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灰色职业群体”生存状况扫描

近年来，随着城市不断地扩展，进城农民工及失业者的增加，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空间也在不断地被挤压。一些大中城市里，以无证生产、违规经营为主要特征的“灰色职业群体”正迅速扩大，他们大多从事不符合城市管理要求或突破相关政策法规规定的职业。有数据显示，上海约70万、广州约60万、南京约40万。他们对城市管理的政策及行业管理的“一刀切”现象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徘徊在城市弱势群体和犯罪群体的中间地带，构成了新时期城市社会风险群体。

最近，笔者对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调查，旨在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黑车司机碰运气挣钱

开黑车者大多在农村花钱学会了开车手艺，本来指望学成之后可以到城里办个手续，光明正大地开车挣钱，可是面对城市政府部门“红头文件”设置的“政策门槛”及有关法律法规不能如愿以偿。为了在城市里生存下去，便铤而走险开起了黑车。交警白天查得紧，他们就利用夜间开车揽客，不走大道走小道，不走近道绕远道。万一被交警抓住了，一是哭穷求饶，二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只好交点罚款。总而言之，黑车司机大多靠碰运气挣钱。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大中城市各类黑车约有2000万辆。尽管城管执法部门采取重拳出击、疏堵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理，但黑车数量仍然一路飙升。

职业排队人靠耐力生财

在一些大城市，交通拥挤、人流量大，许多事情都需要花时间排队等候，这就为一批人提供了“工作”的空间。他们活跃在车管所违章受理处、楼市开盘放号现场、商业促销活动以及医院专家门诊挂号等地方，以倒号、倒票为职业。这些职业排队人，有的自带板凳、干粮、矿泉水，其排队倒号、倒票的耐力惊人，有时候连续排队几天几夜。特别是春节期间车站、码头，成了灰色职业者的“天堂”。

据了解，每年春运期间，因返乡打工者一票难求，大多从这些倒票者手中高价买票，有的价格竟比票面价高出一倍多。“生意”好时，职业排队者一天可收入几千元。

职业排队人就像现代都市身上的一块“牛皮癣”，有碍观瞻又难以根治。由于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没有正规产业根基，守法意识较差，大多活动在社会管理的边缘地带，容易转化为犯罪群体。要构建和谐社会，决不能听之任之。

拾荒大军钻市场空白立足

看准了废品回收行业不设“门槛”的市场空白，面对社会和市民的非议，规模较大的“灰色职业群体”选择了拾荒。他们每天起早贪黑，四处奔波，忙碌在城市人掩鼻而过的城市垃圾之中。

伴随着国有废品回收业的萎缩低迷，拾荒大军中一些人哄骗卖主，压低旧货价格，把东西轻而易举占为己有，有的人违法违规收购赃物。加之近年来，一些商品过度包装，每年几大节日后城市里出现大量“美丽垃圾”，为拾荒者提供了新财源。据调查，这支不断壮大的拾荒大军都想在城市里进行合法经营，为建设清洁城市作贡献，便至今无部门管理。

酒水掮客空手套白狼

凭借“空手套白狼”的绝技，频频往来于各种交际场所，牵线搭桥、坐收渔利。近年来，大中城市中的一些酒店采用“招标”的形式采购酒水，也就是将所有酒水的供货权通过竞价招标的形式包给外界的竞标人，再由竞标者将白酒、红酒、啤酒、饮料分类后组织货源，向相应的供货商叫价而沽，因而衍生出“酒水掮客”这一新的职业。

“酒水掮客”与酒店或者酒吧、酒水供货商形成了一条利益链。酒店或酒吧提供场所，只需坐收渔利，经营风险都转嫁给“酒水掮客”和供货商。“酒水掮客”利用承包的资源，垄断经营赚钱。而供货商也想借此保证自己的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有了“酒水掮客”的参与，大多数的酒业经销商销售成本也跟着“水涨船高”。酒水进入酒店或者酒吧后，价格陡升，一瓶市场上只卖五六十元的白酒，到了酒店或者酒吧里，身价就会翻番。这其中的各个环节的高额费用，最终也就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医药代表靠贿赂求生存

动用同乡或朋友的社会关系圈子，能使一种出厂仅几元的药品，卖到患者手中价格却增加了几十倍，这种情况是被称之为药品价格“灰色操盘手”的医药代表们暗中操作的结果。

据一名医药代表介绍，一种新药生产出来后，医药代表首先通过自己建立的关系，向医院药剂室负责人推荐，在取得信任和许可后，药剂室负责人再把它提交给药审委员会决定。医药代表要将药品成功地进入医院的药房，不可避免地要用公关费用，即回扣或提成，其结果不仅催生了医疗腐败，而且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造成药价虚高。

地下“性产业”在扫黄中发展

地下“性产业”成了各大中城市灰色职业群体中的一个独特社会现象。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从1984年到1998年全国累计查处大约237万人次，而社会学家估计，人员的“查处率”不到10%。据调查，目前我国的地下“性产业”，有性工作者约400万人，2005年“产值”竟达到5000亿人民币。这个地下“性产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行机制和系统：“制黄贩黄”是它的广告部门，“”服务是它的展销部门，江湖医生“治疗”性病是它的售后服务部门，而直接“以钱买性”和“以性换钱”则是它的核心“生产”部门。

我国社会学家通过多年来艰难的社会调查，从掌握的确实材料看，我国的地下“性产业”连带一批旅馆业、娱乐业，具有相当规模，且参与人员还在扩大之中。

地下“性产业”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性病传播，二是损害家庭，三是社会性犯罪大量增加。

对地下“性产业”的管理，在国外是将其纳入政府公共管理范围。近年来，我国社会学家提出不少可行的建议，要求政府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公共管理经验，出台相关管理办法，认真对待这个社会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