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观点比较与研究展望

［内容摘要］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至今，关于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先后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分别是技术决定论、组织决定论和技术结构化理论。技术决定论和组织决定论以结果为导向，主要考察信息技术是否是组织结构变迁的决定性因素；而技术结构化理论则以过程为导向，关注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复杂的互构过程。本文对这三种理论观点进行了比较，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信息技术；组织结构；技术决定论；组织决定论；技术结构化理论

一、引 言

信息技术作为当今最为先进和最具发展前途的一种新的生产技术，它在组织中的引进和应用能够发挥信息效率效应和信息协同效应，［1］有利于缩短沟通时间、节约协调成本和拓宽信息传递范围，［2］这势必会改变组织原有的信息结构和成本结构，使得组织朝着更有效率的均衡状态演变。自上世纪50年代末李维特和威斯勒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第一篇探讨信息技术（计算机）与组织结构之间关系的文章以来，［3］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承认了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认为信息技术在组织中的应用会带来相应的结构变迁，包括组织形式、组织规模和组织间关系等。但是，一旦具体到两者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密切关系时学者们却无法形成一致的观点。

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包括对信息技术和组织结构的概念界定不同、分析层面有所区别等。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研究视角和理论观点的差异。［4］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由伍德沃德引领的“技术决定论”是研究信息技术

与组织结构关系的主流理论，但是关于信息技术是否是决定组织结构的唯一变量的争论却始终没有一个定论。于是在这一时期，与“技术决定论”始终相伴的是另外一种理论――“组织决定论”，它完全否定了信息技术对于组织结构的决定性作用，采用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分析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然而，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组织决定论”，其研究视角都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即考察的中心放在应用信息技术后组织结构与先前相比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忽略其中的过程，而往往更具有研究价值的是变化的过程而非结果。［5］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以巴利和奥利可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组织研究学者借鉴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开创性地提出了“技术结构化理论”用于探讨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了研究视角的转变――从结果导向到过程导向，重点研究应用信息技术后组织结构为什么要改变以及如何改变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上述三种理论观点进行评介，以厘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关系研究的理论发展脉络，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及未来发展方向。

二、技术决定论的观点

1958年，英国学者伍德沃德在对南艾塞克斯郡近100家小型制造企业进行了调研之后发现组织结构因技术而变化，她认为不同的技术对组织和个人有不同的要求，并且这些要求必须通过一种合适的组织结构加以满足。从此，用以说明技术类型与组织结构呈现一一对应关系的“技术决定论”取代了传统管理学的“唯一最佳组织方式”的观点，成为解释组织结构多样化的主流理论。而就在同一年，美国两位学者李维特和威斯勒运用技术决定论考察了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具体关系，提出了“应用信息技术后组织结构将变得重新集权化，中间管理层将大幅压缩”的重要观点，［3］由此拉开了研究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关系的序幕。

据Markus和Robey的分析，技术决定论主要与Pfeffer关于组织中行动的情境控制观点相一致，认为组织结构的变迁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有意识行为，而是外生的信息技术被引入到组织中并发挥作用的结果。［4］因此，基于该范式的研究基本上都将信息技术作为组织变迁的外部决定力量，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检验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具体关系。

虽然技术决定论者对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具体关系在理论上发表了许多有意义的见解，但是，经验研究结果却充满了冲突和矛盾。例如，实证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应用既能够丰富组织的工作内容、又可能导致工作的单调和规范化；既能够带来决策权的集权化变动，又可能导致分权化结构；既能够扩张组织的边界，又可能导致边界的缩小。

针对这种情况，学者们给出了各自的解释。有一部分学者遵循技术决定论的基本观点认为这是由于信息技术的类型不同所造成的。信息技术是一系列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用于信息和数据的收集、传递、转换和运用以辅助沟通和决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总称，主要划分为计算技术和通信技术两种类型。［6］Keen指出，不同类型的信息技术在性质上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因此，应用于组织中对结构变迁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部分学者则借鉴权变理论的思想认为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情境不同，信息技术导致组织变迁的方向和形式就会有所差别。其中，最常见的情境因素是环境和规模。例如，Robey发现，当组织处于不确定的环境中时，应用信息技术之后组织结构将变得更加分权化；而如果环境相对简单和稳定时，应用信息技术将会导致组织结构朝着集权化方向变动。因此，外部环境影响着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同样的，Zeffane在研究报业组织应用信息技术导致结构变化时发现规模起到了一定的调节效应。除此之外，其他一些情境因素也得到了学者们的检验。Leifer和McDonough在控制了任务的惯例性这一变量之后发现组织应用了信息技术后集权程度增加、复杂性程度降低。而Hitt和Brynjolfsson则考察了规模和产业两个因素对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关系的影响效果。［7］

尽管这一时期没有哪一位研究者直接声称“（信息）技术决定组织结构”，因为研究中的统计相关性不足以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但是，充斥着诸如“技术强制力”之类措词的文献确实使“研究成果的使用者最容易屈服于这种技术决定论的诱惑”。［8］

三、组织决定论的观点

虽然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技术推动论成为研究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关系的主流理论，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就在同一时期，仍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既然技术决定论认为信息技术是导致组织结构变迁的根本原因，那么，怎么会出现面对同一个原因却有不同结果出现的情况呢？因此，这些学者认为信息技术并不是导致组织结构变迁的主要原因。恰恰相反，信息技术之所以能够在组织中广泛应用，是为了满足组织对信息的需求以及实现管理者（行动者）的政治意图。而这种观点就是所谓的“组织推动论”。据Markus和Robey的分析，组织推动论主要与Pfeffer关于组织中行动的目的理性观点相一致，认为组织结构变迁的方向和行动模式都是事先确定好了的，信息技术的引进和应用是为了满足组织对信息的需求以及管理者的政治意图从而开展这一预期中的活动，因此，组织对信息的需求以及管理者的意图而不是信息技术才是导致组织结构变迁的根本原因。［4］

Galbraith认为组织对信息的需求是应用信息技术并发生结构变迁的主要原因。在探讨组织如何进行有效地设计来满足因不确定性所产生的信息需求的问题时，他给出了一些可供替代的选择。比如说，管理者既可以通过重组部门结构、调整权力关系等对外部环境加以控制的方式来减少组织对信息的需求，又可以通过应用信息技术和设备来提高组织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在这里，信息技术成了组织应对信息需求的有力工具，它与组织结构的变迁是因同样的原因而出现的。与Galbraith持相似观点的学者还包括Daft和MacIntosh。他们构建了一个信息需求、信息技术与任务结构三者相匹配的理论模型用以说明：（1）非惯例化的任务结构要求具备丰富的信息，这种情况下需要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2）惯例化的、简单的任务结构要求少量的、结构化的信息，此时可使用信息技术和设备来传递和处理此类信息。

而George和King则认为满足管理者的政治意图对组织引进信息技术并进行结构变迁更重要。在对学术界出现的关于信息技术在组织中应用的“集权化之争”进行回顾和总结时他们指出，争论存在的根源就在于人们按照技术决定论的思路将信息技术作为组织结构变迁的决定性因素，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但事实上两者之间并没有实质上的联系，组织之所以会在应用信息技术之后发生结构变迁，是因为组织的管理者希望其发生这样的变化并采取了具体的行动（引进和应用信息技术）促使这种变化得以发生。因此，组织结构变迁是管理者应用信息技术作为手段和工具实现其政治意图的产物，管理者才是导致组织结构变迁的真正决定性因素。［9］

组织决定论作为与技术决定论同一时期出现的针锋相对的理论观点，彻底了技术决定论关于“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存在因果联系”的核心命题，赋予了管理者在组织结构变迁中的重要角色，从而将研究的重心由物（信息技术）转到了人的身上。但遗憾的是，能够支持组织决定论观点的实证研究极其有限，并且多是以案例研究为主。例如，第一位通过实证研究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Laudon。他在一项对四个公共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中发现，组织的集权化水平是与政治和官僚压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技术起作用的结果。信息技术只是一种先进的工具，它的社会价值和作用受到运用它的人的政治偏好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决策制定者希望看到集权化的决策权结构，那么他就会应用信息技术以形成集权化的结构；而如果他希望出现分权化决策时，就会应用信息技术去强化分权的决策结构。是决策者而不是信息技术决定了决策权的最终配置。Laudon的观点得到了Kling和Kraemer和Dutton的支持。在这两项研究中，他们都考察了美国地方政府的信息化过程。结果表明信息技术只是被组织中的那些掌权者用于强化原有的权力结构，是权力结构影响着信息技术的应用而不是相反。最新的研究是由Boudreau和Robey作出的，他们在对美国一个州政府引进ERP之后组织结构变迁的案例中发现，组织成员之间的即兴学习和相互影响型塑着他们对ERP的认识和期望，从而决定了组织变迁的进度和形式。［10］

四、技术结构化理论的观点

显然，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组织决定论在分析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的关系时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两者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信息技术是否导致了组织结构的变迁以及变迁的结果，其研究视角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这就难免会忽略组织结构变迁的具体过程，而往往更值得研究的是变迁的过程而非结果。［5］其次，两者考察的组织结构是关于正式组织的静态形式结构特征，缺乏对动态结构变迁模式的描述。［8］最后，两者均将信息技术作为组织结构的外生变量来看待，其隐含的逻辑是信息技术建构了社会的组织结构而组织却对信息技术的形式和结构不具有作用。实际上，信息技术与其他生产技术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有自己辅和外缘定制性的特点。一方面信息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结构和功能限制和约束了组织应用它的结构形式和环境条件，另一方面组织中的设计和使用人员通过发挥人的能动性可以对使用中的信息技术从形式和功能两方面加以改变和完善。由此，组织应用信息技术就可以有多种方式，使用者可以建构信息技术的使用维度以适应组织结构；信息技术也可以不同的方式植入不同的组织结构，并相应产生不同的结果。也即是说，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并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建构的。正是因为技术决定论和组织决定论存在着上述不足，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以巴利和奥利可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组织研究学者借鉴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开创性地提出了“技术结构化理论”以弥补既有两种理论观点的缺陷，将研究视角从结果导向转变为过程导向，重点考察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复杂的互构过程。

技术结构化理论根源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是用来克服社会科学界中长期存在的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的二元论问题。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结构化是指行动者与组织的结构特征互动的社会过程，人的行动一方面建构了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又受到社会结构的约束；用于形成社会结构的规则和资源被行动者在日常的行动中所使用，因此，它们一方面限制着行动者的行动，另一方面又在行动者的不断使用过程中被强化或改变。也即是说，行动者的行动与社会结构或制度特征是相互建构的。虽然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并没有明确提及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但是这种思想被后来的组织研究学者用在了分析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的关系上，取代了传统的技术决定论成为新的主流理论。据统计，从1983年到2004年仅仅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应用技术结构化理论的文献就有331篇之多，［11］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将结构化理论用于研究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的关系始自巴利，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关于技术与组织形式的理论对于角色变化中所隐含的一些潜在的结构变化没有做出及时反应”。［12］巴利研究的是两个具有类似科层结构和传统行为模式的放射科室在引进CT扫描仪这种新的信息技术之后所产生的结构变化。在他的研究中，结构被概念化为一个过程而非实体，信息技术也被视为社会性对象而非物质性客体。巴利看到了信息技术的社会性和组织结构的弹性，但在关注这两点的时候，他更加注意的是作为外源性的信息技术对使用者角色在既有组织结构内的影响。组织中的角色安排是制度化的，对角色的改变就意味着对制度化结构的改变，信息技术对结构改变的影响在于改变了原有的角色期望和职位安排，进而改变了组织的结构。巴利的比较研究说明，信息技术对角色期望和职位安排的改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角色期望的重组及其对组织结构形成的影响却是案例性的，因此，信息技术只是触发而不是决定了组织结构的变迁，而信息技术的这种触发器作用则是通过角色关系和社会网络等中介变量实现的。［13］

DeSanctis和Poole在结构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适应性结构化理论，用以考察信息技术在组织结构变迁中的作用。通过观察两个工作团队应用群体决策支持系统后的结构变化情况，他们认为：结构存在于制度之中，例如报告层级、标准化的操作程序、组织知识等；设计者将这些结构蕴藏于信息技术之中，一旦信息技术被使用者所使用，就会体现出蕴藏于中的这一系列社会结构，包括规则和资源等。行动者对信息技术的有意识的使用称之为“占有”，而行动者占有信息技术的动机是不同的，可以是对现有结构的保护、替代、联合、扩充、比较、限制、强化或否定。因此，组织结构的变化是与行动者占有信息技术的动机紧密相关的。［14］

而开创性地正式提出技术结构化理论并系统阐述其观点的学者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的奥利可夫斯基教授。她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先后经历了“技术结构化模型”、［15］“技术框架”、“实践中的技术”［16］这样一个理论发展过程，对组织的结构和制度特征、行动者以及信息技术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奥利可夫斯基认为，（信息）技术既是行动者建构的用于一定工作场所的物质性结构体，也是行动者通过赋予其不同的含义和强调其不同的特征在使用中建构的社会性结构体。不过，只要（信息）技术进入组织并成功运行，那么它就会变成制度化的客体，而失去了与建构者或意义赋予者之间的联系，进而变成组织结构的一部分。简单地说，（信息）技术是行动者设计的，也是行动者使用的。设计者和使用者都赋予了（信息）技术以结构，包括物质性和社会性结构，并最终使（信息）技术成为了组织结构的一部分，这就是她所说的（信息）技术的两重性。在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回顾之后，奥利可夫斯基进一步指出，如果从（信息）技术两重性的观点来观察，以往的研究往往把上述两种建构分割开来讨论，要么讨论（信息）技术的物质性建构（典型的如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要么讨论（信息）技术的社会性建构（典型的如组织决定论的观点），这都不能现实地认识（信息）技术的两重性，所以，她强调要把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为此，她提出了（信息）技术的结构化模型（见下图），其内含如下表所示：

技术结构化理论模型

技术结构化理论模型的内含路径作用机理具体内含A信息技术作为行动者的结果信息技术是行动者进行设计、开发、占有和修改的结果B信息技术对行动者的反作用信息技术通过说明书和规则对行动者的行为起到促进或者约束作用C行动者与信息技术之间的互动受组织结构特征的影响结构特征影响行动者与技术之间的互动 D行动者与信息技术之间的互动对组织结构特征的反作用行动者与技术之间的互动通过强化或者改变制度来影响组织结构特征

技术结构化理论作为对原有的技术决定论和组织决定论的补充和替代，为研究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思路：组织中的行动者生产技术产品，技术产品又通过对解释框架、资源和规则的影响反过来约束行动者；而行动者与技术的互动还受到结构特征的影响，同样，行动者与技术的互动反过来通过强化和改变制度来影响结构特征。也就是说在考察信息技术对组织结构的影响时，必须考虑组织的结构特征如何影响行动者对信息技术的选择和使用。

五、评价与展望

以上我们对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的关于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关系研究的三种主要理论观点进行了回顾。从中可以看出，早期出现的技术决定论和组织决定论虽然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如信息技术是否是组织结构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存在着差异，但是两者都没有偏离“组织结构是一种追求绩效的工具，即什么样的结构能取得最佳的绩效”这样一种传统的组织理论的逻辑思路，都只是对唯一最佳组织方式的超越，而不是对绩效的制约。所谓技术的要求，实际上体现的是组织追求绩效的要求。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两种理论关注的是组织结构变迁的结果而非过程，因为一旦与高绩效相对应的理想组织结构形式确定下来，无论中间的过程如何变化――是信息技术直接导致组织结构变迁（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还是管理者运用信息技术实现组织结构变迁的政治意图（组织决定论的观点），其结果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那就是实现这种预先确定的组织结构形式。我们不否认绩效制约的解释效力，不否认信息技术的结构要求，但问题是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的关系并不是超越情境而存在的，组织不是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条件下在一张白纸上画图。其中的一种约束就来自于信息技术的结构要求。对结构约束边界的追问必须深入到组织内部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变迁过程的考察，而这正是后来出现的技术结构化理论的研究重点。技术结构化理论摆脱了技术决定论和组织决定论关于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是否是因果关系以及谁因谁果等问题的纠缠，承认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建构，从而将研究视角由结果导向转变为过程导向，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当然，技术结构化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和不足：首先，它是一个自我封闭的解释模型，不考虑行动的具体情境，行动者的行动没有约束边界，从而只能解释变迁的过程，不能解释变迁的差异性；其次，它所提出的互构关系是一种不同于“两个实体之间相互独立于对方的先在状态”的纠缠状态，认为没有独立于其内在特征而存在的实体，否定双向互动关系、否定互动双方相互独立于对方的先在状态无疑是对约束边界的一种最极端的否定。可见，关于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关系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需要学者们继续付出更多的努力。

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结合现有三种理论的不足，我们认为可以在两个方面有所加强。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多考虑一些情境因素对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关系的影响作用。正如奥利可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信息技术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必须考虑特定的情境”。［15］所以，只有将其置于现实的各种情境中，我们才能全面认识到两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经验研究以对观点的普适性进行检验。早先的技术决定论和组织决定论关注的是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大都采用规范研究以及利用问卷调查获得一手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的经验研究；而后来的技术结构化理论由于关注的是两者之间的互构过程，主要采用的是规范研究和案例研究。虽然案例研究能够深入揭示细节和过程，但是难以将结论和观点一般化。这就制约了技术结构化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效度，因此，有必要进行量表开发或者建立数据库以实现对理论观点的普适性检验。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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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of IT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Zeng Chuhong１ Wang Bin２Abstract: From 1950's to now,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theori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IT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which are technology-imperative theory, organization-imperative theory, and theory of technology structuration. Technology-imperative theory and organization-imperative theory are in the guidance of outcomes, and make attention to whether IT is the determinant factor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But theory of technology structuration is in the guidance of process, and takes focus on the interplaying process of IT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paper reviews these opinions and points out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 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echnology-imperative Theory; Organization-imperative Theory; Theory of Technology Structu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