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变更的真谛与意义

一、已有理论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索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总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两种解释路径，一种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在于哲学主题的转换，另一种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在于哲学方式的转换。与之相应，其实形成了三种关于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的不同理解: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在于哲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改变，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1］，或者“把关于‘世界何以可能’和‘自由何以可能’的理性思辨，革命地变革为关于‘解放何以可能’的实践哲学”［2］5;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在于哲学方式发生了转换，即从“思辨的形而上学”转换为“实践”［3］;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不仅在于其哲学主题的转换———“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现实世界，从宇宙本体和观念本体转向人类世界”，而且在于其哲学方式的转换———从“思辨形而上学”转换为“实践”。［4］其实，这两种转换是统一的，二者所要表征的都是近30年来学界用以标志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践转向”。而要谈“转换”或“转向”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由“什么”转换为“什么”，或者从“什么”转向“什么”;谈“哲学转换”或“哲学转向”，首先必须明确由“什么样的哲学”转换为“什么样的哲学”，或者从“什么样的哲学”转向“什么样的哲学”，即“哲学转换”或“哲学转向”前、后的样态分别是什么。上述第一种转向认为，哲学在其主题转换前的样态是解释“世界何以可能”的哲学，这里的世界被看作是“给定的”、“既成的”世界，探求“终极存在”、“初始本原”以图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本性成为这种哲学样态的最终目标;哲学在其主题转换后的样态是解释“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哲学，这里其实把世界看作是由感性的人的活动“建立的”、“生成的”世界，追求感性的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以图理解和把握感性的人的世界本身成为这种哲学样态的本质要求。从根本上讲，这种转向其实是由被动地解释、接受这个世界到主动地改造、变革这个世界的实践转向。上述第二种转向认为，哲学在其方式转换前的样态是“思辨形而上学”的哲学，这种哲学方式是痴迷于本原问题上的抽象还原论思维方式，是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以这种方式构建的哲学，要么是排斥人、敌视人的哲学，要么是只有抽象的人的哲学，要么是只有理念、或只有自我意识的“无现实的人”的哲学;哲学在其方式转换后的样态是“实践”思维方式的哲学，这种哲学方式致力于在实践基础上建立人与世界和谐的现实关系。以这种方式构建的哲学，是实现“现实的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实践哲学或生存哲学。这种转向其实同样是由“无现实的人”存在的抽象世界到现实的人建立现实世界的实践转向。由此可见，从根本上讲，这两种转换统一于“实践转向”，转换前的哲学样态是远离现实的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转换后的哲学样态是根植于现实又服务于现实的实践哲学。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时尚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在于其人民性转向:“在马克思看来，自觉趋向于人民的生活世界、关怀人民的境遇、倾听人民的呼声、弘扬人民的力量，并以明确的政治立场把哲学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这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的‘真正的哲学’的本质规定，也是‘历史必然要提出的证明哲学真实性的证据’。”［5］19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跌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起哲学体系”，他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的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6］由此可见，在本质上人民性等同于实践性，因为哲学真理来源于人民的生活实践，哲学的思想力只有通过人民的实践才能实现，哲学变革社会的根本方式是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5］19－20因此，人民性转向也就是实践转向。

在研究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过程中，由于对“实践转向”的理解不同，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两种研究范式或解释原则。实践唯物主义所强调的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和重新建构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实践在这里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这种研究范式其实还是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抽象还原论思维方式。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2］8，即把实践“作为感性物质活动的‘实践’”［7］来理解，这是一种“实践论的世界观”［2］8。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践转向”，是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实现的。由于形而上学长期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哲学形态，以至于后来的任何哲学家都不可避免地或明或暗地与形而上学通过深层对话才能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这里的形而上学是作为“以超感性的理性世界为终极追求的特定哲学形态”［8］20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所变革的实际上正是这种哲学形态。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哲学史上有过不同的样式，比如，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历史的解构”样式，通过追溯形而上学的理论渊源和思想谱系来消解形而上学;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语言论”样式，通过语言分析和语言批判来消解形而上学;等等。我国学者贺来提出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批判”样式，通过“深入到形而上学的背后发掘和揭示其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8］22来消解形而上学。他认为，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社会批判是“通过双重批判———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即资本逻辑的批判和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批判，揭示其使人的生命陷入抽象化的专断本性，从而为摆脱‘抽象对人的统治’、寻求人的生命的具体性和丰富性开辟道路和创造空间”。［8］25这其实是对马克思哲学变革途径的某种自觉。

总之，在研究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过程中，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理论成就。比如，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践转向解释为一种“实践论的世界观”，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实现实践转向等，都是一些很有创见的理论观点。但是，已有研究中至少还存在着两个问题尚待进一步解决:一个是尚未真正触及到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谛。已有研究虽然肯定了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革命性意义，并将之归结为哲学主题或哲学方式的转换，但是，由于没有看到马克思对“现实”的理解的根本变革，因此，终究还是无法深入领悟这一变革的真正旨归。另一个是尚未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途径。已有研究虽然看到了马克思哲学变革是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来实现的，可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的真正统一，因此，终究还是无法深入认识这一变革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二、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谛的再反思

谈哲学变革，就得明确对什么样的哲学进行变革以及要变成什么样的哲学———即哲学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马克思要变革的是传统的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要变成的是建立对象或现实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哲学。要从根本上把握建立对象或现实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哲学这种哲学形态，或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谛，关键是要把握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以及所理解的是什么样的对象或现实。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有这样一段话:“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9］54马克思在这里其实总结出三种理解对象或现实的形式:一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一是从抽象的能动的形式去理解;一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形式去理解。与此相应，我们可以得出对对象或现实、以及人的三种不同理解。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之前的朴素唯物主义，特别是机械唯物主义)即旧唯物主义的理解形式。这种形式把对象或现实理解为“既成的”、“给定的”东西。在这里，主体对对象或现实只是被动地接受和反映，而没有从“主观方面”、“能动的方面”去理解和把握。这是对对象或现实的一种抽象的理解和把握。这里的“现实”不是真实的现实，而是一种无现实的人存在和活动于其中的现实，因此，只是一种抽象的、虚构的现实。这里的“人”只是作为对象或现实的对立物而存在，没有主观性、没有能动性、不是从事现实活动的感性的人，而只是一种片面的人、抽象的人。这种理解形式要么坚持客体至上的原则，完全敌视人，要么坚持自然至上的原则，关注的只是抽象的人。［4］它排斥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

从抽象的能动的形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是唯心主义的理解形式。这种形式把对象或现实理解为精神、理念或自我意识，完全否认客体性或直观性。在这里，只是片面地发展了主观的方面或能动的方面，将主观的、能动的方面和客体的、直观的方面割裂开来。这种理解同样是对对象或现实的抽象的理解和把握。这里的“现实”也不是真实的现实，只是理念或自我意识，当然也是一种无现实的人存在和活动于其中的抽象的、虚构的现实。这里的“人”只有主观性、能动性，只是从事精神活动而不知道感性的活动的人，当然同样是片面的人、抽象的人。这种理解形式要么坚持观念至上的原则，追求绝对化理念或自在之物，要么坚持自我至上的原则，追求个体自我意识。［4］它同样排斥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形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是新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理解形式。马克思把对象或现实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建立的东西。在他看来，“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9］66－67这里的对象或现实被看作是现实的个人(或感性的人)在实际从事的活动中创造、构建、占用并赋予其意义和价值的结果。这种理解既体现了主观的方面———能动的方面，又体现了客体的或直观的方面———超现实的个人及其实际从事的活动的客观根据。离开了现实的个人实际从事的活动，便只有抽象的、虚构的对象或现实。这里的“人”是从事实际活动建立对象或现实的、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有着具体和丰富的生命特征的现实的个人(感性的人)。这种理解形式坚持“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至上原则，是在关系中、过程中、活动中理解和把握人及其对象或现实的。它真正关怀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关注、批判和反思现实是一切形态的哲学共有的功能。就是在这一意义上，哲学才可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是由于不同形态的哲学关注、批判、反思现实的形式不同，从而导致其所关注、批判、反思的现实也不同。诚如前文所述，一切旧唯物主义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关注、批判和反思现实，就只能把现实理解为“既成的”、“给定的”东西，排斥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所关注、批判和反思的现实只是一种抽象的、虚构的现实。一切唯心主义从抽象的能动的形式关注、批判和反思现实，就只能把现实理解为精神、理念或自我意识，同样排斥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所关注、批判和反思的现实也只是一种抽象的、虚构的现实。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由于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形式关注、批判和反思现实，因此，它把现实理解为由感性的人实际从事的活动建立的东西，承认并关怀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所关注、批判和反思的现实才是真实的现实。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正旨归在于他对“现实”的理解的根本变革:马克思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形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的，并把对象或现实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建立的东西。诚如前文所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也是通过与形而上学的深层对话形成的，他的哲学变革也是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实现的。从“形而上学”一词的本义看，它是超物理学、超自然科学，讨论的是超自然的———永恒的、最根本的———性质;后来被引申为，承认超越一切而本身不可超越的东西———尤其是超越经验、无法由经验把握的东西，承认绝对不变、绝对无条件的东西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就是一种“试图从一元化的、非历史的终极本体来把握人与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迷恋于最终主宰、‘第一原理’和最高统一性”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寻求绝对实在的‘绝对主义’、寻求一元化原则的‘总体主义’、寻求永恒在场者的‘非历史主义’”［8］20的思维方式。

以这种思维方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只能获得对对象或现实抽象的理解，所理解的只能是一种虚构的对象或现实。其实，前文已论述过，理解对象或现实的形式与所理解的对象或现实本来就是对应一致的，即以什么样的形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就会相应地获得对对象或现实的什么样的理解，也就是说，理解对象或现实的形式与内容总是统一的，换句话说，对对象或现实的批判和对理解对象或现实的形式的批判其实也是统一的。因此，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对现实的批判也是统一的，是在同一过程中完成的。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除外)都是形而上学地批判，即脱离现实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地批判;与之相适应，所批判的都是抽象的、虚构的对象或现实。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不知道感性的人的活动本身，都离开实践抽象地谈论对象和现实。殊不知这样的对象或现实并不是现实的、而只能是虚构的。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则是感性的人的活动或革命实践的批判，即密切联系现实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的批判;与之相适应，所批判的则是由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建立的、真实的对象或现实。已有研究虽然注意到了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对现实的批判有着深层的联系，但是并没有真正看清楚两者的关系，而且由于把对现实的批判看作是“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的批判，结果恰恰彻底颠倒了这两种批判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正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来实现的，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也只能通过对现实的批判才能实现。

三、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价值的再反思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结尾处，一语道破了其哲学变革的功能和价值，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61这一论断，一直以来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哲学家们”只“解释世界”，不“改变世界”，马克思只“改变世界”，不“解释世界”;也有学者认为，“哲学家们”只“解释世界”，不“改变世界”，马克思既“解释世界”，也“改变世界”。其实，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来识别自己的哲学与其他一切旧哲学，不仅“改变世界”是他的哲学特有的功能，而且就对世界的解释而言，他也不同于“哲学家们”。“哲学家们”对世界的解释只是被动地接受和反映或能动地抽象和虚构，马克思对世界的解释则是能动地建构和变革;“哲学家们”所解释的世界———对象或现实———是“既成的”、“给定的”或精神的、理念的或自我意识的世界，是无现实的人存在和没有生活的意义的世界，马克思所解释的世界———对象或现实———则是“建构的”、“生成的”世界，是现实的人存在和生活于其中并被他改变着的意义世界。在“哲学家们”那里，“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是对立的，而且所解释的世界是“既成的”、“给定的”或精神的、理念的或自我意识的，因此，他们只是被动地或能动地“解释世界”而不知道如何“改变世界”;在马克思那里，“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是统一的，而且所解释和改变的世界是“建构的”、“生成的”，因此，他的哲学既能动地解释世界又能动地改变世界。他解释世界是为了改变世界，改变世界是为了实现对世界的解释，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解释世界”蕴含着“改变世界”，“改变世界”也蕴含着“解释世界”。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改变了哲学漠视真实的现实、远离真实的生活的传统。把哲学的关注点从“天上”拉回到“地上”来，因而具体地以革命实践的方式，通过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来批判和反思真实的现实成为马克思哲学的真正使命。马克思在其哲学变革或哲学观的转变的基础上，

进一步形成了他分析社会历史的方法论———社会结构的思想，并运用这一科学的方法论剖析了当时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为我们关注、批判、反思真实的现实树立了典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界就一直在讨论“回到马克思”的问题，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回到马克思”有无必要性;如果有，回到马克思的什么地方去;如何回到马克思，等等。在我看来，“回到马克思”很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不是要回到马克思的具体理论观点上去，因为具体的理论观点的解释力会随着其所反映的对象或现实的变化、发展而逐渐地减弱甚至丧失;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回到马克思所开创的哲学变革的道路上去，即运用马克思在新的哲学观基础上创立的分析社会历史的方法论来批判和反思当下的现实社会，以实现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正价值。

作者:马文保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