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存则民族存

近代学者龚自珍说：“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他所说的史，算是大文化。实际上，人类文明至今，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文化存则民族存，文化灭则民族灭。

世界历史上，犹太文明、文化曾多次被视为“外来”、“异端”，也曾受客居地文明冲击、挤压，但它作为一种文明、文化，内聚力强大，生命力超强。可以说，今天以色列的存在，根子上是犹太文明、文化起作用。

中华文化，首推儒家，一套从上到下、帝王到平民、朝廷到社会、父到子、兄到弟、男到女，严密完整的文化表述。如，对君主要求“内圣外王”、“万民慈父”；对官员要求“以孝事君”、“爱民如子”；对文化人要求“修身慎独”、“舍生取义”，无论“庙堂”多高，“江湖”多远，要忧国忧民。

中国文化始终注重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统一，强调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与自己的和谐。因取舍、参照、影响方面较多，迫使价值取向中庸、调和。这一点，对中国几千年文化传承、社会稳定，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从中国人的性格养成看，譬如，强调在国家、民族、集体利益前，克制、压制个人利益，先人后己、先集体后个人，是几千年道德规范中修来。反观西方价值取向，强调独立自主，强调利益对立——所以，他们总在判断，认为非此即彼，非一即二。这或许是西方人，总喜欢对别人、别国指手划脚的文化根源？

儒家文化，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充实之、完善之、阐述之、利用之，使之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客观说，一方面儒家文化，并非中华文化全部，释家、道家乃至诸子百家，都存在着；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也不全是精华，不乏应扬弃、批判的东西。

但也必须说，从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百家之学就相互学习、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先秦典籍中，多能看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颇值得玩味。

汉武帝独尊儒术，为人诟病。但从当时国家情势看，有其合理性、紧迫性。从后世文化延续看，其正面作用，不应抹杀。在汉之后，漫长岁月中，中原中央政权曾多次被夷族所灭，但中华民族至今犹存、犹兴，是文化在起作用。

历史上，蒙元统一中国后，面临一个事实：肉体上再多消灭，却无法消灭中华文化。元朝统治者，对“快马弯刀”情有独钟，没文化又不重文化，行了许多不符合“礼”的政，如“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比娼低、比丐高。“臭老九”即诞生于此。元朝知识分子一方面忍受“亡国奴”的精神熬煎；一方面忍受流于市井与妓、丐者为伍的现实摧残。内心愤懑，可以想见。

中国文学史上，有极高地位的元曲，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它与唐诗、宋词是三座令人仰止的文化高峰，三峰毗连，各逞其美，自不待言。但其政治意义，却往往被忽略。

元朝士人，在没文化的暗夜中，把战斗光彩、反抗情绪注入元曲。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尤其《窦娥冤》中：“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是窦娥在哭诉，也是“关汉卿们”在控诉。

元曲发展过程中，汉文化意识得以延续，民族文化的战斗性被鼓舞起来，酝酿成了蒙元统治的文化准备。这个意义上说，是汉字灭了元朝，是文化亡了元朝。

满清入关，统一中国，强制剃头，改变服饰装扮，可再怎么改变，也面临与蒙元一样的“文化困境”。但清统治者聪明多了：尊重汉文化，即“尊孔子，用儒学”。

康熙二十三年冬，康熙到曲阜，“……诣先师庙，入大成门，行九叩礼……至杏坛，观植桧。入承圣门，汲孔井水尝之……诣孔林墓前酹酒，书万世师表额。”

就这一件事，让无数汉人，尤其让居于舆论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何止热泪盈眶？民族间的鸿沟，由此开始舒缓；满汉间文化冲突，由此开始和谐。

最终，他们学习汉文化，研习史籍、礼仪、诗词、书画,融入了汉文化。可以说，满清少数民族封建政权，能延祚近三百年，与重视汉文化、融入汉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日寇侵华，是又一次中华民族大劫难，也是一次中华文化大劫。日本不仅抢去许多中华文物，还在沦陷区急切推行“皇民化”：一方面消灭肉体，一方面灭绝文化。

这个意义上，日本与以往侵略者的不同在于，它不光要，还要灭亡中华文化。但1945年日本战败，一切毁灭中华文化的邪恶用心，顿时灰飞烟灭。这一点，足见中华文化的复苏能力之强大。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说，是历史悠久、璀璨夺目的中华文化，延续着中华民族的血脉，浸润着炎黄子孙的灵魂，维系着华夏儿女的寄托，续写着中华民族的历史。

也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一个事实：一种民族文化的地位，映衬着一个民族的地位；一种民族文化的尊严，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尊严；一种民族文化的存在，标志着一个民族的存在。一句话：文化立则国家立,文化存则民族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