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是“光的业绩,业绩和苦难”

摘要：歌德一生有四十多年从事色彩研究并著有《色彩学》。他认为，光、颜色和眼睛三者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色彩是光刺激眼睛的产物。歌德对其《色彩学》评价很高，受到了物理学界的拒斥。本文论述了歌德从事色彩研究的动因、《色彩学》的产生过程、主要内容以及其中蕴含的歌德色彩观，指出生理颜色作为歌德色彩理论的核心，体现了歌德关于颜色生成原理的主导思想。

关键词：歌德；色彩研究；《色彩学》；色彩观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4—0017-09

歌德于1810年5月11日致信施泰因夫人：“我不后悔为它牺牲了我那么多时间。我因此达到了一种文化，这是我从任何别的方面都难以达到的。”他想告诉后者，他关于色彩现象的巨著《色彩学》（Zur Farbenlehre，1810）即将付梓，从而他在色彩领域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活动将暂告一段落。在《色彩学》出版之前，或许只有支持歌德从事自然研究的席勒最清楚，这项事业在歌德心中那“石头”般沉重的分量。1798年11月9日，当歌德的色彩研究的主要部分接近尾声时，一直关注歌德的自然研究的席勒致信说：“我真诚祝贺您的色彩研究获得了成功，如果您心里的这块石头落了地，这将是很大的收获。”不久，深知挚友从事色彩研究之甘苦的席勒再次（1798年11月30）写道：

您在色彩学上付出的长期劳动，以及您那严谨的治学态度，必将得到酬报，获得非同寻常的成功。您必须作出一个榜样——因为您有这个能力，告诉人们怎样去作物理学方面的研究，而这部著作的科研成果必将和它的治学方法一样对学术界富有教益。

然而，歌德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对歌德的色彩研究知之甚少，免不了要因歌德就自己为色彩研究付出的努力给予的至高评价感到吃惊，因为他竟然说：“我因此达到了一种文化。”后世不少人知道，歌德在色彩研究学领域的斗争最终输给了牛顿；然而却少有人清楚，歌德为他的《色彩学》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时间、心血和激情。故此人们不免感到诧异：既然歌德的《色彩学》明明是“谬误”，他何至于坚信，自己竟然通过研究色彩赢得了一种“文化”？我们读了歌德晚年与艾克曼的谈话，甚至会感到更加惊讶：歌德关于色彩问题的谈话比比皆是，他对自己《色彩学》的评价，几乎都是高度的肯定，无不洋溢着对自身作为色彩学家之成就的自信和自豪。例如，就在辞世前一年，歌德仍然坚信，他的“《色彩学》像世界一样古老，从长远看，它既不会被否认，也不会被束之高阁。”那么，《色彩学》究竟是一本什么书？要谈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了解，诗人歌德为何不辞劳苦地去研究色彩现象。

一、歌德为何研究色彩问题

《诗与真》告诉我们，少年歌德不仅注意到落日的余晖，而且对斑斓的彩虹印象深刻，对绘画更是难以割舍。青年时期，在写给画家奥泽尔的信中，他留下了关于光明、黑夜和晨昏的描绘。在莱比锡大学，讨厌法学的歌德怀着对科学的极大兴趣旁听物理学讲座，并深信不疑地接受了牛顿的物理学。后来，歌德读过一些光学方面的著作。在布洛肯山上，细心的他注意到了“有色阴影”，即“色影”（farbigeSchatten）现象。他在《色彩学》的“作者自白”里承认，直到1790年，他都“跟世人一样坚信，所有的色彩都包含在白光里；我从没听过别的观点，我也从没发现任何最细微的理由，让我怀疑它。”

对于歌德的色彩研究来说，他的意大利之行（1786—1788）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关键点。此前他从未料到，自己有朝一日会研究色彩问题，更没想到自己将会跟当时已经作古半个多世纪的牛顿斗争长达四十多年。其实，如果我们了解歌德研究自然的动因，就会发现，歌德反牛顿起初不是出于理论上的对立，而是出于一种实践上的需要。可以设想，若非在意大利遇到了绘画艺术中的色彩问题，歌德也许会一直信赖牛顿。他在意大利对古代造型艺术作品的研究，在罗马跟画家们的交往，尤其是热爱绘画的他在给自己的画作配色时积累的经验和遇到的难题，逐渐让他产生了一些挥之不去的困惑：油画的色彩效果是否跟色彩规律有关？油画中的构图，色彩分配和选择，对自然对象的明暗与色彩的模仿，是否也必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上可以解释的秩序？由于当时的画家们对这些规律并不了解，歌德在色彩问题上的求知欲在罗马未能得到真正的满足。于是勤于探索的歌德决定，自己去寻求问题的答案。他在《色彩学》的“作者自白”里道出了自己的信念：“因为我终于明白，人们首先必须从自然方面把色彩看作物理现象，如果人们想要为了艺术的目的获得某种关于色彩的认识。”

对于身在意大利的歌德来说，“从自然方面”首先意味着，观察大气色彩的绚丽多姿，例如在日出日落时可以看见的主宰色彩的那种梯级序列，又如彩虹的颜色排列——自然里的色彩现象似乎也符合歌德对自然秩序的理解。“从自然方面”同时也意味着，歌德试图为自然界里司空见惯的色彩“游戏”之梯级现象，寻求自然科学上的解释。当他客居意大利的时候，现代自然科学之父牛顿的光学理论对他一直具有指导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怀着对未来成果的预感，歌德1788年3月1日于罗马写道：“我想，凭着自己的不断练习和持续的思索，我也能享受世界表面的这种美[色彩]。”正是成果丰富的意大利之行让歌德产生了研究色彩现象的念头。

有论者反对作为自然研究家（Naturforscher）的歌德，常常指责说，歌德以诗人和艺术家身份闯入了自己完全陌生的领域；他的整个自然研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任由艺术家的思维把自己诱人并迷失在自然科学的思维和方式方法中，结果他的自然研究最终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创作。平心而论，这些言论就自然研究对歌德创作的影响来看，是不无道理的。但如果我们纯粹以这类评价来“打发”歌德这位自视甚高的自然研究家，则未免太草率。至少歌德的植物学和比较解剖学研究成果已经表明，这种说法和做法是不公道的。对于歌德的色彩研究而言，这份不公道的批评其合理之处倒也在于：歌德此时的问题设置，本来就是为了解决艺术上的需要，即解决绘画中的配色问题。从而那些认为歌德企图通过研究色彩问题牛顿理论的说法，其片面性就在于把结果当作了原因。实际上，仅当歌德日益感受到牛顿理论对他的色彩研究的压制和拒斥时，联想丰富的他才合乎逻辑地把自己一再被科学界打压的现象，上升为一种主流与非主流、权威与弱势者之间的矛盾来诠释。

在意大利逗留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歌德越来越明白，他的天赋不足以从事造型艺术。但他无法与造型艺术彻底分手。取而代之，他开始研究绘画理论。用歌德的话来说：“我身上适合造型艺术的自然天赋变得越少，我就越想寻求规律和法则；我对绘画技术问题的关注，远胜于我对诗艺的关注。”可见歌德产生这种退而求其次的念头时，还根本没有想到什么牛顿理论。

就此而言不妨说，色彩研究对于歌德来说，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替代和补偿，因为他再也不可能成为他梦想的画家。歌德本身具有研究家的禀赋，具有持之以恒的勤奋以及足够的思维力量——所有这些因素形成的合力，产生了《色彩学》这样一部既含有明显的谬误、也含有巨大发现的奇特作品。

二、《色彩学》的产生

从意大利返回魏玛之后，大约1790年2月或3月，歌德使用一副借来的棱镜仓促地做了一次牛顿发明的光的色散实验。可是，他眼前的白色墙壁上并没有像牛顿所说的那样，出现一道七彩光谱，而只在墙壁边界产生了一道狭窄的有色边沿。于是歌德草率地判定，牛顿的光学理论是个错误。因为歌德自己的实验表明，色彩只能产生于明与暗的交界处。进而，歌德意识到，对于色彩现象，不仅画家而且连牛顿这样伟大的物理学家，都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实际上，牛顿的光学理论在当时确实无法解释大气中的色彩现象。随后，为了阐明自己的论点，歌德在1791至1792年间写了一些关于光学的文章，合称《光学论文集》（Beitrage zur Optik），其中含有对牛顿的尖刻批评。然而此时，他还没有仔细研读过牛顿的著作。1791年5月，歌德在书信中首次使用了“色彩学”这一提法，暗示他将对色彩现象进行系统的研究。随军征法和出征美因兹（1792—1793）时，歌德虽然置身于炮火纷飞的战场，却能专心致志地继续搞他的光学试验，包括光的折射试验。他当时的目的就在于证明，光的折射并非牛顿说的那样，是色彩的成因，而是从属现象。除了后来被他称作“物理颜色”（即光学色）的现象，1792年，歌德已经完成了对“化学颜色”的初步研究。

1792年7月2日，歌德致信著名解剖学家索梅林，表示要用“极性”（Polaritat）概念作为色彩研究的主导思想。他在信中谈的是色彩的主动和被动性质。歌德认为，可以借用化学中酸与碱的极性关系来解释不同颜色之间的现象。就在同一年，由于遭到巨大的压力，他暂时按下了自己关于“色影”即有色阴影的提法，因为他觉得自己对这种现象所做的物理上的客观解释，此时还显得不太充分。至迟1794年，歌德产生了“生理颜色”的想法。它指的是这样一类颜色：它们只是在眼睛的共同作用下短暂地出现，比如在视疲劳的时候，人的眼前会出现某些闪烁不定的颜色，这种现象主要与今天所说的视觉生理学有关。这类颜色是歌德在与索梅林和哥廷根大学物理教授利希滕贝格的交往中逐渐认识的。生理颜色后来成了歌德整个色彩学的基础，被放在1810年出版的《色彩学》理论卷之首。歌德写道：

这些颜色，我们之所以合理地将其放在最前面来讲，是因为它们属于主体，因为它们一部分是完全地、一部分是最大程度地属于眼睛。虽然这些颜色构成了整个色彩学的基础，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一种饱受争议的“色彩之和谐”。可是迄今为止，它们却一直被看作不重要的、偶然的，被看作“假象”和“缺陷”。从而，尽管这些现象很久以前就已为人所知，可由于它们具有倏忽易逝的特性，人们无法“捕获”它们，于是便将它们逐入了“可耻的幽灵之国度”……

1794年7月，歌德进行了一系列“余像”（Nachbilder）实验。在黑白图像中，余像会以明暗交替的形式出现；在彩色图像中，余像以“补色”形式出现。歌德认为，眼睛总是“要求”（fordern）一种特定的颜色，以便能把从外部产生作用的东西，完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此时，他把“色影”也归人生理颜色之列。1798至1799年间，在一位有色盲症的大学生协助下，歌德进一步加强了对生理颜色的研究。从1793年起，歌德开始设计自己的圆形色谱，他称作“色环”（Farbenkreis）。他借助色环对各种颜色进行归类，就像在形态学研究中那样，以便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他把蓝色和黄色看作两种最基本的纯净色。此时，“升华”（Steigerung）概念得到了重视。它在歌德的色彩学中指的是颜色的加强与减弱，或者说加浓与减淡。他将两种混合色再次混合，并逐级“升华”，从而得到了其余的所有颜色。蓝色和黄色直接混合产生绿色。“升华”后的蓝色即是蓝红（紫）色。相应地，黄色也可以变成黄红（橙）色。最后，他把升华后的蓝红色和黄红色这两种混合色和谐地混合，结果得到了特别高贵的紫色。就这样，歌德建构了自己的色谱。

歌德与同为耶拿“自然研究学会”成员的席勒在1789至1799年的交流，对于歌德的色彩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1797年1月21日席勒告诉歌德：“由于您正在研究色彩问题，所以我把我今天观察一只黄玻璃杯时的发现的一种现象告诉您。……我讲的这些可能对您并不新鲜，但我希望知道，我对这个现象解释得对不对。”歌德两天后的回答是：“您用黄玻璃对颜色的观察做得很好，我相信，我可以把这个情况归入我已经知道的一种现象，不过，我还是很想到您那里做一番实地观察。”

显然，这是一种合作性质的对话。事实上，在擅长哲学思辨的席勒的参与下，歌德从自己的色环里各种颜色的相互关系中，看到了一种从生理学上获得了证明的“和谐”。同时，“极性”也被引入色彩研究——蓝色与黄色被看作对立的两极。由此，歌德开始有意识地把以前那些分散于大量预备研究中的物理、生理和心理的等各种因素结合起来，置于统一的视角下。也就是说，他用“极性”和“升华”这两种普遍规律来解释林林总总的色彩现象。这样一来，歌德的色环就获得了具有理论支撑的整体性，使他能从中推导出不同颜色之间的和谐关系及其对人的心理作用。

如是观之，不同颜色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色环或日色谱之整体，而这个整体内部的各种颜色之间的相互衍生与对立关系，又体现了一种总体上的和谐。就这样，从和谐论与色彩的心理效应出发，歌德的色彩学超出了纯自然科学的语境，广泛地辐射开去。这首先让人想到，艺术与自然虽然看似彼此分离、互不相同，但在歌德色彩学的视角下，它们可以从属于同样的规律。此间，歌德和席勒共同制作了一个名叫“气质玫瑰”（Temperamentenrose）的图示，它把颜色、气质、性格及职业等因素联系起来考察人的特质。这种有趣的尝试再次证明，歌德的自然研究始终指向他最初的目标——从认识自然到认识人自身。

歌德跟席勒的合作还促使歌德最终决定：把色彩学的主体部分划分为生理颜色、物理颜色和化学颜色等几大板块。它们构成了《色彩学》“理论卷”（Entwurf einer Farbenlehre）的基本框架，其内容就是我们通常提到的歌德“颜色论”。尽管歌德很早就完成了这一部分的研究工作，但他并没有立即出版它。从1800到1810年的整整十年，他一直在完善和扩充自己的色彩学，其审慎和严谨作风由此可见一斑。在此过程中，对牛顿理论的揭露即色彩学的“论争卷”（Enthallung der Theorie Newtons）也逐渐形成。《色彩学》的“历史卷”（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r Farbenlehre）则致力于描述历代著名人物的色彩观和性格特征，它实际上是歌德对色彩学史和精神史的描述，从而远远超出了色彩领域固有的狭窄范围，充分显示出歌德作为科学史家的能力。

此外，《色彩学》的出版并不意味着歌德色彩研究的止步。他在色彩领域内的探索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就在1832年2月25日，他还与艺术评论和收藏家布瓦西埃通信讨论彩虹现象。

三、《色彩学》的主要内容

如同创作《浮士德》和两部《迈斯特》小说一样，歌德也在《色彩学》上花费了数十年的心血，并且把它看得比他的文学作品还重要，以至于直到1829年2月18日他仍然坚称：

对于我作为诗人所达到的一切，我一点也不抱幻想。在我这个时代有许多杰出的诗人，在我之前有过更加杰出的诗人，在我之后还会有更加杰出的。但是一个世纪以后，在色彩学这个艰巨的领域，我将是唯一正确的人，我将使自己获益匪浅，因此我有一种意识：我比许多人都强。

歌德对《色彩学》的强大的自信由此可见一斑。这部巨著由论争、理论和历史三部分组成，并附有一册十六组歌德自己的色彩实验示意图。全书共有一千多印刷页，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浮士德》。以下我们主要借助歌德自己的话来了解歌德《色彩学》的基本结构和内容。

该书第一部分的完整标题是“一种色彩学的纲要”。歌德首先把“数不胜数的各种色彩现象归结为一些主要现象，按特定秩序逐一论述”：生理颜色、物理颜色、化学颜色、色彩内部的普遍情况、相邻关系、色彩的感官与伦理效果。它们构成了《色彩学》理论卷的六个章节，表明歌德试图从生理学、物理学、化学、心理学乃至病理学以及日常实践经验等各种角度去理解和解释颜色现象。第二部分的完整标题是“对牛顿理论的揭露”。之所以要揭露牛顿，是因为歌德坚信，“迄今为止，这种理论一直与人们关于色彩现象的自由见解相对立”，所以他要考辨牛顿23岁时提出的“白光是复合光”这一论断的真伪。他把牛顿的色彩理论比作一座“古堡……其缔造者当初在青春的仓促中草率地建起它。……如今却没有人发现，这座古老的建筑早已变得不宜栖居”。所以歌德认为，“我们要动手从山墙和屋顶开始，将它义无反顾地拆毁”。攻占牛顿色彩理论这座“巴士底狱”——这正是《色彩学》第二卷的目标与任务。该书第三部分即历史卷，是歌德以天才诗人和经验丰富的自然研究家之双重身份，以绝无仅有的方式实践的一种历史书写。其时间跨度从原始时代一直到歌德时代。在长达五百多页的篇幅中，他对历史上凡就色彩问题发表过意见的人物，进行了性格刻画并描述了他们的色彩观。歌德之所以采取这种独特的历史书写方式，是由于他认为，“人的历史就是对人的描述”，相应地，“科学的历史就是科学自身”。可是，为什么要涉足色彩研究史呢？对此问题，歌德的回答是：“我们不可能彻底认识自己所占有的东西，除非我们已经完全懂得，如何认识前人已经占有的一切”，更何况，“只要牛顿理论依旧存在着，想要撰写一部色彩学的历史，或者仅仅是为此历史的最终书写作些预备工作，都是不可能的”。可见歌德的历史书写，也是为了从历史上为自己的色彩学寻求支持和定位，同时清除牛顿的影响。歌德很看重他的色彩实验。他强调：“我们不能忘了那些插图”，它们是“全文的补充”，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可以将它们的某些部分视为必要的仪器之组成部分”。他还谦逊地提醒人们：“请注意我们这部著作的不完整和不完美性——这也正是我们的作品和所有这类作品共同难免的缺陷。”在写作风格上，诗人歌德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这又是因为他主张，像《色彩学》这样讨论自然现象的著作，如果“它读来应当令人觉得是一种享受，并且有所裨益，那么读者就必须能够真正地或者在想象中回到自然。”

歌德对其《色彩学》的跨学科性质十分清楚。他在理论卷第五章里描述“不同颜色之间的相邻关系”，是由于“我们的色彩学也希望能以这样的关系跟其它领域的知识、行为与活动和谐相处。”他还信心十足地希望赢得来自各个相关领域的感谢：“我们力图追踪种种现象，直至其本源，直至到达它们以‘纯现象’（das reine Phanomen）形式存在之处，到达再也无法从它们自身获得解释之处”，也就是达到歌德所谓的“原始现象”（Urphanomen）；进而“我们把诸现象纳入一种便于一目了然的秩序之内”，所以“哲学家肯定会表示欢迎，即使他们对于这种秩序本身可能并不完全赞同。”他接着说，“负有观察和维护眼睛这一器官，并矫正其缺陷和疗救其病障之职责的”医生们，必定会得益于他的色彩学，而他关于“病理颜色”的论述，更会让医生们“如鱼得水”。歌德还天真地幻想：“对我们显得最为友善的，也许会是物理学家。得益于我们的工作，他们便能轻松自如地谈论已被纳入所有其它现象之序列中的缤纷色彩，同时可以使用一种和谐一致的语言——它甚至跟其它知识领域所运用的话语与符号相同。”

歌德似乎看见了，自己的色彩理论走进了课堂，一举取代了牛顿理论，因为后者对于色彩现象只是“三言两语地地胡乱搪塞了事”，同时他还指出，“如果说牛顿的理论很容易学习，而其实际应用则显示出了无法克服的困难；那么，我们的理论虽然可能更加难于掌握，可应用起来却很容易，因为它本身就与应用随时相伴。”可见歌德很自信，他的色彩学平易近人，不像牛顿理论那样令普通人望而生畏。歌德还希望，“通过我们的描述，并且也通过我们所建议的相应术语，使色彩重新获得化学家们的尊重。”

然而歌德深知，近代科学革命以来，人们判断一门学问有无科学性的根本依据，就是看它是否运用了数学知识。歌德的《色彩学》恰好没有用到数学，因此他难免担心，“我们的工作会令数学家心怀不满”，因为他明白，“通过诸多情况之间的一种特殊关联，色彩学也被拖到了数学家的裁判席前，尽管这样做并不合适。”歌德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色彩与视觉的其它法则之间，存在某种亲缘关系”，而处理那些法则正是数学家的天职。他的意思很明显：他所处理的恰好是无需数学的色彩现象。有必要顺便指出，歌德对数学和数学家本身并不反感，他反感的只是把一切数学化这种做法。

上文说过，歌德当初研究色彩现象的动机源于实践。与此相应，他的研究也服务于解决实际问题。所以他不无自豪地说：“技术人员和印染工们会感谢我的《色彩学》，他们常常思考印染坊内发生的各种色彩现象，但却从不满意至此为止的任何一种色彩理论。他们也正是第一批发现牛顿理论之缺陷的人。”最后，歌德明确表示，他是“从绘画方面，从表面的美学倾向方面跨入了色彩学领域”，并且通过《色彩学》第六章“色彩的感官与伦理效果”，使色彩理论与艺术实践相符，从而“也就为画家作出了最值得感谢的贡献。”这一章探讨的实际上是色彩心理学，至今仍然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也是在这一章，歌德回答了油画的配色问题，也就是当年促使他研究色彩的疑难问题。此处，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令歌德一生难以释怀的画家梦，由于《色彩学》的完成，也算得到了一种“升华”了的实现。歌德的自然研究特别是他用心最多的色彩研究的整个过程，充分体现了歌德从解决实际问题，到观察和研究自然现象，再到理论思考乃至历史考量的、合乎逻辑的自然认识和研究路径。这条路径也是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必然走上的道路。就此而言，那些认为歌德是科学的门外汉或者用研究自然打发时间的评论家，他们对自然研究家歌德的评价是很片面的。

四、歌德的色彩观及其思想基础

在色彩研究中，歌德直接为人的眼睛赋予了特别重要的地位。此时的眼睛不再是单纯的客体或者说观察手段，它越来越多地成为主、客体之间的联系环节——个体与外部世界在此相遇，彼此融合。就这样，眼睛与光逐步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进而，人与世界统一于他所看见的现象。歌德相信以泰勒斯为代表的古希腊“伊奥尼亚学派”的见解：只有彼此相似的事物才能达成认识。为了说明“光”与“眼睛”具有相似的性质，歌德引用了一位神秘主义者的说法：“若非眼睛宛如太阳，/我们何以看见光芒？/若非上帝的伟力就寓于我们内中，/神性的事物何以令我们欣然迷醉？”歌德指出：

眼睛里面有一束静止的光，任何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哪怕最细微的动因都会激发它。在黑暗中，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想象力，在眼前幻化出最明亮的图像；而我们梦中的事物也如同处在白昼；在清醒状态下，我们能觉察到最轻微的外部光线作用。是的，一旦眼睛这种器官感受到机械刺激，光与色彩就会立即跃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事实上，歌德研究的色彩“是视觉官能感受到的一种基本的自然现象。正如其它所有现象一样，这种现象也能通过分离与对立、混合与统一、升华与中和、传播与分配等方式加以解释，并能借助这些普遍的自然形式得到最好的直观与理解。”从而歌德当然不会相信，白光可以分解。相反，他笔下的光是自然里的斑斓色彩的“创造者”。他要研究的就是光的“创造力”。这就是歌德色彩学的出发点。从而不难理解，歌德为什么开篇就颇有宗教悲情地说，色彩是“光的业绩（Tat），业绩和苦难（Leiden）”——这种口气让人想起耶稣所遭受的苦难。也就是说，光就像一位英雄，它与黑暗遭遇，同它斗争，迫使它在相应情况下“同意”相应色彩的产生。可想而知，难怪物理学家们会嘲笑歌德的《色彩学》是“物理小说”。歌德的色彩观今天听起来似乎很荒谬。但我们必须考虑到，歌德时代的科学家们对视觉原理尚无更好的解释。歌德写道：“整个自然通过色彩将自身呈现于眼睛的官能面前。明、暗和颜色一起，形成了让眼睛得以将对象与对象彼此区别，同时也将对象本身的各部分彼此区别的那种东西。”显然，他的意思是，眼睛的存在得益于光，因为“是光从那些漠然无知的动物性的辅助器官中，唤醒了一种官能。这种官能与光具有相同属性。从而，因为有光——并且也是为了光，眼睛才得以形成，以便内在的光与外在的光彼此相遇。”可见歌德认为，光、颜色和眼睛三者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由此他就把人自身也引入了自然科学的视野。歌德这种认识，正表明了他的重要发现：眼睛或者说视觉能力的发展与光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牛顿和他的支持者们根本就没有朝这个方向考虑问题，所以他们会觉得歌德的光学思想难以接受。基于上述认识，歌德把完全或者主要由眼睛而非外界刺激产生的颜色称作生理颜色；而歌德的前人和光学家们，却把这种颜色称作“视错觉”或“视觉欺骗”。在歌德看来，生理颜色揭示了眼睛对光的反应规律。其实歌德很早就获得了这一认识。1793年，歌德写信告诉索梅林：“色彩现象中，生理因素的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只不过，此时如要区分主观与客观，困难比别的情况下大得多。”从而可知，正因生理因素对色彩现象的至关重要性，歌德才把生理颜色放在《色彩学》理论卷第一章（§1—135），用它构成了“整个学说的基础”。这一部分讲的实际上就是今人所说的色彩生理学。歌德在这个领域对后世的视觉生理学很有启发，其贡献最终也得到了现代科学的认可。

简言之，生理颜色部分作为歌德色彩理论的核心，表明了歌德关于颜色产生原理的主导思想：视网膜非常活跃，它总是处于一种“逆反”状态，总是要求现状的对立面（极性），当人眼前出现亮光，它就要求黑暗，反之亦然。对于彩色而言，眼睛总是交互地要求特定颜色的互补色，蓝与黄，红与绿，黄与紫，包括它们各自的深浅变化——眼睛会自主地让人感受到这些强弱变化（升华）。尤其重要的是，在歌德看来，这些彼此互补的颜色也处于相互对立状态——这表明眼睛在色彩感知中具有“极性”倾向。这种极性倾向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完全符合“生命的永恒法则”。如此一来，眼睛与光的关系就证实了一种无处不在的、适用于一切生命现象的自然规律：呼气与吸气、收缩与舒张。歌德甚至认为，极性规律在电磁现象上也得到了证实。其中显然蕴含着一种辩证思想。

由此，歌德越是研究色彩与眼睛的关系，就越是高度评价眼睛的作用。与此相应，他当然不主张借助感官以外的工具去认识自然。1808年6月22日，他写信给挚友音乐家策尔特说：“人自身，就其能够使用自己健全的感官而言，就是我们已知的一部最庞大而精确的物理设备。一个巨大的不幸却是……人们……仅仅通过人为的设备去认识自然。”在逝世前一年，歌德仍然深信：“人也属于自然，只是他懂得，把整个基本现象里那些最温柔的关联纳入自身，并予以调整和修正。”歌德的这些见解虽然经不起现代自然科学的定量分析和拷问，然而却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当今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与真实的自然距离越来越远，我们与自然即使有联系，中间也隔着作为工具的种种仪器设备。

正是出于对眼睛的近乎崇拜的态度，歌德甚至不无极端地写道：“谁要是说有光学欺骗，就是在渎神。”出于这样一种近乎固执的信念，歌德在其晚年那首题为《遗嘱》的诗中写道：“你要信赖你的感官，/只要你的理智让你清醒，/它们就不会让你看见任何伪劣者”。要言之，歌德的色彩观与牛顿的光学理论，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完全可以用“极性”来描述。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歌德眼里，不可穷究的自然作为具体的现实存在具有两方面的特征——稳固与活跃，多样与统一。歌德深信，自然本身总是在逃避人们对它的终结性定义，他说，自然“没有系统，……它是出自一个未知的中心的生命和结果”，从而对自然的研究“因此就是无限的，可以从最细微处着手分析它，也可以从总体上、从广度和高度上去追踪它”。可见对于歌德而言，“自然”首先是一个有待认识的、不无神秘感的各种现象之总体，认识自然——这意味着不断观察和思考纷纭复杂的自然现象。歌德深信，事物的本质，只在其现象中呈现自己。这些现象逐渐被人类即认识的真正主体揭示，故不存在现象与所谓自在世界之间的鸿沟。亦即歌德心目中的自然，是指一切存在着的事物及其可能的显现方式之总体；而牛顿的自然，则是一种经验的对象，人惟有离开感性的、直接存在的现象，并将其局部从整体中孤立出来，通过追寻其可用数学公式描述的内核，才能获得这种经验，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立场是：自然并非裸的，人不可能仅凭感官就直接看透它；一切现象犹如一层坚硬的外壳，隐匿于其后的本质，才是我们认识的最终对象；从而牛顿创建的以数学描述为特征的经典物理学，把客体与主体分离，以求获得最客观、精准的结论——在今天，这已是连中小学生都能理解的常识；可是在歌德的研究中，主体和客体始终是一个完善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其观察和研究结论难免会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性。

不仅如此，由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力求精确，故需使用严格的、定量的因果分析方法提出特定的问题，它要求排除一切干扰因素，希望能根据具体的实验结果做出相应的判断。可是与这种以牛顿的方法论为导向的实验原则相反，歌德对实验的看法是：由于各种现象并不是由某个单一原因引起的，所以实验应务求胜任自然的错综复杂性，为此需要不断从新的角度观察一个现象，实验要多样化，以便能由此获得对自然事件之整个过程的全面洞察。而现代自然科学实验，它着眼于严格设计的实验程序和原则上可置换的试验因素。例如，在牛顿的光学实验中，色彩现象不再直接进入人的眼睛，而是需要投射到白色的墙壁上让人观察，以排除干扰因素，并有效地说明一个结论。实验中需要采用好几种仪器和设备，并且它们本身就是应用牛顿光学原理的产物。对于这种间接观察自然对象的方式，歌德往往表示怀疑并认为，它引起的困惑会多于它带来的好处。他坚信，人只要能使用自己健全的感官，人自身就是世界上可能有过的最伟大和最精密的物理设备；从而近代物理的最大的灾难，就在于把实验与人自身相分离，只借助各种人为的工具和设备认识自然。

19世纪上叶，歌德色彩学著作的编辑者考察了时人对色彩学家歌德的接受情况后得出结论：“除了歌德的朋友西贝克，大概再也没有人开口为歌德的《色彩学》辩护过”；然而无论如何，歌德从没有把自己的色彩学看作谬误。从歌德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从意大利返回之后，对色彩现象的观察和理论思考数十年如一日地占据了歌德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位置，以至于可以说，歌德自然观和世界观的最终形成，也得益于他在色彩学领域的收获以及他为之进行的长达数十年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