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回购黑洞

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对其立案侦查；广东省公安厅已经对其立案侦查；江苏省公安厅已经对其立案侦查；山东省公安厅已经对其立案侦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已经对其立案侦查；河北省唐山市公安局已经对其立案侦查。

2004年，中田金融界头疼的十大事件中，国洪起名列第一；

2004年，中央政法委督办的25件大案中，国洪起独涉两宗；

2004年，因为国洪起，“白领黑势力”成为一个公共概念而走俏舆论界；

2004年，国洪起是中国“问题富豪”当仁不让的“最佳代表”

2006年6月，曾经轰动一时被媒体称为“金融第一骗”、“白领黑势力”、“黑金大盗”的神秘人物国洪起一案经最高人民击院指定管辖，由无锡市终极人民法院审理。6月22日，无锡中院对破案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国洪起犯合同诈骗罪，虚报注册资本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井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被告人吴克夫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2007年11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国洪起的上诉。这意味着这位“资本大盗”将要在监狱开始他最后的人生运作了。

如果不是这次国债回购出事。要不了几年，国洪起可能成为中国首富，至少应该排在福布斯富人榜的前十位。国洪起是个低调的人，当他掌控的资产高达80多个亿时，他的名字井不广为人知。只是当2004年3月23日国洪起破江苏警方拘捕时，人们才猛然发现，这次崩盘的，竟然就是中国号称“资本大盔”的最大“潜力股”!

东窗事发：数额惊人

2003年10月，华闻公司通过增资的形式成为广东证券的第一大股东，但之后广东证券的资产清查却让华闻公司高层震惊不已。广东证券在北京长椿桥路证券营业部有巨额债券被挪用进行债券回购，套走现金。发现问题后，广东证券在全公司内部进行缉查，缉查的结果让所有人心惊肉跳。另外一家北京公司一一北京泰怡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2002年在广东证券广州西华路营韭部的开户，从2002年4月23日到2004年1月9日，勾结西华路营业部经理吴克夫、交易员张泓等人，不断利用电脑交易系统，通过泰怡轩账户盗用其他用户债券，总共将17.3亿元资金盗走。两案件金额超过20亿元人民币!

广东证券赶紧在极小范围内对有关电脑交易记录进行了查对，发现广证北京长椿桥路证券营业部的客户“泰诚咨询”从2003年9月开始，挪用广证公司债券进行债券回购。到2003年12月下旬，“泰诚咨询”的账户实有债券1367万元，而所做的债券回购业务，卖出债券为3珀亿元。这等于说，“泰诚咨询”把广证的3.05亿元债券卖掉，并将套出的资金全部提走。

债券回购业务是客户将托管在证券公司的债券，指令证券公司在证券交易所卖出，并登记承诺在一定时间内购回。债券回购对债券持有人来说，实质上是以债融资，而对于证券公司来说，只是一种行为。简单地说，“泰诚咨询”把广证的债券委托广证卖出。然后提走了现金。

“泰诚咨询”注册在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22号北京赛特广场30702室，法定代表人刘严，注册资金500万元。另一家公司，北京泰怡轩房地产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工业区内30排6号，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还是刘严!

刘严是谁?

事后经查，刘严是国洪起的妻姐，国洪起是两家公司的委托划款人，这两家公司的幕后真正的老板正是国洪起。

国洪起将用“泰怡轩”账户盗取的17.3亿元资金分别划走，其中划入广东正安发展贸易有限公司8.67亿元，划入北京赛克赛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6700万元，划入山东九九集团1900万元，划入广州广控公司3.6亿元。其中，划入广东正安发展贸易有限公司的资金，又被分别划人北京赛克赛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山东九九集团。北京赛克赛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30701室，也就是北京泰诚咨询有限公司的隔壁。北京赛特集团下属的赛特广场是北京最好的写字楼之一，距离天安门不足两公里，而国洪起控制的赛克赛思则是北京赛特集团的股东之一。山东九九集团的公开文件则称，北京赛克赛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是其在北京的投资公司，国洪起则是山东九九集团的总裁。山东九九集团的公开资料称，该公司总投资28亿元，员工近2000人，产品涉及工业、农业、畜牧业、商业和生命科学等领域。

北京赛克赛思和山东九九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则是国洪起的妻子孙涤非，也就是说，国洪起用其妻姐的公司盗钱，然后划入妻子的公司。

2003年12月22日，广东证券向有关部门报案。2004年1月2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报案。2004年1月6日晚，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传讯了犯罪嫌疑人国洪起、饶金良、朱捷。随后，国洪起很快消失。2月20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春桥路营业部副总经理朱捷涉嫌挪用公款罪立案。3月3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刑事拘留了朱捷和饶金良，并于2004年3月4日对饶金良涉嫌挪用公款罪立案。2004年3月19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了饶金良和朱捷。2004年3月16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查封了北京赛克赛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在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资产。2004年3月17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查封了第一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北京东方泰诚咨询有限公司在广东证券有限公司的所有资产。

至此，国洪起“声名鹊起”!

公司众多：幕后指挥

国洪起做事谨慎，善于隐藏在幕后，他从未在其国内公司有过职务，但是均被公司职员称为“国总”。国洪起为了便于资金运作，也便于更加隐藏自己，他竟然先后成立了50多个公司。经常奔走于前台的是国的妻子孙涤非、弟弟国洪新和弟媳及其他家人和亲信。正是通过自己编织的这一张大网，国氏源源不断地将从国债回购市场中套来的资金，流向他在全国各地的一个个投资项目。

倒腾外汇、开办娱乐场所、炒股票期货，甚至成立山东九九集团做实业，这些都并不是国洪起真正发迹的原因。实际上，国洪起发迹于资本市场，有赖于其在该机构进行的国债回购交易。

国债回购是一种以国债为抵押品拆借资金的信用行为。是指资金需求方(融资方)以所持有的国债现券作为抵押，通过证券交易所向资金供应方(融券方)借入资金并按期还本付息的融资方式。业内人士介绍，国债托管的收益本应随着市场情况起伏，但有的证券公司会许以客户最低回报率或者较高的固定回报率，以吸引资金。随后证券公司再将国债拆借给一些机构，这些机构再通过国债回购融资，并把所得资金投到

二级市场，期满前买回国债。在此案中，长椿桥营业部就是将中轻三联的国债转交国洪起使用，自己收取国洪起国债交易的手续费。

但必须说明的是，券商挪用客户国债的行为属于违规行为。许诺最低回报率或固定回报率的融资融券做法，也是被证监会明令禁止的。只不过在实际情况中为了获取高回报，客户往往仍与券商达成秘密债券托管协议，券商许以较高的固定回报率。

2003年下半年中国华闻控股有限公司准备入主广东证券，同时对广东证券进行业务检查，结果使得此案在2004年1月被曝光，饶、朱二人随后被捕。最早牵出国洪起案的广东证券北京长春桥营业部案件的审理加紧进行，检方已经对该营业部原正、副经理饶金良和朱捷提起了公诉。

国洪起与广东证券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目前被限制出境的广东证券原总经理钟伟华又在其间扮演何种角色?

手段高明：20亿元黑洞

检方指控，饶金良、朱捷在2003年7月间，利用职务之便，将中轻三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轻三联”)在该营业部设立的账户非法并入北京东方泰诚咨询有限公司账户(以下简称“东方泰诚”)，并使中轻三联账户内的2000万元供东方泰诚使用进行国债回购，国债回购资金1898.57万元由东方泰诚提取使用，至今未还。

朱捷供称，广东证券的管理软件中专门设置有一个并户功能，一个账户下可以挂四五个账户，可以轻而易举实现并户。正是这项功能使褥长椿桥营业部可以将其他客户账户并户到国洪起所控制的公司。然而按照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一个资金账户只能对应一个基金账户，不能进行账户的挂靠和合并。长椿桥营业部允许国洪起通过营业部间接调取中轻三联的国债使用本身已经违反有关规定，营业都若不经客户允许，就将客户账户并入国洪起所控制公司的账户属于更严重的违规行为。

国洪起用东方泰诚账户在长椿桥营业部频繁进行国债回购业务，每次回购金额不足2亿元，回购期限一般是28天，平均每月做一次。在长椿桥案中，国洪起正是担当了幕后操盘手的角色。饶金良向警方陈述，国洪起是2002年长椿桥营业部成立时由董事长钟伟华介绍其认识的。随后在2003年，国洪起与长椿桥营业部达成口头协议，国洪起引荐客户到长椿桥营业部，长椿桥营业部接收这些要求高收益率的客户，而由国洪起用这些客户的国债和资金，并由其负责支付客户本息。在国洪起与广东证券措上关系之后，五矿、山东国投等许多大客户曾在长椿桥营业部办理国债托管业务，均由国洪起支付收益，当时“业务很正常”。正是由于当初多笔国债回购业务并未发生任何闪失，使得2003年7月17日，国洪起表示需要做2000万国债回购时，时为长椿桥营业部总经理的饶金良很快答应了，并在次日同意国洪起从营业部取走了1800万元回购资金。

按照国洪起的说法，他到广东证券做国债回购则正是由于钟伟华的“盛情邀请”。在一份国洪起接受调查的材料中，国洪起表示，2001年以前，他的国债业务原本在其他证券公司做，但2001年广东证券董事长钟伟华、财务总监符列娜以及国债部经理陈锡林一起找到他，希望其将所有国债业务转到广东证券来做。当时给国洪起开出了两个优惠条件，一是降低手续费，二是广东证券席位上若有闲置国债允许国洪起以标准券的形式使用。国洪起获得如此优厚的待遇源于其对券商的巨大吸引力。一方面，图洪起判断力极佳，当时在国债市场翻云覆雨，颇受吹捧。北京一位证券界人士透露，“请国洪起操盘的地下价格是500万元一次。”另一方面，国洪起个人资金膨胀到数十亿元，麾下又有遍布全国的追随资本。因此许多券商都希望约其“加盟”，以扩大自己的业务量。后来的事实证明，国洪起移盘广东证券后，形形的资本以委托理财等名义纷至沓来，的确为广东证券带来了巨大收益。正是在广东证券的优惠条件下，国洪起开始在广东证券做国债，并把原本在多家企业进行的业务，归到北京泰怡轩房地产有限公司账户上操作国债回购。

据国洪起事后交代，广东证券当时与他达成了口头协议，如果在国洪起的泰怡轩账户内对自己的其他账户拥有的国债进行回购将被视做正常业务，就在泰怡轩账户内加入相当数量的国债标准券，如果在泰恰轩账户内对广东证券席位上不属于国洪起的国债进行回购，须得到广东证券方面的同意，之后再在泰怡轩账户内加入国债标准券。值得说明的是，回购应由国债抵押方自行对押出国债进行回购，而不应由其他账户持有者进行回购。国洪起用泰怡轩账户回购其他账户国债本身已经违规，更重要的是，国洪起在所谓“回购”时，不必支付现金，广证方面就会在国洪起东方泰诚、泰怡轩等账户内加入国债标准券。

原广东证券董事长钟伟华本人在接受警方调查时明确表示，跨账户进行国债回购以及挪用其他客户账户国债是“不允许”的行为。“严格意义上，即使有授权也不行，中国不允许有融券行为。”至于国洪起通过国债回购套取中轻三联的资金，钟伟华则表示是因为长椿桥营业部内部有人与国洪起勾结。

究竟是饶金良、朱捷二人与国洪起内部勾结还是国洪起与广东证券有某些业务协议，由于涉及国洪起的几个案件尚未审理终结，目前尚未有关于此明确的说法。但值得注意的是，有媒体报道，钟伟华已经于去年底被免去广东证券董事长职务，并被勒令不得出境，随时接受相关调查。

国洪起其人一介草民，屡屡被捕

国洪起籍贯是山东省济宁市，1958年9月2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父母都是工人，他的父亲死得很早，母亲现在已经80多岁了。国洪起有一个弟弟叫国红新，性格与他完全不一样，为人忠厚老实。国洪起其貌不扬，外形清瘦，身高176厘米，性格很内向很严肃，不苟言笑，但为人很客气，说话声音有点儿“公鸭嗓”。国洪起读书不多，仅仅是初中文化，但他“很有一点儿小聪明”，尤其对数字特别敏感。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曾经名扬一时的“黑金大鳄”的国洪起档案里，职业类别竟然写的是，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只有初中文化，家境普通的北京市民，是怎样一跃而成为“富豪”的呢?

国洪起为人非常低调，他出生在北京市朝阳区小黄庄前街。但是直到如今，小黄庄前街仍在，而且还有很多未曾拆迁的胡同及大杂院，但当地的居民和民警都不知道国洪起这个人。因为家庭出身很苦，所以国洪起很小便开始到社会上“混生活”。国洪起在1980年就因诈骗建设银行贷款而被判刑入狱，出狱后在北京倒卖进口大件商品指标，赚了一些钱后，开始雇人在进口商品供应点收购商品指标，然后转手倒卖赚取差价，这为国洪起积累了原始资本。后来，国洪起靠倒卖外汇赚了些钱。在北京后海办了一

家“文苑”歌舞厅，这成了当时京城最大的歌舞厅。十几年过去了，后海两岸仍然是灯红酒绿，但现在已经没人知道“文苑”家谱了。

有人戏称，国洪起屡屡被抓，个人简历简直就是一部“被的历史”――倒腾外汇、开娱乐场所、炒股票期货时被抓过，现在做国债回购又被抓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像国洪起这样胆子大的人，却往往能挣到大钱。

独辟蹊径：快速暴富

后来国洪起也慢慢地有了“自知之明”，他曾对周围的人说过：“我不想做实业了，因为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说这话，国洪起心里有数的，因为他发现自己非常善于和数字打交道!

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国洪起开始从事股票和期货交易，据当时的业内人士说，“国洪起炒股票非常有脑子，判断非常准确”，所以很多营业厅都争着让他去开户，他本人也在短时间内迅速积累了多达几千万的财富。当时的国洪起，对炒股以外的其他行当相当谨慎。有人劝他投资当时很热门的房地产，他却说“做房地产不但要和内部人打交道，而且要与政府机关打交道，不像我做股票，只要敲敲键盘就行了――我挣谁的钱不知道，我赔给谁的钱也不知道。”随后，他逐渐进入金融领域，长期在证券和投融资领域进行非法活动，并且精心打造了自己的人脉关系。在别人看来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或者违反规则、道德、法律的事情，对他来说是举手之劳就有收获，虽然是在从事“白领”的工作，但他行为处事颇有点“黑社会”的味道。

曾经喜欢独自一个人“敲敲键盘”赚钱的国洪起，后来也许是因为内心深处那种想出人投地的巨大冲动的诱使，他开始大张旗鼓地扩张自己的商业“版图”――从北京到山东、河北、广东甚至香港等地，从金融到房地产、建材、化工等行业，国洪起陆续成立或控制了50家以上的公司。更让人难以理喻的是，后来他竟然把大部分靠“智力劳动”赚来的钱去创办实业，而有些投资在5年甚至10年之内都是很难收回的。

比如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九九集团，曾是全国最大的酒精企业。该公司总投资10多亿元，员工近2000人，产品涉及工业、农业、畜牧业、商业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在2002年底，国洪起雄心勃勃地宣称九九集团要实现“百亿资产，百亿产值，十亿利润，十亿税收”的宏图。有人分析他的个性急功近利、刚愎自用、不会做人、不会用人。“他根本不尊重人才，是一个极度实用主义分子一用得着的时候，你就是上帝；用不着的时候，马上可以把你一脚踢开。如果这边坐着一个大知识分子，那边坐着一个银行的信贷员，他肯定重视后者，因为银行信贷员可以马上为他变出钱来。”

性格独特：屡次被骗

阔起来的国洪起开始学会摆谱，喜欢穿名牌衣服买名牌车，并且与很多漂亮女人有过密切关系。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以投机起家、甚至有诈骗巨额资金之嫌的人，并没有像其他类似经历的人一样，把财富偷偷转往国外，最后办好护照悄悄走人。更让人惊讶的是，在国洪起身上竟呈现出如此复杂多样、甚至互相矛盾的性格特征――他既很自卑又过分自傲；他既很低调又常常自以为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他既很会算计别人又很容易上别人的当……

国洪起的性格决定他不会相信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所有公司都是他通过自己的弟弟国洪新、妻子孙涤非及妻姐刘严进行牢牢地掌控。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同时又是一个轻信他人、从而常常上当吃亏的人。

比如1998年，有人游说国洪起去重庆市某个部级的贫困县投资一个烟厂，说仅需要投入三五百万启动费用，一年便能拿上亿的利润。有人劝阻他，说烟草是属于国家专卖的，这么好的事情干吗来找你?国洪起解释道，烟厂是属于包税的，一年光税款就能省多少多少钱。我先采取承包经营的方式，到政策松动了再悄悄把它拿下来。

谁知道，这个烟厂是个无底洞，不到一年时间八九百万下去了，却一分钱也赚不出来。国洪起急了，把县政府告上了法庭。官司开庭，国洪起胜诉。但他不甘心，认为我北京有人，应该能拿回更多的钱，于是又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后，国洪起果真又胜诉了，给多判了一些钱回来，但多判的钱却几乎全部花在开销上，光律师费就付了100万。但却因为上诉，把法院得罪了，去执行时他们根本不理睬，在那里给放着。当地的县长被追急了，他指着县政府大楼说，你们干脆把它搬回家得了。国洪起最后以亏800多万了事。

而在2000年前后，国洪起又跑到东北某地去投资。当地有一家生产葡萄酒的上市公司，下面有一个销售公司。这个公司在当地是包税的，因为不缴税，所以他们尽量把销售和利润做大，然后利用上市公司收购这个销售公司，为此国洪起垫了2000多万。但合作方拿到钱后便不认账了，说你这是买公司的钱。其实任何明眼人都知道，这个公司没有办公室，没有工作人员，甚至连一张纸都没有，仅有的一个皮包装着一套公章和支票，却让国洪起付出了如此巨额的代价。

诸如此粪的“上当受骗”或“意外事故”，耗费了国洪起不少的真金白银。熟悉他的人说，国洪起首先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有机会他就会去投。在投资山东九九集团和购买嘉利来股份等几件事情上，也曾有人劝说他小心行事，但他觉得有利可图，于是一意孤行、不听劝阻，最终落得如此下场。

可以肯定地说，搞实业不是国洪起的强项，在实业上，国洪起没挣到什么钱。

国债回购的制度风险

国洪起败露后。包括九九集团在内的公司也应声垮下。这或许还只是一种报应。但社会因此而受到的伤害，却是无可计量的。国洪起在广东证券侵吞、盗用达20亿元之巨，若以2002年广东证券的总资产89.4亿元计算，国洪起掠走的相当于其总资产的四分之一!事后，广东证券新闻发言人王昆仑说：“如果不是国洪起利用国债回购机制漏洞对我们进行诈骗这件事的打击，我们的发展应当是很快的。”而国洪起又利用账户内虚增的国债资金，从国有银行内套取了近10亿元的资金。这对中国银行巨大的呆坏账也是“功劳显著”的。而与国洪起实业公司相关的各地的企业和集资百姓，也将成为受害者。

国洪起的犯罪领域涉及金融、房地产、建材，化工等行业。其聚敛钱财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国债回购业务，勾结证券公司内部公职人员，虚增其国债数额。一方面，他将虚增的国债卖掉提走现金：另一方面，以虚增的国债向银行抵押贷款。目前，已经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确认的其以虚增国债形式从该公司盗走的资金就高达20多亿元，以虚增国债向银行抵押借出的贷款高达10多亿元。这几十亿资金，都打入了国洪起控制的企业。国洪起以此建立资金链条，肆意扩张，编织起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络，进行一系列掠夺性经营活动。

国洪起之所以能够如此敛财，与目

前国债回购中存在的漏洞息息相关。要杜绝类似事件发生，必须尽快修订现有国债交易体制。“其实，对于融出资金的逆回购方来说，国债回购交易几乎是没有风险的。”北京一位营业部债券经理说。按照规定，在国债回购交易过程中，以券融资一方在回购到期之前必须在国家指定的登记结算机构存放足够的债券，上交所有关规定要求，清算中心须在回购到期之前对融资方是否有资金预留进行监控。发现资金不足时，立即冻结这个席位的资金，限期三日内补足欠库余额，如果到期仍存在资金的漏洞，就会强行平仓，以卖出债券的所得资金归还逆回购方。但是，对于国债回购方，即资金融入方来说，当他决定运用这笔资金时，他就选择了风险。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回购资金也经常会继续“转战”债券市场，即持券者反复进行回购一买券一再回购一再买券的操作。如果在一个长期的国债牛市中，反复回购的收益可以成倍数地放大；但万一没看准，风险也会被无限制地放大。在回购交易中，以券融资的正回购方如果判断失误，存在着失去原有债券的风险。不过，除各种市场风险、投资风险外，国债回购更存在违规操作的风险。国债回购的违规操作，主要是指擅自挪用他人债券进行回购业务。挪用方变戏法般凭空套来一笔钱，但到期无法归还，风险却要由毫不知情的被挪用人来承担。

证券业内人士坦言，国债被他人挪用进行回购的情况比较普遍，“尤其是随着监管加强，营业部很少敢动用客户保证金，国债回购就成为补充资金来源的方式”。但很多违规操作由于资金最终及时得到归还，或者挪用方采取借新还旧等方式保证资金链，所以很难被发现。

据某证券公司营业部债券经理介绍，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在于交易所国债市场存在一个制度方面的漏洞――席位清算制。目前，证监会把对国债回购的监管权直接下放给了证券公司。在这种制度下，一家证券公司在交易所的每个席位都对应多家营业部及不同的账户。交易时，证券公司向交易所汇报的并非每个单独账户的申报情况，而是汇总全部账户后的数据。这样，以证券公司总体进行监控和清算时，下面的每个个体情况就无从知晓。如果有的账户没有国债或券量不足，同时别的账户正好有闲置的国债，就可能成交而不被察觉。这为挪用他人国债进行回购留下了口子。业内人士表示，常见的挪用方式有两种：

一是券商自己直接挪用客户的国债。做法是券商与机构投资者签署一纸国债托管合同，许诺远高于国债票面利率的收益率(比如10％)。如此诱惑下，托管方明知现券有被挪用的风险，也可能在所不惜。

二是两个客户间达成协议，一方同意临时借券给另一方，券商作为中间人为他们“牵线”。“挪用客户国债的性质和挪用客户保证金类似，主要出现在监管不严的营业部。通常，三方达成协议的方式更常见。”

然而，无论哪种情形出现，丢失国债都将券商推到了不利境地。就持有人来说，他在把钱交与券商管理时就已经收回了利润，而且带回了国债购买凭证。万一券商失手，投资人凭着手里的凭证可以和券商打官司，结果至少是判决投资人收回国债并获得相应的票面利息。证券公司则必须为这笔资金埋单。

这种席位清算制，使得证券公司及其营业部可以轻易地挪用客户的国债，也导致营业部的负责人可以和相关客户里应外合，大肆挪用国债，进行虚假回购，最终使证券公司和其他客户利益受到损害。相关业内人士还反映：目前采用的债券交易系统也存在着一定的漏洞，使得营业部管理人员和电脑部主管可以轻易通过修改电脑记录进行虚拟交易敛财。国洪起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内外勾结来获取巨额利益。“其实，监管到国债的每个子账户不是难事，股票账户就能办到，债券从技术方面并不存在障碍。”

可见，在资本市场日益火爆的情况下，只有从体制上加以改进，完善证券交易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上述弊端，维持证券市场秩序，才能从根本上根除诸如“国洪起案件”的发生，堵住“黑金大鳄”!

国洪起犯案手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虚增国债标准券；二是勾结营业部内部人员挪用券商公司其他国债；三是和营业部人员串通，将已经回购的国债再向银行骗贷。

国洪起之所以在资本市场这么“游刃有余”，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非常善于和官场打交道，也善于利用、动用官场的各种关系。他为人行事比较低调，很多事情自己不直接出面，而是借助别人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在手段上是无所不用，因而无所不能。国洪起一帮人操纵金融手段之高明，组织之严密，已形成了一个金融界的“白领黑势力”。中央纪委相关官员为此指出：“高级白领与黑恶势力结合，是中国新出现的一股黑势力，但其潜在危害比一般黑势力更大。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这样的‘白领黑势力’值得我们思考和警惕。”和普通的黑势力有着明显的区别，“白领黑势力”从外表上很难区别，他渗透在资本市场，利用权力的特殊性和垄断性，为自己的利益集团牟取暴利。国洪起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室手套白狼，迅速积累起数十亿资产?现在回想起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都是意料之外的，都是不符合游戏规则的，但这就是国洪起的本事，他有能力将这一切化为己有。中国改革在设计时忽略了资本领域权力资本化的问题，于是改革的过程中就不断出现权力向资本的演变，而国洪起正是利用了权力向资本演变的这一变化，才形成了这样的“白领黑势力”。

这与目前国债回购中存在的漏洞息息相关。国洪起最主要的犯罪手段是虚假国债回购，而导致这种犯罪方法还是金融体制的漏洞。按照席位清算制度，证券公司跟登记公司结算的时候，并不是分别按所有的子项目结算，而是仅在某个时点上报出一个总数。每一个席位有不同的券商，不同的证券营业部和不同的账户，这些都不在监督之列，亦即不可能看到每一个营业部跟账户之间所反映的问题。正是这种制度上的不足给营业人员以投机的机会，首先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段，挪用资金，甚至把根本不存在的数字上报。这些现象都成为金融界公开的秘密，“挪用客户保证金”和“假国债回购”甚至被堂而皇之地当成一种投融资手段。国洪起的手法也是如此，要说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在于他更善于疏通有关利益部门，把个人犯罪演变成一条与有关部门密切联系的完整利益链。这在银行抵押贷款上也表现得很明显。按照抵押贷款的有关规定，债券抵押贷款需要在中央证券登记公司进行登记。“这些虚增的国债，都没有进行登记，不知道他是怎么贷到款的?”广州证券公司一位高层人士说：“国洪起骗贷的行为，虽然是我们公司的内部B人员个人帮助其实施的，但那些银行应该为自己审贷失职的行为负责。”还不光是失职这么简单。在国洪起的整个诈骗洗钱过程中，时时刻刻都看得到权力资本化的影子。“有关人员恐怕很难用腐败以外的任何理由来解释这个案件的过程!”个别政府部门或者地方政府强烈的逐利动机，促使行政行为与商业行为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诸侯行政或者商人行政。这样产生的制度空隙是非常大的，必然被一些人所利用。

可以肯定的是，国洪起只有通过各种“手段”搞定了证券营业部的工作人员、搞定了银行的人，他才能这样肆无忌惮地弄到钱。国洪起当然罪有应得，但是证券、银行的管理也给了国洪起足够的空子。那么，证券交易所、银行都有各种明确的规章制度，但是银行工作人员在制度、职业纪律的约束下，还会自愿与国洪起“合作”?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提到犯罪心理的强化过程。

证券交易所、银行工作人员也都是凡人，在利益的面前，凡人大多容易动心。当与国洪起合作能带来巨额利益时，有些人就动摇了，就不顾后果了，因为利益是实实在在的，而后果是相对遥远的，甚至在当时他们看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一旦尝到了甜头，时间久了，与国洪起合作满足自己的需要就会成为一种自动力，被动的“要我做”就会转化为积极的“我要做”。

在这种敛取财物和获取心理满足的需求不断膨胀成为激励犯罪分子进行违规操作的内在驱动力后，金融犯罪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更可怕的是，这种自觉主动追求违规操作的结果，标志着腐败分子对于腐败类犯罪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犯罪心理，并在这一心理的支配下不断从事更大规模危害更大的活动，此时对遭受刑罚追究的心理强制已完全被伴随腐败类犯罪的物质精神享受所取代，对犯罪结果呈现出不间断的麻木不仁心理，由于私欲的不断膨胀已无法控制自己，只能任凭自己在腐败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国洪起案件是在目前经济高速运行的大环境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犯罪形式，其犯罪的特点是手段比较隐蔽，但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相当巨大，对中国的正常金融和经济秩序的影响恶劣之极。从这位“资本大盗”的崩盘中我们看到：必须堵住制度漏洞和资本市场的“潜规则”，否则张着血盆大口的“黑金大鳄”还将频现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