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涅佛像之最

时间:2022-06-04 04:00:52

室内涅佛像之最

张掖大佛寺卧佛,塑于建寺之初,现为亚洲最大的室内泥塑卧佛。历经西夏、元、明、清近千年的维修补塑,保存至今。塑像木胎泥塑,金妆彩绘,是古代建筑技术与塑像艺术完美结合的一大创举。

涅一词,是由梵语转译而来。早期汉译经典中,多音译成泥洹,也有称涅那、涅隶那、缚南者。原指吹灭烛火,或是蜡烛熄灭后的状况,中文意译为寂灭或灭度。后又转喻为将无穷烦恼的燃烧火焰灭尽的状态,也就是远离了现世的生死之苦,达到了一切烦恼惑业障寂灭的境地。

涅佛像,又称卧佛或睡佛,乃公元前485年,佛陀释迦牟尼在古印度末罗国首城拘夷那竭城外的娑罗林园与世长辞一瞬间的神态(据传这一天为中国农历二月十五日)。内容通常为:在娑罗双树之间的宝台上,释尊枕北右胁,作睡眠状,其旁有诸菩萨、佛弟子、国王、大臣、天部、优婆夷、优婆塞、鬼神、畜类等五十二众围绕。

张掖大佛寺受佛教涅宗影响以供奉涅佛像的大佛殿为主殿,殿内涅佛像俗称大佛,寺因佛名。佛像通长34.5米,肩宽7.5米,耳朵4米,脚长5.2米,现为亚洲最大室内泥塑卧佛。

卧佛溯源

大佛寺创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公元1098年),大卧佛相应塑造于这一时期,最早的资料见于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的《敕赐宝觉寺碑记》:“李乾顺之时,有沙门族姓嵬咩,法名思能,早从燕丹国师,妙领真乘,……发地尺余,有翠瓦罩焉,复下三尺,有金甓覆焉,得古涅佛像……” 碑文记载西夏崇宗李乾顺时,西夏嵬咩国师,法名思能,在土丘之侧地下挖得古涅佛像,发愿修建了大佛寺并以古涅佛像为原型塑造了卧佛。此外,卧佛像腹内发现的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8年)铜纪事牌上面刻有如下的字样:震旦国张掖郡流沙河有迦叶佛遗迹,大夏建,崇宗皇帝永康元年,嵬咩国师始创卧佛圣像……《重刊甘镇志》和《甘州府志》中关于建寺年代也均持相同的说法。

元代大佛寺称“十字寺”,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旅经甘州时曾对大佛殿内塑像作如下描述:“佛教徒们按照当地的建筑样式建造了许多寺院。在这些寺院里供奉着许多塑像,其中有些是木雕,有些是石雕,也有些是泥塑。这些塑像外表鎏金,工艺十分精巧。有的塑像尺寸巨大,长足有十步,姿态侧卧;有的则很小,宛如弟子侍立背后,恭敬肃穆。一切大小佛像都受到当地人的极端景仰……”根据马可•波罗所描绘,其所见和现存布局风格基本一致。

明初,大佛寺遭遇战火,但是卧佛却得以保存,永乐十八年(1420年),贴木儿王朝沙哈鲁国王使者火者•盖耶速丁•纳哈昔出使明朝途经甘州,对卧佛作了这样的记述:……甘州城中有一大寺,广长皆有五百公尺。中有一卧像,身长五十步,足长九步,足上周围有二十五公尺。像后头上,置有其他偶像,各高一公尺上下不等。杂有喇嘛像,高与人身同。诸像制作甚佳,与生人无异。壁上亦置有其他偶像。此大卧像一手置头下,一手抚腿。像上傅金,人名之曰释迦牟尼佛……” 。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张掖地震引起佛首倾颓,大卧佛第一次进行了补塑,《成化十三年重建卧佛铜牌铭记》载:“震旦国张掖郡流沙河有迦叶佛遗迹,大夏建。崇宗皇帝永康元年,嵬咩国师始创卧佛圣像,后兵燹之乱,旧像犹存,至我大明永乐年间重建盈完。于成化十三年四月初一申时地震,佛首倾颓,镇守甘肃大臣并十方檀信、合山僧官僧众人等,同发善心,各舍己赀,重建佛像……”另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四月,大佛首部泥贴螺髻再次倾颓脱落,钦差镇守甘肃总兵官、都督张臣组织僧行善众“重建佛像” 。通过这些纪事牌的记载说明明代对卧佛塑像的几次重建均属局部的维修或补塑,其主体框架依旧保存。

清代,大佛寺逐渐衰落,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四月,卧佛佛顶又一次脱落,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卧佛关键部位金面塌落,当地官员和寺僧善信分别进行了补塑。在经过了600多年风雨沧桑后,大佛寺主殿大佛殿于乾隆十年(公元1475年)倒塌,卧佛像受到重创,当时寺院住持思宗及功德主秉仁及合郡军民将大佛殿改式重修并对卧佛塑像进行了重新塑造,于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四月进行了装脏。《乾隆十二年重修卧佛殿碑记》载:“甘肃张掖郡弘仁古刹有古卧佛遗迹……今大清乾隆十年佛殿倾颓,主持思宗及功德主秉仁等募化合群官员军民共助檀波,桐月筑基改式重修三层楼阁,仍塑卧佛金身,丁卯梅月装脏 ……”这次重塑装脏是封建王朝对卧佛最彻底的维修,也是最后一次。

民国至解放前大佛寺数度沦为兵营,大佛寺建筑、塑像及文物遭到严重破坏;多有遗失。1966年北京西城区房山技校红卫兵来张掖串联,在大卧佛塑像腹部挖开一个洞,倾出装脏文物,后虽经补修完整,但痕迹至今明显。

卧佛神韵

大佛殿面阔九间,卧佛塑像占据了七间,基本保持了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维修后的原貌,头北脚南,面西侧卧于殿堂中央1.3米高的须弥座台基之上。

佛像须弥座台基平面呈半哑铃型,长35.3米,进深5.5米,卧佛正身部分(明间、次间、稍间)向内缩进1.2米。须弥座台基束腰墙体由三层条石砌筑,墙体下开有通风口,上有木制框架包边压面,正面雕有莲瓣花纹。台基内底部沿佛身开有散潮沟与墙体通风口相通,沟上覆盖圆形磨盘石,上铺方形枕木,构成台基底面。20世纪80年代初维修大佛殿时,将缩进部分用三层雕花青砖砌筑,其中明间、次间下层花砖雕刻花卉纹饰,上层雕刻成古典家具的抽屉样式,台面用水泥抹面,形成了一个长方形供台。2008年大佛殿修缮时,剔除了供台水泥面,改铺木板,既展现了清代台基,又保留了维修痕迹。

整尊塑像运用古建筑技术将木料搭设成类似房屋的木构架,其中正身9间,加头部、脚部计11间,分上中下三层。木构架之间用梁、枋构件连接,构架结构,大木架外满钉木板,形成塑像木胎。木胎上捆绑草绳,逐层敷抹草泥(棉花泥)塑成五官、四肢及衣褶纹饰等造型,最后贴金着色,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木胎中空泥塑、金妆彩绘。塑像在身后第五尊、第六尊弟子之间开有入口,沿入口梯子向下直接到大木架中部两层平放的悬梯通道,悬梯通道经佛像腹部、胸部、颈部一直通往头部,头部单独设暗室,用于储存比较珍贵的装脏物品。塑像内除台基底部开有通风口,在离地面1.5米高的塑像胸部和腿部也开有通风口,这样非常利于塑像内通风,即便时至今日,塑像内仍能感觉到明显的对流空气。

卧佛头部莲花枕由三层莲瓣和顶部整朵莲花组成,从高到低将佛头右侧脸颊包起。卧佛右臂向上弯曲,手掌托于右颊之下,左臂平放于身体一侧,头顶满饰蓝色右旋螺髻,面部雍容华贵、恬静安详;鼻梁挺直、眉毛修长,眼睛半睁半闭,嘴角微微翘起。乾隆十年(公元1475年)维修大佛殿时正门对联曾写道:“创于西夏,建于前明,上下数百余年更喜有人修缮果;视之若醒,呼之则寐,卧游三千世界方知此梦是真空。”其中的“视之若醒,呼之则寐”,不但生动描述了卧佛的面部表情,而且深刻揭示了“涅”的真实意境。卧佛胸前饰一个60厘米见方顺时针旋转的“”字符号,梵文寓意“吉祥海云相”。卧佛颈部肥短,两肩宽阔厚实,上半身肩膀两侧着湖蓝色僧衣腹部以下着白色裙衣掩盖下半身,裙衣没有带襻,以带束布而成褶,其上覆红色袈裟,袈裟饰团龙及牡丹图案。卧佛双脚并拢,贴金、脚底平滑、丰满圆润,脚心分别饰圆形莲花图案。整尊塑像端庄凝重,既具男性高大魁梧的体魄,又有女性丰满端秀的神韵,将佛陀异于常人的“三十二法相和八十种好”表现得淋漓尽致。

卧佛头前、脚前的帝释天、大梵天塑像高7.6米,作中年帝后、帝王相,分别站立在方形砖砌须弥座台基之上,两尊塑像头戴王冠,衣着华丽,彩绘龙凤纹饰,身体微微向前倾斜,表示对佛祖的恭敬。佛像身后的十大弟子(摩诃迦叶尊者、优波离尊者、罗侯罗尊者、舍利弗尊者、须菩提尊者、富楼那尊者、阿那律尊者、摩诃目犍连尊者、摩诃迦旃延尊者、阿难尊者)塑像通高5.8米,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十大弟子背后金柱间板壁绘有迦楼罗、迦陵频伽、娑罗双树等图案,与卧佛塑像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涅场景。

装脏遗物

卧佛木胎泥塑、中空,其内部空间巨大,按照佛教装脏仪轨,历代寺僧善信在维修和重塑佛像时都曾为卧佛装脏,这些装脏品现已成为珍贵文物。有记载张掖发生大地震,卧佛佛首倾颓,随后重修的明成化十三年重修卧佛记事铜牌;意寓佛祖心如明镜的明漆绘描金人物铜镜;原奉于卧佛殿法坛,清初维修时作为装脏物置放卧佛腹内的明双龙耳套环铜壶。同时,大佛腹内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金银粉书藏文佛经和其他文物。以上装脏文物的发现,不但为大佛殿以及卧佛修葺时间提供了详实的历史资料,而且进一步证实了大佛寺对地方历史发展和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

卧佛重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上级政府和文物部门的关怀下,张掖大佛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相后迁入数座古建筑形成了以大佛殿为核心的古建筑群。1996年,大佛寺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被列为丝绸之路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备选点之一。2000年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师生对大佛寺建筑、塑像进行了实地勘察测绘。大佛殿修缮工程于2005年至2008年历时三年告竣,大佛殿殿内壁画、塑像(包括卧佛)修复工程也于2009年5月完工。以上措施和成果不仅利于大佛寺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更让卧佛圣像重放光彩,不但以其雄伟的身姿、恢宏的气势及建筑、塑像艺术完美结合的独特魅力名冠华夏,而且再一次证明了其对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深刻影响,对加快张掖旅游经济发展,提高张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清)杨春茂.重刊甘镇志[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193-194.

[2].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30.

[3].吴正科.大佛寺史探.兰州[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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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修复方面最早的理论是意大利人布兰迪提出的,在他的《文物修复理论》一书中说道:“所谓修复,是为了维持某件物品物质性上的无欠缺性、为保证其文化价值的保全、保护而实施、处理的行为。”并把修复实践分为预防性修复、保护性修复和阻止性修复三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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