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梁启超遇到凡尔纳

1900年初，梁启超在从日本去往美国的路上，于太平洋上穿越国际日期变更线时（梁氏自语“在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二半球之中央”）写下《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流血我敬伋顿曲（今译库克船长），冲锋我爱麦寨郎”便是其中赞颂库克船长和麦哲伦探险精神的一句。在这首诗里，梁启超用文字环游世界，纵横古今，从四大文明讲到地理大发现。一年后，“伋顿曲”的名字又出现在他翻译的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的作品《十五小豪杰》中，从那时起梁启超便加入了将凡尔纳的作品译介至中国的行列。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创作科幻小说，1902年在《新小说》上发表了在中国科幻史上较早出现的一部作品《新中国未来记》。

凡尔纳作品进入中国

1900年出版的《八十日环游记》是凡尔纳的作品中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译者是陈寿彭、薛绍徽夫妇，署名“逸儒译，秀玉笔记”。陈寿彭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并且留洋归来，接受过新式教育。译者在序言中概述小说内容：“中括全球各海埠名目，而印度美利坚两铁路，尤精详。举凡山川风土，胜迹教门，莫不言之历历，且隐含天算及驾驶法程等。”《八十日环游记》即我们今天熟知的《八十日环游地球》，具有凡尔纳作品典型的地理探险风格。主人公利用现代交通工具克服万难，以很短的时间成功环游地球。各地的自然景观、人情风俗跃然纸上，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是不小的感官冲击。

凡尔纳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自此肇始，可以说直到今日他的作品也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科幻作品。在凡尔纳生活的年代（1828～1905），“科幻小说”的概念还未确立（这一概念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由科幻作家雨果·根斯巴克在西方世界提出并逐渐确立），他所创作的文类当时被称为“科学小说”。在中国，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中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时也提出了“哲理科学小说”的概念。“科学”元素的存在正是这一新鲜文类被引入中国的原因。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渴望和推崇，对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现代性的探索促成了这一引入。

在梁启超、罗普合译的《十五小豪杰》出版之后，《海底旅行》（即《海底两万里》）《月界旅行》（即《从地球到月球》）《地底旅行》（即《地心游记》）等凡尔纳著作陆续译出。其中《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是鲁迅所译。鲁迅推崇科学小说的知识传播功能，认为科学小说的译介对于中国知识界有重要作用。在《月界旅行》一书伊始的“辩言”中鲁迅陈述了他对科学小说的一系列观点，包括：“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早期科学小说发展轨迹和日本十分相似。凡尔纳的作品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也广受欢迎，日本的科学小说也是在这一时期繁荣起来的。第一本日译凡尔纳作品同样也是《八十日环游地球》，于1878年出版。之后凡尔纳的作品大规模引入日本，早期的中译本也大多由日文转译而来。

梁启超翻译凡尔纳作品

1901年，《春江花月夜报》上连载了由梁启超和罗普转译自日文的《十五小豪杰》。一年后，由梁启超所负责的《新民丛报》从创刊伊始（第2号起）也开始连载这部作品，带有故事之外的期冀。在《新民丛报》刊登的版本里，梁启超署名“少年中国之少年”翻译了前九回，罗普署名“批发生”翻译了后九回，其中梁启超翻译的前几回均有译者的后记。

《十五小豪杰》讲述了新西兰的一群学生放假之后去航海，结果遭遇风暴，历经困难又返回家乡，其间掺杂着地理知识和航海知识。梁启超以一首词《调寄摸鱼儿》作为开篇讲述故事梗概，也不忘在其中表达对探险精神和共和制度的欣羡，“英雄业，岂有天公能妒，殖民俨辟新土。赫然国旗辉南极，好个共和制度”，类似这样对西方少年探索未知的赞叹，对西方航海技术及社会制度的简介，贯穿译文与译者后记。

在第三回后记中，梁启超写道：“学生放假时，不做别的游戏，却起航海思想，此可见泰西少年活泼进取气概。”由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梁启超还延伸至对英式教育的讨论。他认为英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国民富于自由和服从两种特点，而这两点对于立体的国民是必需的：“最富于自由性质者，莫英人若，最富于服从性质者，亦莫英人若。盖其受教育之制裁者，有自来矣，立体之国民，此二性质，缺一不可。盎格鲁撒逊人种所以独步于世界，皆此之由也。”

由于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具有富含地理知识的特点，梁启超译文中的一些附注甚至像教科书一般详细。比如文中有一段介绍新西兰的地理位置和库克船长，译者写下附注，详解国人可能不知道的知识：“话说南太平洋地方，澳大利亚洲南边，有英国属地一座大海岛，名叫做纽西仑（今译新西兰），那海岛最大的一个都会，名叫做恶仑（今译奥克兰）。……这纽西仑乃是合南北两大岛及附近许多岛屿而成的，南岛北岛中间有一叶衣带水，叫做曲海峡（今译库克海峡）。就是那环游世界开辟新地有名的伋顿曲（今译库克船长）之名，做过纪念的意思。”

梁启超的科幻小说创作

由于梁启超所追求的“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自己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也充满改良意味，大家通常也将其当作政治小说来读。研究晚清小说的学者阿英认为它最精彩的部分只是政治的论辩，在《晚清小说史》中称其为“一部理想的立宪运动小说”。哈佛大学的王德威则称其是“侠义革命小说”。但是，梁启超将故事的发生背景安排在了未到来的1962年，预言“维新成功，诸友邦均遣使来庆贺”，确实具有科幻小说尤其是乌托邦小说的典型元素。虽然这部作品只写作了五回，并未完成，但也可以看作是科幻小说在晚清风靡之始。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科幻创作者们如同梁启超一般进行尝试，将其欲表达的社会理念投入笔下的幻想世界。

凡尔纳的作品具有冒险探索、周游世界（甚至是宇宙）的特点，最初对其作品的译介有着拓宽国人视野、使闭塞多年的国人对世界多一些了解的作用。梁启超也是借着译介凡尔纳等人的科学小说来传播新知识与新观念。当时的科学小说作为“新小说”中的一员，被晚清时期期待社会改良的知识分子寄予了多重希望。在“科幻小说”概念未完全形成之前，此种文类就被人们赋予了多重功能，不仅仅是传播知识的工具，更是新思想、新视野酝酿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