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教育、人力资本与婚姻挤压

摘 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婚姻挤压并非单纯的性别比的问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受宏观现实的影响，如社会阶层、经济地位、教育状况等。文章认为，人力资本存量的极化现象导致婚姻挤压，人力资本较高的女性或很低的男性将在婚姻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所谓的“剩女”问题主要就是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的矛盾。

关键词：婚姻资本；婚姻挤压 ；婚姻倾度；同类婚 ；人力资本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and the marriage squeeze

WANG Ju-yang

(Collge of Humanities and Media,Ninbo University,Ninbo 315211,China)

Abstract: From the sociological view, the marriage squeeze is not a simple problem of sex ratio, it has complex reasons, effected by the macro-realistic, such as social class, economic status, education status.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stock will lead to marital squeezed state. Therefore, women with high human capital, or very low in men will fall into disadvantage position in the marriage market. Therefore, the main problems of "remainder" is the contradictions of labor market and marriage market

Keywords:Marriage capital; Marriage Squeeze；Marriage gradient；Homogamy; Human captal

一、关于婚姻挤压的既有研究

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是指由于婚姻市场上可供选择的男性与女性之间比例失调并导致部分男性或女性不能按照传统的偏好和习惯择偶的现象，也被称为婚姻拥挤［1］。通俗地说，就是择偶难。有一些学者的预计，1997-2007年是中国婚姻市场压力最大的时期。其后，由于年龄结构的老化，婚姻市场压力将有所缓和［2］。也有人指出，中国当下的婚姻挤压会产生高水平波动，婚姻挤压指数平均在0.02左右，即每100对男女初婚，将会有两名男性终身丧失结婚机会［3］；有超过10%的适婚男性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4］。很显然，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是男性的婚姻挤压。

就此，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当前婚姻挤压的原因与机制主要在于失调的出生性别比，即出生性别比一直高于103―107的正常值范围。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4岁以下儿童男女性别比率超过119.86：100，远超正常区间。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蓝皮书》指出，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5］。这将导致初婚市场的严重失衡，每年有近百万“额外”未婚男性没有初婚对象，约占为男性年初婚人数的9%。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现象将会出现，尤其是贫困落后地区的男性。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也指出，择偶难是青年婚恋面临的主要问题。而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成为择偶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过，有的学者利用“四普”数据，认为择偶的困难并不是来源于人们一直忧虑的出生性别比，而是由于出生率的下降［6］。陈友华与米勒•乌尔里希也认为，婚姻挤压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及其变化所产生的问题。婚姻挤压主要取决于出生率、出生性别比、死亡率与迁移率及其两者之间的性别差异、婚配模式等因素的作用［7］。

可以看出，当前有关婚姻挤压原因多归因于人口出生性别比，并认为一胎化政策和胎儿性别鉴定是其主要因素。这样的解释固然不错，也符合我们的一些生活常识。然而，出生性别比的偏高仅仅是婚姻挤压的一种因素，或者说，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只是加剧了婚姻挤压的程度而已。有学者认为，在影响婚姻挤压变动的因素中，社会经济因素更倾向于占主导地位［3］。因此，我们需要探寻更为深层的机制与原因。

二、有待于解释的事实：剩女问题

假设一个社会的人口出生性别比非常均衡，为100:100，那么，还会不会出现婚姻挤压呢？按照既有的理论解释，应该不会出现。可是，婚姻缔结的过程并非机械的男女性别配对，而是具体而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受到人的主观因素极大的影响。尤其在一个经济社会大转变的当代中国社会，性别均衡条件下出现婚姻挤压的概率会很高。因此，婚姻挤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性别比的问题。社会学的想象力告诉我们，择偶难是受宏观现实的某种影响，如社会阶层、经济地位、人口结构、教育状况等。不关注这一点，就无法解释当前所遭遇到的“剩女”现象――女性的婚姻挤压。因为按照既有的理解，高位运行的出生性别比，导致男性多于女性，处于婚姻挤压的应该是成年男性而不应该是女性。可是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由于时展的局限，提及女性婚姻挤压的研究很少，从既有文献看，只有任强、郑维东1998年的一篇论文谈到乡镇所出现的女性婚姻挤压［3］。从第四、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大部分婚龄期的人口性别比高于100，属于男性婚姻挤压，挤压的后果主要由底层男性人口来承担。1990年，上海市有明显的男性婚姻困难问题，而女性在与男性总体数量的配比上不存在“过剩”的现象。

不过，2000年以来，关于女性婚姻挤压的话题越来越热。准确地说，是城市的许多高知女性在婚姻市场上择偶越来越拥挤。因此，对婚姻挤压的研究需要新的视角和理论。比如，职业对择偶难度的影响，社会地位对择偶难度的影响，城市化对婚姻挤压的影响，经济增长对婚姻挤压的影响等等。2005年，上海有超过86万的适龄女性未婚，比10年前多了24万人；与此同时，男性独身的比例却下降了，由10年前的36%降至现在的34%。

如果说用出生性别比等理论还可以解释过去的男性婚姻挤压的问题的话，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同时解释：城市高学历的女性和农村低学历的男性所遭受到的婚姻挤压现象。尤其是所谓的“剩女”，作为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被解释为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的一群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的大龄女青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似乎已经引发不少人的担忧。

为什么在一个出生性别比非常高的社会，会突然出现女性的婚姻挤压？这背后的动力何在？这二种婚姻挤压的形态是独立的还是具有一定的相互关联性？如何去解释？

三、婚姻资本与婚姻实现的条件

婚姻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属于一种重要的社会设置，并不是说有男人和女人就会缔结婚姻。所以，婚姻的实现还要观察到底是怎样的男人和怎样的女人在结合。这涉及到个体复杂的主观层面的东西，如偏好，但这个偏好的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事实。

一般而言，婚姻挤压关乎在婚姻市场中配偶的可获得性。既然是市场行为，那么婚姻的成功与个体的交换能力、资源状况紧紧联系在一起。劳动力市场的成功与个体的人力资本状况有关，那么，婚姻市场的成功与否与个体拥有的婚姻资本有关。

一般认为，婚姻资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生理因素：年龄、身高与体重、外貌、智慧、脾气等；

（2）社会文化因素：户籍、地域、家庭背景、婚姻历史、教育背景等；

（3）经济因素：职业和收入等；

我们用先赋、后致以及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等维度把上述这些资本等纳入一个交互表中实现再次分类。

上述表格中，先赋性的各种因素很难或者说根本无法改变，因此，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可变的社会因素，包括教育背景、职业、收入等等。在现代社会中，教育、职业和收入通常被认为是决定社会地位的最重要的后致变量。尤其是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一项投资。作为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重要的文化资本因素，它决定了一个人的职业，而职业决定了收入和社会地位。所以，可以认为，婚姻市场中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是个人的教育背景的优劣，即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的高低。

至此，我们筛选出了一个关于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概念。现在的问题是，它如何影响到人们的择偶行为，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与婚姻挤压是否存在相关性？

本文的观点是：人力资本存量的极化导致婚姻的挤压状态。

必须注意到，如同劳动力市场是高低二元性的，婚姻市场其实也是分割的，是有阶层性的，在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换言之，人力资本很高的女性或很低的男性将在婚姻市场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四、婚姻市场中的生产机制

如同在劳动力市场化的表现一样，人力资本的高低是进入婚姻市场的动力大小――动力强的进入高端婚姻市场，动力弱的进入低端婚姻市场。这二个内部市场很少会有交集，象女大学生嫁给地位低下的普通打工仔是非常稀罕的。

为什么会产生二个婚姻市场并很少有交集？为什么是人力资本很高的女性或很低的男性，而不是人力资本很低的女性或很高的男性会产生婚姻的挤压？实际上，有二个社会机制在起作用。

第一，“同类婚”原则（Homogamy）

婚姻是人们为了满足本性并降低交易费用而实现效用最大化的一种组合形式。而“同类婚”的交易费用最低，互惠性、公平性、稳定性最强，因而被社会广泛接受。经济学家贝克尔把它叫做婚姻市场积极的分类配对现象［8］。所以，人们总是选择那些在特性上与自己相似的人结婚，尤其是年龄、家庭、教育和社会文化背景相似。跨界的、非同类的婚姻要承受一定社会压力、或付出额外代价，婚姻的稳定程度也比较低。

但是，同类婚的原则使得结婚的潜在可选群体受到一定的限制，制造了婚姻市场的区隔。比如说，本科生一般只找本科生异性为配偶。当二者的数量是100比100的时候，问题并不明显。可在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机制在发生影响。

第二，婚姻倾度原则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有一段精彩的评价：“中国的女人念了几句书最难驾驭，男人非比她高一层，绝不能和她平等匹配，所以大学毕业生只能娶中学女生，留学生才能娶大学女生，女人留洋当了博士，只有洋人才敢娶她，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总之，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

这就是婚姻倾度（婚姻坡度，marriage gradient）――男人总喜欢或愿意与比他们年轻、身体矮、教育水平低、职业地位低、收入低的漂亮女性结婚，而女人的婚姻倾度刚好相反。上面所举的100比100的男女大学生例子中，男生有时会更愿意往“下”找大专生甚至中专生――如果她们有出色的容貌、稳定的职业、良好的家庭等。因此，男性择偶范围除了“同级别圈”以外，还可以在“低级别组”内寻找（异队列原则）。但是，由于文化的限制，女性在这个倾度中却是相反的。

有学者调查分析了夫妻年龄差异，发现77.9%的丈夫比妻子年龄大，1.7%的夫妻年龄相同，有20.4%是丈夫比妻子小，但是小3岁以上的情况很少，占3.2%。同时，学历倾度也非常明显。女研究生的配偶多以研究生和本科学历为主，而男研究生的配偶则以本科和大专学历居多；女本科生的配偶大多是本科及研究生，而男本科生的配偶则主要是中专技校、大专和本科层次［9］。

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婚姻倾度，对于女性来说，学历越高，年龄越大，收入越高，其选择配偶一般只能往上级层圈去寻找，因此范围小，择偶压力大；而对于男性来说，学历越低，经济状况越差的话，其选择配偶的范围越小，择偶的压力也就越大。这是两个最容易遭受婚姻挤压的群体。在这里，婚姻倾度是把守婚姻市场出口的关键。

当然，年龄和学历仅仅是二个比较重要的维度而已，其实还有诸如收入、家庭背景、外貌等因素，并且可以进行补偿。男性非常看重女方的生殖性特征，如年龄和长相，而女性则更看重对方的遗传和保障性特质，如能力、职业、收入和忠诚度。

五、教育的性别平等与二个市场的矛盾

至此，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三个概念：人力资本、婚姻倾度和同类婚。这三者共同支配了婚姻市场。但是，同类婚与婚姻倾度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事实，中国传统社会就比较强调所谓的“门当户对”。因此，它们肯定不是今天出现“剩女”的主要原因――它们主要是一种机制，而不是动力。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人力资本维度上来讨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们的受教育行为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10］。

上文有个例子曾经提及，有100比100的男女本科生，男生有时候愿意“下”找大专生甚至中专生，而女大学生只能往上找。这是婚姻倾度在发生作用。那么，结果是否是男生往下找一定容易，女生往上找一定难呢？假如，有大量的男性是硕士的时候，女生往上找并不难。同理，女硕士上面有大量男博士的时候也不难，说不定挤压的还是男生。

可是，事实并不如此。近些年来，受高等教育的男女比例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有人直呼高等教育的“阴盛阳衰”。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的调查，从1998年到2002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女生数量增长了两倍，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从38%增加到44%，2005年已达47%，女博士的比例增长最快，4年间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上海部分高校的数据显示，2006年复旦大学新生中女生占52.3%，是该校历史上女生比例首次超过男生；上海外国语大学女生人数占全校人数的7成左右；在华东师大，男女生比例接近2：3。1997年之后，由于大学扩招的影响，高等学校的女生增长明显加快（图1），这就导致了进入2000年之后，女性的婚姻挤压便逐步显示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女性在教育上的表现会比男生越来越好？综合而言，大概有下面几种观点：

（1）在一般情况下，女性的就业相对于男性是不占优势的，因此就会在教育上加大投入，希望通过教育资本的积累提高人力资本，从而获得就业的成功。有人研究发现，现实情况是，女性的教育投资回报率的确要高于男性。

（2）考试模式的改变

有人认为女性更适合应试教育，有的则认为是女性的生理发育周期更适合目前的教育模式，等等。尤其是高考制度的改革、考试科目的压缩等，多少有利于女生的优势发挥。

（3）独生子女政策

过去的多子女家庭一般都是支持男孩读书。独子化之后，便不存在这样的观念，女孩子在教育权利上获得了公平性。

不管怎么说，女生的确是带着高等教育升学上的优势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不过，挑战也随之而来。当女性在日趋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越来越处于有利地位的时候，她们却使自己在择偶市场上的竞争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班克斯教授写的《婚姻是为白种人准备的吗？》一书指出，美国中产阶级的黑人妇女的已婚率只有白人妇女的一半，而终身未婚者是白人妇女的3倍。原因就在于黑人妇女在教育上的表现优于黑人男性。因此，黑人中产阶级大一部分是女性，生活富裕的黑人男性极为少见，贫困的黑人则大多为男性。

这就是二个市场的矛盾。为了摆脱就业的压力，就不断提高学历，然而却增加了婚姻的挤压。社会给了每个人自由的恋爱与自由的婚姻，但在背后却让人们为它付出一定的代价，那就是必然的离婚潮与婚姻挤压。有些人认为，“剩女”的剩是相对的，“剩男”的剩是绝对的，“剩女”的剩是主动的，“剩男”的剩才是被动的［11］，这实际上犯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毛病，没有看到女性的婚姻挤压实际上也是受社会宏观影响的。

对于婚姻挤压，社会或许自有其解决之道，比如婚姻市场有其自组织调节的自然机制。这个市场通过各种方法不断地在平衡、补偿新的婚姻资源，以解决“摩擦性的择偶难”。现在互联网上有那么多的交友网站便是一个证明；另外，“婚姻挤压”可能会迫使一些人改变择偶标准，放宽择偶条件，导致择偶年龄和学历坡度的改变，姐弟恋的出现或许也是一个风向标。最后，社会意识的开放和家庭功能的下降导致年轻人对婚姻认同度的降低，因此也无所谓婚姻的挤压了。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由异质性所导致的都市人特有的人格和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剩女”提供了比农村更为宽松的心理和社会空间。

参考文献

［1］王宗萍.高度集中的婚姻挤压最令人担忧［J］.人口研究,2003(5).

［2］ 郭志刚.婚姻市场理论研究――兼论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婚姻市场［J］.中国人口科学,1995(3).

［3］ 任强,郑维东.我国婚姻市场挤压的决定因素［J］.人口学刊,1998(5).

［4］ 陈友华,米勒•乌尔里希.中国婚姻挤压研究与前景展望［J］.人口研究,2002(3).

［5］ 汝信，陆学艺主编.社会蓝皮书――2010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6］顾宝昌,彭希哲.伴随生育率下降的人口态势［J］.人口学刊,1993(1).

［7］陈友华、米勒.乌尔里希.中德婚姻市场供需状况的比较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0(5).

［8］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9］易松国.从择偶坡度分析城市女性的婚姻挤压――以深圳市为例［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3).

［10］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0.

［11］王清清.如何从传播学角度看待剩女［J］.新闻实践,2010(8).

作者简介：汪居扬，1974年生，男，浙江宁波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华东师大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学与当代中国问题。

基金项目:

doi:10.3969/j.issn.1006-9682.2011.1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