生疑惑，来信询问，梁启超为其解惑：“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梁思成后来曾说：“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梁思礼也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梁启超重视子女教育，但绝非板着面孔说教。相反，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一个亲切有味的父亲、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诸如称谓上，对长女思顺，梁启超常亲切地称其为“娴儿”、“宝贝思顺”“顺儿”等；对小儿子思礼，往往以“老白鼻”相称，老白鼻者，老baby也；对思懿，则干脆取外号为“司马懿”；至于思宁，却又以行名，呼为“六六”。后来，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同在国外，梁启超写信时，又写作“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大孩子、小孩子们”。形式各异的称呼中，映衬出的是父亲的慈爱与亲切，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梁启超虽然希望子女个个成才，却又不希望看到孩子们因忙于学习而致使身体有损。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梁启超一再告诫最宝贝的女儿：“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多年后，对远在美国的思成，梁启超也多次提及请他注意身体。只有真正疼爱孩子的父亲，才会在孩子的健康与学习之间，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每一封信里，都透露着梁启超浓浓的父爱，其情之真、其爱之切，几十年后读来，仍能让人感动。
试问，中国的大多数父亲应该不会比梁启超先生更忙吧。所以，关键在于父亲是否真的重视孩子的发展，是否珍惜自己的父亲职责，并在每日的生活中付诸行动。
毋庸讳言,前贤与吾辈都曾过于自信地满足于唯物史观中的某些简单信条,将阶级暴力普泛化和绝对化,以非常粗暴的方式,对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简单化的处理,以为历史人物的言行不是进步就是落后,不是爱国就是卖国,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毫无协商的余地。近年来,虽然学界已越来越鄙弃这种简单的学术思维,也越来越不欣赏那种漫天飞舞的定性分析与功过评价,力求还史学的一份平实与宁静,不过,用“一分为二”似的思维定势来处理历史研究对象的做法,似乎并非中国学术界的专利。 近年来,从域外飞来的某些学术词汇中可知, 以非此即彼的对立词组作为主标题或理论模式来概述中国近代史的篇章亦非少见, “传统--现代”、“激进--保守” 等模式就是如此,对近人梁启超也不例外。不知这是否同欧美中心论的历史优越感与冷战时代所浸染的两极思维有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外来的“传统--现代”、“激进--保守” 等模式初看时不难给人以清新明快之感,但较之我国本土的“进步--落后”、“爱国--卖国”等模式,至少在方法论上如出一辙,都源于“一分为二”的两极思维定势,其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或以偏概全。
历史问题也罢,现实问题也罢,如果真能像战争对阵那般“一分为二”，便无复杂之烦恼可言。惟其不能简单地两分,历史研究才显得颇费周折。虽然铜板只有两面,现实与历史却总是一分为多,至少应当一分为三。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还有一片十分广阔的空间,至少还有“稳进”的力量与人物存乎其间,而且常比两头要大。即使可以胶执于历史的历时性特点,把它堆放在数学的坐标尺上,但当知这个坐标尺也无法与所谓“一分为二”的标准相吻合,因为在正数与负数之间,还有独立存在的“零”。“零”既非正数,亦非负数。
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饱经列强侵凌之苦与亡国灭种之虞, 许多仁人志士都知道穷则思变,有的还担心变得太慢,指望不断变革,一如危崖滚石,不到山底而不止。倘若把这种只争朝夕、恨铁不成钢的求变心态与相关言行称做“激进主义”,未尝不可;如果把反对此类言行的人统统囊入“保守主义”阵营,则不啻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最终导致扭曲历史。旅美学者余英时也承认：“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人而已。”他说：“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往往就变成了保守主义者”。[1]（P10）姑且不说“要求变革较少的人”究竟是“变成了保守主义者”,还是后世研究者被认成了“保守主义者”，至少梁启超不属于“要求变革较少的人”，不应划入“保守主义”的行列。即使可以把“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当做“保守主义者”，那么在“要求变革较少的人”与要求变革较多的人之间，还应存在一个要求变革不多不少或比较适中的群体,两分则仍不够用。
尤其对于近人梁启超来说,无论从其风雨兼程的纵向足迹来看,还是就其跌宕起伏的阶段性拼搏而言, 他既不像激进主义者,也不属于保守主义者。即便只对他作阶段性的概括,他却经常站在两条以上的战壕,冲着形形的激进者与迂阔守旧者,同时叫阵他是“激进--保守” 模式的盲区。后世研究者面对他时,最保险的做法只能是根据不同时空的不同情境、物镜与意境,具体分析,小心概述,他实在不是凭一两个词或一两句话便能概括清楚的。
首先,我国近代史上固然颇有类似于法国式的激进主义,而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实属阙如。从表面上来看,梁启超的许多思想主张同西欧保守主义鼻祖伯克(Edmund Bueke)的思想体系比较相似,其实不然。伯克所要保要守的恰恰是英伦三岛的自由主义传统,梁启超所要保要守的除了一国之生存外,所剩无多。至于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恰恰需要他和少数同道以微弱之声去呼号,去艰难地创造,而不是守成。正是心怀君宪救国的真诚抱负, 他曾与老师康有为、挚友谭嗣同等以书生意气谋划围颐和、捕太后的军事;变法败北后,他以政治犯的身份,始终手握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决不向独揽朝政的慈禧妥协。当袁世凯图谋帝制自为时,他又与弟子蔡锷联手升起滚滚狼烟,挑战强者,义无反顾。与其说这是中国式的“保守主义”,还不如说这是“激进主义”中的一种形态而更为恰当。
其次,梁启超虽在失败之后继续追随康有为,督率过保皇会同人,引领保皇运动,而清末的保皇之“保”,亦非欧美的保守主义之“保”。保皇会所采取的武装勤王形式与暗杀手段,亦属标准的“激进主义”,一点也不斯文。何况弟子还走得很远,经常激怒师长。他曾极力谋求同孙中山合作, “痛恨我党之乏才”,批评康有为不该骂孙等为“无赖” 、“叛逆” 。只因梁启超最终不愿走出与康有为决裂的一步,加之孙中山等人对于合作也不太热心,才使他的合作之愿付诸东流。他还真诚地期待过以“保皇”之旧瓶,盛民权之新酒, 设想举光绪帝为“总统” ,别具深意。至于梁氏在檀香山的 “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之一说, 《革命逸史》的作者冯自由断言梁在“行骗”,其实,若按梁启超当时谋求合作的诚意与梁氏所认定的勤王手段,尤其是举光绪帝为“总统”的政治理念, “实则革命”云云,就不是无稽之谈,只要稍微参照英国革命的历程,便可知其分晓。
第三,尽管梁启超有过同革命党人奋力笔战的记录,也不能证明他就属于“保守主义”。对于反对暴力的各类言行,还得细分。倘若适当超越孙中山与同盟会当时的认识水平,便不难发现,梁启超之所以“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并非基于回到纲常名教,也不是站在为清朝的腐朽统治辩解的立场来反对暴力革命,而是从务实的眼光出发,担心革命党人的力量不足以暴动反满,国民的素质也不足以首创共和,担心暴力革命只会导致内乱与列强干涉,是不得已才反对。事实上,他对清朝腐朽统治与西方列强的本质的认识,以及革命之后将出现的艰难局势的预计,都比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要全面和深刻得多。许多论著都夸大了梁启超在笔战中的失败。殊不知,以梁氏一人之力,要论证保留一个既属于腐朽朝廷的君权,又属于满人所把持的君权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说服那些血气方刚的留学青年,这本身就很不容易。倘若没有相应的学术实力、辩论水平与文字功夫,要想在人多势众的《民报》辩手的攻势中接过两三招,坚持三五月,都是十分困难的。数年前,梁氏的师长康有为经章太炎一驳,就在理论上栽下去,再也抬不起头来。康门弟子梁启超则不然。他的《新民丛报》之所以停刊,主要因为清朝的预备立宪已提上议事日程。在他看来: “吾党今后但以全力对付政府,不必复有后顾之忧。” 出处？惟其如此,从1906年12月开始, 梁启超就在着手筹建具有政党性质的君宪团体“政闻社”,还拟另办一报, 为充当全国预备立宪运动的精神领袖做准备。再说,论战本身并非坏事,正是通过论战,双方的思想认识都在各自的起点上有所提高,都在一定程度上修改或充实自己的论据,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只是彼此都碍于情面,不愿承认而已。孙中山等人就从梁启超的某些批评中得到启发, 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多了一份思想准备。 [2]（P297-303）论战还是别具一格的民权主义启蒙宣传。
第四,如果按有的学者所提出的,将某些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与思想文化活动截然分开,再套“保守主义”之瓮,那么, 梁氏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未必属于“保守主义”。在许多历史情境中, 我们所看到的梁启超既是一个淡视个人生死的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自信“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的学者,一个“献身甘作万矢的”的思想家。还在19世纪末,他除了宣传西方的科学,还声嘶力竭地口诛“民贼”,高唱“民权”,鼓吹“破坏主义”。尽管他对“民主”的赞同只是偶尔为之,但对“民权”的倡导与追求终生不懈,影响及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 至于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早在1902年初,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子论》一文中,就向国人斗胆宣告: “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 [3]（P59）与其说这是“文化保守主义”之滥觞,还不如说就是文化战士的先声。陈独秀等人之于孔孟学说的清算固然可以超出梁启超的火力与规模,却不可以完全抛开他的战斗精神与逻辑思路而另起炉灶,这也是梁启超的分量与魅力之所在,不应淹没不彰。
如果把晚年的梁启超归入“保守主义”阵营,其论据也是苍白的。众所周知, 1920年,梁启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归来,发表了为时人与后世所关注的《欧游心影录》。通览全书可知,梁启超的思想并未就此颓废。尽管他否定了科学万能论,指出:“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不过,他在“自注”中又郑重声明: “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对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 版本出处？他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最能开人眼界的当首推梁启超为北京协和医院给自己造成的重大手术事故而辩护之豪举。此事不仅生动地展示了梁启超维护科学的信誉是怎样当真, 也足以表明他的人格是何等与众不同。 正是基于手术事故, 在拖过3年之后,这位学术大师与文化巨匠就弃养西归了。环顾茫茫人海,翻遍浩浩史籍,像梁启超那样割掉一个好肾后，还能以生命的名义呵护科学的尊严,托起宽容的海洋者，举世曾有几何?
梁启超还说：“我们须知,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后效乃有可言. ” [3]（P23）此言依然提倡审时度势,稳健务实,并非就是保守。尤其是他已从以往的政治挫折中,得出同陈独秀、等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 “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二十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 ”, 明确主张“从国民全体上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 [3]（P23）
同样是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还意味深长地指出:“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 他坚决反对“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 “不许人批评”等霸道做法,认为 “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而且 “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 基于此,他还理直气壮地主张“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充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3]（P26-35）与其说这是保守主义者的借故酸谈,还不如说是思想解放先驱的真知灼见,是战士的风采。
至于梁启超的所谓“多变”,其实也是需要重新讨论的话题。辩证法没有理由忌讳历史人物的变,关键是看研究对象怎样变。简单地说,梁启超的“多变”,常常是不断独立思考的结果,是学者型的变,不乏睿智与前瞻性, 不可同瞄功利看风向的政客之变同日而语.在一个泛道德主义充斥的国度里,人们喜欢拿梁启超的“多变”来逼问他的道德与为人,乃至误解颇多,伤痕累累。我敢断言,终近代中国之世,像梁启超那样无论在位与在野都能保持书生本色,极具人格魅力者,实不多见 。1926年,清华大学大学部的学生社团 “国事研究会”做了题为“新中国柱石十人”的民意调查，结果将梁启超名列榜首，将蔡元培、王宠惠、、、冯玉祥、胡适等则依次列后,梁氏之于清华学生的影响与学生之于梁师的拥戴就可见一斑。
孟子曰：“知人论世”。我国史坛的人物研究颇多, “论世”亦复不少, “知人”却未必先行，这也许同“知人”不易有关，最终还影响“论世”。梁启超毕竟是以燃烧的激情、飞翔的思想、超群的才智与充沛的精力谱写人生衷曲的梁启超,如何尽可能走近智者的内心世界,也许才是“知人”之关键所在。如今国人对他谈论颇多, 定论与争议亦复不少, 知之却未必深得其三味, 还远非无话可说的时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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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