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收入分配要真改革,不要瞎折腾

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一个综合症，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看到其本质一方面是公共治理有待改善，另一方面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中不可回避的不同人力资本回报存在巨大差距的结果，而这一差距在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推动下已经见顶收缩，其表象就是基层劳工工资的大幅上升。要调节收入分配机制，需实行两大措施：一是严惩腐败，规范公权力的使用；二是以减税让利为大方向，减免若干企业的五险一金、改革个税征收体制、短期内加强政府的福利性支出。同时更应避免那些瞎折腾的措施，比如以提高工资为目的推行劳动工资集体谈判，以及行政性限制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工资上升。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各界热议国民收入改革这一重大话题，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政策讨论、学术论战、统计辩论不绝于耳，一些相关的政策也在酝酿之中。在笔者看来，国民收入分配调整这一重大课题，是中国经济当前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的关键点。但是，收入分配这一问题不同于节能减排、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的改革，而是一个重大的、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综合性改革。在这一改革进程中，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本质，出台真正的改革措施，而避免一些本质上属于瞎折腾的政策调整。这些瞎折腾的政策调整，不仅会动摇我们过去30年来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还会伤害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事实上是对过去30年的改革开倒车，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极为不利，我们对此必须高度警惕。

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

国民收入分配是一项涉及亿万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在中国，很少有其他改革的利益涉及面会如此之广。但是，越是关注面广的重大社会话题，我们越是要冷静客观地分析，抓住问题的核心本质。在笔者看来，中国在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上，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层面的两个本质性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公共治理的问题。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很大程度上是腐败以及滥用公权力的后果，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出现的管理、治理上的重要问题，本质上讲，国有企业就是政府的延伸。而腐败的核心，是政府的权力过大，并且没有得到应有的监督。在中国经济规模迅速膨胀的今天，同一级别的政府官员今天行使行政权力所影响的经济利益，比起30年前乃至10年前，已经呈指数级上升。今天负责城市规划、环保标准、产业政策的官员笔尖，动辄就有上亿元的投资额和资产划过。在缺乏权力制衡、缺乏监督的大环境下，产生腐败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腐败带来的分配不公对社会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第一大举措，就是要严惩腐败，加强权力的监督制衡和公开化。当然，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待遇以及培养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和荣誉感，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本质性因素，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人力资本的市场回报率之间巨大的差距。现阶段的中国，可以说处于市场经济所能带来的收入差距最大的发展阶段。今天的中国经济中，一方面有数额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其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劳务工，他们的工资率仍然很低。另一方面，中国又奇缺具有国际化技能的高端人才。这一巨大反差，带来了不同技能的人力资本之间收入回报的巨大差距，这在发达国家甚至是人类历史上都十分罕见。比如说，一些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竞争是国际竞争，所需要的顶层管理人才必须能和国外的高级职业经理人竞争，而这类人在全球都是稀缺的资源，因此，从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看，他们的高回报是必不可少的。这部分现代化企业只有吸引到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级经理人才，才具备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才能够继续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收入差距巨大的发展阶段正在离我们远去，其重要表现是，随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逐步乃至完全转移出来，农民工的工资出现了比全社会平均工资快得多的上涨速度。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劳动技能差距带来的收入差距会逐步地下降。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笔者两年前与中信证券刘霖林博士、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红领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将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走势，而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上升的阶段了（详见《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基本规律》）。

真改革:国民收入分配调节的基本改革措施

针对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调节国民收入分配要实行两大基本措施。

第一，严惩腐败，规范公权力的使用，让权力在受约束的条件下公开、合理地运行。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提高公务员的收入水平，提升他们的荣誉感和职业素质，同时约束公权力的使用，减少政府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腐败的问题在中国应该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

第二，减税让利是调节收入分配的大方向。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目前的收入差距是最大的，这使中国目前在收入分配方面处于最艰难的时刻。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发展本身具有一定自我调节机制，经济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政府不应该阻碍这种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恰恰相反，应该在短期内帮助这一机制发挥作用，同时，通过减税让利的措施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阵痛。

具体说来，我们的建议有三。

首先，政府在短期内减免若干企业，比如出口型企业的五险一金，并由中央财政代交。

其次，着手研究系统性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体制（详见本专栏2007年3月文章《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个税改革》）。在当前形势下，个人所得税不仅没有缓解收入分配的差距，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均。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以工资为基础制定的，既没有考虑非劳动收入，更没有考虑工资外的非规范性所得。因此，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应该在扩大税基，即将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等其他收入加总作为征税基础的基础上，以家庭为单位征收，考虑家庭负担，同时大幅度降低税率。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让个人所得税更好地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也能增加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总额。

第三，大力加强政府的社会性、福利性财政支出。我们建议，通过一些非福利、非制度化的短期过渡性措施，增加社会底层人群的收入分配比重和低端人口的实际收入，但关键是不能将这些过渡性政策制度化。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经济自身有很强的调节能力，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劳动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事实上快于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速。政府短期内提高财政支出的目的是缓解社会矛盾，减少当前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冲击。

不折腾:不伤害经济发展本身的机制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在中国根深蒂固，这是我们过去30年成功的基本经验，我们最应该避免的是以收入分配调节为口号，揠苗助长，杀鸡取卵，损害这些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方面，金融危机前出台的《劳动合同法》的有关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关注和总结。当前非常流行的几种做法，本质上同样会伤害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并动摇我们长期发展的基础。

第一，盲目推行劳动工资的集体谈判制度。合理适度的劳动工资集体谈判制度的目标是和谐的劳动用工关系，而不是工资回报率的简单提高。和谐的劳动用工关系应该是在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工资能够上升、下行阶段能够降低工资而不减员。但是，在目前阶段，这种集体谈判的机制往往被作为迅速提高劳动工资甚至达到不切实际程度的一种手段。如果通过硬性推行集体谈判人为地盲目提高劳动工资的话，其后果非常严重，在这方面，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为我们提供了惨痛的教训。劳动工资脱离了市场机制的过快上升，会带来企业用工的萎缩甚至于企业的倒闭，最后的受伤害者就是劳工阶层本身，这更加不利于中国收入分配的调节。

第二，人为、行政性地限制一些部门和岗位的工资上升。对于大型的企业以及事业单位，工资改革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将工资收入与业绩更好地挂钩。对于特大型企业而言，其高管的积极性和高管的人员素质对于企业的效率提高至关重要，而这些高管的效率提高动辄会带来上亿甚至几十亿元的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允许那些真正为企业效益提升做出贡献的高管的收入保持较高水平和较快上涨。今天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是国际化挑战，而不是中国自身市场的竞争，如果不能将高管的工资与业绩适当挂钩，中国的企业将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中国的经济转型也将受到伤害。

总之，我们应该看到，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一个综合症，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应该看到这一问题的本质，采取根本性措施，而非采取一些瞎折腾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态势，才能在增长中、发展中让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挥作用，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压力，创造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