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否需要世界语?

古代巴比伦国王召集20多万人建造通天塔，花了40多年时间，眼看就要建成了。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变乱了天下人的语言，通天塔修不成了。于是人们把那座塔叫做巴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巴别塔的故事为许多世界语者熟知，他们常常自喻为一直走在重建通天塔的路上。

这是一门有着大梦想的人造语言，它希望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这门语言能够平等、自由地交流，100多年后，这门语言离自己的梦想还有多远？

世界语是最为广泛使用的人工语言。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在对其进行了10年的创作工作后于1887年创立了这个语言的基础。世界语的定位是国际辅助语言，不是用来代替世界上已经存在的语言。柴门霍夫的目标是创立一种简单易学而灵活的语言，一种普世的第二语言，用来促进世界和平及国际了解。现在一些世界语者仍然抱着这样的期望，但大多数的人只是想用它来与外国人打交道以及了解其他的国家和文化。今天，以世界语为母语的人士约1000人，著名投资家索罗斯便是其中之一；能流利使用的人估计10万到100万人。（摘自维基百科）

世界语的创造者柴门霍夫1859年出生于波兰一个犹太家庭，这是波兰东部一个小镇，居住着犹太人、日尔曼人、波兰人、俄罗斯人，民族纠纷与矛盾时有发生。幼年的柴门霍夫便认为，通过创造一种平等、中立的语言，可以增进各民族之间互相了解，消除彼此之间的隔膜和仇恨，实现天下大同，人类一家。

柴门霍夫先后掌握了波兰语、俄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英语、乌克兰语，从16岁起开始研究国际语，在19岁完成了世界语的初步方案。柴门霍夫的新语言并不被接受，他的理念也被认为是妄想，父亲甚至烧掉世界语的有关资料，但柴门霍夫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

1887年，28岁的柴门霍夫已经是一名眼科医生，自费出版《第一书》，正式公布了世界语方案，并对这本书放弃全部著作权。他当时用的笔名是“Doktoro Esperanto（希望者博士）”，后来这种语言就被称作Esperanto。20世纪初，当世界语刚传入中国后，有人借用日本人的意译名称“世界语”，一直沿用至今。

世界语是一门饱含理想的人造语言，它期待任何人通过掌握这门第二语言，便可以畅通无阻地交流，而这门语言本身又是平等、中立，不属于任何民族的。它的理念获得了很多进步人士的赞同和支持，世界语运动也成为进步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69岁的王玉琴学习世界语已经是在解放以后。“我1960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先学了两年新闻。有一天，班主任叫我，说系主任让我学世界语。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世界语，我想做记者，记者是杂家啊，什么都得知道啊，但我居然不知道世界语，而且世界语是上世纪初就传入了中国的。于是三年级开始，我就转到世界语班去。”王玉琴的班上一共有7个同学，都是为了筹办世界语广播，“当时系主任就跟我简略地谈了这个情况，正值中苏论战，我们的声音却出不去。有很多领导在延安时就学过世界语，世界语是中立语言，不属于任何民族，所以我们要用中立语言广播，回击美帝和苏修。”

两年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开播，包括王玉琴在内一共有5个人，“刚开始，一个礼拜1次播音，然后一个礼拜2次，一个礼拜4次，从上世纪末就开始慢慢增加。”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王玉琴也见证过世界语与中国普通民众最亲密的时候，“那会儿刚打开国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不会外语不成啊，英语一时学不会，说世界语好学，还有理论说学了世界语其他语言也好学，所以赶紧学世界语。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1986年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北京召开，了不得，世界语班是一茬接一茬。除了播音工作外，都得出去讲课，如果是上夜班，上午就出去讲课，如果是白天播音，就晚上讲课。不光是我，我的同行都是排课排满了，全国各地有条件的人都来北京学世界语，而在地方，各个省，大的城市也有自己世界语协会。”

世界语迅速从高潮转入平淡，“随着改革开放继续，路子越来越多，天地越来越开阔，有更多的办法和机会给你，有的甚至更快，所以世界语变得平淡。”国际广播电台的世界语广播也面临着人才的断档，“世界语本来就是小语种，人少，加上十年没有培养新的人才，外语又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我退休的时候，特别缺人才。”2001年，已经到退休年龄的王玉琴接受返聘，继续为世界语广播工作。

2010年夏天，世界范围内第一批世界语专业本科生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一共11个人，而下一届学生在哪里，现在没法确定。这11个学生颇具定向培养的意味，因为与世界语专业对口的，除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就还有《中国报道》杂志社、世界语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单位。丁晓松和其他3位同学毕业后来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部工作，在这里，一个人往往要胜任从采访到播音等所有环节的工作，丁晓松认为，如果不是世界语，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丁晓松最早其实也是调配到世界语专业的，但对他而言，这绝不是一次纯粹的被动接受。丁晓松看到，世界语的圈子虽然很小，但所有的竞争也不过就是班里的11个人，而他又是仅有的3个男生之一。入学之后，丁晓松便将目标锁定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因为世界语是一门人造语言，它没有固定的对象国，听众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不敢说我们的听众是最多的，但我们听众的国籍、思维方式是最丰富的，不同的语言造就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我们世界语可以对各种思维方式做一个整合。不管世界各地发生什么事件，只要有世界语者，就可能有我们的独家消息。”

而对丁晓松个人而言，他更看重世界语为他搭建起一个平台，“在这边除了做广播，我还能做什么？如果只是单纯地做广播，我能做的就非常有限。但我现在有很多选择，我们可以拍摄视频、图片，台里也有非常丰富的培训课程。你来这个地方你要想清楚你要什么？广播只是业务的一部分，在这个地方，最有价值的就是每天都能感觉到成长，每天都在学习，在这个地方，你具有无限多的可能性。”

丁晓松正在学习法语，“世界语具备许多拉丁语的语素，拉丁语是很多语言，比如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葡萄牙语的母体，学习世界语就像触及到了拉丁语系的本源。在拉丁语的范畴内，它能将两门可能不搭杠的语言建立联系，学了世界语，便是再接触其他拉丁语的一条捷径。”至于世界语的前景，丁晓松认为自己目前的阅历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王玉琴说虽然这门语言“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学术性的文化交流，但不用担心它会衰落。柴门霍夫的梦其实反映的是人类的美好愿望，人类一直会有这个梦，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你的梦没实现，这个梦也一直在，世界语的理想也一直存在，它的魅力也一直存在，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在使用它。”

世界语在中国

世界语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在文化界影响深入。

蔡元培1907年至1911年在德国留学期间曾自学过世界语，他任民国教育总长时，曾通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他认为：“我国语言，与西语迥异，而此时所处地位，决不能不与世界各国交通，亦决不能不求知识于世界，不可不有一辅助语，而以世界语为最善。”

鲁迅也曾说过：“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现在既是只有这Esperanto（世界语），便只能先学这 Esperanto。”他强调：“学Esperanto是一件事，学Esperanto的精神，又是一件事。”

陈独秀也发表过意见：“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惟以习惯未成，未能应用于华美无用之文学，而于朴质之科学未必不能达意。”

世界语入门

世界语共有28个字母，书写形式采用拉丁字母，一个字母只发一个音，每个字母的音值始终不变，也没有不发音的字母，其语音和书写完全一致，每个词的重音固定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学会了28个字母和掌握了拼音规则以后，就可以读出和写出任何一个单词。同时，世界语的基本语法只有16条，比较容易掌握。

1. Saluton! 你好！不论遇见什么人，这句问候是不可少的。当然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使用Bonan matenon!早上好！ Bonan vesperon!晚上好！ Bonan nokton！晚安！

2. Pardonon！对不起！如果你听不懂别人的话，要麻烦别人、有求于人，如果需要别人谅解，这句话正合用。

3. Ne gravas! 不要紧！没关系！

4. Mi estas komencanto. 我是初学者。这是自我介绍，也是一面挡箭牌。有了这句话，别人会用最简单的语句，用较慢的语速和你讲话。甚至会用种种方法帮助你进行对话。

5. Kio？什么？凡是你不明白的，都可以向对方发问。

6. Kion tio signifas? 那是什么意思？

7. Kiam? 什么时候？Kie? 在哪儿？Kial? 为什么？Kiom? 多少？Kiel? 怎么样？Kies? 谁的？Kiu？谁？哪一个？Kia什么样的？这些疑问词都必须记住，以便提出各种问题。

8. Kioma horo estas nun? 几点了？Kiu dato estas hodiaŭ? 今天几号？Kiu tago estas hodiaŭ? 今天星期几？

9. Dankon！谢谢！礼多人不怪。对别人的帮助，一定要表示谢意。

10. Ne dankinde! 不用谢！当别人向你表示谢意的时候，自然要这样说才得体。

11. Mi tre ĝojas konatiĝi kun vi. 认识您我很高兴。Same mi. 我也是。

12. Estas granda plezuro babili kun vi. 和您聊天非常愉快。

13. Kiel mi povas atingi la fervojan stacion? 到火车站怎么走？

14. Iru antaŭen, vin turnu dekstren ĉe la vojkruciĝo, tie prenu buson de 320-a linio al ĝi. 往前走，在十字路口向右转，在那儿乘320路车去。

15. ŝŝ！嘘！静！

16. Brave！好！真棒！Vere mirinde! 太奇妙了！ Ne kredeble! 不可思议！

17. Ĝis la revido! 再见！Ĝis baldaŭ! 一会儿见！Ĝis morgaŭ! 明天见！

18. Bonan vojaĝon! 一路顺风！ Pacon kun vi! 一路平安！

19. Mi amas vin.我爱你。学外语不教这句是不行的。（摘自互联网）

记者手记

对世界语有印象，是很小的时候，《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里有对世界语的介绍，那时候真的以为学会世界语就能走遍天下都不怕。世界语的梦想足够打动人心，它宣称自己是中立而平等的，不属于任何民族。

因为各种历史原因，包括不光彩的殖民统治，英语成为事实上当今世界最通行的国际语言。对更多普通人而言，语言就是说话、就是写字，它首先是一件沟通交流的工具，那么我们是否需要这件工具负担那么多价值观便成为我的一个疑问。而世界语要想实现自己国际语言的梦想，也必须有相当部分人群真正使用它作为基础，而不同民族的人努力去学习第三方语言的动力又会在哪儿？

带着疑问，我有幸参与到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60周年的相关活动，认识了国际广播电台的王玉琴老师和刚毕业一年的丁晓松，他们乐于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见解。通过他们我又联系到侯志平老师——一位公认的世界语运动研究专家。侯老师非常愿意接受采访，但刚做完手术，医生要求静养，侯老师又热心地将我的采访提纲转到李士俊老师。李士俊老师是第一位当选国际世界语学士院院士的中国人，曾将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的《水浒》《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翻译成世界语。遗憾的是，李老师也因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

作为旁观者，我依然对世界语充满疑问，但在王玉琴老师那里，我看到一份豁达，她说：“创办世界语这个人认为人类需要共同的语言，这是肯定的，但这门语言是不是就是世界语，那不一定，看发展，看它能不能胜任这个任务，如果将来出现更科学、更合适的国际共同语言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