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音乐的社会功能

二胡音乐的社会功能主要是指音乐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所产生的影响。二胡音乐既是艺术科学的分支,同时也具有社会性的一面。二胡音乐不仅仅是一串串音符的流动,它更是情感的表达方式和沟通交流的渠道,二胡音乐的社会功能渗透到社会的每个层面。

二胡音乐的社会整合功能

“社会整合”是一个社会学的重要概念,法国社会学大师埃米尔・杜尔克姆(Emile Durkheim)在其《社会分工论》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社会整合或社会团结需要以社会的“集体良知”(collective consciousness)为基础。而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在其 AGIL模式中提出,任何社会生存和正常运转要依赖四个结构和功能:适应、目标、达成、整合和模式维持,文章中提及的“社会整合”亦指社会一体化,即社会各个不同部分结合而成统一、协调的整体过程和结果。奥勒姆则将社会整合定义为:“借以调整和协调系统内部的各套结构,防止任何严重的紧张关系和不一致对系统的瓦解过程”。[1]

就二胡音乐而言,它所具有的社会整合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其社会整合功能主要体现为文化方面的整合。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剧烈而深刻的变革发展时期,社会群体、社会关系、社会观念和道德价值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均比较突出,积极进行社会整合是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二胡经典音乐《江河水》等作品以悲愤情节交加的描绘、刚柔相济的音乐艺术表现,通篇贯穿着一个“情”字,扣人心弦、撕心裂肺一般剧痛的音色旋律,表现了人们对不幸的婚姻的同情与悲愤,和对忠贞爱情的极大缅怀,以及对民主自由的无限向往,同时对世间的丑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笞。《江河水》激发了人们强烈的公平正义感,唤起对民主法治社会的向往,使人们坚定冲破陈旧的社会价值观念的束缚、建立一个高度民主与法制的社会、继续坚持走改革开放发展道路的信念和决心。因此,二胡音乐艺术对协调不同的社会群体、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树立新型的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念、促进科学的社会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制制度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胡音乐的情感交流功能

在现象学社会学家舒茨看来,音乐的演奏过程具有一种特殊的沟通情景,它不需要借助于概念化的图式就可以在演奏者和听众之间传递音乐信息和交流感情。而在当今中国社会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迅猛发展的情况下,社会人群流动频繁,新的社会群体不断分化、形成,工作节奏加快,竞争日趋激烈,人的生活生存压力不断增大,人与人的沟通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寻找新的情感交流方式、建立更加有效的情感交流方法体系是解决我国现代化发展一大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

二胡音乐艺术犹如一个充满情感的清凉甘泉,滋润着人们情感交流的心灵世界,透过它,人们分享着共同的情感体验,彼此间的情感能够得到自由的沟通。二胡音乐具有审美的超越性,它跨越了民族、时代的界限,使人产生情感上的沟通和联系。一首旋律精美、故事情节感人的二胡曲《兰花花叙事曲》,通过塑造兰花花这样一个美丽、善良、天真、纯朴的农村姑娘的典型形象和揭示她的爱情悲剧,展现了兰花花勇于向封建势力抗争的坚强性格。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构建小康水平的和谐社会需要加深五十六个民族的民族情感交流,增进彼此间的理解与互助,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凝聚力。二胡民族音乐艺术本身的发展正是伴随着民族的、痛苦到欢乐以及富强与腾飞的历史而发展起来的优秀民族文化,二胡民族音乐艺术深切地寄托了这种文化的情感、梦幻与理想,是民族情感的血脉,也是文化意志的灵魂。众所周知,二胡经典名曲《二泉映月》描述了一个沦落街头卖艺为生、受尽了欺辱的民间艺人阿炳在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的战乱时期悲惨生存的场景。阿炳与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千百万劳苦大众同呼吸共命运、追求光明和理想,最终凝聚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艺术,该曲具有鲜明的历史时代感、社会典型性以及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内涵。二胡音乐的民族情感促使了各族人民心理的相互沟通和共鸣,因为有了沟通和理解,各族人民才能不互相歧视和排斥,和睦相处、互相依赖,互相支撑于一个大家庭中,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和谐稳定而共同奋斗。而阿炳二胡音乐艺术的传播帮助人们较好地了解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真切地体验音乐中的民族情感,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心灵深处,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

二胡音乐的社会激励功能

二胡独奏曲《战马奔腾》号角般的旋律,坚定有力的节奏,形象地表现了战士威武雄壮、气吞山河的气概。[2]音乐主题采用了内蒙古音乐素材,点出了战马奔腾的特定地理环境,主题旋律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节奏具有积极向前的动力感,该作品还运用了转调、强弱对比、抛弓、击弓、快速双弦抖弓、演奏人的呐喊声,以及在小军鼓三连音急滚奏的衬托下,连顿弓模仿马嘶声和号角声,整曲情绪高昂、饱满,始终催人奋进。

笔者所创作的《喜庆节日》表现了在盛大的节日里,人们载歌载舞、锣鼓喧天,歌颂祖国各条战线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前奏欢快、充满喜悦之情,曲调旋律流畅、乐曲衔接紧凑、整个乐段层次分明,从始至终一气呵成。这种富于抒情歌唱的旋律既描写了祖国各条战线的人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硕果累累的场景,又抒发了人们内心的无比喜悦的心情。[3]这也是二胡音乐艺术与其它音乐艺术所具有的激励功能的共性所在。

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和物质的不断丰富,人们渴望得到更高层次丰富多彩的精神享受,需要更美更多的音乐生活。在二胡音乐艺术中,有许多非常优秀感人的作品,经过历代音乐工作者的努力,多少年来一直伴随着人们审美趣味的升华而向更高层次发展。许多作品与“高级化”的西洋古典精品并存,可见最具有民族性的作品才是最具有世界性的作品。近年来二胡音乐艺术学习借鉴西洋的一些作曲技法、运用我国民族音乐素材创作了大量的民族音乐精品,至今仍是国人宝贵的精神食粮,如二胡独奏曲《长城随想》、《二泉映月》、《梁祝》、《兰花花叙事曲》等中国名曲在民众当中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也是世界各国民众所喜爱的优秀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华民族的风格特性和我们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韵味以及深刻的内涵[4]。像《长城随想》无论是在形式、结构和内容等方面都能够使人们在头脑中自然地浮现出长城的图景,这是中华民族团结和力量的象征,它犹如巨龙,蜿蜒起伏于世界的东方。《长城随想》用民族器乐二胡表现如此伟大的主题,赋予其交响乐般的宏伟气概,是一次艰辛的艺术劳动。该曲的音乐语言,听起来仿佛很熟悉,但又说不出用了什么特定的素材:时而是高亢激越的京剧风格;时而是极富声腔口语化的北方书鼓的音调;时而使我们领略到古琴古朴高雅的神韵;时而则似乎是从其它民族乐器中借鉴来的具有明显特征的表现手法。作曲家刘文金采用协奏曲这一外来音乐体裁来体现长城主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民族器乐含有巨大的表现潜力,二胡特别具备的抒情和深沉的气质尤其擅长于旋律的表现,而采用民族乐队协奏则又自有其特殊的风味,且可与二胡音乐取得协调协和,并借此在乐队配器上探索出新。

二胡音乐艺术不仅与其它音乐在艺术形式、结构、情感表达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其自身独特的音乐艺术魅力,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史进程当中,它充当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建国初期,吴厚元根据歌剧《江姐》主题音乐和重要唱腔选曲,提炼创作出一首二胡曲《红梅随想曲》,以宏大悲壮、气宇轩昂的气势和深刻的抒情性,展现了共产主义战士江姐的英雄形象,讴歌了她的理想、情操,对敌斗争的坚强性格和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英雄气节。二胡曲《红梅随想曲》的作曲家为充分展示英雄性题材,在二胡的技法运用上,进行大胆创新和突破,并以乐队协奏形式交相辉映,使作品以雄浑壮阔的气魄,将缅怀、赞颂英雄人物的情怀鲜活地展现出来。作品以起、承、转、合的发展逻辑结构,构成了大型再现性的复四部曲式。《红梅随想曲》的表现形式很好地借鉴了西乐的创作方法,近似单乐章的协奏曲结构。主题音乐的确立与贯穿、体现技法发展的高难器乐音型、调式调性的布局,“转部”音乐的展开,二胡与乐队的对峙、抗衡、复调音乐的呼应融合以及乐队宏大音势的协奏等,均体现了“西为中用”的借鉴创作原则。作曲家以立足传统为二胡创作的基点,体现了整体结构演进的起承转合传统思维逻辑,同时,板腔体“套腔”结构的引用,调式调性的转换充分依附于二胡乐器性能的发挥,旋律更展示了音色变化的丰富性。

二胡音乐的文化符号功能

作为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土生土长的二胡音乐,经过漫长的发展、进化、演变等曲折的历程,如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符号,并在许多国际事务和重大场合中频频出现和亮相。如在2001年10月上海APEC会议开幕式上,晚会既有二胡音乐作为背景音乐,又有二胡演奏。再如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作为下一届奥运会主办国中国8分钟的节目演出中,第一个精彩节目是用二胡演奏中国名曲《茉莉花》。东方美女用中国乐器二胡演奏中国元素,这充分体现了二胡是中国文化符号的一个方面。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更是有六十位美女身穿华服,人手一把二胡,集体演奏。六十位美女在舞台上一边表演一边拉琴,委婉动听且动作整齐,在灯光的映射下展现出一个人间仙境。与传统的二胡演奏相比,闭幕式上的二胡表演更加时尚、现代,充满动感。

就笔者自己而言,在过去的几年里,也曾多次到海外进行二胡演出。如2007年夏天,笔者在世界维也纳“金色大厅”与著名施特劳斯乐团合作,成功地演绎了二胡名曲《二泉映月》、《赛马》,将二胡音乐传向了世界,将中国文化传向了世界。在二胡音乐兴盛和流行的背后,笔者认为,二胡音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符号功能,而国内目前二胡教育事业的兴盛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国人对于传统的重新重视,突显中国人的民族自信的崛起,而二胡音乐在国际上受到的关注更是与它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不可分割,这正应了那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

可以说,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之一的二胡音乐,在新的机遇下,将取得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更为辉煌的业绩。

注释

[1]安冬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董云虎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4页。

[2]李秀清:《二胡演奏教程》,大象出版社 1997年,第51页。

[3]李秀清:《二胡演奏教程》,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29-30页。

[4]陆建业:《简论民族音乐文化的社会功能-上篇》,《艺术探索》,1997年第01期,第33页。

李秀清:华中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