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国家领导人当翻译

法拉奇给邓小平写了封信致谢：“采访您是我的夙愿，我曾经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这一愿望的实现，现在看来，这一担心是多余的。”我为此感到欣慰，因为通过我的翻译，重要的信息得以在世界传播。――施燕华

1965年，我到外交部参加工作。当时和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49个，曾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话的寓意是：国际上的任何规定都对我们没有约束力。当时中国正处于封闭状态，美国对中国封锁禁运，中苏关系又已恶化，我国处于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状态。后来我们到联合国之后很多活动都不参加，处于一种非常超脱的地位。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是一个负责任、遵守国际法则、遵守游戏规则的大国。可见这期间我国外交的变化很大。

我经历了四代领导人的不同时期和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经常接触世界顶级人士，印象比较深的有：中国代表团赴联合国、中美建交、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

第一次给当翻译

有一个星期六，要会见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伊斯的夫人。领导让我去，这是我第一次给当翻译。当时我听很多人说对翻译要求很严格，如果他认为翻得不好，就会说：“你不行，换一个翻译。”所以我心里一直打鼓：“怎么办？”当时大家都鼓励我说：“你别怕，总理对男的比较严厉，对小姑娘是很宽容的。”听到大家这么说，我心里稍微轻松了一点。

这不是一次政治会谈，分量相对轻点。因为事先准备比较充分，加上题目也不是太敏感、太难，所以我在翻译过程中，比较放松。外宾走了之后，总理就把我留了下来。他问：“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外交部的。”总理又问：“什么地方人啊？”我说：“我祖籍浙江。”他说：“外交部江浙一带人很多。你翻得还不错嘛，将来好好努力改进。”这次总理给了我很大鼓励。

当时和外长经常出席亚非拉国家的国庆招待会。有一次，外长致辞，英文翻译稿让我念。我念完后，总理就对翻译冀朝铸说：“这个女孩子发音、念稿子还不错，就是语调平淡了一点。你们好好辅导她。”其实我给做翻译没有几次，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在老翻译后面听，但是他对人的记忆力特别好。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们要派代表团去联合国。11月9日出发前，曾两次会见代表团，而且都是在深夜他处理完各种事务之后。第一次是见全体代表团成员，包括厨师、司机、招待员。当时很高兴，会见结束后，他拿着代表团名单，从乔冠华开始念每个人的名字。最后一名外交官是我，当时是随员。总理念到我时，我站起来了。总理说：“哦，是你。”看见上面写的是团员，他说：“噢，还没入党。没关系，你到了纽约好好争取入党。”后来我挺努力的，到了纽约后真入了党，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

最后一次见总理

1975年7月1日，我最后一次见到总理。这一年中泰建交，泰国总理克立・巴莫访华，在305医院会见他。总理非常注意接见外宾时的穿着。尽管他只有两套中山装，但总是很整齐、熨得很平，脚上总是穿皮鞋。但当时，总理因病脚肿得很厉害，只能穿布鞋。在建交公报上签字时，我看出总理的手在发抖，面容憔悴。我们都不忍心打扰他，签完字我就跟着外宾往外走。但突然叫住我，他对我说：“哎，你过来，你回来了？”我觉得很惊奇，总理还记得我去联合国工作了（我是1975年回来的）。接着他又对我说：“别走，别走，握握手。”我说不出话来，只对他说：“总理，您保重。”没想到这次握手竟成了永别。

我认为有两种领导，一种靠魅力，一种靠权力。有的领导地位高、有权力，他说的话别人必须听；还有一些领导有人格魅力，他说的话别人爱听而且能够接受。我旁听与一些亚非拉国家领导人的谈话，发现他不是一味照会谈口径讲话，而是讲真心话，娓娓道来。尼克松访华时曾到长城参观游览。当时安排了很多穿得很漂亮的小孩、大人在长城上玩。从长城走下来时，总理对尼克松说：“你别信他们，这些人都是安排的。这样做是不对的。”后来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里讲了这件事。他说：“一个领导人，能够这么跟我说话，说明他是很有信心的。”

飞机上的小插曲

1971年，联合国就恢复中国席位的辩论进行了整整八天。纽约时间10月25日晚进行了表决。投票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当时，坦桑尼亚大使萨利姆带头在座位上跳起舞来。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齐格勒非常不满，说这些国家感兴趣的不是恢复中国席位，而是“在山姆大叔的身上踩上一脚”。

我们赴联合国代表团11月9日从北京出发。当时没有直飞美国的班机，中国跟外国惟一的直通航线是法国，因为法国1964年就与我国建交了。在巴黎上飞机去美国时，代表团领导坐头等舱。有三个美国人也上了头等舱，他们是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想采访我们的团长。因为没有成功，他们就跑到经济舱给我们照相。我们的座位没做特别安排，他们看见两个高高大大的、胖乎乎的男同志就拍了照，后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我们一看竟然是厨师和司机。

还有个笑话。我们有一个司机，没喝过咖啡，乘务员给每人发了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盐、胡椒、糖等小纸袋。他看别人把几个纸袋里的东西倒到咖啡杯中，就也把所有小纸袋里的东西都倒到了咖啡里。这说明当时的中国很封闭，人们的见识也很少。

“在地上打个洞，下去就是中国”

飞机还没下降，乘务员就开始广播：“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快到美国肯尼迪机场了，下面有四百名记者等着你们。”下飞机后，代表团发表了机场书面讲话。尽管美国记者对着团长大喊大叫，他还是以微笑相对，不回答任何问题。

我们住在罗斯福旅馆，旅馆为中国代表团专门辟了一个饭厅。只要饭厅的门一开，就能看到很多镜头对着门内，门外“蹲守”着很多记者。他们什么问题都问：中国人吃什么，爱吃什么，生活习惯怎样，等等。

有一次我上街，被一个老太太拦住了。她说：“Hey！Are you from Red China？（你来自‘红色中国’吗？）”她说我都成电视明星了，每天都能看到我，因为我总在后面做翻译。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老头，他说：“你们从Red China来，你们早该来了。”这说明美国老百姓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而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是不公正的。在招待会上，有些人看到我们激动得流了泪。有一个美国人跟我聊着聊着突然说：“啊，我太激动了。I’m going to kiss you！”接着就在我脸上吻了两下。还有美国人说：“我们离你们很近。上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在地上打个洞，下去就是中国。”

11月15日，我们第一次出席联大。按照规定，由每个地区组派一个代表致欢迎辞，而且时间有限制。结果在这次大会上，各地区代表致辞后，其他国家代表也都要求发言。不能不让人家发言啊，结果会议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6点半，发言者一个接一个。乔冠华发言后，一些支持我国的代表到我们代表团的座位前排起长队，向他表示祝贺。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作为中国人真光荣。

中美建交需要魄力

尼克松很有战略眼光。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非常对立，他需要拉中国对付苏联，这一战略是很正确的。1969年，他访问法国和戴高乐会谈时，谈的主要不是美法关系而是中美关系。他当总统后就一直考虑要和中国恢复关系。但是1974年发生了“水门事件”，尼克松下台，福特接任总统，中美建交问题就被一直拖着。卡特继任总统后在1977年5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要努力朝改善中美关系的方向前进。”作为回应，中方提出了中美建交三原则。

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华，我做翻译。邓小平见他就说：“我们中国人讲痛快，就看美国下不下得了这个决心。”这“痛快”两个字很难翻，我翻译得也不是很好。我说：“We Chinese prefer a clear－cut solution（“干脆利落”的意思）．”其实，这还不是很接近他说的“痛快”，因为“痛快”还有马上行动起来的意思。布热津斯基回答说，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了。

10月，美国拿出了建交公报草案，对中方的建交三原则做了回应，但还不是直截了当。美国没有直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是承认中国的立场。这是美国政府对付其国内亲台势力的做法。美国拿出草案后，要求与中方在当年12月15日前达成协议，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

经过反复谈判，双方最终就建交公报及各自的声明内容达成了协议，但12月13、14、15日连续三天，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每天都有事要见邓小平。13日，他找邓小平谈了两件事，一件是敲定15日达成协议，另一件是他说美国不能接受“废约”这个词，要改为“终止”。“废约”是法律名词，美国法律规定，废约要经国会讨论，而这将会影响建交。所以美方建议，1979年底此条约就到期了，到期后只要一方提出不再续约，条约就自动失效。而问题在于1979年1月1日建交后的一年中这个条约还有效，这就涉及我们的原则。但是考虑到建交大局，邓小平同意了美方的提议。后来中美建交公报中用了terminate（终止），而不是abrogate（废除）。

14日，伍德科克又要求见邓小平，说12月15日达成协议，到1月1日才公布，这中间有两个星期，美国方面无法就此保密，而消息一旦泄露出去，美国国会里有些人就会反对，可能节外生枝。所以他建议15日达成协议后，在美国时间15日晚9点、中国时间16日上午10点双方同时宣布，而正式建交时间还是1月1日。邓小平同意了。

15日上午，伍德科克又来了。他奉国内指示，表示终止条约并不意味着美国不能卖武器给台湾。他说：“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这问题就大了，因为我们认为武器交易是政府之间、国家之间的事务，美国怎么能继续卖武器给台湾呢？邓小平非常严厉地说：“中国是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的。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将会对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在表达了这一非常严峻的立场后，邓小平又说：“这样吧，我们还是15日宣布，这事情没完，以后再谈。”

现在分析当时的情况，我觉得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后，在外交上采取了一个重要步骤，即促进中美建交。中国的改革没有开放是不行的，而开放没有美国、日本也是不行的。在坚持原则、坚持台湾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情况下，尽管美售台武器也涉及原则，但从大局来说，还是有小大之分，况且这个事情可以再谈。

中美建交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很大，到1979年底，有119个国家和我国建交。这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转折，是邓小平从战略的高度考虑问题，做出了果断的决定。

我还想再举一个例子。1984年，里根访华，要参观上海、西安等地，为此要带三辆防弹的凯迪拉克汽车和三架直升机。从原则考虑，外交部礼宾司当场就把美方的要求顶了回去。然而美国先遣组非常坚持，他们说，里根总统不习惯坐别的车，而且美国有规定，如果总统坐车外出的行程超过20分钟，出于安全考虑，一定要有一架直升机陪同。如果中方不同意美方把直升机带来的话，那么总统就不去长城和秦始皇兵马俑参观了。怎么办？小平同志拍板：车子和直升机都可以运来。美方还提出，从北京到西安和上海这段路程，总统都坐美国专机――空军一号。这也是从未有过的，最后也是小平同志拍板同意。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美国总统访华是大局，让他多看些东西、多了解中国，要比他是否坐中国的飞机更重要。后来直升机还真起了作用。里根在长城时太拥挤了，一名中国记者被撞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人们用美国直升机把伤者送到了首都机场，然后再由救护车送到了北京医院。从小平同志处理这些棘手的外交问题可以看出，应把具体的问题放到我国总的战略大局和国家根本利益的大背景中加以考虑，必要时做出一些妥协。

邓小平交锋法拉奇

1980年8月21日～23日，小平同志两次接受法拉奇采访，我担任翻译。法拉奇是意大利著名女记者，以采访领袖人物见长，采访过基辛格、霍梅尼等。但她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如果她对谁印象不好，就把谁写得很坏。基辛格碰到邓小平的时候就说：“法拉奇这人把我写得很不好。”她提问不顾情面、很尖刻，所以我们连续几次拒绝了她的采访要求。

后来她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走“后门”。法拉奇的父亲是当时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的朋友，佩尔蒂尼刚好要访华，她就以此为理由说：“我帮你去造舆论。”佩尔蒂尼同意了，就几次找到中国驻意大利大使说这件事。使馆报回这一情况，小平同志就同意了接受采访。

一听说邓小平同意见她，法拉奇8月18日一拿到签证马上就来到北京。当时北京没几家饭店，法拉奇就在民族饭店租了一个没有空调的房间，而那时的天气非常热。法拉奇给世界上十家著名报纸提供采访邓小平的英文文章，所以要求用英文翻译。她很仔细，要求也很高，采访前要求见翻译。20日下午，我到民族饭店跟她谈。她问过什么，我说我给邓小平做过翻译等。讲完之后，她拍拍我的肩膀说：“I trust you！”

她的问题实际上就一个――对的评价问题。国际上当时有两种议论，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与赫鲁晓夫当年否定斯大林一样，要全面否定，今后肯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种议论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他们认为中国要放弃理论，今后就不再管第三世界国家了。这些议论反映了世界上不同国家对的评价和对中国前途的忧虑。当时国内的思想也比较混乱。在这种情形下，邓小平想把对及思想的评价定下来，以稳定国内的思想，一心一意搞建设。

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时，邓小平说，对中国革命是有功劳的，对的评价应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后期的思想里滋生了不健康的东西，表现出了家长作风和封建主义的思想，在晚期犯了错误。采访过程中，法拉奇非常尖锐并不停地追问，因而气氛有时会很紧张。到了中午时分，邓小平说：“行了，看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分歧、还有话说，以后再谈吧。肚子要‘闹革命’了，我们先去吃饭。”邓小平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12点准时吃午饭。第一次采访就这样结束了。

8月23日，邓小平再次接受法拉奇的采访。她直截了当地问：“你三上三下都是把你打下来的，你怎么还对他那么好，很少有人像你，几次被打下去，又几次复生，有什么秘密。”邓小平回答说：“没有秘密，只是人家觉得我还有用，我又比较乐观，再就是我对还寄予希望，他了解我。”我当时很感动，小平同志完全没有从个人的恩怨考虑问题，彻底显示出一位伟人的气魄，具有强烈的人格魅力。尽管他的个子很矮，但是一旦他进入会见大厅，气氛就会立即变得肃穆起来，中外人士都会对他肃然起敬。

采访后，我同法拉奇整理记录。她显得很兴奋，称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她还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邓被打倒了三次还能再起来，因为他是个坚强的人，坚定地按自己的信念去做，所以才能有今天。”

采访文章发表时，法拉奇写了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一个领袖能如此坦率、深入地谈历史问题。”事后，法拉奇给邓小平写信致谢：“采访您是我的夙愿，我曾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这一愿望的实现，现在看来，这一担心是多余的。”我为此感到欣慰，因为通过我的翻译，重要的信息得以在世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