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的出路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绝不是要剥夺农民土地，它的特色就是在进程中要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近年来，随着机械化在农业生产中的普遍应用，生产技术不断革新，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农业生产关系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几十年来，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主的传统农业经营管理模式日益不能适应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要求，面临着严峻挑战，走流转集中土地，成立农业合作组织，发展集中规模经营的现代化农业之路成为必然趋势。

由于农民自身力量单薄，各种社会资本的注入成为农业发展的自身需求。实践证明，在农业发展转型过程中也面临着产权不明晰、主体不明确、缺乏科学的监管和金融辅助等诸多问题，影响了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有序发展。

首先要完善农业资本准入的监管制度。2010年，中央18号文件提出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耕地。这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政策，不提倡并不代表“禁止”、“不得”。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其中并没有涉及到公司，只是用一个“等”字就概括了。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发展的种养业，同时还提出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准入和监管制度。

中央文件特别严密，充满辩证法。一方面，鼓励提倡探索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另一方面，要探索建立严格的租赁农户承包耕地准入和监管制度。所以关于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尤其是直接进入并经营农业的种养业产生的农户耕地大面积被流转以及非农化非粮化后果问题并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特色农业的现代化道路怎么走？

西方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就是农业资本主义化，这是以农业劳动者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那么，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是不是也要剥夺农民土地，也要以把 农民从家庭经营的劳动者主体变为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

答案是否定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是，未来到底是发展公司化农业还是家庭化农业？

以前有人说农地农用，别人不能用，这从法律和政策上来讲都没有问题，而实际上，法律和政策并没有明文规定非农民不可以租赁承包地；另外政策上只是不提倡，实践中很多地方都在做，而且很多地方政府把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大幅培育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他的红头文件来发，既然这已经成为一个客观现实，就要将其纳入到制度化轨道上来。资本要为我所用，但是不能一切都由资本来支配，要受到节制。

其次，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目前，我国很多80后的农民回不去也不愿意回去种地，农业劳动者队伍呈现出高龄化、空洞化趋向。未来中国谁来种地背后隐含的是没人种地、种地不挣钱问题。

为什么不挣钱？这其中包括价格问题、成本问题、流通体制问题，而根本的问题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占有的资源太少、产出的剩余太少，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要让更少的人种更多的地、占有更多的资源。一号文就讲到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2012年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13年一号文件中没有提职业农民，但是提到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

家庭农场的定义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据统计，到2012年底，经营面积10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全国超过270多万。值得一提的是，从事家庭农场的人，职业农民和专业大户也没有严格的区别。总之，对公司我们是限制进入，但进入就要接受监管。

由此来看，农业经营的主体应该是家庭农场，在家庭农场上面组织的人应该是职业农民或者是专业大户这种情况。这就是让他们扩大经营规模从事更大规模的种养业。

但是怎样使比较合格的劳动者真正愿意当职业农民，并从事发展家庭农场？关键问题，一个是创造一个环境，另一个是让他们有足够的收入。作为一个合格的职业农民，他不仅是生产者还是经营者、决策者、投资者和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承担者，是非常不容易的。据了解，职业农民认为，在外面打工只要打工给老板取得劳动报酬就行，而独立从事家庭农场，除了得到劳动的报酬外，还应该得到经营决策报酬、投资回报、承担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收益，从这个角度讲他得到的收入应该远远超过他出去打工的收入。

具体来讲，应得的收入应该高于外出打工最起码是两倍，一般应该是三倍以上，这样才能够在农村安心地发展创业，而且这个收入主要不是靠补贴。另外还有价格机制，价格本身应该在成本之上有合理利润率，成本包括文化成本、租金、雇佣劳动力成本。

而价格也不能太高，要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参照物，如果远远高于国际市场，那农业企业都要进口不可能用国内的产品。比如，我们现在大量进口越南、泰国大米，原因并不是我们国内没有，而是我们国内的价格高。

因此，提高职业农民的收入就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个体劳动者资源占有率，并为其创造优越的政策环境、构建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农民的土地经营积极性，培育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最后，要大力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一号文件强调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

政策提的很高，但是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发展什么样的合作社，另一个是合作社组织缺乏监管。

现在合作社就是缺少监管。农业部认为按照合作社法他们是给予指导扶持和服务的，没有监管的责任；工商局认为按照合作社法合作社在工商局免费注册登记，合作社不需要缴纳费用，因此也没有预算和经费对其进行监管。

另外一个问题是，目前合作社金融处于混乱状态。因为中国农村虽然有政策金融、合作金融、商业金融和民间金融，但并没有真正的合作金融。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这口子一开，很多地方就会去免费注册一个专业合作社注入资金，然后开始吸入放贷，将资本投资到合作社资金库去经营，进行高利贷活动。这种行为没有规范，一旦资金库倒闭，会造成很多问题。据报道江苏皖南地区资金互助部门就发生过由此引发的恶性。

农民作为经营主体，合作社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因此，合作社发展要从数量扩张到质量发展上加强对专业合作社规范，促成基层合作社在更高层面的联合。同时，对合作社的金融辅助一定要在防范基层经营风险能力之内。

总之，中国特色农业化道路，并不是要走西方的老路，它的特色就是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要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权和其他集体资产所有权；要在公司和农户之间建立公平合理的机制，对公司行为进行规范；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在发展过程中加强规划和规范监管；要把能够满足农民和农村各方面多样化需求的在农村发展的政策金融、合作金融、商业金融和民间金融真正用好。

（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