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翻译思想探析

摘要：与同时期著作等身的严复与林纾相比，梁启超的确稍逊一筹，但在翻译理论和方法的贡献上，可与之平分秋色。他提倡翻译西学，对翻译有独到见解。梁启超的翻译强国思想、翻译文体革命及翻译文学理论、翻译的语言价值以及其翻译方法与标准直到今天也有其特殊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翻译；强国；文体；文学；理论；语言价值

梁启超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为挽救民族危亡，主张仿效西法，变法维新，救国图强。作为一名维新思想家，其兴西学、译西籍、变法图存的主张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意义。而现代对于梁启超翻译思想的研究，或只论其一而忽略其他，或从其政治活动分析，将任公视为政治家、思想家和历史哲学家。本文拟从翻译理论的角度，结合任公翻译活动和翻译论著，就其翻译强国思想、翻译文体革命、翻译文学理论、翻译的语言价值以及其翻译方法与标准加以论述。

一、“译书为强国第一要义”一翻译强国思想

梁启超将兴西学与译西籍作为维新变法、救国之道。他在《变法通义》中专辟一章，把译书提高到“强国第一要义”的地位。他把“择当译之本”列于三义之首。可以说是抓住了译事之本。选择什么样的书来翻译，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翻译的动机和目的。梁启超把翻译当作强国之道，目的在于推行维新变法。他认为，以前的国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的大都是兵学著作，这无助于解决中国的强国大事。“中国官局旧译之书，兵学几居其半”。此择译不当，“当知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故当译之书：(一)“当以尽译西国章程之书，为第一要义。西国各种之章程，类皆经数百年、数百人、数百事之阅历，而讲求损益，以渐进于美备者也”；(二)当译学校之教科书。“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变法通议》)，“学校为立国之本，则宜取其学堂定课之书”；(三)当译政法之书。“国与国并立而有交际：人与人相处而有要约，政法之所由立也。夫政法者，立国之本也。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刑律等书，而广译之”；(四)当译西国史书。“史者，所以通知古今，国之鉴也。择要广译之以观西人变法之始，情状若何，亦所谓借他人之阅历而用之也。在他看来，要强国，当务之急要多译“西方法律、政治、历史、教育、农学、矿学、工艺、商务、学术名著和年鉴等书”。在他倡导之下，一批批外国社会科学著作先后被介绍到了中国，显而易见，梁启超的选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翻译选择。推行维新变法，改造救中国的明确目的是其“择其当译之本”的出发点。

梁启超深感学术势力左右世界，为求强国，他同时积极进行编纂和译介。1896年，他编纂《西学书目录》和《读西学书法》，系统介绍西学书籍，扩大西学影响；1897年，他又在上海设立打通译书局，旨在“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的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他利用其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系统介绍了大量西方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及其学说。黄遵宪在《致新民师函丈书》中对梁启超译介西方学说的爱国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本爱国之心，绞爱国之脑，滴爱国之泪，洒爱国之血，掉爱国之舌，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于中国，以为新民畅，以为中国光。”

二、“著书之业，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一翻译文体革命

梁启超对于翻译文体革命曾日：“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任公认为，译文应以广大读者读懂的文体为标准。甚至使“学童”亦“受其益”。他对严复的翻译文体一方面称赞其中外文水平和译文文字之美，一方面批评他的译文“刻意摹仿先秦文体”，“太务渊雅”：认为“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

梁启超创造了一种半文半白、通俗易懂的新文体，刘师培将其称作“日本文体”。梁启超在其《新中国未来记》里选择了拜伦的《哀希腊》(出于拜伦的长篇诗体小说《唐璜》第三章)的第一、三两节加以翻译。第一节选用了“沉醉东风”曲牌。也很理性地提出白话文难做的四大原因，但也预言：“我想白话诗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第二，要等到音乐大发达之后，做诗的人，都有相当的音乐智识和趣味。”这虽与新文学运动中的白话文学有区别，但是梁氏的独特身份及其社会影响力促使清末各类边缘的白话文运动――白话诗文小说、白话报刊等逐渐向中心靠拢，随着文体革命的深入发展，梁任公所倡导的“通俗语体”日益走近大众。他的翻译文体革命思想对白话诗文的分析总结直接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及之后的新文学秩序建构的理论和思想资源。

三、“两文明结婚”、“以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翻译文学(小说)理论

梁启超虽然大力提倡翻译社科著作，但维新救国梦并没有因此实现，转而对小说的作用抱有幻想，希望借助小说“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来达到改良社会与政治，实现社会革命的目的。

但梁氏影响力最大的文学主张当数“小说界革命”。1897年，年仅25岁的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蒙学报演义报合叙》等文中提出把小说作为学校教育的必修课，认为小说可作为“今日救中国第一要义”，之后还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进一步阐发了革新小说、小说与政治的关系。1898年，梁启超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1册)，大力提倡翻译西洋小说，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梁启超坚信中西文明必有结合之可能，甚至撰文疾呼：“……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而这种中西文明之结婚所产之宁馨儿，也就是在中西文明碰撞中因革新而生的各种“革命”思潮。“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

梁启超把小说界革命与改良政治和启发民智结合起来，把文学思潮、政治运动和社会进步结合起来，产生了巨大的合力，虽然他的目的并非指向小说，但是却意外地带动了小说的全面兴起。梁氏对小说的研究也确有可取之处，他指出了小说的两大艺术特色和“熏、浸、刺、提”之四力，而且他以理想派小说和写实派小说来概括由西方引进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试图达到中西文明结婚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之目标。

四、“我国语实质之扩大”一翻译的语言价值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很少就翻译的语言价值问题展开深入的思考和讨论，梁启超是对该问题有着深刻思考的学者之一。

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梁启超从词语的吸收与创造、语法、文化之变化等方面，讨论了佛典翻译文学对汉语的直接影响，并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梁启超认为：“初期译家，除固有名词对音的转译外，其抽象语多袭旧名。吾命之日”支谦流“之用字法。盖对于所谓术语者，未甚经意，此在启蒙草创时，故应然也。及所研治日益深入，则觉旧语与新义，断不能适相吻合，而袭用之必不免于笼统失真。于是共努力从事于新语之创造。”梁启超在此所论，涉及到语言转换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出发语中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名词，若目的语中不存在相应的词语，译家有可能采取两种处理方法：一是袭用旧名，二是创造新词。而袭用旧名，有可能笼统失真，旧语与新义不相吻合，起不到翻译之用，于是创造新语便成了译家努力之方向。就词语带来新观念而言，其价值不仅仅在于汉语词汇的丰富，汉语实质的扩大，更是思想观念的革新。梁任公的这一翻译观念对于今天我们一直争论的翻译地位的问题，应该是个很好的借鉴。

梁启超指出了翻译的特殊功用：“盖我国自汉以后，学者唯古是崇。不敢有所创作，虽值一新观念发生，亦必印嵌以古字，而此新观念遂淹没于囫囵变质之中，一切学术，俱带灰色，值此之由佛学既昌，新语杂陈；学者对于梵语，不肯囫囵放过；搜寻语源，力求真是。其势不得不出于大胆的创造，创造之途既开，则益为分析的进化。此国语内容所以日趋于扩大也。”

梁启超在此指出了一个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即以旧语译新观念，新观念必变质，而在对佛经的翻译中，面对大量的新观念、新事物，如固守旧语，翻译的可能性必大打折扣，且又违背了翻译的初衷，故不得不出于大胆的创造，创造新语译新观念，既扩大了语言的实质内容，又引进了新观念、新思路。

总之，现代中国面临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转型，这是历史转折的时代，也是需要巨人、产生巨人的时代。客观地讲，梁启超便是这个大时代产生的“百科全书”式巨人，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就其翻译思想而言，任公当年虽是出于维新需要而从事译介西书和评介翻译的活动，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片面性，但客观上也给后世的翻译研究留下一笔巨大的财富。虽然梁启超其人其事，人们研究确已多多，但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巨人也值得我们“一读再读”。重新“阅读”梁启超，不仅使我们对他有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对现代中国的认识更加深刻，因为他的命运与现代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他的探求精神，在现代仍有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