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想

摘要：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营造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提出了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议，阐析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概念及其必要性、可行性，并进而提出了建立中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必要性；可行性；立法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6-0234-04

我们经常会看到许多的刑事被害人聚集在各级法院门口，希望能够从刑事被告人处获得该有的赔偿，但是往往最终的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真正能够从刑事被告人处获得赔偿的微乎其微，许多的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因拿不到赔偿，导致生活陷入极端的困境当中，更有甚者，有些被害人因无钱救治而只能慢慢的死去，看到这些人悲惨的遭遇，作为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我们，岂能熟视无睹？面对这些人的不幸，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应该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本人认为，在中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最好的出路。

一、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概念及其理论依据

传统的犯罪学、刑法学理论和刑事司法政策是以犯罪为中心或本位的，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成为一个被动的客体，在以犯罪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国家利益取代了被害人的利益，刑事被害人成了被刑事司法所遗忘的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由以犯罪人为中心转向为强调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平衡，由此，被害人再度受到重视，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自然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么，什么叫刑事被害人？什么叫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所谓刑事被害人，或称犯罪被害人，是指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所谓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指国家在一定范围内对因遭受犯罪侵害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使被害方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的制度。

近代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由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边沁提出，经过意大利法学家、犯罪学家，犯罪人类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加罗法洛等为代表的实证学派的发展，逐步得以确立。新西兰在1963年建立了刑事损害补偿法庭，开始对刑事被害人进行补偿，成为第一个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的国家。此后，英格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通过立法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陆续开始对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1985年联合国通过了《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明确规定了缔约国对刑事及滥用权力的被害人的补偿制度。2005年12月，世界被害人学会召集世界各国的被害人学专家，为联合国起草了“为犯罪、滥用权利和恐怖主义受害者取得公理和支持的公约（草案）”。该公约草案规定：当被害人无法从犯罪人或者其他渠道获得赔偿时，缔约国应致力于向遭受严重罪行造成的重大身体伤害或身心健康损害的受害者，以及由于这种受害情况造成死亡或身心残障的受害者的家属特别是受扶养人补偿；鼓励创立、加强、扩展国家的、区域性或地方性的被害人补偿基金等等。注重刑事程序中对被害人的保障，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程序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但对于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在学术界却有争议，主要存在着国家责任说、社会福利说、社会契约说三种主要说法。

1.国家责任说。被害人取得国家补偿的理论依据是，国家作为一个政权组织，有义务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被害人的存在说明国家未能保护其公民免遭犯罪的侵害。当刑事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后从加害方无法获得赔偿，家庭陷入生存危机，精神遭受沉重打击时，国家就应担负起它的责任，国家对被害人的困难不予以救助，那就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2.社会福利说。即认为国家对被害人予以补偿，是社会增进人民福利的一项重要任务。从社会来看，国家要通过社会政策来改善和关心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这是整个社会的一种责任。如果某个社会成员因遭受犯罪人的侵害而伤残、贫困，社会应当给予其适当援助。

3.社会契约说。该理论认为政府既然垄断了打击犯罪和处罚罪犯的权力，禁止公民持有或携带枪械作为防卫武器，就应确保公民不受各种犯罪侵害。此种确保公民财产及人身安全的责任，源于公民与政府间自然缔结的社会契约。因此，保护刑事被害人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如果警察不胜任职责或渎职或政府不能履行其义务时，政府又禁止实施私刑，那么，刑事被害人不能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时，有权要求政府对他们因受到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1]。

除了上述三种观点外，也有个别人提出被期待说、政府利益说、社会防卫说。

笔者认为，国家责任说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对被害人进行补偿，是国家的一项义务和责任。任何国家都具有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双重职能，无论基于哪种职能，维护社会治安，防止犯罪，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公民因为暴力犯罪受到伤亡，不仅是加害人的过错，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的过失，即国家未能尽到有效保护公民的责任。犯罪行为人对加害人不能赔偿的，由国家予以补偿，这是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

二、中国被害人的赔偿现状

在绝大多数案件中，被害人都遭受到了人身、财产甚至精神上的损害，这些损害理应得到相应的赔偿，但在司法实践中，犯罪行为人尤其是暴力犯罪、财产犯罪的犯罪行为人普遍经济能力不足，法院在对附带民事部分进行判决时，往往考虑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而可能对赔偿请求不予支持或者判令被告人“象征性”地赔偿被害人。而即使法院充分支持被害人的赔偿请求，在实践中也难以得到执行。下面列举两则案例：

案例1：证据不足，民事赔偿成泡影。2010年1月，广东省一村庄，兄妹二人吃了家里的剩饭，即出现呕吐、昏迷现象。经抢救，妹妹脱离危险，哥哥死亡。经鉴定，剩饭中含毒鼠强成分。公安机关遂立案侦查。同村一男性村民有重大犯罪嫌疑，被刑事拘留。侦查终结后，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移送审查。但指控犯罪嫌疑人故意杀人的证据不足，经检察院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仍未调取到足够证据，该案作不处理。最终导致被害人家属提出的民事赔偿无法得到支持。

案例2：丈夫死亡，5万元赔偿无法获赔。云南省宜良县北古城镇安家桥村农民邓继华，与同乡任会发生不快。2004年9月11日晚上，任会邀约张平虎、魏纯兵将邓继华叫出家门殴打致伤，邓继华被送至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昆明中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任会和魏纯兵有期徒刑十五年，判处张平虎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判令三人赔偿邓继华家人5万元。邓继华家人嫌赔偿过少提出上诉，省高院裁定维持原判。随后，本案进入执行程序，由昆明中院执行。但是好多年过去了，由于被告人一无所有，其家庭也一贫如洗，最终导致邓继华家人连一分钱都没有拿到。邓继华的妻子王月珍说：“邓继华是我家的经济支柱，他死后，家里的经济来源几乎断绝了。我两个小孩都才十多岁，老人又老，经济十分困难，邓继华死了近二年，尸体也还在殡仪馆寄存着，我们真的很需要这笔钱。”她为此曾多次到昆明中院执行局、局反映情况，但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拿到一分钱。

在现实生活中，类似上述被害人的案例数不胜数，按照中国《刑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1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是中国刑事被害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要法律依据。然而在实践中，基于以下的种种情形，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不能得到及时的赔偿：（1）在有些案件中，犯罪人因被判处死刑或畏罪自杀，且又无遗产可供赔偿；（2）有的犯罪分子根本没有赔偿被害人的经济能力或虽有一定能力，但远不足以弥补其侵害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因而法院即使下判也难以实施；（3）有的案件因诸多原因久久不能破案，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无从行使其请求权，赔偿问题便无法解决；（4）犯罪人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而其法定人根本无实力代为履行赔偿责任；（5）有的被害人在遭受刑事侵害后，特别是人身遭受重大伤害时，倾尽家产、负债累累仍不能满足医疗费用，但诉讼程序又需一段时日，被害人无法得到即刻的满足；（6）有些案件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死亡或严重残疾时，被害人和由其抚养、赡养的近亲属陷进悲惨处境中，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刑事被害人遭遇此类案件本身是不幸的，由于犯罪人的赔偿能力有限或丧失赔偿能力，或赔偿不及时，被害人（包括近亲属）会遭受更大的痛楚，这对被害人是极不公平的。那么，在这些情况下，被害人的利益该如何保障？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未能从犯罪人处获得赔偿的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尽早摆脱困境，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三、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中国目前法律和实践运作看，现有制度规定在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还不够充分，有时显得无力。基于目前中国国情，借鉴外国立法及实践经验，中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必要性

从理论上讲，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具体到中国的现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又有着强烈的迫切性，这种迫切性体现在：

1.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德国犯罪学家汉斯・亨梯在《论犯罪者与被害人的相互作用》一文中，提出了犯罪者与被害者的关系是一种动态关系[2]，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角色可以发生转化。“没有什么不平等的现象会像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一样导致如此大的怨恨。”[3]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后若不能获得公正的待遇，如未追究犯罪人的责任、被害人没有得到应得的经济补偿等，一方面会对法律威严产生怀疑、对加害人产生仇恨，此种心理往往会推动被害人采取报复行为来实现自我与他人的再一次“平等”，从而出现新的犯罪。另一方面会产生对司法机关不满的怨恨心理，少数刑事被害人因赔偿判决得不到执行而多次到法院纠缠甚至哭闹，有的直接将矛头指向案件承办人，有的因家庭丧失主要劳动力、生活难以为继而将幼小子女遗弃于法院要求法院抚养等，严重干扰了法院的正常工作秩序。因此，国家要避免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就必须化解社会矛盾，而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则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

2.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法制进步的标志。2004年3月14日，中国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第33条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款。中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比较注重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但是，被害人却被抛到了“被遗忘的角落”，不仅没有独立的上诉权和无偿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而且往往对法院判决的赔偿金也只能“画饼充饥”、“望梅止渴”；因此，建立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不但从微观的层面上可以弥补法律制度捉襟见肘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消融刑事被害人心灵上愤恨的坚冰，抚慰其家属精神的创伤，而且从宏观的角度上能够更好地体现由管理政府、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义务政府的职能转变，彰显中国法制的进步。

3.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保障刑事被害人的人权，维护其合法权益，实现社会正义的需要。正义是所有人的正义，权利是所有人的权利，这才是社会公正的体现。在人权日益得到重视的今天，强调和保护被害人权利正当其时，这是正确处理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相互关系的需要，是保持不同人群之间权利平衡的需要，更是在全社会保障实现公平正义的需要。如果这种平衡不能保持，甚至严重失衡，社会公正就会出现缺失。基于公平正义，对不能得到充分赔偿的被害人给予国家补偿，直接体现了国家对被害人的人权保障。

4.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利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被害人的报案或控告是刑事案件立案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他们作为直接受害者，对查清案情、审结案件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被害人因为担心犯罪人入狱后，其损害赔偿无法实现，就会选择私了，不愿诉诸法律。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一情况的发生，有利于被害人积极揭露犯罪行为，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开展。

（二）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可行性

任何一项制度的存在和建立，除具备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必要性之外，还必须具有现实可行性，才有其建立的现实基础。在中国，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可行性体现在两个方面：（1）社会公众观念和心理上能够接受。如上所述，建立这一制度都有其合理性即必要性。而且，被害人在社会上是一个弱势群体，对他们予以适当补偿，解决其生活困难，无论是任何人，在心理、感情上都容易接受。（2）经济上给予确有困难而得不到赔偿的被害人一定补偿也是可以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取得很大进步，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建立司法救济机制，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已经具备条件。此外，国家通过刑事追诉，没收犯罪所得和罚金，强制罪犯劳动改造获得财产，这些财产来源于罪犯，也应用于弥补因犯罪而造成的损害。

四、立法建议

就刑事司法实践来看，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损失，绝大部分被害人是无法从被告人方得到赔偿的；由政府或有关单位进行补偿，由于没有法律调整，存在随意性和很大的差别性，缺乏常态性、规范性和公平性。因此，有必要将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法律化、制度化。因此，中国在立法上应当制定一部专门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明确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原则、目的、对象、条件、数量、期间、裁定的机构和程序，以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1.明确补偿的基本原则。（1）补偿的原则。补偿遵循公平正义的法理要求，应确立损害和补偿均衡、赔偿为主、补偿为辅的原则。只有当被害人不能通过诉讼途径或其他途径获得完全赔偿时，国家才承担给予补偿的责任。（2）福利原则。即这一制度应充分体现社会福利的性质和意义，充分体现真正的国家人道主义精神，因此，对于已经通过其他法律程序得到了损害赔偿的，不再进行国家补偿。（3）货币补偿原则。即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时，一概以货币形式来支付其应得补偿金。

2.明确补偿的目的。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目的是“救急不救贫”，是帮助生活困难的人（这里是指受害人及其近亲属）走出生活的极度困境，一般以达到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为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要和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各省可以设立不同的保障线，发达地区可以高一些，贫困地区可以低一些。标准要参照当地居民维持最低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支出来确定。

3.明确受补偿的对象。实际应当得到补偿的当事人的范围应限于受害人本人及其近亲属和有其他抚养赡养关系的人，包括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4.明确补偿的条件。以陷入生活困境为条件，坚持过错责任化。中国未来的国家补偿立法确定的补偿对象不应问加害人的犯罪行为是故意还是过失，也不应问被害人是身体损害还是财产损害，而应以被害人及依靠其生活的人陷入生活困境为条件。在犯罪者无力赔偿或少量赔偿的前提下，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被害人，可以向国家申请取得补偿金：（1）被害人被致伤致残花费数额较大的医疗费用，生活处于恶劣的物质条件下。（2）被害人被致伤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没有着落。（3）主要家庭财产遭受犯罪分子侵害灭失，比如罪犯放火烧毁被害人全部或大部家产等，被害人的生活陷入困境。（4）被害人死亡，使依靠其生活的人生活无着。（5）因犯罪造成其他情况，致使被害人生活极端困难的。

坚持过错责任化，也就是国家补偿也要考虑受害人的过错，受害人在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过程中无过错的优先赔偿，有过错的降低赔偿数额，有严重过错的，可以不予补偿。因此，下列情况不能进行补偿：一是亲属之间的暴力加害行为造成损失的；二是由于被害人诱发犯罪行为造成损失的；三是互相侵害的；四是在侦查过程中，提供虚假证言的；五是同意伤害行为的。

5.明确补偿的数量。如何确定补偿数额呢？笔者认为，可规定最高限额，由确定补偿金额的机关视情况来决定。对被害人伤残的补偿可以《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伤残补偿费标准为参考，但不能超过补偿金最高限额规定的数额。同时应考虑以下因素：（1）被害人被害性质、受损害程度和自救能力。被害性质、损害程度严重和自救能力差的应多补，反之，可少补或不补。（2）被害人在被害过程中有无过错，有过错的可少补或不补。（3）被害人是否通过其他法律程序得到赔偿，已获得损害赔偿的不补或少补。

6.提出补偿的期间。关于提出补偿的期间，对刑事犯罪被害人的补偿，是由被害人或其家属在知道犯罪被害时起两年内提出，逾期丧失请求权；提起追究刑事责任时，二年期间应予延长自法庭对刑事诉讼作出确定裁判时算起。但逾期提出请求的人证明自己有正当理由时，法院应当接受其请求。

7.明确补偿的裁定机构和程序。对补偿的裁定机构，被害人补偿法应规定法院作为裁定机构，行使补偿的裁定权。被害人被侵害的犯罪案件在哪一个法院审理就由哪一个法院裁定，并且由审理该犯罪案件的审判组织裁定。裁判后，允许申请人提出上诉、检察院也可以抗诉。审判机关行使补偿金的裁定权，比公安机关、民政机关或专门成立的机关等单位裁定补偿金有其优势。表现在：（1）法院是刑事案件的最终裁判机关，它使案件有了最终结果，已确定了被害人。案件在公安、检察机关时，因它没有最后结果，被害人的构成尚未定论。（2）法院审判人员熟悉案情便于确定补偿的数量。（3）审判机关有审级设置，可采取两裁终局制。这样也有利于对裁定的监督。

补偿金裁定可实行以下程序：（1）申请。被害人及其家属以及其生前抚养的人在刑事诉讼中向公安、检察机关或法院提出申请。（2）审查。法院合议庭对下列情况进行审查：被害人的性别、年龄、有无职业及职业种类，月固定收入，有无扶养家属。 被害性质、被害程度、有无后遗症及种类、治疗费数额，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关系，被害人有无过错及程度。被害后的影响：由该犯罪侵害所引起的被害者的职业变化、收入变化、家属生活变化等。损害赔偿情况：被告人是否予以赔偿，赔偿金的数额，是否获取人身保险金等赔偿及保险赔偿的数额。

3.裁定。法院合议庭作出裁定。裁定的主要内容包括是否补偿、补偿的数量。如果被害人或法定可获得补偿的人不服裁定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同级检察院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出抗诉。上诉或抗诉的期限为十日。

4.二审法院裁定。二审法院合议庭经审查，可作出以下处理：（1）维持一审裁定；（2）撤销一审裁定，直接作出新的裁定；（3）发还原裁定法院重新裁定。补偿案件与原来相联系的刑事案件是两个案件，可分开处理。补偿案件被二审法院发还的，不影响原刑事案件裁判的效力。

5.补偿金的来源及发放机关。目前，基于中国的经济水平，补偿金可通过以下路径获得：一是国家将一定的财政收入注入到其中；二是将部分收缴的罚金和没收的财产纳入其中；三是接受社会捐助。法律可规定每个法院每年裁定补偿金的总额，明令不得超过该总额[4]。补偿金的发放可规定由最初裁定补偿金的法院执行。

6.补偿金的返还。被害人在补偿金给付后，又以任何名义获得一笔具体的补偿金或赔偿金时，原裁定补偿金的法院有权命令被害人或其他领取补偿金的人返还全部或部分补偿金。这样可以避免被害人获得双重补偿。

7.先行支付。被害人补偿应确定先行支付规则。考虑到有些案件无法确知犯罪人或在判决前被害人急需紧急医疗或其他费用，确定被害人或其受扶养人符合一定条件可申请先行支付，以避免被害人遭受更大的不幸。

总之，根据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目前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建立中国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国家应当尽快建立这一制度。并将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纳入到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的整个体系之中，统筹安排，使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同其他社会救助制度相互协调，达到功能耦合，从而使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体系更加健全和完善。

参考文献：

[1]黄震.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初探――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另一种解决机制[J].人民司法，2003，(4).

[2]康树华.犯罪学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548.

[3]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M].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213.

[4]郭云忠.试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J].法学家，2000，(5):45.[责任编辑 郭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