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赝品集团故意散布盗墓消息

现在，河北衡水市居民路过“著名的”冀宝斋博物馆时，常做的事情是“将门前的鲜花偷运回自己家”。

10月28日，这家投资了5000多万元的“著名”民间私人博物馆被闭馆整顿将近三个月时，馆长王宗泉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据统计，冀宝斋的四万件“藏品”中，有3/4是建馆（2010年）后三年购入的。此前，这家博物馆因一位网络名人的博文而走红，走红的原因是，博文中说该博物馆所展示的大部分藏品都假得离谱。

事实上，冀宝斋大量购入藏品的三年也正是国内艺术品和文物拍卖、收藏最繁荣的时期。随这种繁荣而来的，是一大堆鉴古、盗墓主题的小说，各种“鉴宝”主题的综艺节目和……无数赝品。它们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2012年一年，中国的艺术品拍卖收入高达89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因为经济降温而低于前两年了。同年，美国拍卖市场的收入只有81亿美元。

艺术品市场的繁华在具体的成交价格上也得到了体现。2011年5月，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晚间拍卖会上，齐白石的水墨画《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以 4.255亿元人民币的惊人高价成交。

不幸的是，直到今年，齐白石的这幅名作仍弃置在某个仓库里。拍卖结束后，有人质疑画作是否为真迹，成功竞拍者遂拒绝付款。在同一个拍卖会中，第二、三、四、六、九位高价的作品也发生了同样的事。而媒体的调查则显示出，近年来为中国艺术市场贡献了1/3拍卖收入的交易，事实上并不存在。 2011年2月17日，洛阳史家湾村，被盗墓贼丢弃的棺材板散乱一地。远处的大冢为汉代大陵，四周均布满盗洞。盗墓贼名为“贼”，行话被称为“下苦”或“挖窝”，位于盗墓链条的最底层，其身份多是下地干活的农民。

买家之所以经常反悔，原因之一就是怀疑有假。按照中国法律，拍卖遵循的是落槌成交规则，只要拍卖行声明不能保证拍品真伪，拍卖行就不承担法律责任。而现在拍卖行基本上都会在拍卖条款中注明“不保真”这一项。

实际上，制造艺术品、文物的赝品成本也不低。

辽宁是全国90%的仿制红山玉的聚集地；河南仿制青铜器为多，他们会将制作好的青铜器物放在酸性溶液里浸泡后再埋到地下加快“折旧”；景德镇、洛阳等地的人们则致力于仿制陶瓷，他们可能会对陶瓷进行辐射，从而蒙骗碳年代测定技术。

最容易造假的是玉器，目前没有任何检测方法能确定一件玉器的年代。书画还有更高明的造假技术有人雇佣了手法纯熟的技工，从真品上分离出题字的真迹，随后定做一幅假画，配上真题字；再书写假题字，配上真画。结果，一幅真品画作就变成了两件真假参半的作品。

当然，仅仅将赝品做得像真的，还不够。为了让这些赝品在市场上流通起来，买通鉴定师和拍卖行只是初级手段。把赝品放进欧洲某个小拍卖行的拍品目录，或想办法让赝品混入一场遗产拍卖会，从而达到伪造来源记录的目的，才是进阶技巧。

此外，造势也很重要。中国目前大规模的地上建设和地下盗墓确实出土了不少文物。所以，赝品集团还会招聘到处各种盗墓的消息，以形成一种舆论：文物大量出现了，在文物贩子、地摊和农民那里肯定能淘到好东西，从而将第一手的赝品售卖出去。

前FBI艺术犯罪组探员罗伯特·惠特曼确定中国古董艺术品市场上有70%是仿造品。在某些细分领域，这个数字更是高达90%以上。

做工精良的赝品本身也有价值，所以有收藏者因为没有能力收藏正品，转而专门收藏赝品。当然，像冀宝斋这样的私人博物馆“搜集”赝品并不是因为财力不足。收藏家王立军认为冀宝斋并不在乎自己的藏品真伪，他对《时代周报》说：“这类艺术馆在全国有很多，目的性很强。打着文化产业的旗号，圈地、集资、到银行贷款、盖房子。” 媒体的调查显示出，近年来为中国艺术市场贡献了1/3拍卖收入的交易，事实上并不存在。前FBI探员声称，中国古董艺术品市场上有70%是仿造品。

但还有其他逻辑。

推动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重要力量便是“送礼”。相较于其他的“礼物”，艺术品难以定价，增值空间又大，是“送礼者”的首选。2009年，有关部门在前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的住所中发现了100多件艺术品。用文物和艺术品向官员行贿的行为甚至有了一个专有名词，叫“雅贿”，而赝品经济就贯穿其中。

《羊城晚报》报道了“雅贿”的一种流程：有时，官员会获赠一件艺术品，然后被要求拿去拍卖；试图行贿的商人会高价把艺术品买走，让官员得到一大笔钱。这种情况下，艺术品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因为反正会被花大价钱买走。如果行贿的行为暴露，赝品的价值小，惩罚会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