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欧阳子婚恋小说中的身体叙事

【前言】浅析欧阳子婚恋小说中的身体叙事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正如福柯谈到的,“只要身体隶属于一个机构的掌控范围,就必须要接受这些机构所建构出来的身体论述及标准”。传统男尊女卑的社会建构的身体论述便是作为妻子的女性的身体总是处于受控的位置,“以夫为纲”便是妻子所有行为的前提。作为丈夫的男性身体气质被无限放大,表现...

摘要:婚恋小说在欧阳子小说题材中具有相当的比例。欧阳子着重于表达婚姻、爱情生活中的两性情感世界。以刻画人物心理著称的欧阳子在其小说中以身体这一显性的叙事手段来传递其人物抽象的心理世界。“属己”与“属他”的身体观念的冲突在其婚恋小说中表现鲜明。

关键词:婚姻;身体;冲突;欧阳子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2-0007-02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和爱情相比,除去爱情,生命是一片空白――一片空白。”

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而婚姻是一种基本的民生安排。借用朱晓东《通过婚姻的治理》中对婚姻(家庭)的定义:“婚姻的自由是建立在其不自由的基础之上的。”①“婚姻(家庭)既是扩大的个人,又是缩小的国家。”②足见,婚姻中存在着爱情的自由,亦夹杂着作为“缩小的国家”而与生俱来的权力问题。身体的视角便是观看这场权力与自由交织的婚姻的手段。

正如福柯谈到的,“只要身体隶属于一个机构的掌控范围,就必须要接受这些机构所建构出来的身体论述及标准”。传统男尊女卑的社会建构的身体论述便是作为妻子的女性的身体总是处于受控的位置,“以夫为纲”便是妻子所有行为的前提。作为丈夫的男性身体气质被无限放大,表现为强调妻子身体的“属他性”。然而,根据邱贵芬的说法,60年代的台湾不仅处在政治“封闭”、“压制”的社会环境中,同时它也正在经历一场经济文化社会的重大变革,“一方面台湾社会工业化,资讯化正加速进行”,“一方面在当时各种不同文化交流状态已预告台湾正步入一个与以往的视野完全不一样的文明结构。”③新思想已经逐渐入驻台湾,传统的身体的论述已经濒临瓦解,女性参劳率增加,预示了她们主体地位的上升。在这样背景下,欧阳子创作了一系列“关涉小说人物感情生活的心理层面,以及他们的自我觉悟过程”的小说。“自我觉悟”表现在婚恋小说中,便是女性开始强调自我身体的“属己性”,内心对主体性地位的纠缠与斗争通过身体叙事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属他性”与“属己性”两种不同的身体观念便在小说两性的婚姻叙事中冲突碰撞。

婚姻叙事中建构出来的身体论述及标准,在欧阳子部分小说逐渐被颠覆。欧阳子叙述了婚姻生活中女性身体意识的恢复以及男性身体权威的弱化,由此而导致权力的争夺,两性身体的冲突。小说《花瓶》与《浪子》中均写到了丈夫对妻子的嫉恨而产生的报复意识。“冯琳的存在对他是个威胁,是种折磨”,“她(兰芳)的存在对他是种威胁,是种压迫”,在这样不寻常的心理状态下,身体的冲突呼之欲出。

《花瓶》中石治川对妻子冯琳的嫉妒与监视,导致了最终的身体冲突(石治川将冯琳赶出家门)“在她面前,石治川总觉得无能为力,男性尽失,为此他心怀怨恨”,冲突的根源来源于男性身体权威的丧失。丈夫石治川变态式地想夺回其对妻子的身体控制权,“他不能原谅她戳伤他男性的自尊”,“他找机会想好好教训她一番,叫她回去安女人的本份”。何为“女人的本份”,我想便如小说中的“花瓶”一般的服从,任由石治川擦拭,保护。然而,冯琳不是那个冷冰冰的无生命的物体,她写信,她拜访朋友,她从事各种作为平等的人的社交活动。女性身体的属己性在此占了上风,妒忌、暴力等各种形式便在石治川丧失“男性尊严”的身体中爆发。石治川与冯琳的婚姻是一场建立在身体的“看”与“被看”的基础上的婚姻。“视觉可以形成胁迫的暴力”,“视觉暴力拥有许多繁多的形式,斜视,漠视,盯视,监视,仇视,如此等等。”④石治川通过偷听冯琳电话,偷看她信件,跟踪她上街,形成了其对妻子身体的视觉暴力。丈夫的控制欲至此暴露无遗。表面上,石治川是“看”的主体,冯琳是“被看”的客体。而实际上,石治川的所有举动却逃不出冯琳的眼睛:她知道石治川所做的一切。女性的身体自主意识让妻子不再成为婚姻中“被看”的客体,而显然成了“看”的主体。“异性之间,看是男性的权力。男性是欲望的主体,女性是男性的欲望对象。”⑤当“看”作为一种“主体的权利”⑥被作为妻子的冯琳夺走时,丈夫石治川的男性权力就此遗失,身体的冲突就此明朗化。石治川为了重新获得丈夫对妻子的控制权,除了上述的“视觉暴力”,甚至,在一次醉酒后,对妻子冯琳实行性暴力,“他打她,踢他”发了狂“吸她,挤她,压榨她”甚至最后还想掐死她。种种暴力的行为仅是为了夺回其男性权力,为了完全控制妻子,“将她装在,藏在口袋”,身体冲突在此达到了高潮,石治川“爱到发恨”的程度以显性的行动表现出来。

《浪子》中宏明与兰芳的身体冲突不如《花瓶》中明显。它以一种隐性的姿态潜藏在小说中直到结尾才最终爆发(兰芳将宏明赶出房间)。冲突的缘起与《花瓶》不谋而合,宏明认为妻子“那种高高在上的神气,深深戳伤他,使他觉得破碎、残废。”类似的,宏明找寻的仍然是他在婚姻中逝去的男性主导权。宏明与兰芳的身体冲突最初表现为身体的疏离, “他已有好几个月没接触她身体”。“性是身体政治的重要内容”⑦,婚姻生活中性生活的缺席,意味着男性身体政治的式微。婚姻中“真正的爱情”的萎缩造成了身体的疏离,而身体的疏离反过来便为身体的冲突埋下了爆发的种子。兰芳在儿子入学后,开始走出家门,到一家银行做事,每天“轻轻松松,毫无倦容”,与之相比地是,宏明“一到家总是累得要命”。身体上的疲惫感,对应了男性家庭主导权的丧失,女性身体“属己性”的出场。与石治川相同,丈夫宏明也想在婚姻中重新“抬头”,儿子梧申成了宏明报复,夺回身体主导权的手段。妻子多年来“一心一意地以强烈的热情关爱着她这唯一的孩子”,梧申即是兰芳在这场疏离的婚姻中欲望转移的对象(兰芳有一定的恋子情结)。宏明试图想通过支持儿子与一个品行不佳“曾经与佣人私奔并为此堕胎”的女孩的交往,来报复兰芳。这不仅是对兰芳身体的伤害,也是对其灵魂的打击。“男人对女人,不仅是对身体的独占,而且还有灵魂的独占。灵魂的独占表现在要求女性服从男性,不能违逆男性上。”⑧

于是,在男性无法独占女性时他便要采取手段,宏明便是此例。然而,兰芳不是传统社会中被“驯服的身体”,她的身体意识呼唤她反抗其丈夫,于是身体由幕后的疏离走向前台正面的冲突。“你叫人失望透顶”,“你叫我失望,真叫我失望”,兰芳绝望的话语,预示着其婚姻的最终失败,她不需要丈夫的身体安慰,双方的身体在潜藏的冲突中走向疏离。

婚姻典型地体现了身体属他性与属己性的冲突。在欧阳子婚恋小说中,女性为自己身体的属己性争取到了正当的地位。而男性为了将其变成属他的,也表达了其反叛的行为。“当一个人为了重新获得自己以前对某物的控制权时,他会反叛;当一个人想要将自己从当前的情形中,解放出来并恢复自己从前的自主状态时,他会反叛。”⑨在家庭这样一个“缩小的国家”中,解放的定义同样适用于作为丈夫的男性身上。然而,石治川“反叛”的行动最终没有完成,宏明再也走不进那两人共同的“房间”,男性身体的无能仍然无法变更。

而导致身体属己性与属他性的冲突的原因,不仅在于性别政治的男权意识,还有现实意义上的经济原因。《浪子》中宏明与兰芳的婚姻在经济拮据状况下走向冷淡,在金钱的范畴内不再起作用。《秋叶》年轻的寡妇宜芬在母亲去世后答应了一个经济基础雄厚、社会声望很高的离异的美国华裔老教授的婚姻。为了“自己的未来”,宜芬放弃的身体的自由权,孤身赴美。《魔女》却有点白先勇小说《金大奶奶》的意味,花花公子赵刚在倩如母亲物质的诱惑下与之结婚。在台湾现代派作家中,白先勇和欧阳子在婚恋小说的创作上,有着某种主题上的呼应,和金钱往往成为其叙事的中介。经济基础仍是小说两性婚姻叙事中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欧阳子在婚恋小说中,以身体作为手段诉说了现代人在经济面前的无能为力,在物质文明到来时的手足失措。

注释:

①朱晓东.通过婚姻的治理.身体的文化政治学[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②④⑥南帆.身体的叙事.身体的文化政治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③邱贵芬.“在地性”的生成:从台湾现代派小说谈“根”与“路径”的辩证[M].中外文学. 2006.34(10).

⑤同②第228页.

⑦⑧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4页、第141页.

⑨【美】兰德・马克沃特尔.自然的身体:我们这些离经叛道者.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