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转向“文化”

摘　要：随着我国音乐新课程的出台和实施以及国际音乐教育的发展，作为文化理解的音乐教育已渗透到国际音乐教育改革的大潮中，许多国家的音乐教育已经把目标定位在“人”及“文化”的发展方面。但在我国的高师音乐教育中，“重技轻理”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这种“见物不见人”的音乐教育必然会影响人的全面发展以及音乐文化的传承。因此，在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改革中，必须从片面追求“技术”的藩篱中走出来，在当今前沿的教育理念和文化观照中进行高师音乐课程的文化转向。

关键词：技术；文化；高师；课程改革

中图分类号：J604

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高师的音乐教育专业中普遍存在着“重技轻理”的现象，尽管许多人从不同角度阐释这种现象的弊端，但在实际的教学中依然如故。随着我国21世纪的音乐新课程标准的出台和实施，这种“重技轻理”的教学模式或课程设置必然会给音乐新课程的贯彻执行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再者，国际音乐教育的发展也不再把“技术”放在音乐教育的首要目标，而是把目标放在“人”及“文化”的发展方面，因此，对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课程改革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技术的意义

所谓技术就是：“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的经验和知识，也泛指其它操作方面的技巧”。西方技术一词源自希腊文leehne，意为“工艺、技能”。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早对科学和技术作了区分的哲学家，他把技术称作“制作的智慧”，这里的技术所指与当时农业经济时期的手工工具和人们制造、使用这些简单工具的经验和知识等技能有关，从这技术的定义中可以看到技术的本质特征――人类创造性的智力活动和技术存在的外部形态――技术存在于人类使用劳动生产工具来改造世界的活动之中，由此可见，技术是人类使用劳动生产工具创造性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出现使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能力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迅猛发展，创造了近代以来依靠技术实现经济腾飞的奇迹。德国哲学家E・卡普于1877年出版的《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被认为是技术哲学的诞生，他在书中把技术视为文化、道德和知识的进步以及人类“自我拯救”的手段的观点代表了工业文明时代的技术价值观和历史观。于是，技术一词被广泛使用并渗透到自然科学、文化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生态学、教育学等多种学科领域并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技术与高师音乐教育

音乐技能的培养一直是高师音乐教育的目标，所谓技能就是：“掌握和运用专门技术的能力”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技术的培养是放在首要位置的，没有技术哪来技能呢?

我国近现代的音乐教育体制源自西方，因此，西方的音乐发展及其教育体制必然会深深影响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以至于现在还没有走出“西方中心论”的阴影，这可以在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的高师的音乐教育的课程设置中管窥一斑。实际上，在西方音乐的发展史上，音乐技术一直是西方音乐家追求的目标，可谓是一部西欧音乐发展史，就是音乐技术的发展史，而这又彰显了西方传统的认识论哲学思想。西方传统的认识论哲学是以近代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哲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目的是要研究主体如何超越自身臻达客体，从而达到对世界的认识。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哲学家们一直渴望寻找一种超历史的、普适性绝对真理，追求现象背后的逻各斯(实体、理性、本质、终极意义、真理、实在、结构)就成为哲学的终极关怀，如柏拉图的“理念”、笛卡尔的“我思”，斯宾诺莎的“实体”、莱布尼兹的“单子”、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于是，哲学的任务就是便被理解为“为一切知识奠定阿基米德点，并给人生指示可靠的行为准则”这种西方传统在场形而上学所追求的“阿基米德点”主要表现为基础主义和中心主义，它所引导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成了西方现代主义的重要内容。“阿基米德点”往往被视为确定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真理，这便使得“一代又一代的基础主义者不顾前人的失败，前仆后继地寻找着超验的‘基础’。”由此可见，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信奉一种确定不移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普遍有效、永恒在场的基础或中心，这一直主宰着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哲学，正如罗蒂所说：“自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思想家们一直在寻找一套统一的观念，这种想法似乎是合情合理的，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及社会习俗及制度，还可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考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

西方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技术理性和数理的推理在西方音乐的发展和教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传统理性哲学往往把理性抬到无所不能、绝对的高度，排斥、抹杀、扭曲非理性的东西。这种理性主义知识观认为：“唯理主义的分析是通向知识的途径，而以逻辑和数学法则作为确立和证实真理的标准”自中世纪以后，西方音乐的内容、主题、作品形式、记谱法、教学方法、创作传承等都为严密的理性逻辑框架所统治。因此，理性主义确立了“音乐教育的内容就是学习音乐理论组织和理解音乐素材的规范原则或者是甚至在21世纪仍然成为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则。”如西方乐理中乐音的音程关系以及乐音节奏的数列化折射了“数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最早起源于毕答哥拉斯的哲学思想)的理念；在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上，复调技术、主调技术等高度发展说明了西方哲学中的逻辑推理的严密性；声乐与器乐音响的标准化使得乐音的声学振动都合乎实验数据的机械标准结果凸现了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渗透；西方的几何、数也成为其整个传统艺术范畴论证的美学原则。由此可见：“西欧的艺术音乐更有赖于理性和数理的支撑，从逻辑上进行建构。一面是执着追求音乐理论的坚实根基，一面却又丧失了多种文化的、新的音乐因子注入的机会，于是在西欧艺术音乐的发展的路上就唯独显现出一条路：发展技术。”

此外，经验主义也深深地影响着音乐教育，经验主义强调从理想到理论、抽象的音乐形式转到自然界一种客观现象的音乐，它注重真实性和确定性，经验主义者在搜集观察资料的基础上“寻求一种通过对其组成成分的感知性质的分析来认识音乐，并将研究集中在通过直接观察所了解的音乐的那些方面上去要求使观察既准确又可靠，就必须应用并发展了强有力的测量和观察工具”。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测量方法”的认知体系与西方科学实证主义是紧密相联的。关于实证主义的弊端，胡赛尔于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在胡赛尔看来，从笛卡儿和伽利略等人那里，经历了自然的数学化和理念化的进程，这种数学化的最高阶段是普遍的形式化，其结果是公式成为预见具体的出发点。科学实证主义的绝对客观的态度产生了人的主体性和精神性的封闭的物质自然观。“伽利略在从几何的观点和从感性可见的和可数学化的东西的观点出发考虑世界的时候，抽象掉了作为活着 的人的生活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这种抽象的结果使事物成为纯粹的物体，这些物体被当作具体的实在的对象，它们的总体被认为就是世界它们成为研究的题材。”在音乐的研究中，这种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测量方法首先运用在声音的物理性质研究，即音高、音长、音强和音色。将音乐还原成声波，又将声波还原成四种要素――振动频率、振动时间、振动成分和振幅，最终以声音的物理属性来确立音乐的性质。于是，“在整个的基本乐理中，除了乐音和音乐的各种要素在‘说话’，已再不见‘音乐’之外的其它事物，音乐已被抽象和纯粹成为了‘自在之物’，它已外在于它物(历史和文化)，只存在于自身(形式和内容)之中，由此，它便获得了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也就具有了普遍存在的理由――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验主义在音乐教育中注重观察和实验，常常运用分析统计数据来推究因果关系。这种经验主义与我国传统的直觉经验的感悟音乐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注重的是借助自然的科学方法来探究一种因果，而后者是强调直觉感悟音乐的过程。二者的哲学基础也不尽相同，前者是以西方科学逻辑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哲学为基础，后者是中国传统的非逻辑的直觉经验。

建立在西方传统认识论哲学基础上的西方音乐学体系也对我国当代的音乐教育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885年奥地利音乐学家C・阿德勒发表的《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一文确立了音乐学学科的分类体系和知识架构。其中体系音乐学――揭示可用于音乐各个门类的法则对我国的音乐教育影响最大。1、音乐法则的原理研究(1)和声学(音高性的)(2)节奏学(时间性的)(3)旋律学(音高与时间的相互关系)；2、音乐美学与心理学(旨在确定音乐美的标准)(1)价值的比教与评价(2)与之直接间接相关的诸问题；3、音乐教育学与教授法(1)一般音乐教育学(2)和声法(3)对位法(4)作曲法(5)配器法(6)声乐与器乐的教授法。这个知识体系渗透到音乐教育往中往往表现为重技术理性和审美的教育。正如音乐人类学家布莱金所说：“阿德勒完全以他的声音技术概念来处理遍布世界的各种音乐概念化的不同。”技术理性的教学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西方音乐技术成为科学文化知识观的象征，它一直指导着学生们把学习技术控制的层面当作学习的唯一目的，即音乐教育停留在“音乐工艺层面”(美声唱法、乐器演奏法、作曲技法、公共音乐教学法)，如视唱练耳、乐理、和声、配器、音乐欣赏等都注重逻辑实证的技术分析。

三、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课程的文化转向

西方传统的认识论哲学使得人们在音乐教育中过多地关注技术理性，这种教育的结果带来的弊端首先表现在它会遮蔽音乐的内在的活的文化内涵，使音乐被支离破碎地分解为一个个音符，用一种“价值中立性”的音乐要素、组织结构、规范及规则(音高、音级、音程、调式、节拍、节奏和句法等)去分析、构拟和阐释世界各个民族的音乐。这样，我们对音乐的学习就只能停留在其形式要素方面，通过音响去理解音乐的表层信息，而不去注意音乐所负载的特殊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这种音乐教育必然会导致“音乐中见物不见人，见知性、知识不见情感；导致了音乐资源的丢弃和极度浪费以及在对音乐内涵理解中的文化意义的极度贫弱。”

其次是技术理性会对音乐的整体审美感知产生一定的影响，审美是音乐教育的一个价值体现。如在音乐教学中，从时值出发的节奏训练以及音程和和弦的训练，这种枯燥的技术训练过多地注重理智性的、概念性的知识分析，使学生无法对现实世界产生价值的直接状态作具体的直观的感悟，对音乐价值的理解和美的感受也被理智化和概念化所代替。正如怀特海所说：“如果教育仅仅注意到一套知识概念、逻辑推理、数理公式、化学反应，而不能使人精神发生变革，不能使人的目光向上，那么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就会被遗忘。”

由此可见，当代高师的音乐课程改革必须要从技术的藩篱中走出来，同时还要吸收当今前沿的教育理念，从多学科中寻求高师音乐课程的改革出路。如今，国际的教育哲学发生了重大的范式转变：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的教育，而这个情境化正说明教育哲学不是一种普遍性和客观性的，它根植于它所在的文化语境之中。在当代的国际音乐教育中，音乐人类学的理念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把它渗透到音乐教育中，它使得人们意识到：音乐是一种文化或是文化中的一部分，这对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和重新看待“非西方”音乐体系及其文化价值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传统音乐教育中注重技术提供了强有力的挑战。

此外，“知识的转型”也为音乐教育的课程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学者认为，当代正经历着“知识的第三次转型”(古代知识型、现代知识型、后现代知识型)，后现代知识型强调知识的“文化性、境域性和价值性”。这种知识观的后现代转向为我们研究音乐课程的哲学提供了新的视域，即注重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来传授。石中英博士在《教育学的文化性格》一书中认为人类教育发展史经过了神话与习俗的时代、哲学时代和科学时代之后，21世纪的教育学活动将进入第四个时代――文化的时代，所谓教育的文化时代是指：“教育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以事先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教育概念是一种历史性的并具有内在的价值规定，教育概念依托于它所在的文化语境。“离开了一定的文化语境，我们就很难理解教育的概念，‘教育’是一种价值的引导和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完成教育学的文化转向，才能自觉地克服教育活动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真正地认识到本民族的教育历史，吸取历史上的教育智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升教育活动的民族自信心，与其它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学展开平等、深入地对话。”我们知道，文化是人们在生存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并通过人们的各种活动而表现和传承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语言符号、知识系统的整体，其核心就是价值观念。文化决定教育，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文化价值的定向作用，所谓文化价值就是文化具有何种功效，在教育中，文化价值规定了教育的目的、方向、内容及师生关系等。就音乐而言，音乐对人和社会都有它独特的价值或功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指出了音乐的十种功能――“情感的表达；美的享受；娱乐性；传达信息；象征的表示；给予身体律动信号；用于社会规范、一致的措施；在社会风俗或宗教礼仪中的使用；对于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作用；利于社会的凝聚。”作为文化一部分的音乐所具有的这些功能必然会决定着音乐教育的发展方向，因为音乐教育的本体价值是文化传承，有意识、有目的的音乐教育活动可以传 授音乐文化中的传统、经验、技能，从而使受教育者在短时间内获得最大限度的系统知识。此外，音乐教育还可以将音乐文化内容进行重构，以受教育者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传递，使其能够掌握音乐的文化主体，以确保音乐文化体系传承中的统一性和完整性。音乐文化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文化现象，是一种不断积累的东西，它需要通过音乐教育传递给下一代。音乐教育所具有的文化传承功能，使得音乐文化得到继续和再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注重把音乐当作一种文化来传授的同时还要研究音乐教育的文化解释，即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音乐教育。音乐教育学的文化解释就是音乐教育要从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文化语言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后现代文化、后殖民文化理论、多元文化等角度出发，首先把音乐教育和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结合起来，如当今的多元文化的发展潮流。再把音乐教育的研究对象、运用的概念、提出的命题、理论的演进等等纳入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加以分析、理解，从而阐明一定的文化与音乐教育之间的内在的关联，揭示音乐教育理论的文化意蕴，如中国传统音乐的即兴、口传心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西方的书面记谱传承所承载的文化模式等。我们要在具体的文化模式中去分析和比较，进行平等的对话，从而产生中西方音乐传承的互补性，而不是以一方为标准来衡量和阐释另一方而产生理解的偏颇。

教育学的文化转向还说明了教育哲学从追求普遍、永恒真理的认识论逐渐转向了本体论的研究(教育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价值中立的，而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文化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师音乐课程的哲学建构要脱离西方认识论的哲学阴影，因为西方认识论哲学产生于西方的文化语境中而并非一种价值中立，所以，高师音乐课程的哲学基础不能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高师音乐课程的改革必须面对新的历史语境来思考和摄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结合外来文化哲学，根据高师音乐课程自身特点来建构体现其文化精神和面貌的课程体系。

结语

高师音乐课程从“技术”转向“文化”的改革探讨并不是意味着不学习技术，技术的学习是必要的，但如果只注重技术必然会带来对音乐文化理解的缺失和偏颇。正如美国著名音乐教育家雷默教授所言：“我们的音乐应该注重这两个方面(技术与文化)的结合；当你正在从你的文化中教授音乐时，你将向你的学生强调并解释清楚：音乐在哪些方面捕捉中国生活方式和中国人如何感受生活挫折。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超越所有的音乐技术、机械和音乐技巧，这样才能深入到每个人的灵魂，即每个人最深的内心情感。”因此，在高师音乐课程中技术和文化的结合必须以音乐的文化价值为导向，从文化中去理解音乐的技术，从而达到对音乐文化的全面阐释和理解，这对于促进学生的文化素养以及对音乐文化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