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会论文

[摘要]擅长议会道路的瑞典社会，本质上是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尽管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若干改良，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瑞典社会的性质。其执政时期形成的以“高税收、高福利”为主要特征的瑞典模式，客观上确实有缩小贫富差距和缓和两极分化的作用，但其实质是垄断资产阶级为缓和国内矛盾、维护自身统治而被迫实行的，同时也是瑞典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瑞典的经验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但其基本制度决不能成为我国改革所要追求的目标。

[关键词]瑞典社会；瑞典模式；民主；福利

一段时间以来，瑞典模式或瑞典经验随着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升温，在国内备受一些人的青睐。他们推崇瑞典模式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认为瑞典模式获得了成功的实践。他们认为，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样板的瑞典经验具有普适价值，它既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又抛弃了传统社会主义，是介于两者之间而又超越它们的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有人甚至还断言，我国改革开放后走的就是一条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瑞典模式很值得中国效仿。因此，正确看待瑞典模式或瑞典经验，澄清是非，对于我们领会十七大报告提出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很有必要的。

一、瑞典社会实质上是改良主义性质的资产阶级政党

瑞典社会是个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党，始建于1889年。党的创始人亚尔马·布兰亭早年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的思想总体上属于改良主义，并热衷于议会道路。1896年，他为该党赢得了第一个议席。1899年1月，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的任务》一书出版，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内部呈泛滥之势。同年6月，法国机会主义者亚历山大·米勒兰加入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布兰亭把争取普选权和议席作为党的主要任务。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党的影响的扩大，社会在议会中的席位增加。1905年，该党与自由党联盟取得下议院的多数席位。1917年的大选赢得31%的选票和86个议席，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并与保守的人民党联合执政。1920年联合政府，布兰亭出任首相，由此拉开了社会执政的序幕。在20世纪20年代，瑞典社会有过三次短暂的组阁，但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执政地位趋于稳定。1932年到2006年这74年间共执政65年，尤以1932年至1976年连续执政44年为最长，成为世界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社会。因此，社会作为曾拥有100多万党员的瑞典第一大党，在国内民众中影响很大，在瑞典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其推行的政策被冠以“瑞典模式”而受世人瞩目，成为西方社会吹捧的典范。尽管如此，从本质上讲，擅长于议会道路的瑞典社会，仍然属于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性质的资产阶级政党。这在该党于2001年11月第34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八份党纲中有鲜明的体现。新党纲的某些理论观点与政治主张虽不同于旧党纲，但其基本主张沿袭了过去的精神，没有原则性的变化。

党纲的前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该党要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即要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和团结为目标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来自先辈的文化遗产，经过后代人经验的改造，它已成为该党当前和未来政治斗争中的推动力。自由、平等和团结是瑞典社会人的价值观。所谓自由，包括不受外界的强制和压迫，免受饥饿、无知和对未来的恐惧的侵扰，也包括有共同参与、共同决策和个人发展的自由，有生活在安全的群体中、有控制自己生活和选择自己未来的自由；所谓平等，是对人的价值等同、尊严和权利等同的思想的表述，平等意味着每个人有着平等权利来控制自己生活，来影响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对所有人来说，团结都是争取保障以及与周围社会和谐的前提，团结要求人们各尽所能地为社会和劳动生活做出贡献并承担责任。自由、平等和团结一起构成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同时只有民主社会才能使自由、平等和团结成为现实。民主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观的基础。

从这里可以看出，瑞典社会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价值追求，而不是社会制度的实践。其主张与其他社会相比，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即都是在脱离具体的、现实的条件，抽象地谈论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与团结。民主与自由实质上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民主、自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享有最充分的民主，有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的自由；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则处于受资产阶级支配、奴役的地位，根本谈不上真正的民主与自由，更谈不上平等的民主与自由。所谓自由只不过是受剥削、压迫的自由，所谓的平等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为反对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维护自身的统治，统治者总要打着团结的旗号。社会宣扬的这些超阶级的价值观，实质上适应了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也因而成了麻痹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

在经济制度上，党纲认为，“夺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是对经济的民主控制”。[1]就是说，通过社会为企业制定规则、调整经济政策、签订劳动集体协议、制定劳动权立法和消费法规、推动消费合作运动以及建立一个强大的公共部门等经济、法律、社会政策以及行政手段，来限制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希望组织生产劳动和生产成果的再分配的权力，由所有者转移到公民、工薪者和消费者方面。党纲还认为，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实行国有化导致经济缺乏自由、没有保障和公平的结果。因此，“决定性因素是民主控制而不是所有权”。[1]这表明在所有制问题上，该党并不认同无产阶级政党普遍遵循的理论原则——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承认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与经济制度。同时，也否定生产决定分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认为最重要的是收入分配问题，而不是所有制。以为通过分配领域的改良，就能使所有社会成员共享经济成果。

在经济政策上，该党主张经济民主，即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平等地存在和发展，并把这种制度称之为“混合经济”。党纲明确指出，要在瑞典建立“一个建筑在社会干预、市场机制、强大工会组织与活跃的、有觉悟的消费者相结合的基础上并得到强有力的消费立法支持的混合经济”。[1]这里需要指出，瑞典90%以上的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且主要为大资本家所有，国家或集体（合作社）所有的企业的比重很少。所谓的“混合经济”制度，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一元经济”，其他经济成分只不过是所谓的“经济民主”的点缀。而且，即便是国家或集体（合作社）所有的企业也不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因为国有企业的性质完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的性质。很难把为资本主义国家及私有经济服务的国有企业，看成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合作社经济也是如此。

在政治制度上，该党提倡政治民主。党纲直言不讳地提出：民主要求多党制和大选；民主以权力的分散为基础。民主是“全民的民主”。民主进程的基础是公民的力量、他们的社会参与和行动的愿望，他们对创造的需要以及知识的增加和个人的责任心等。体现在制度上，就是多党制、议会民主与三权分立。只有符合这些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反之，实行一党制、实行阶级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被斥为“暴政”、“专制”。认为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走向强权并最终走向失败，就是它拒绝选择这种民主的结果。殊不知，原社会主义国家恰恰是推行了这些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而导致了共产党、制度演变甚至国家解体的悲剧，其严重后果直到今天还没有消除。

党纲还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有鉴于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党纲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科学理论，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认为这是工人阶级分析社会发展的思想基础。但党纲接着指责马、恩创立的“理论的其它部分已被证明是不完全的，或者包含有错误的解释，并从辩论中消失了”。[1]认为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后，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在现代科学中找不到任何依据”，是被社会民主主义早就抛弃了的“宿命论”。[1]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历史上出现的问题如计划经济，“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思想的产物”。[1]

这些观点根本抹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首先在于它的科学性。剩余价值理论科学揭示了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秘密，唯物史观科学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这两个伟大发现，马克思主义者是给予高度评价的，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而瑞典社会包括其他国家的社民党向来是不愿承认并竭力否定的。他们知道，否定了这两个最核心的理论，也就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与主张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本。因此，在他们看来，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宿命论”，是要抛弃的。取而代之的，则是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团结等抽象理念。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实现这些脱离现实制度的空洞的价值理念。而且，他们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如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政治上的过度集权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科学性，这也是他们惯于使用的伎俩。

党纲还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十九世纪的政治辩论，但是他们的历史发展理论不是一个政治行动纲领。他们的理论停留在这一阶段：一个变化将会发生，但没有讲它将怎么发生，也没有对新的无阶级社会的具体描述。其理论总的来说更接近于非政治性的”。[1]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对未来社会还不知的理论流派。这个结论严重背离历史事实。革命性与实践性如同它的科学性一样，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马克思主义是其创始人在亲身参加革命实践、实现世界观与立场的根本转变，并批判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又在与国际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发展，逐渐成为各国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离开了革命实践，离开了国际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产生与发展；缺乏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失去了其科学性与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在《共产党宣言》这部被誉为共产党人的第一部“周详的理论与实践的党纲”的光辉著作里，马、恩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作了科学的阐明，指出首要的任务是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然后逐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可见，早在1848年2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以公开宣言的方式，明确而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对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体是按照这些理论原则实践的。怎能说马、恩没有讲未来社会“将怎么发生”？至于未来社会的具体纲领则应由实践去回答。

社会人攻击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采取妥协的路线，同其主张议会道路是唯一的观点是密切相关的。选择走议会道路的前提，首先要承认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承认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否则，居于统治地位并拥有强大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决不允许其合法存在。这样，议会道路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它不可能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只能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作若干的改良。但社会人却竭力掩盖这一本质。他们一方面大力赞赏“和平长入”资本主义的所谓种种好处，另一方面歪曲甚至攻击暴力革命道路。瑞典社会党纲认为，改良主义路线是“建筑在民主参与和受到多数民众支持的改革基础上”，而选择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派则是反民主的。“他们实际上就放弃了人人具有同等价值的思想，因为他们不给每个人参与和创造未来的同等权利”。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要争得真正的民主自由、摆脱资本的剥削和压迫不得不运用暴力夺取资本家的政权和他们的生产资料，是侵犯了这部分人的权利。殊不知，资产阶级如一切剥削阶级一样，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对革命实行暴力镇压，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而资产阶级运用暴力机器残酷镇压革命的时候，他们对革命人民是从不讲人道、人权的。

二、社会执政并没有改变瑞典社会的性质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衡量一个社会的性质，主要看生产关系的性质，看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是一切剥削社会的本质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掌握生产资料的是资本家阶级。他们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控制了社会的经济生活以及国民经济命脉，进而由经济领域的统治阶级上升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为便于选择合适的者，也为了欺骗民众的民主诉求，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产阶级确立了以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制度，成为资本家阶级打击异己、巩固自身统治的政治工具。在意识形态领域，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文化，也始终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反映下层人民利益的呼声与主张，则处于非主流的边缘。以《美国人民史》一书驰名的美国学者霍华德·津恩教授曾深刻地揭示了西方意识形态“一元化”的实质。他说：“……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成长起来的，这个社会里思想观念的选择是有限的，某些思想观念却占据着统治地位。我们从自己的父母那里，从学校里，从教堂里，从报纸上，从广播电视中，听到这些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从我们开始学习走路和说话时，这些观念就充斥在我们周围。这些观念构成了‘美国意识形态’——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模式。这些观念的流行并非某个阴谋集团穷凶极恶地谋求把某种观念强加给社会的结果，也不是人们真正自由思考后做出选择的偶然结果。实际上存在着的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正统观念受到支配我国文化的那些最强大的机构的鼓舞、财政支持和促进。”[2]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多党制、议会民主与三权分立，以及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这三个方面密切相关。其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瑞典社会虽然长期执政，给瑞典社会带来很多变化，但这并没有改变瑞典社会的性质。这主要由这个国家的经济性质决定的。从经济领域看，私有经济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据瑞典财政部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90%以上的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各行业的私有成分比重：钢铁业86%，化学工业92%，森林工业89%，食品工业84%，汽车工业100%，零售商业89%，银行91%，土地及农业生产100%。[3]私有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占总数的85%左右。私人垄断程度也很高。100个大家族控制全国经济的95%，其中15个家族控制全国工业的1/3。垄断公司势力雄厚。2006年，瑞典宜家家居集团创始人、时年79岁的英格瓦·坎普拉德，以280亿美元的总资产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四。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瑞典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两极分化非常明显。瑞典5%的富豪占有全国50%的财富。据官方的材料，瑞典贫困阶层占全国人口的比例，1984年为14.4%，1985年为14%，1986年为16%。90年代后，还有扩大的趋势。[3]

对于这种高度私人垄断和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瑞典社会自己也是承认的。2001年的党纲明确认为：“民主和福利国家已经减少了阶级差别。但由劳动生产条件所带来的巨大差别在人们中仍然存在。九十年代经济危机使得这一阶级差别又开始重新拉大。不平等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工资和工作条件，健康，儿童教育，居住环境，参与文化和业余活动的可能等”。[1]“在劳动市场上被边缘化的群体与最有特权的群体之间鸿沟很深并且还在深化。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庞大的而且还在增长的，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有着稳定地位的阶层和集团。这些群体中有的人不仅拥有在今天极为重要的、以知识为形式的资本，而且拥有部分金融资本。”“决定性的差别存在于那些拥有大量可供支配的资金的人与那些仅仅拥有自己的劳动力的人之间。”[1]不仅在2001年的党纲，在以往的党纲中，社民党也都有类似的表述，承认由资本统治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两极分化的事实。

从政治制度看，瑞典实行多党制与议会民主。瑞典的多党制是在反对封建专制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目前，在瑞典，除了瑞典社会外，还有温和联合党、中间党、人民党、基督教、左翼党和绿党等。这些党要取得执政或参政地位，必须通过议会选举，由得票的多少来决定。尽管瑞典社会标榜多党制与议会民主是“政治民主”，但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实质看，瑞典的基本政治制度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都是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因为经济上处于垄断地位的阶级，必然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多党制与议会民主只是资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有效工具。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必须遵循维护垄断资产阶级根本利益这一原则，否则将不可能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执政的瑞典社会试图推行“基金社会主义”的流产。因为这种改良方案涉及到生产资料私有制，触及了资本家的根本利益。根据1983年12月21日瑞典议会通过的建立雇员投资基金的相关法令规定：各类企业税后超额利润的20%要无偿交给政府设立的基金组织。这些法律如果得以推行，按照“基金社会主义”者的设想，雇员投资基金可以逐渐控股资本家的企业。虽然发生这样的情况一般要在20年甚至30年后，但资本家无法容忍这种状况的实现，更谈不上让步了。于是雇员投资基金方案遭到大大小小的企业主及其人的激烈反对。瑞典雇主联合会的领袖扬言，将利用一切手段阻止这种基金系统。该联合会还组织了有7.5万人参加的反对建立雇员投资基金的大游行。[4]面对资本的压力，社会只好让步。1991年瑞典社会后，便不了了之。所谓的“基金社会主义”的试验最终以失败而收场。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瑞典的主要政党按其政治观点与纲领，可以划为左中右三派。但无论是激进的左翼党（前身为瑞典共产党），还是保守的温和联合党，都承认并维护瑞典社会的基本制度，甚至在一些重要的社会政策上也有共识。当然，各政党与派别的见解与主张也有区别，更多的是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分歧。这是由各党派所代表的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所决定的。比如有的党主张高福利，也有的党主张减税；有的党主张有调控的市场经济，也有的党主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而且随着瑞典社会政策日益成熟，多数党的看法越来越趋同。比如都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公平分配，崇尚自由、民主，保护环境，等等。从表面上看，瑞典的意识形态似乎是多元化的，党际之争有时也显得激烈，但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各政党的根本立场与基本纲领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当然，由于社会执政时间最长，该党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很大程度上影响并主导着瑞典社会的思想。虽然该党的领导人在执政期间，也会提出一些不同于前人的新看法、新主张，使得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有新的变化，但其改良主义路线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社会长期执政未能根本改变瑞典社会性质的思想意识上的根源。

总之，从社会的基本制度层面看，社民党的执政并没有改变瑞典的资本主义社会性质，而且相对于执政初期而言，它使瑞典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更为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人称瑞典搞的是社会主义，甚至认为瑞典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道理的。民主社会主义虽然打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它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公开反对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反对无产阶级，反对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它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而绝非介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社会经济制度。它所讲的社会主义，与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显然不能把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混为一谈。

在当今世界上，有各种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流派、组织与政党，可谓五花八门。但社会主义不是一个随意粘贴的标签。在历史上，有许多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弊病的人，往往自称为“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当时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做出过深刻的批判，并指出了它们的阶级实质。认为，有代表没落的封建贵族利益的“封建社会主义”，有代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利益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有“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从来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本质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假的冒牌的社会主义。他们对“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了全面的分析，一方面肯定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了“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另一方面指出它“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用“幻想的条件”来取代“解放的历史条件”，陷入空想。空想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处于自发阶段的产物，它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它逐渐失去任何实践意义，甚至走向工人运动的反面。民主社会主义实质上不是社会主义。事实上，在瑞典乃至西方，并没有把瑞典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

三、要辩证地看待社会的政策与经验

社会之所以在瑞典能够长期执政，主要的原因，在于该党推行的政策既维护了资本家的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和要求，改善了民生，增强了国家的实力，使瑞典的资本主义有较大的发展。“高税收、高福利”是瑞典社会推行的主要政策。即通过向企业与个人征收高额所得税，把相当大的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国家和其他公共机构，然后以高福利等形式将其转移支付给低收入或困难群体，建立起一套“从摇篮到坟墓”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这套社会政策，对缓和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在一定时期内也能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在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政策在推行初期的积极作用尤为明显。执政初期的瑞典社会能够长期得到民众的支持，同时经济与社会能够有较大的发展，原因主要在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相对于裸地服务于资本家利益的右翼政党而言，社会还有兼顾劳动群众利益的进步性的一面。当然，这并不是社会的恩赐，而是瑞典工人阶级与广大民众长期斗争的结果。因此，当国内还缺乏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之前，加上右翼政党力量不强，多数劳动人民还只能把改善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左翼政党身上，瑞典社会容易得到中下层民众的支持。

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福利政策的实质及其局限性。首先，这种政策并没有根本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从性质上讲，福利政策只是调节国民收入的一种形式，属于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而在反映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初次分配领域，依然是按要素分配，资本等生产要素可获得较高的甚至超额的利润。在瑞典，为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国际竞争力，同时避免一些公司为逃避高税收而迁出国外，政府还不断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实行“企业低税负”的政策1991年税制改革时降为28%，企业所得税率为欧洲国家最低。这也就能够理解像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仍然产生了像爱立信、ABB电气、沃尔沃汽车、SAAB汽车、伊莱克斯家电、宜家家居等一批成功的大型跨国公司。就再次分配而言，瑞典对个人虽然实行高税收政策，但拥有大量社会财富的企业主并不是纳税的主体。在2003年瑞典中央政府的税源构成中，增值税占中央总税收的33%，消费税及关税占16%，个人及企业所得税占8%，其他收费占26%而由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税只占到17%。地方政府收入主要来源于个人所得税。在这些税种中，增值税（指对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过程中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税）、社会保险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等，虽然表面上由企业负担或雇主缴纳，但企业主并不实际负担这笔税，而是把它计入成本或附加到商品、劳务价格上，最终由消费者或劳动者承担。也就是说，承担国家税收的主体是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换句话说，福利政策实际上是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再调节，是中高收入人群的一部分收入，以税金以及福利转移给低收入人群。它不是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再调节也不是绝对地拉平收入差距。正因为生产资料依然私人占有，福利政策也并不伤及资本家的个人财富，瑞典依然存在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现象，也就可以理解了。福利政策的改良性质由此可见一斑。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资矛盾更不可能实现有人提出的所谓“同向分化、共同富裕”。

其次，高福利也带来财政赤字惊人、通货膨胀严重等“瑞典病”，影响了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瑞典社会是靠向选民许诺福利以拉拢选票的议会党，因此，执政后不得不兑现承诺，由政府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向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障。由于社会福利有“能上不能下”的刚性，为取悦选民，新政府只能推行比以往更高的标准，社会福利支出额就会越来越多，远远高于同期国民收入的增长。尽管高福利有高税收的支持，但入不敷出的现象仍不可避免，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并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二战后，瑞典福利支出的绝对额及其所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比重，由1950年的3%上升到1981年的12%，大大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此后社会福利开支不断增加。1993年，社会福利开支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38.6%，而公共开支则占到GDP总量的67.3%，而其中有90%以上都用于了个人和集体的消费。高福利与高消费所造成的巨额的公共开支，形成了愈加沉重的税收负担。据统计，瑞典国民平均每人每年要承受3.1万克郎的经济负担，大约相当于1980年人均GNP的56%，这在整个西方都是极为少见的。同时，高福利政策也导致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与通货膨胀。瑞典财政赤字占GNP的比重，20世纪50年代为3%，70年代为7%，80年代则上升至12%。长期实行的赤字财政政策，迫使政府大量举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国家债务占GDP的比例接近80%。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使得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在1971年、1972年、1974年和1975年，瑞典的通货膨胀率曾分别达到11.4%、10%、13.7%和12.1%。在这个背景下，执政长达44年之久的社会于1976年下台。

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还形成全社会的过度消费，严重削弱了社会资本形成的能力，生产与投资相对萎缩。由于劳动力成本的过快上升，企业产品成本随之全面上升，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大大衰退，1973年以后连年出现外贸逆差，失业问题日渐严重。这样，源于高福利与高税收带来的种种问题，导致瑞典经济增长放缓，竞争能力衰退。1960—1965年，瑞典经济增长率年均为5.7%，达到鼎盛时期。此后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1974—1994年这20年间年均只有1.5%的增长率，其中1974—1979年仅为0.3%。1995年，以佩尔松为首的社会再次上台执政。经过改革，经济形势略有好转。但截至2006年社会下台，GDP年增长率也不到3%。瑞典的国际竞争力也在下降。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资料，2001年瑞典国际排名是第8名，2002年降至11名，2006年则为14名。高福利政策越来越成为阻碍瑞典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负担。

第三，看似公平的福利政策，也隐藏着不公平的因素。福利政策希图通过国家干预实现社会公正与公平。国家运用税收、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通过办社会福利事业，给低收入阶层以及弱势群体以补助，促使社会各阶层主要是劳动者阶层收入差距缩小，应该说，在劳动者之间较大程度地体现了社会公平，发挥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但也要看到，这种看似公平的取得，往往伴随着效率的缺失。一方面，福利政策并没有触及私有制，社会福利的投入主要靠劳动者；另一方面，由于人为地割断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与劳动的联系，削弱了工作与创业的激励机制。一些人靠政府救济生活而不愿出去工作。同时，缺勤现象相当严重。据调查，瑞典职工平均每天缺勤率在20世纪60年代不到10%，到80年代上升到25%。请病假的人（一年中连续请假超过30天以上）在1980年时不到10万人，而在2001年达到27万人左右，占到总劳动力400万人口的近7%。这主要是由于国家提供的福利过于慷慨，降低了缺勤、休假的机会成本，瑞典的病假津贴高达原工资的80%。另外，要求提前退休的人数也在增多。瑞典提前退休的人员，可领到工作时工资的80%，在经济危机期间可领到70%。

当然，贫民的救济、公民的休假以及退休等制度应当建立，公民的正当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但过度的福利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发展的不利因素。正因为有了以上种种问题，改革福利政策与制度，削减和控制社会支出，引入竞争机制，提高经济与社会效率，也成为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共识。特别是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高福利政策的始作俑者——社会也开始适应形势的变化，积极推行福利政策的改革。1995年以佩尔松为首的社会上台后，一方面吸取了20世纪80年代执政后期沿袭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导致经济滑坡与恶化的沉痛教训，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继续以保守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在90年代初推行的降低税率、紧缩福利的政策，全面下调疾病、失业、事故等社会保险补偿率，以及养老金、儿童补贴、住房补贴等其他福利补贴，打破了社会对社会福利只增不减的历史传统。这表明社会与右翼党的社会政策日益趋同，其拓展社会福利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尽管采取了非传统的措施，佩尔松的第二个任期也没能使经济形势好转。2001年、2002年的GDP只分别增长1.2%和1.5%，失业率也较高。2006年的第二季度创下历史记录，达到5.6%。2006年9月，社会再次失去执政地位。高福利政策越来越不被选民所认同是该党下野的主要因素。

应该说，社会也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对福利社会的挑战，采取了削减福利等应对政策，但这种调整毕竟是有限的，瑞典的税收在欧盟国家仍然是最高的。面对批评者说“福利制度使人们丧失责任感，侵蚀了人们的主动精神，而费用之大又削弱了国家经济”时，社民党的回答竟是：“这种批评是强权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和缺乏实际依据的支持。资本主义制造出这样的神话：困境催人强”。[1]这种过分迷信福利政策以及不切实际的自信心态，与已经变化的形势相冲突，从而使社会的政策越来越僵硬，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实际上社会已陷入两难境地：要么勇于适应变化，改革福利政策，去面对沉重的历史包袱；要么坚持自己的传统，以僵化、保守的面目出现。冷战结束后，社会逐渐失去昔日的辉煌，执政的周期越来越短，恐怕就是在这两难选择中徘徊的结果。

总之，所谓瑞典模式，从广义上讲，应指瑞典社会执政时期形成的社会制度、体制与政策。它包括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层面：一是社会的基本制度，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多党制、议会民主与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维护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制度，这是瑞典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西方国家共性的方面。我们在谈论瑞典模式时，不能忽略这个决定瑞典社会性质的基本的、主要的方面。一是为基本制度服务并作为其实现途径的具体制度、体制与政策，这是反映瑞典国情而使瑞典区别于他国的特色，集中体现为在社会领域推行的高福利政策。因此，当人们谈到瑞典或瑞典模式时，总要提及它的高福利政策，就是这个道理。应当看到，瑞典的福利政策，是为瑞典的社会制度服务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缓和国内矛盾而实行的一项社会政策。那种认为与社会制度完全脱离、仅指福利政策的狭义瑞典模式，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谈论瑞典模式总是回避不了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即使作为社会政策的福利，在瑞典的实践中也有利有弊。社会福利制度有利有弊，总体适合瑞典的国情。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瑞典的一些经验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完备的福利体系、注重保护劳工权益、规范资本的行为等，但反映其本质的基本制度决不能成为我国经济与社会改革所追求的目标，更不能走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国家的教训应牢牢记取。

参考文献：

[1]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党纲——2001年11月6日威斯特罗斯代表大会通过[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1)

[2][美]霍华德·津恩.独立[思考]宣言——剖析美国意识形态[J].编译参考，1992，(2)

[3]丁冰.从瑞典经济模式看民主社会主义——兼论“保障社会主义”的实质[J].高校理论战线，2007，(8)

[4]徐崇温.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7，(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