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体检门”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话用来描述当下的公务员招录，也合适。本来，为了公开透明起见，公务员招录工作采用了考试的方式。但考试并未能遏制对招录工作的人为操控，近日不断发生的“体检门”事件就足以表明这一点。尽管有的考生成绩名列前茅，却被体检卡住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只是在官方指定的医院体检不合格，到了其他医院则一切正常。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医院的问题，似乎是医院在玩猫腻。其实问题的根子是在权力上。在权力的操控下，医院不过是“傀儡”，权力想要什么结果，医院就会出具什么结果。这样，出现逻辑不通、自相矛盾的化验报告就不奇怪了。因此，要想遏制住“体检门”，应当在约束权力上做文章。

众所周知，公务员的招录工作主要掌控在公务员主管部门和招录单位手里。从笔试、面试到考察，再到体检等环节，都由这两个单位负责，它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决定着招录工作是否公开透明，决定着考生是否受到公平对待，是否有机会得到录用。尽管公务员主管部门和招录单位都很容易宣称按照公正平等的原则进行招录，但谁来监督和制约它们的权力呢？倘若它们、任人唯亲怎么办？

这种担忧绝非空穴来风，不断曝光的“指定”招录以及“体检门”事件告诉人们，公务员招录工作中的不公并非鲜见。在当前的制度安排下，行政权力一权独大，很难受到有效的制约。其他权力尽管在理论上可能高于它，但在实践中却无法与其分庭抗礼。在很大程度上讲，这种行政权高高在上和不受制约的局面决定了它不可避免的威胁――恣意和专断。这种恣意和专断可能涉及方方面面，操控公务员录用只不过是它的一个表现而已。

那么，该如何对付权力的恣意和专断呢？答案很简单：分权制衡。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乖戾，人类迄今为止发明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分权，包括横向的分权和纵向的分权。前者意味着不同性质权力之间的分立和制衡，后者意味着中央和地方权力之间的分立和制衡。这里我们关注的核心是前者，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的分立制衡。分权制衡的逻辑在于，让权力相互分立，形成分庭抗礼之局面，以达到相互牵制和掣肘之目的，即以权力制约权力，或者，用麦迪逊的话说，叫做“用野心来对抗野心”。

孟德斯鸠早就发现，任何两种权力合而为一，都会导致任意和专断，如果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手里，那就“一切都完了”――人们的自由和权利无法受到任何有效的保护。麦迪逊说得更直白：集权本身就是专制，不论权力集中在世袭的君主还是民选的代表手里。

反观当下之中国，政治架构的集权特征仍然明显。尽管也存在三种不同的权力机关，但现实情形是，行政权高高在上、无所不在，很难受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有效制约，甚至有时使立法权和司法权沦为自己的附庸。在这种体制下，行政权的任意和专断无法避免。尽管为了约束权力，政府了一个又一个的行政命令，但命令往往无济于事，因为内部监督无法形成有效的制约，无非是“左手监督右手”而已。

不革新政治架构，确立分权制衡，权力不可能被驯服，任意和专断不可能受到有效遏制。当然，诸如公务员招录过程中的不公也就在所难免。

尽管约束权力是确保公务员招录过程公正的关键，但“体检门”暴露出来的医生职业伦理问题也不容忽视。显而易见，在“体检门”事件中，如果没有医院和医生的“配合”或者“合作”，很难出现逻辑矛盾或者弄虚作假的体检结果。也就是说，“体检门”的出现，医院或者医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论它们受到了怎样的压力或者获得了怎样的好处。无论如何，医院或者医生都是“体检门”的“帮凶”，都难辞其咎。

毋庸置疑，在权力面前，医院和医生是弱小的，但即使面对强大的权力，医生也不应当放弃自己的职业伦理，捏造或者篡改考生的体检结果。正如一个法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枉法裁判一样。很多人喜欢谴责权力或者体制，为自己的不负责行为寻找借口，其实，一个合乎正义的社会，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当每个人都从自我做起时，驯服权力的变革才有可能。

所有的权力都无法在真空中运作，没有大批的支持者和帮凶，任何权力都会软弱无力，任何体制都会轰然倒塌。

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避免“体检门”以及类似事件的发生，医生恪守职业伦理的责任义不容辞。自“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以来，医生都要宣读执业誓言，视职业伦理为自己以及本行业的生命。倘若医生擅自败坏医德，违反职业伦理，权力就更加猖狂，消费者对医生就更加缺乏信任。

尽管当下紧张的医患关系原因复杂，但医生对职业伦理的漠视和违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误把活婴当死人事件以及频繁发生的“被精神病”事件等，都折射出了医生对职业伦理的亵渎。

无论如何，减少乃至杜绝“体检门”事件的发生，既需要政治制度的革新，也需要医生对职业伦理的坚守。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