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红色文化”影响力提升路径研究

【摘要】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红色文化”的影响力正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新时期要提升“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必须尊重红色文化传播的客观规律，采取建构红色文化传播的社会认同及群众参与格局等措施，找到提升红色文化影响力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实现红色文化从抽象到具体，从枯燥到生动，从表层到深层的飞跃。

【关键词】“红色文化” 影响力 提升途径

目前，各界对于“红色文化”的定义不尽统一，但基本内涵颇为一致。本文所述“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与时俱进地吸收、整合、优化古今中外文化，凝练形成的具有中国社会背景和时代特色的思想、理念和人物及由此衍生的一切活动。“红色文化”富含独特的文化价值，而这种价值最根本的体现就是其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精神生态的广泛影响。在当今经济多元、价值选择多向和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有效提升“红色文化”的影响力，更好地发挥其引领作用，是理论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红色文化”影响力的决定因素

文化的影响力是文化活动者以人们喜爱的方式，引起人们的思想共鸣和心灵深处的撼动，从而左右或影响他人的能力。影响力从社会心理学看是由有用性、群众性、参与性、权威性决定的，“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同样如此。

“红色文化”的有用性，即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或某方面利益需求。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①文化的影响力主要是看它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是否能让群众喜欢和满意，是否能满足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尽管人们在精神追求和文化欣赏水平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人们仍然在渴望高尚，追求进步方面存在共性。“红色文化”能够满足人们这种共同的精神需求和文化向往，这是决定“红色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红色文化”的群众性，即人民群众共同作为、相互影响的特性，其重要表现就是“群体意识”。群体行为是人类的本能，它能促使人们协调与同伴的行动，并且具有左右他人潜在意识和信念的作用。“红色文化”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它既能满足个体的精神需要，也能影响群体的价值追求。因此提高“红色文化”的影响力，需要由个别到整体，从局部到全局，进而覆盖全社会。

“红色文化”的参与性，即人们自觉融入某项活动的特性。人们一旦作出某个决定，或选择某种立场，就会面对外来压力，维护其自身的立场。因此，人们在作出决定之后的参与就成了提高影响力的重要因素。若参与的面较广，就会进一步促进社会认同；若参与的程度较深刻，则影响就会更加深远。

“红色文化”的权威性，指主流媒体代表国家和社会的主流意识，承担着传播主流新闻、影响主流人群的责任，通过新闻传播，对受众的社会认知、价值判断、意见态度以及社会行为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红色文化”的传播需要权威媒体的参加，也需要权威品牌的主导。

“红色文化”影响力的决定因素之间是互相促进的，有用性促进群众的自觉参与，群体的参与推进社会的广泛认同，而权威媒体的传播和渲染又会更深层面、更大规模地促进群众参加，从而形成其影响力提升的生态循环。

“红色文化”传播面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播和宣传。早在1925年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就指出：“最重要的是从实际问题中灌输简明的理论知识和浅近的小册子之编辑”。②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看似“大白话”，但恰恰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容易理解的改革开放的战斗号角。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理论宣传工作的大众化实践，正是发挥“红色文化”影响力的一次次生动印证。然而，以文化影响力为主要特征的意识形态斗争在阶级社会产生后从未停止过，在中国融入全球化世界的今天，“红色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正面临诸多新的挑战。

一是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变化对“红色文化”受众的利益诉求产生了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对改革发展的期盼提高，对分享改革成果的要求明显增强，利益追求逐渐影响人们是否接受某种观念。因此，在这种环境下，“红色文化”如何让人们接受并认同，值得思考。

二是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对“红色文化”影响空间的不断挤压。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体制，它更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思维方式。大众文化的兴起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良莠不齐的文化产品。与此同时，西方张扬个性、崇尚自由、尊重人性的文化理念涌入中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起，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影响。“红色文化”如何避免政治思维中的格式化模式，吸收这三种文化的精华，发挥其引领作用，值得深思。

三是文化传播环境的变化对“红色文化”传播方式形成挑战。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渗透不断加强，对方利用多种高科技文化和传媒“殖民”发展中国家，利用各种手段输出其价值观、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及价值观念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以其市场化运作，并通过媒体构筑了一个全方位、全时段的空间，传导和影响观众。而传统的“红色文化”的传播，并没有充分考虑人们精神接受的主体性和选择性，只是把人设想为理性的、自觉的，应该无条件接受宣传，因此传播者只是用极其深奥的学术语言来叙述某个概念，或者更直接地为受众者提供标准的、不容怀疑的结论，这些传统的传播理念和当今受众接受信息的习惯格格不入，因而难以达到预期的影响力。

提升“红色文化”影响力的路径

“红色文化”的传播及影响力的提升有着自己的规律，而这个规律的核心就是以与时俱进的形式和内容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才能从根本上提升“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发挥其强大的社会作用。在新时期提升“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强化“红色文化”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党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一个国家或政党不仅仅要依靠国家机器来维持社会安定，更需要关注民生，关注老百姓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用深入人心的共同价值、共同愿景来激励民众，进而形成共同的文化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使民众的思想认识与社会主旋律一致。因此，强化“红色文化”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地位，需要用先进的、符合人民利益的文化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的价值观和思想理论。

第二，建构“红色文化”传播的社会认同及群众参与格局。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随着社会生活步伐的加快及各种信息的冲击，群体无意识现象频繁显现，政府则需要对此做引导，通过采取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红色文化”，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同。红色文化的宣传需要突出群众性，把群众作为活动的主体，充分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使群众乐于参加，便于参加，变“小众化”为“大众化”，老少皆宜，雅俗共赏，从而为“红色文化”的传播创造条件。

第三，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考虑差异性与层次性。“红色文化”的传播，需要研究在新形势下人们的心理及表达方式的变化，需要借助新的形式，并且考虑不同群体的不同审美需求，从而贴近大众的兴趣、情感和利益诉求。

第四，注重“红色文化”传播内容和载体的文化性与艺术性。当今受众思想活跃，思维敏锐，而“红色文化”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因此，“红色文化”需要借助文化和艺术的力量获得广泛的传播，从而消解部分人群对“政治”的抵触与冷漠。将“红色文化”理念通过艺术的的形式体现出来，也可以避免生硬和枯燥，从而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

第五，注意对“红色文化”传播资源和载体的开发。“红色文化”资源指一切有利于“红色文化”传播并为其提供服务的可被挖掘、利用的资源，它同时具有其他资源的一些共性，如空间的广泛性和区域性，开发的多样性、增殖性和历史性、数量的有限性等等。开发“红色文化”资源，提高“红色文化”的覆盖率，可以有效促进“红色文化”的影响力，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

综上，要提高“红色文化”影响力，必须尊重“红色文化”传播的客观规律，尊重“红色文化”传播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环境，找到提升“红色文化”影响力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实现“红色文化”从抽象到具体，从枯燥到生动，从表层到深刻的飞跃。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本文为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重庆‘唱读讲传’活动提升红色文化影响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0-YBRW64）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②《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