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网行动下的两难

摘要：附带民事诉讼就其解决的问题而言，是物质损失赔偿问题，与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一样，属于民事纠纷，但它和一般的民事诉讼又有区别，有着自己的特殊之处。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从实体上说，这种赔偿是由犯罪行为所引起的；从程序上说，它是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提起的，通常由审判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一并审判。其成立和解决都与刑事诉讼密不可分，因而是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正因为如此，解决附带民事诉讼问题时所依据的法律具有复合性特点：就实体法而言，对损害事实的认定，不仅要遵循刑法关于具体案件犯罪构成的规定，而且要受民事法律规范调整；就程序法而言，除刑事诉讼法有特殊规定的以外，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关键词：时效问题；共同犯罪；赔偿标准；执行难

一、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实际法院审理过程中的现状：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被害人权利保护薄弱，立法上有缺陷、规定过于原则化，尤其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赔偿标准、赔偿数额等方面都不统一。刑事附带民事将赔偿范围中的间接损失和精神损失排斥在外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标准选择难。笔者发现，在2011该院受理的“清网行动”案件中，有10件案件的案发时间在十年前，由于案发与归案时间相隔久远，其间的赔偿标准已发生巨大变化。

一、在司法实践中，民事诉讼原告人往往按照当前赔偿标准提出诉求。而民事诉讼被告人往往要求按照案发时的赔偿标准予以赔偿，当事人双方所持标准相差太大导致民事调解工作难以开展，法院的审理工作受到一定影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拿不到赔偿的问题，已严重损害了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如果在民事上得不到金钱赔偿，极易产生上访、缠诉，导致案件审结后，不仅没有把原来的矛盾化解，反而激化了原告人与被告人以及与法院和法官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在案的共同致害人的赔偿份额很难确定。

二、在2011年所受理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有7件案件只有部分当事人归案。对于此类案件，法院往往根据案件事实，划分责任人的赔偿责任，对归案的犯罪嫌疑人作出刑事处罚的同时，判令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对不在案的犯罪嫌疑人，则留下相应的赔偿份额。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审判人员在划分责任时赔偿份额的分担不准确，所留份额未必就是不在案的犯罪嫌疑人所承担的份额，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归案的犯罪嫌疑人将责任全部推卸给未归案犯罪嫌疑人来减轻自身赔偿责任的情况，因此未归案的共同致害人的赔偿份额难以确定。

三、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到位难。该院所审理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归案前大都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甚至有部分被告人正是受生活所迫，才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由于民事诉讼被告人赔偿能力受限，原告难以真正获得赔偿款，部分民事诉讼原告对此感到不满，从而引发涉诉问题，给法院的审判工作造成一定阻力。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际运用中的时效问题

从刑法及民法对时效的规定中可以看出两种时效的时间范围是不一致的，现实审判中应采用区分两种时效分别处理的原则，抑或用一种时效吸收另一种时效的处理原则就成为了一个争论焦点。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9月8日颁布施行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第一百条明确：“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既然刑法对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而民法规定了明确的诉讼时效制度，就应当适用民法的规定。这种观点排斥适用刑事追诉时效，附带民事诉讼一旦出现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法律将不再保护被害人的实体权益，被害人丧失胜诉权。所谓吸收法即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用刑法上的时效取代民法上的时效，法律明确规定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对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又没有明确规定适用民法通则的诉讼时效，则应当适用刑事追诉时效，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从法律的统一来看，我们知道，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可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可另行单独进行民事诉讼，这是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另行行使民事诉讼时，显而易见应受民法上的时效期间的限制，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一般为两年，人身损害仅仅一年，刑事附带的民事损害赔偿案件的基础是刑事犯罪案件，现实中，经常会出现犯罪分子逃逸的情况。如仍然适用民事诉讼中规定的诉讼时效，会影响对受害人的权益保护。

如果采用吸收法必然导致当事人选择不同的程序导致实体结果的严重不同，同时也不能避免在单独民事诉讼中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的当事人重新提起刑事诉讼（尤其是自诉案）从而获得了民事上的胜诉权，导致两个判决结果截然相反的情况出现；第四，从犯罪行为案外人的利益来看，我们知道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往往就是犯罪行为的被告人，但同时也包括不负刑事责任但应负民事责任的当事人，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执行法人的职务行为等国家机关及法人，他们不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但却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如果采用吸收法，在单独的民事诉讼中因超过诉讼时效而免责的当事人，却会因为被动参与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丧失了自己关于时效的抗辩权。

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应当适用刑法的规定。首先，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来说，刑事诉讼是在国家机关在当事人和其它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程序处理案件的全部活动，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进行的诉讼活动，其从属刑事诉讼的成立，但其实质仍然是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是一种程序规定，民事诉讼仍然是一种程序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肯定也是一种程序规定，解决的是程序问题，而非实体问题，作为时效均在《刑法》及《民法通则》等实体法上规定，是实体法上的问题，非程序问题、

在一起共同故意伤害案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先归案，一个在逃，但两个犯罪嫌疑人明确的，在先归案的被告人的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年以后第二个被告人归案，此时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二人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人对第一人被告人的请求无疑超过了一年的时效，但对第二被告人是存在时效中止的问题的，因为其未归案，其无法行使诉权，二人属连带债务，对一个债务人的请求未超过时效，则认为整个债务未超过时效，而且时效是一种实体利益，依据不告不理原则，在被告人没有提出时效问题的情况下，法院也最好不要主动审查时效问题。但在非常明确的超过时效的情况下，则应认为原告已丧失了胜诉权。同时，对于一些特殊情形，如刑事案件在民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不能破案，被害人不能明确地确定被告、阐述事实理由，而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民事诉讼应当具有明确的被告等等以及我国“先刑后民”的诉讼原则，此时，应认定被害人是具有合理的理由而无法主张权利，其诉讼时效应当按照《民法通则》中规定的20年的除斥期间的来操作。否则，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充分的保护。

三、共同犯罪中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问题

在民事案件中， 共同侵权人对被害人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也不例外。从理论上讲，共同致害人包括被告人、未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和在逃犯，这里所指的共同致害人不包括被告人在内。没有被追究刑事

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应当被追加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主要有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的与刑事被告人共同实施了侵害行为的其他共同侵害人包括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致害人与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致害人和自诉人没有提起自诉的与刑事被告人共同实施了侵害行为的其他共同侵害人。依照《民法通则》第13 0 条规定：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的连带责任。我国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这一定义概括了共同犯罪的内在属性即共同犯罪要求二人以上既有共同故意，又有共同行为的，应当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作为共同被告人参加诉讼。对于在逃犯则不能被列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理由是： 《解释》没有规定在逃犯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义务主体；附带民事诉讼对刑事诉讼具有依附性、从属性，在逃犯没有被刑事失去刑事诉讼的前提， 那么对民事诉讼也无从谈起；在逃犯的行为未经法定程序确认为犯罪之前， 无法对其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责任作为结论， 且对其作缺席判决， 不利于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于这类案件的处理， 可以先按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判决在案的被告人负连带赔偿责任予以赔偿。如果共同致害人经合法传唤而拒绝出庭， 我们认为， 既然检察院未将其列为共同被告人， 那么作为共同致害人来说， 他就是一个纯粹的民事赔偿主体。在其放弃出庭的情况下， 应当按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 作出缺席判决。

赔偿权利人部分共同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责任范围难以确定的，推定各共同侵权人承担同等责任。人民法院应当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告知赔偿权利人，并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情况在法律文书中叙明。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其自身的特点，并不完全等同于民事诉讼。在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下，有必要对各附带民事被告人的赔偿份额也一并作出判决，即按各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刑罚情况确定其对损害结果的原因力的大小，按其作用大小确定其应承担的民事赔偿数额；有的没有能力承担其应承担的份额时，由其他附带民事被告人承担。就是说，各附带民事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以按份承担为基础，以连带承担为保障。主犯从犯的作用问题，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责任已经确定，就有必要对民事责任的大小也进行区分，这样才能体现出法律的公正和法律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标准问题

被告人归案时，案发时是个的被抚养人已丧失了作为被抚养人的条件的，例如，被害人子女死亡或者在案发时未成年但现在已具备了完全行为能力，或者案发时不适格的主体在被告人归案的时候具备了被抚养人的条件的，例如在案发时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被害人的父母在被告人归案时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这些情况下，法院是否要支持被抚养人请求被告人支付生活费的的诉求。笔者认为，法院应该在受理案件时已具备被抚养人身份的，应支持被抚养人生活费。这样做符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要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方便实施，符合法律规定，对敦促犯罪分子尽早归案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在法院受理案件时已不具备被抚养人身份的，不应支持被抚养人生活费。因为在实际操作中，对原告的适格主体的判定非常困难，到底是案发时适格的原被抚养人还是在原被抚养人身份丧失前对其承担了抚养义务的人，这就出现了矛盾。如果原被抚养人身份因死亡而丧失，再以其为原告为其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的，势必会导致诉讼主体虚无的现象，与法律是相违背的。

在确定赔偿数额时，笔者认为应当不考虑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实际造成多少损失就赔偿多少。因为，这样可以有效的对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进行全面的保护，全面赔偿的判决，使被害人被侵害后，其所享有的请求赔偿权得到法院的认可，内心得到适当的抚慰。如果一味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不足，而做出部分赔偿的判决，一旦将来被告人具有了赔偿能力时，被害人也无法从被告处的到赔偿，不利于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在实际的审判过程中，法官并不能很好的判断出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能力到底有多大。

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难问题

法院工作中的执行工作是难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一、往往被告人及其家属经济困难，根本没有能力给予当事人以一定的补偿或是判决赔偿的数额往往超过了被执行人家庭承担的能力。再者是被执行人往往拥有足够的资金或财物，但是却拒不执行判决，导致被害人家属与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在执行阶段矛盾激化，对立情绪加大。二、法官在附带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往往存在着重刑轻民的现象，但是却往往忽视对被告人财产状况和线索的调查，法院较少主动采取保全措施，从审判到执行期间被告人及其家属有充分的机会转移、隐匿、变卖财产。三、法院执行机构设置往往过于单一，力量薄弱，需执行案件的数量繁多，执行人员数量往往不足以应对实际执行的工作，特别是一地执行，容易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这种情况已经偏离了我国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节约司法资源、保护被害人的民事权利的立法初衷。

笔者认为，解决执行难问题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第一，加大财产查询力度是非常必要的，法院可以定期对被执行人的账户进行查询，随时扣划案款，使执行人的财产没有漏网的可能；第二，加强与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各个部门和单位的联系，共同建立执行联动机制，对被执行人的消费、投资、信贷等各个方面加以约束和限制；第三，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中较少扣押、冻结被告人的财产。但附带民事案件与一般案件不同，其依附于刑事案件，被害人或其家属难以查找被告人的财产线索，而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过程中有能力查明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应对查到的被告人的可供执行的财产及时地予以扣押和冻结；第四、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难很大程度上在于被执行人大都为低收入群体，缺少可供执行的财产，即使法院穷尽执行手段，仍然难以完全执行到位。如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对被告人赔偿不能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予以适当国家补偿，能从根本上解决附带民事诉讼执行难的问题。

（作者通讯地址：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人民法院，江西 上饶 33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