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青红》的意识形态分析

内容摘要：《青红》是2005年由第六代导演王少帅执导的电影，荣获第58届戛纳电影节评委大奖，是王小帅迄今较为成熟的作品。文章将运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相关理论分析影片，揭示影片内涵的多种意识形态对个人命运的影响。

关键词：《青红》；意识形态；询唤机制

阿尔都塞认为国家机器包括代表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机构和代表意识形态的机构两类，国家机器（AE）只有一个，即镇压性的国家机器；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却有许多，例如教育的AIE，家庭的AIE，法律的AIE，政治的AIE，文化的AIE等等。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规训或规范人类，从而使社会稳定发展。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指在某个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心理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表述体系，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表述”，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它的存在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所有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的功能，把具体的个人呼唤或传唤为具体的主体。意识形态询唤主体的机制即询唤机制，询唤机制也以一种物的形式存在，通过询唤将作为主体的个体询唤为具体的主体。

王小帅的电影作品中通常都会出现一个询唤机制，如《十七岁的单车》（2001）中的“自行车”，《青红》（2005，又名《我十九》《上海梦》）中的“红色高跟鞋”，以及2012年执导的《我十一》中的“白衬衣”，因为这些询唤机制的存在，使影片中的个人被询唤为主体，建构起了影片中具体的人物主体和主体反映出来的特定的历史社会。影片《青红》通过“红色高跟鞋”询唤出支援三线建设这一代人在变革中的归乡梦，而这个梦又是建立在下一代的童年和青春基础之上，通过主人公的青春经历来展示这段社会历史。这就是阿尔都塞认为的意识形态的功能，通过物质性特征发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影片《青红》中无疑也表现出了多种意识形态的东西，下面将从影片中表现出的三种主要意识形态来分析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如何影响个人命运。

一、教育意识形态下规矩的学生

学校教育中，一切要求、规矩、纪律不但反映了一个社会组织对其个体的规训，也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和这个时代的文化对个人的要求。中国电影关于学校教育的话语表达离不开学校的现实状况：“好”学生与“坏”学生、严厉老师与温和老师、家庭与学校、守规矩与破坏规矩等等。其中是否守规矩是老师判断一个学生好与坏的标准，而这条标准是贯穿《青红》的一条重要线索。

影片中学校的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权力意识，是一种教育意识形态。

学校的纪律要求女生不许烫发，男生不许留长发、蓄鬓角，不能穿喇叭裤、花衬衫等等。学生在学校学习由意识形态包裹着的“本领”，毕业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会被赶到生产中去，成为工人，一部分经过筛选可以继续学业，然后充当更高一级的社会角色，无论他们处于哪个社会阶层，社会都有与他们角色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认为教育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学校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不仅拥有生产技能，还有对现存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实际上学校传授“本领”就是保障学生服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家长将孩子托付给教师，教师倾注身心和聪明才智来教育学生，为学生开辟通向进入社会的道路。大多数人从未怀疑过学校这种机构和它的一系列制度，我们在这种制度的包裹中而浑然不知，并认为学校对我们来说，显得那样“自然”、必需、甚至有益。在青红的父亲吴泽民看来，教育能让子女摆脱他们那一代职工的困境。虽然吴泽民一家来自上海，但他们家庭普通，条件一般。所以吴泽民将希望放在子女的教育上，甚至将回上海的希望也寄托给了青红，如果青红考取了上海的大学，他们一家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归故土，还可以改变目前的生活境况。于是吴泽民采取各种手段督促青红复习，可以看出教育意识形态规范的不仅仅是教师和学生，还有家长，可以说所有人从一出生便被教育意识形态包裹着，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再到社会教育等，教育意识形态包裹着我们的一生。而我们在这秩序中觉得非常自然，如果有人反抗这种教育意识形态，大多数人肯定会认为他是疯子，是神经病，因为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在一种有益的意识形态中是没有人会去怀疑它存在的正确性。

而学生们对学校明令禁止的潮流时尚的追逐无疑是对学校规则和秩序的一种挑战，出现在青红课桌里的红色高跟鞋正式将对教育意识形态的挑战询唤出来，也询唤出一个规则中想要反抗的主人公。毫无个性就是青红的个性，高跟鞋引发的冲突将青红的性格特征询唤出来，使她成为反抗学校和家庭规则的主体，而影片中学校只是作为交代青红在当时的年龄阶段应该遵守规矩认真学习的存在，对学校规则的反抗并不是主要，主要的冲突是由对家庭规则的反抗引起。

二、家庭意识形态下懦弱的女儿

大多数中国家长都自认为是孩子的拥有者，他们认为自己给了孩子生命，所以理所当然地要为孩子的人生负责，尽管有孩子并不想来到这个世界，但责任是他们一贯的借口。青红家的权力中心则是她的父亲，在这个家庭中，她和小弟几乎都是属于失语状态，甚至连她的母亲也说不上话。为了自己的上海梦，吴泽民以为了培养孩子为借口，将他们那一代人的意志和梦想暴力地灌输给孩子。在贵阳出生成长的青红看来，上海是一个遥远的与她毫无关联的地方，孕育青春的贵阳才是她的家，是她情感依托的所在。父辈的历史她从未参与过，所以她拒绝理解父辈的上海梦，拒绝承担父辈的精神负担，甚至抗拒父辈强加的意志。红色高跟鞋的出现使父亲吴泽民意识到青红的行为规则正在脱离他的掌控，于是他开始像监管囚犯一样对待自己的女儿，父女之间的冲突也由此产生。

青红第一次行为上的反抗便是在回家途中借故方便逃离父亲的掌控来到小珍家，但这无异于娜拉出走，无论精神还是经济都不独立的她最终不得不回到自己家。第二次行为上的反抗是在父亲为减少她与外界接触，向学校请病假将她反锁在家的时候，她通过拒绝吃饭而真正生病卧床，这种通过自身利益来毁坏父亲的监管办法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吴泽民意志坚定。他改变战略，转从小根人手，希望小根能了断与青红的关系。当然，吴泽民的杀手锏是离开贵阳回上海，第三次反抗是在她向小根告别被后，小根被关进监狱，青红选择死亡来反抗，从根本上来说，这出悲剧是由于吴泽民对两人恋爱关系的阻挠酿成。而这时好朋友小珍的归来，则意味着她们的反抗都不能够彻底，他们最终都会遵循家庭意识形态的指导生活下去。青红与小珍都有勇气反抗，尽管反抗形式不同，但结果却和出走的娜拉最终选择归来一样，她们在精神上还不具备独立意识，她们只能是家庭意识形态下懦弱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