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化程度对产业链利益协调的影响

摘要　各国农业合作组织实践显示，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农产品商品化率，更赋予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力，农民收入随之增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其收入增长间存在正相关性。我国各级政府在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如生态农业、出口农业)、探索农业发展新模式(如农业产业集群)的同时，应致力于建立组织型农业。农民组织化程度高了，在市场经济中的话语权也就有了。相对于其他支农举措而言，组织是“本”。农业合作组织发展涉及组织规模、运营模式、资本构成、人才供应以及和市场的紧密度五个根本问题。政府相关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壮大合作组织规模、完善制度设计、增强农业合作组织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建立合作组织经营管理人才的“廉价”供应和使用机制等方面。

关键词　组织化程度；产业链；利益协调；农业合作组织

中图分类号　F3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2－0038－03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项目“农业中介组织利益协调机制研究”(批准号：06YJ37)

作者简介　吴珂，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胡礼文，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金融理论。(江西　南昌　330022)

一、问题的提出

由需求增长和政策激励推动的农业生产规模扩张并没能实现农民的增收梦想。现行的多项举措收效不甚理想：减负增补，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所抵消。完善流通渠道，又由于农民作为单打独斗的市场参与者势单力薄，缺少定价权。鼓励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同样因为企业主压价收购，丰厚利润无法传导到产业链上游。农业合作组织在“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以及“民办、民管、民受益”等原则下面临着规模小、发展乏力等一系列问题。

基于对农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国际经验的比较，本文认为，所有的症结都可归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现有研究成果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农民合作组织的立法、法人化、政府扶持、市场运作等方面的做法进行了大量介绍，并给出了一些发展思路，如，加强合作社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保障其健康发展；从金融、财税、保险等不同方面予以扶持；发展加工业务；建立完善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充分遵循合作社发展的民主、自治、公平、非盈利性的国际惯例；等等。这些成果对我国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也为后续研究做了很好的铺垫。本文的研究侧重于合作组织实现产业链利益协调的功能，并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具体建议。

二、农业合作组织利益协调功能的实证考察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罗虚戴尔原则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实践，其内容得以丰富和完善。各国农业合作组织在秉承人、退社自由、民主管理、公平交易、盈余返还等基本原则的同时，在思想、理念的革新中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不论是专业型合作社还是综合型合作社，其在行业和地方经济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德国的农业合作社遍及农村各个领域，农产品销售额的一半以上是通过合作社来完成的。丹麦1994年全国15个奶制品合作社的销售量占总产量的93％，5个屠宰合作社的销售量占总产量的97％，服务面几乎覆盖了全国的奶制品行业和养猪业。在日本，全国总流通量一半以上的蔬菜、水果和肉类是经农协之手销售。这些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方面：

1、自由的原则与发展的稳定性相协调，保障合作社的正常发展。自由的原则主要是从农民的角度而言：一是加入和退出合作组织的自由。二是自主处置农产品的自由。开放和自愿人、退社原则已成为合作社广泛接受的原则。农民加入或退出合作社完全尊重其本人的意愿。然而，该原则在给予农民充分的选择自由的同时也为合作社的长期稳定发展带来了一定隐患。合作社业务开展需要稳定的资金和产品供应作支持，但在市场行情看好时，农民为了获取最大收益，随时可能退出合作组织以自行处置产品。自由和稳定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农业合作组织发展停滞不前甚至解体。为消除其不利影响，许多国家的农业合作组织均采取现代企业制度对之加以完善。

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传统的合作社进行了创新，大大提高了合作社的活力和竞争力。在构建稳定的合作社和成员间关系方面，合作社要求成员必须根据拥有股份所要求的投售量向合作社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农产品，如果社员不能提供合同规定的数量和质量标准的产品，合作社将从市场上购买这些产品，并按市场价格计入社员账户，这样，合作社对成员形成了一种交易约束或供应约束，使得社员与合作社之间建立了一种互相依赖的稳定关系。合作社通常要求每个社员承购一定数量的交易权股。加入合作社的社员一般不能自由退股，可以将股份转让。同时，允许外来资金参与合作社投资，这使得合作社还可以从社会吸收大量资金，大大提高了合作社的资金实力。

2、内部管理与区域协调相结合，提高合作社的盈利能力。合作社经济职能的加强得益于内部管理与区域协调能力的提高。美国、瑞典、丹麦、澳大利亚等众多发达国家的农业合作组织均聘请具有高级管理才能的人实行专业化管理，他们更加了解市场，对市场变化有更快、更准确的反应和判断能力，因而克服了社员自身素质低对合作社发展的阻碍。同时，股份可转让制度也使合作社管理层迫于压力必须通过经营业绩保证股份的价值。意大利合作社由全体社员组成的社员大会选出一个管理委员会(董事会)，负责合作社的经营方针和战略。管理者不一定是社员，只要有能力并且努力工作就可以得到合作社的雇用。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总经理班子再加上工会共同构成合作社的管理机构，合作社完全按现代公司制度来运作，在日常管理上与一般公司无异。荷兰农业以家庭农场为主，农场主们自行拟定合作社章程，确定合作社和社员的责任和义务，如董事会、监事会的产生及其职责、交售商品的义务和权利、合作社的财务审计、利润分成、监督仲裁等。专业化的合作社管理模式加强了农产品生产和市场的对接，增强了对市场变化的反应能力。

不仅如此，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区域性合作组织，甚至全国性的合作组织的成功经验展示了协调性对利益增长的重要。基层合作社生产的同质性容易引发恶性竞争，为了有效避免这种状况，通过高一级的合作社联盟进行协调与安排是不错的制度选择。意大利农业合作社有初级和高级(二级)之分。初级合作社以单个农民为社员，高级合作社则以初级合作社为会员，是初级社的联盟。

3、利益协调和未来发展相结合，为农民带来实际利益的增长。农业合作组织的利益协调功能有两种实现途径：其一是利润返还的分配机制。非赢利原则是农业合作组织的国际通行原则。合作社将农产品销售所得在扣除日常运作所需资金后的剩余部分全部返还给农民。其二是合作社联盟对农民利益的维护和争取。高层级的农业合作组织能够像行业协会一样与政府和出口市场的利益集团展开对话，以充分保障本

国农民的利益。美国的农场主合作社全国委员会为维护合作社税收豁免争取权益。全国牛奶生产者联盟则致力于维持高水平定价，限制乳制品的进口限额等。

4、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发展瓶颈问题。不论是从小到大，还是从大到强，在合作社的任何发展阶段，缺少资金都是严重的制约。农业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主要有社员认购、基于惠顾交易的筹资以及借贷资本等几种途径。其中社员认购的方式包括认购普通股或社员资格证、优先股、公司债等。但社员认购通常不能作为农业合作社资金的主要来源。基于惠顾交易的筹资是大多数农业合作社自筹资金的主要来源。其方式包括：根据每笔交易支付额提留、根据交易额收取会费和收益分配红利的提留。在合作社发展之初，由于规模小交易量少，依靠这部分所得的资金并不多。借贷资本是合作社获取资金的另一种渠道，但条件较为苛刻，通常合作社规模越大，便越容易获得借贷资本的支持。

为有效解决发展中的资金瓶颈，合作社原则也适应形势的变化有了一些调整，如在资金来源上，从依靠白有资金发展到允许有非社员入股，从而有助于从合作社外筹措资金；在盈余分配上，已从消灭剥削到允许少量剥削存在；在股金利息上，从与银行利率一致到允许略高于银行利率。这些举措都有利于解决合作社的资金来源问题，体现了制度上的灵活性。

三、结论与启示

1、结论。通过对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组织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在降低生产资料成本、维护产品合理定价上，农业合作组织已发挥重要作用。合作组织的话语权和其规模正相关。(2)合作组织的利润返还机制和发展机制相协调是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3)农民和合作组织的稳定关系是双方发展的重要基础。(4)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理念是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支撑。(5)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合作组织的功能和作用仍在增强，尤其是高层级合作组织的协调、对话功能是农民权益的重要保障。(6)从制度上解决资金约束瓶颈是合作组织壮大的必然选择。

2、启示。随着对国际上农业合作组织了解的增多，我国社会各界对其支持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功效表现出高度认可。2007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从法律上对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进行规范和保护。然而，由于指导思想和管理水平所限，我国很多合作组织规模小，发展缓慢，严重影响了农民对合作组织的热情。有鉴于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组织的成功经验，本文认为，在发展我国农业合作组织过程中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1)壮大合作组织规模。势单力薄的“小农户”在市场中普遍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有效参与市场竞争，是“导致农民应得利益流向其他利益主体，初次分配显失公平”的根本原因。合作组织也是如此。规模小的合作组织如同小农户，其权益很难得到伸张。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大型合作组织在更大程度上担负起维护本国农民利益的职责。此其一。其二，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一样，也存在“最小必要规模”(车，2004)。由于农产品国际竞争加剧，农业“最小必要规模”的边界呈上移态势。换言之，在现有的小农经济状况下，只有更大规模的合作生产才是有效益的。因此，政府应积极作为以推动农民加入合作组织，建立组织型农业。各项财税、金融政策应向合作组织大幅度倾斜，制造明显的组织社员和非组织农民的差别，加大合作组织的吸引力。

(2)扩大合作组织资金来源。从对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组织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很多合作组织业务量大，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合作社的经营开支、聘请有能力的经理、投资建造生产、储存、加工等所需设施。尽管如此，政府仍在设法扩大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以保证其快速发展，如放松参资入股限制，通过税收、利率等优惠加大合作组织的利益回报，等等。在我国，广大农民长期贫困，缺少积累，即使成立合作组织，也由于缺少对市场的了解与对接，或缺乏资金支持而举步维艰，业务量极其有限。因此，以农业合作组织为平台，筑巢引凤，吸引外部资金进入，是当下农业合作组织制度设计的中心内容。我国《合作社法》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成员总数二十人以下的，可以有一个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成员总数超过二十人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五。”笔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农业合作组织急需外力帮助的情况下，制度应更具弹性，应着重研究“用什么”来吸引“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为合作组织的成员，而不是吸引多少。

(3)建立合作社专门人才的“廉价”使用机制。聘请有能力的专门人才参与合作组织的经营管理是广为接受的指导思想。我国《合作社法》也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或者理事会可以按照成员大会的决定聘任经理和财务会计人员”。据农业部“十一五”农业人才队伍建设规划(2006－2010年)显示，随着“十五”规划以来的农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开展，不仅初步形成了一支规模宏大、整体实力较高的农业人才队伍，而且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业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和双向选择的人才流动方式。现在的问题是，我国15万多个农业合作组织中使用“农业职业经理人”的有多少?这个数字我们不得而知，但恐怕会是极小的。因为绝大部分的农业合作组织规模小、实力差，他们用不起职业经理人，但他们又确实需要专业的经营管理人才的指引。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构建农业合作组织专门人才的培训、使用和激励机制时应拓展思路，只要是基层合作组织需要的就不拘一格给以支持。例如，通过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才库，采用“小时工”式的、低成本的合作社专门人才使用模式，根据每年的工作时间对参与该模式的职业经理人进行奖励，推动农业合作组织尽快发展。

(4)强化“总收益”感念，而不是阶段性的收益最大化。合作组织的巨大吸引力就在于其利润返还机制。然而，如果过于强调年终分配时的收入最大化就必然削弱合作社的积累与发展，这是一个效益背反问题。既要实现农民阶段性利益，保证农民扩大再生产和生活质量持续改善，又要谋求长远利益。二者之间需要找到平衡点。通俗地说，就是既要分蛋糕，又要设法把蛋糕做大。因此，对合作组织做持续性投入以保证其发展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题中应有之义。

规模经济在农业中的存在，以及农业的全球化趋势使得我国的农民组织化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议题，只是我们的农民组织化程度依然低，依然面临很多的困境。据资料显示，美国和日本的农业合作组织呈现出数量减少，但实力和功能增强的发展趋势。我们的农业合作组织却依旧稚嫩，甚至缺少生存的环境。这需要我们从根本上找出其症结所在并施以良方。笔者认为，上述问题包含了农民组织化的核心内容，解决得好，将是中国农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