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越族的形成看越语系属的争议

摘要：关于今天越南的主体民族越族(京族)的语言的系属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对越语系属划分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现代越族形成本身的复杂性。因此，就要通过对现代越人形成的过程和特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解决现代越语系属的争议问题。

关键词：现代越族；形成；越语系属；争议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2-0158-07

现代越族又叫“京族”和“安南族”。操岱依－泰语言的民族称他们为“交人”。苗族和瑶族称他们为“交趾人”。越族是越南的主体民族，占越南全国人口的90％以上。越族在越南全国各地均有分布，但以红河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和沿海地区最为密集。另外，在中国、老挝、柬埔寨和泰国也有少量越族分布。

在体质特征方面，越族应该属于南方蒙古人种。但是，在语言方面，越语究竟属于哪一种语言?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现代越人形成的过程和特点的梳理，对今天越人语言系属问题的争议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1912年，法国学者马司伯乐认为，越语是孟高棉语、泰语以及一种未知的方言混合后形成的语言，同时又借用了相当多的汉语词汇而形成的语言。但他认为，对现代越语的主要影响来自泰语(广义的泰语――引者)，因此，他认为，最初的越语可能源自一种泰语。

后来，许多学者都认为越语属于汉藏语系的语言。有人认为，越语属于汉藏语系侗泰语族中的诏言，与泰语有很密切的关系。也有人认为属于汉藏语系的独立支系。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越语属于南亚语系的语言。例如，与马司伯乐同一时期的另外一位名叫豪德里克特的法国学者就认为，是中国人对泰语诸民族和越南人的数世纪的统治使其语言发生了变化，他把越语划为南亚语系的语言，认为越语同盂高棉语族语言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1942年，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越语和孟高棉语都属于东南亚原始南方语言(Proto-Austric Languages)，属于东南亚原始南方语言的语言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泰语、卡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另一类是苗瑶语，还有一类就是越语和孟高棉语。后来，本尼迪克特又强调了这种组合，认为越语“似乎代表了南亚语系语言中古老的东北‘停泊站’，在很早的时候受到泰语因素，包括古泰语(以及汉语)声调系统的强烈的影响。”

1973年，托马斯在其一篇文章中把越语划为“越－芒语族”，认为该语族包括越语、芒语(MOUllg)、昧语(May)、阿仁语(Arem)和泰朋语(Tay Pong)，这些语言均属南亚语系语言，其中芒语、昧语、阿仁语和泰朋语日益为盂高棉语所取代，而越语则“与孟―高棉语稍有分离”。他断言，越语(同盂高棉语)的这种分化是由于外来语，主要是汉语的强烈影响。也认为今天越南的越族属于孟高棉语民族的一个分支。

施莱辛格认为，公元前的越语中有一些孟高棉语成分，那时的越语既没有泰语的成分也没有汉语的成分，后来越语才在南亚语系语言和泰语的影响下发展起来，一些人操的越语更多地受到了南亚语系语言的影响，而另外一些人操的越语则受到了泰语的影响。似乎也是说早期的越语属于孟高棉语中的一种语言。

以前越南学者也认为越语属于汉藏语系的语言，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南学者也多认为越语属于南亚语系越芒语族的语言。而大多数中国学者目前仍然认为越语属于汉藏语系或系属未定的语言。

也有学者不同意把越人划为孟高棉语民族内，例如，艾里克・赛登法登即针对豪德里克特的观点指出：“豪德里克特教授把越语和越人划为南亚语语言和民族似乎只是以语言作为根据。”然而，民族学和血型研究并不同意这种看法。15年前，马奈费博士和贝左西尔对越人和越南北方的芒人(Muong)、泰人的支系土人(Tho)和依人(Nung)、还有瑶族等其他民族的血型进行了一系列分析，结果表明，所有这些民族在生物学意义上同印度尼西亚人的关系比同蒙古人的关系要密切。

那么，今天越人说的越语到底属于哪一个语系的语言呢?我认为，对越语系属划分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现代越族形成本身的复杂性。因此，对现代越人形成的过程和特点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或许更有助于我们对今天越人语言系属复杂性的了解。

二

从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所反映和记载的情况来看，今天越南的主体民族越族的形成确实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据越南一些史书记载，越南的越族与中国的汉族具有共同的渊源。例如，《大越史记全书・外纪・鸿庞氏纪》就记载说：“我越之先，相传始君日泾阳，炎帝神农氏之裔。”事实上，这只是一个传说，它所反映的只是中越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并不能作为越族起源的根据。

现在学者们多认为，现代越族的祖先就是古代越人中的一支。在我国的秦、汉时期，在我国东南沿海和中南半岛北部地区，曾经分布着一些被称为“越”的民族群体。由于这个民族群体支系繁多，古又被称为“百越”。《吕氏春秋・恃君篇》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注》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根据史书记载，古代百越民族中有一支被称为“骆越”的人。

《史记・南越列传・索引》转引《广州记》说：“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骆越的“骆”字有时候又被写为“雒”。《水经注》卷三七引《交州外域记》曰：“交趾……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

一般认为，这些分布在今天越南北部的红河流域一带的骆越人，就是今天越南的主体民族现代越族的祖先。

有学者认为，骆越人是最早居住在岭南沿海的土著民族。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可靠证据的支持。因为，从红河三角洲的考古材料来看，骆越人并不是当地最早的居民，而是后来才出现在当地的。

考古发掘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今天越南北方红河三角洲一带便出现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后来，人们在越南和平省的和平文化遗址找到了属于美拉尼西亚人种和印度尼西亚人种的头骨；在北山，人们找到了17件头骨，其中6件属于美拉尼西亚人种的，8件属于印度尼西亚人种的，1件属于蒙古人种和印度尼西亚人种的混血；一件属于澳洲种。在多笔，所发现的遗骸都是属于美拉尼西亚人种的。也有一些头骨，头部稍长，类似印度尼西亚人种。因此，越南学者陶维英认为：“这些复杂的遗骸证明，就在石器时代，越南北部已经是许多人种相接触的地方。属北山文化层和槟拉克的美兰尼西亚(即美拉尼西亚一引者)种人正生活在越南、印度支那，也可能是在亚洲陆地的其他地区。这种人就是最底层和中层遗迹旧石器文化的主人。……

目前，在越南没有遗存美兰尼西亚种的后裔，可能是因为这种人的后裔杂处于印度尼西亚人和后来占据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人中间，以后他们已经逐渐被同化并被完全改变了人种的特点。印度尼西亚种对今天我国各民族的人种构成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许多遗存的后裔形成了越南和整个东南亚少数民族的组合成分。”

陶维英认为，今天的越南和印度支那地区最初的人类均是黑色人种即美拉尼西亚人种，以后才从别 的地方迁来了印度尼西亚人种(即一种与黑色人种混血后的蒙古人种)。

美国学者希契也认为，北山文化是一个多种族共存的遗址，其下层属于原始美拉尼西亚人和原始澳大利亚人种，他们之上是印度尼西亚人。

也就是说，在“外来”的“印度尼西亚人”之前，今天越南北部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属于黑色人种的“美拉尼西亚人”。因此，骆越人不是今天越南的土著。

三

那么，骆越人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人认为，骆越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越国灭亡以后流散的今天越南北部地区的越族遗民及其后代。例如，鄂卢梭在《秦代初平南越考》一书中的附录《安南民族之起源》这一部分中就说：“我敢断言，今日的安南人直接系出纪元前三三三年灭亡的越国的遗民。而其祖先在纪元前六世纪，立国于今日浙水流域之浙江省。”

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楚国灭越国。越族大量南迁，其中的一支迁至红河中下游流域，形成越南主体民族的祖先――雒越人……。”

这种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有学者根据考古材料，对古代越人的发展和流散进行了专门的探讨，认为古代越人发源于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就是越族在宁绍平原繁衍生息的晚期的文化。但是，到了距今1.2万年前后，宁绍平原发生了卷转虫海侵，这次海侵在7000～6000年前达到最高峰，在最后1000余年时，情形最为严重，这一时期，东海海域内伸到今杭嘉湖平原西部和宁绍平原南部，今钱塘江北，古海岸沿嘉定、黄渡、蟠龙、松江、漕泾达杭州玉皇山一线、钱塘江以南，今会稽、四明诸山山麓冲积扇以北，也成为一片浅海。卷转虫海侵的过程，也就是宁绍平原自然环境恶化的过程。在海侵的末期，宁绍平原的环境恶化是非常剧烈和迅速的，也就是在这1000余年时间中，原来在这片自然环境非常优越的宁绍平原繁衍生息的越族居民，发生了他们部族历史中的大规模迁移。

也就是说，从目前更为可靠的考古材料来看，古越人的发源地确实是在浙江的宁绍平原一带，或者说，他们分布的中心区域在宁绍平原一带，但他们的先民从那里向别的地方迁徙的时间要比所谓楚灭越的时间早得多，而且，向外迁徙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灾害。

贝尔伍德在论述南岛语民族的起源时认为，原始南岛语民族最初是从中国南方向外迁徙，大约于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3500年左右进入台湾。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进入菲律宾群岛北部。在公元前3000末至公元前2000年期间，已经发生了分化的原始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语民族开始从菲律宾南部发展到婆罗洲、苏拉威西和摩鹿加群岛。公元前2000年的中期和后期，南岛语民族的一些人开始到达大洋州的汤加和萨摩亚群岛等岛屿。公元前1000年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发展到越南和马来亚。

莎菲尔也认为，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离开了大陆，由海路到了台湾。然后又从台湾迁到菲律宾群岛，再到印度尼西亚群岛东部。在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这段时间里，他们中的一些人又继续向东南亚海岛的其他地区和中南半岛东部沿海地区迁徙。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又有一支往东迁徙，抵达了卑斯麦群岛(新几内亚东北部)，最远的达到并定居到夏威夷群岛澳特拉岛和复活节岛。这些向东迁徙的人最后演变成了波利尼西亚人，而留在东南亚海岛地区的逐渐演化成了马来人。

他们所说的原始南岛语民族和马来一波利尼西亚人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古越人的祖先。也就是说，今天广义马来人或南岛语民族的祖先，在很早的时期就从东南沿海迁移到东南亚地区了。以后发生的楚灭越、秦伐岭南和汉平南越，只不过是又使得一些越入流散到中南半岛和海岛地区，加入了与他们有亲缘关系的那些早先流散到当地的古越人的后裔即史书所说的“外越”中，成了马来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而且，这些所谓的外来的“印度尼西亚人”或“原始南岛语民族”或“马来一波利尼西亚人”即古越人的先民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广义的马来人和孟高棉语民族的共同祖先。可能在这个时期，这些人中也开始初步分化出了广义马来人和操孟高棉语的一些民族集团。正因为如此，有人主张把南岛语系语言和孟高棉语族所属的南亚语系语言归为一类，将它们统称为“南方语系语言”。

卢斯在论述盂高棉语民族的起源时还认为，孟高棉语民族起源于红河三角洲，其证据就是，后来来到红河三角洲的越人混有孟高棉人的血液。卢斯说：“我不知道古代中国的‘南越人’(今天的越南人)是在什么时候占据东京三角洲的，只知道可能是在公元初以前几个世纪。即使到现在，越南人的身体中依然还混有孟高棉人的血液”。

孟高棉语民族的发祥地是不是就在红河三角洲?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是，在当时越南红河三角洲地区的“印度尼西亚人”中，可能确实有一些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孟高棉语民族的先民。今天的越语被一些学者划为孟高棉语族的语言，很可能是古代红河三角洲的“印度尼西亚人”中属于孟高棉人先民的那一部分因素在形成现代越族以后在语言方面的积淀和遗留。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从“冯原文化”的后半期开始，越南北部地区的居民已开始使用金属器。从“冯原文化”开始，接着是铜豆、么丘和东山出土的青铜器文化，构成了当地青铜器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在这些代表青铜器文化的遗址中，以“东山文化”最为著名。

越南学者陶维英认为东山铜器文化是雒越人即骆越人的文化。陶维英的见解可能是对的，《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在东汉初年率军南下时，曾“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

很有可能的情况是，越人的祖先最初居住的地方是宁绍平原，后来，由于自然环境恶化，一些人开始向岭南和今天越南北方红河流域迁徙。那些迁到红河流域的越人先民逐渐与当地的土著黑色人种或混血的孟高棉语民族的先民混合，在新石器时期形成了后来中国史书中记载的“骆越”或“雒越”。所以，早期骆越人的语言和血统中，不可避免地混有早期孟高棉人的语言和血液。

四

骆越人是现代越族的先民的主体，但是，现代越族的形成还与其同其他民族和文化，特别是与中国的民族和文化的融合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越史传说，越南首肇封疆之君是炎帝神农氏的三世孙帝明之子，封泾阳王，号赤鬼国。三传至雄王(按为雒王之误)，改号文郎国，自是世主皆号雄王(雒王)，传国凡二千六百余年，至我国战国末期周赧王58年(公元前257年)为安阳王蜀泮所灭。

泾阳王、雄王的故事，荒远难稽，其传国年数，尤难信实。而安阳王的事迹，由于有中国古籍的印证，故一些研究越史的学者均认为是真实人物。

例如，蒙文通先生就认为，蜀人入越是可信的。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安阳王当是先秦蜀国的开明王。开明不是一人之名，也非一世之号，而是蜀国好几代君王的名号。因此，蒙文通认为：“南迁之蜀人于后世越南民族之形成关系至为重大，越旧史尊蜀泮为蜀朝，固其一也。其在民间，蜀泮亦长期享有崇高威望；以一蜀之迁民之首领，而能获后世人民之尊崇爱戴，当非偶然。蜀泮之德惠固有足怀者，而后世越人本多蜀人之裔亦不无干系也。”

继蜀人向骆越地区迁徙之后，又有夜郎人从中国西南地区迁入今天越南北部的骆越人地区。《后汉 书・任延传》记载：建武初延为九真太守(《资治通鉴》叙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徼外蛮夷夜郎等慕义保寨。”同书《安帝记》载：“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同书《南蛮传》载：“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蒙文通先生认为，这些“九真徼外夜郎蛮夷”即是迁徙到今天越南北部地区的夜郎人。

除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古代民族以外，现代越族的形成更与中国中原和其他地区的汉民族的南迁和汉文化的浸染分不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原后，又将势力继续向五岭以南扩展，最终平定了五岭以南地区，并在当地设了三郡：南海、桂林、象郡。南海郡为今天中国广东，桂林郡为今天广西东部，象郡则应为今天越南北部和中部偏西地区。平定五岭以南地区后，秦朝委派赵佗领治当地。今天越南北部中部地区遂成了中国的一部分。

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以后，赵佗即击并桂林、象郡，一度自立为王。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兵南下，再平南越，遂分其地为九郡：儋耳、珠崖、南海、合浦、苍梧、郁林、交趾、九真、日南。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大致相当于今天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偏北地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今天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地区被称为交州。

隋唐时期，中国中原王朝继续统治着今天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地区。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罢交州为玉州。仁寿二年(公元602年)，设置交州道行军总管府。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罢州为交趾郡。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设交州总管府，后又改置为安南都护府。从此，交州始称安南。

自中国中原王朝统治了今天越南北部地区以后，中国中原和其他地区的移民和汉文化也开始进入这个地区。《淮南子・人间训》记载说，秦朝在征讨越人地区时，曾经“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以与越人战。”但一度被越人打败，越人“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史记》卷6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终于击败越人，“发诸尝捕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戌。”这50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了今天的越南北部的骆越人地区。

赵佗来到岭南以后，开始在当地推广中原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赵佗人越不久，秦朝遂告灭亡。公元前207年，赵佗建立南越政权，自立为王。《水经注》卷14记载说：“越王(即赵佗－引者)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赵佗自立为王后，从中原地区引进大批“徙民”，“与越杂处”，并大力推行中原制度，设立学校，教授汉学。因此，越南黎朝史学家黎嵩说赵佗是“英雄才略之主也，以诗书而化训国俗。”，并说“赵佗并其地，输入汉文化，使越北进入文明之邦，当由此始。”

以后，历代的统治者均在骆越人地区推行中原王朝的那一套政治、经济制度和推广汉族文化，从而使骆越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西汉平帝(公元1～5年)到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之间汉代交趾太守锡光和九真太守任延在当地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更为典型。在两位太守到交趾、九真之前，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据《后汉书》卷86《南蛮传》记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语言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徙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又据《后汉书》卷76《任延传》记载，九真地区则是“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趾，每致困乏。……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

《东观汉记》卷5记载说，锡光任交趾太守时，在当地“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婚娶，建立学校，导之以礼。”《后汉书》卷76记载，任延任九真太守时，也“始教犁耕，俗化交土，行媒聘姻娶。”从而使当地人民“渐以礼义”。因此，也有评论说：“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

三国时期，交州太守士燮在越南的政绩也颇有口碑，《越史略》卷1称士燮“谦恭下士，……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世，保全一方，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皆乐业，威尊无上。”越南史学家黎嵩说：“士王习鲁国之风流，学问博恰，谦虚下士，化国俗以诗礼，淑人心以礼乐，治国逾四十年，境内无事。”另外一位越南黎朝时期的史学家吴士连也说：“我国(指越南―引者)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越南近代史学家陈重要金也评价说：“士燮治民有方，循循善诱，国人爱之。皆尊称为士王。”

五

除了中原王朝派到当地的统治者外，其他各类中原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也在这个时期不断移居到今天的越南。两汉时期，统治者往交趾地区“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当地人)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东汉马援平定“二征”反叛后，许多军人也留在了交趾。马援北还后，中原以及中国其他地区人民移居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者甚众。

东汉末年，王权衰微，朝纲混乱，大权旁落于地方诸侯手中，中国陷入分裂割据的动荡局面，又有大批中原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人移居交趾。史书记载说，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以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这一时期，“南北交往，频繁至极。”

据《后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交趾郡人口有七十四万六千余人，九真郡十五万六千余人，日南郡六万九千余人，总计九十七万一千余人。比同时的合浦、郁林、苍梧、南海四郡人口(共三十九万余人)多一倍有余。到了东汉末年，交趾地区的人口又有增加。据《舌汉书・郡国志》记载，是时日南郡人口为十万余，九真郡人口为二十万九千余人，比西汉时期有明显增多。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除了部分是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外，另外一部分则是由于大量从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南迁当地所致。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越北地区同中国的联系更为密切，中国移民也继续进入当地。大量中原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人移入今天的越北地区，使红河三角洲的民族成分进一步发生变化，许多移民同当地人民族通婚，骆越人与汉民族进一步发生融合，现代越族正是在这一融合过程中形成的。

因此，越南学者陈重金认为：“无论我们属于哪一个种类，但由于后来中国统治我国1000多年，有时还派40多万兵，则必然是我们旧的苗裔已与中国人混血之后，才形成今天的越南人。”我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在其所著的《毯南通史》一书中也谈到：“现代越南民族的形成，离不开汉族血统，这是越南历史发展的重大特征。”

另一位中国学者李谷也认为：“越南民族即京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越南人，本身就是汉人与当地土著的融合体。”并进一步强调说：“从公元前三世纪到现在的二千多年来，无论越南还在中国版图内的1000多年，还是越南已经独立的1000多年，由于山水相连的地缘关系，两地人民之间的流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迁居者有之，通婚者有之；有大规模迁移大成千上万人的，也有单家独户或个人经商谋生居留的。不说越南郡县时期的行政长官都由中央政府委派，即使是越南独立后的历代皇帝也大多是汉人。据信史记载，从越南的开国之君到最后一个封建朝代的皇帝阮福映，几乎都是汉族的后裔。……从 公元968年越南独立到1945年保大皇帝宣布退位、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共977年的封建皇朝中，有证可查的就有830年是汉族后裔当皇帝的。”

除了血统方面的融合以外，古代的骆越人之所以成为今天的现代越族，其文化的演变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随着汉文化的传播，骆越人学习汉字汉文者也日益增多，学优进仕者不乏其人。尤其是到了隋唐时期，汉字汉文汉语更普及到安南城乡各地，中国的文史古籍、天文地理、科学技术及典章制度也源源不断流入越南，越人无不以识汉字、读汉书、作汉文、著汉史为荣。唐代安南学者到中原求学、求法和供职者络绎不绝。如交州人廖有方在唐宪宗时考上进士，在唐中央人校书职务，中国《全唐书》收录了他的七言绝句。九真人姜公辅、姜公复兄弟二人是唐朝进士，曾在唐朝供职，也写了不少诗句。因此，越南学者自己也说：“中国语言文字已经成为越南语言文字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组成了越南的文化宝库。”

除了语言文字以外，越南人的姓氏和其他文化习俗也无不打上中国文化的痕迹。即便是越南独立建国以后，越南仍然越南历代统治者仍继续效法中国的文物典章制度和不断吸收中国的文化。如果没有这些汉文化因素的影响，古代骆越人的后裔也就不可能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现代越族人。

因此，虽然越南的主体民族的直系祖先是中国古籍中提到的骆越人，但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现代越族或京族则是在中国中原王朝统治时期逐渐形成的。随着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不断向越南的移徙和中国汉文化的浸染，骆越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水平也不断提高，于是，现代越族开始形成了，其政治上的代表就是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安南当地崛起的地方豪酋。由于这些地方豪酋不断的起事和反叛，越族最终摆脱了中国中原王朝的控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现代越族因而也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了独霸中南半岛东部的一个大民族。

通过对现代越族形成过程的考察，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说现代越语属于孟高棉语的人，可能主要是看到其语言中的孟高棉语因素。从这个民族的形成过程来看，其语言中的这些孟高棉语因素，应当是骆越人的先民迁徙到红河三角洲之前是居住在这里的孟高棉语民族的先民留下来的历史积淀，他们后来被迁徙到当地的骆越人的先民融合以后，其孟高棉语的因素也就沉淀在现代越语的底层，从而使一些学者认定现代越语属于孟高棉语。说越语属于“泰语”或侗泰语族中的语言，或与“泰语有很密切的关系”，显然是后来迁徙到红河三角洲一带的骆越人的先民带来的。他们与后来分布在中国东南沿海其他地区的“百越”一道，说着一种与早先迁徙到今天越南南部、马来半岛已经东南亚海岛地区后来演化成南岛语诸民族的先民说的语言一样的“原始泰语”或“原始澳泰语言”。而说越语属于汉藏语系的独立支系的人，恐怕是因为今天的越语中有着大量汉语因素的缘故。

当然，今天的越语到底属于哪一种语言，还得由语言学家来判定，但是，对现代越族形成的复杂过程的考察，或许会对解决现代越语系属的争议问题有所裨益，至少可以为语言学家进一步深入探讨越语的系属提供一个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