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公民\法人名誉权平衡的比较法研究

[关键词]媒体;舆论;法人名誉;监督

一、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公民、法人名誉权冲突的现状

新闻媒体名誉侵权主要是指行为人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刊登、播出有损特定人行象的行为。“公民或法人的社会活动是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而名誉权与之密切相联,所以,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构成对公民或法人名誉权的伤害。”新闻媒体名誉侵权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比,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的特点,因此给相对人造成的侵害也较其他的侵权行为更加严重。从法理上说,新闻报道行为的违法性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新闻媒体侵害名誉权的抗辩事由的存在可以证明新闻媒体没有违法,这是新闻媒体自我保护的一道防线,是平衡公民的表达权、知情权与公民或法人的人格权的产物。正当的新闻自由凭借它的保护而得以存在和运作,不至于因为与公民或法人的名誉权的冲突而动辄得咎。新闻舆论侵害名誉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民事侵权,因此除了具有普通民事侵权的抗辩事由外,新闻媒体还享有一些特殊的抗辩事由。我国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公民、法人名誉权的平衡还没有系统化和完整化的规定,目前学界比较认同的新闻媒体侵害名誉权的抗辩事由主要有新闻报道的内容基本真实、公开的权威消息来源、当事人的同意和客观公正的评论。

二、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公民、法人名誉权平衡的比较法考察

新闻自由与名誉权发生冲突时,如何界定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公民、法人名誉权的边界以化解矛盾,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也是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为此,笔者引入比较法研究的方式,以美国等四个国家为例,为解决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公民、法人名誉权冲突的立法、司法实践提供指导。

1.美国。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言论或出版自由的任何法律……”并规定了四种适用的理论标准,即绝对主义、“明显的和即刻的危险”标准、各种利益的特别权衡、定义上的平衡。在诽谤诉讼中,法官并不逐个案件就具体情况决定名誉或言论表达的重要性,而是针对不同类型的人的名誉受到损害的情形进行权衡。在此基础上,他们制定了不同的规则,适用于公众人物与一般人提出诽谤诉讼的权利,在平衡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关系时区别对待公众人物与一般人物。当某些利益的重要性超过宪法修正案所载利益时,保护前者;否则,理所应当地保护后者。可见,特别权衡法具有实用主义的优点。在适用利益衡量理论解决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人格权的冲突时,考虑人格权主体的不同十分必要。

为了使公众能更广泛地收集政府的信息,美国于1966年制定了完备的《信息自由法》,该法广泛地赋予大众对其行政人员的监督权和知情权,是美国法律保障政务公开和舆论监督权的重要体现。 “公职人员就公共事务以名誉权他人,则必须证明言论者有现实性的恶意,如果仅证明被告属于疏忽或过失,名誉侵权不成立。”所有与公众有关,足以引起“公众兴趣”的人因批评而受到伤害时,除非他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该言论是出于“真实的恶意”,否则便无法以“诽谤罪”或“名誉受损”。

2.英国。英国的名誉侵权法可以追溯到1275年制定的《高级官员名誉侵权法》,当时不论叙述事实是否确凿,发表言论者都要被追溯。现行的英国名誉侵权法制定于1952年,这部法律为名誉侵权所下的定义是“公布使普通人评价下降的言论”,而并不考虑是否有使原告评价下降的意图,英国法律也采取了判例和特别法相结合的方式处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公民、法人名誉权的冲突。为确保信息的公开和一般民众的表达自由,20世纪80年代,英国相继制定了《数据保护法》、《地方自治法》、《个人资料法》。90年代提出了“市民”政策,以便于人们评价公共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其实行相应的舆论监督。

3.德国。在德国,当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人格权冲突时,也是通过利益衡量方式解决,依公法学上比例原则,个案决定何项基本人权在何种范围内需作何种程度之让步,何项权利优先受保护。德国甚至为避免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把权益衡量义务与履行谨慎义务一起规定为新闻媒体的从业义务,要求媒体在传播报道各种具体事件前就进行权益的考量,以决定行使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还是保护人格权。

4.日本。日本属大陆法系国家,和德国、法国一样,没有相对独立的名誉侵权法,但日本在法律中对名誉权予以明文规定,并根据民法对侵权行为给予救济或通过刑法保护名誉权。当然日本法中名誉侵权也有抗辩事由:(1)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实,即有关政府及公职人员的报道,即使他们的私生活也与公共利益有关;(2)公共目的,即排除敌意情感和人身攻击;(3)真实性证明;(4)真实性误信,即记者对事实本身和相关人员进行了充分的合适,但最终仍然错误地认为是真实的事件;(5)公正评论;(6)证明责任,即被告出示证据证明自己可以负责。在日本,当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公民、法人名誉权冲突时,主要有两种学说。一种是“个别比较衡量论”,即当宪法上两种价值发生冲突时,根据个别案例,分析新闻报道的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蒙受到的损害,将两者比较衡量,当确定保护前者利益较大时,承认新闻自由;如确定保护后者所获利益较大时,尊重个人名誉权。另一种理论是“界限确定衡量论”,不对个别事例进行利益衡量比较,而从宪法原理出发,承认表现自由的优越地位,因为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是绝对价值,保障国民对国家政治信息知情权占首要地位,而名誉权是相对价值,其自由可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限制。根据这个原理决定适用原则,不同案例适用同样原则。

三、结语

通过上述考察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公民、法人名誉权均给予了较为细致的保护,都不同程度地采纳了利益衡量的方法,只是在具体的衡量方式上,有的采用了个案衡量的方式,有的采用了统一衡量的方式。在保护的同时,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各国又不约而同地遵循并维护着另一项原则――公共利益原则,即“法律尽力维护共同拥有社会生活的众人共有的生存发展的利益”。这一点可以从各国将正当的新闻媒体侵犯名誉权的免责要件中得到印证。权利本身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因此权利的行使要求权利在个人利益以及社会利益之间协调。司法机关在介入新闻纠纷时,在涉及社会公众的基本利益时,只有适当的向新闻媒体作出倾斜,才能实现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公民、法人名誉权的合理平衡。(编辑/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