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30 10:32:36
[摘要]对于未成年犯，应最大限度地适用非监禁刑，已成为理论学界及司法实务界的共识，但对于非监禁刑执行机制的构建这一研究领域，却很少有涉足。立法的缺失以及理论的不足导致了在实践中，非监禁刑的执行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目前急需构建独立的未成年犯非监禁刑执行机制，既体现出刑罚的威慑力和强制力功能，又能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殊性，确保未成年犯顺利完成重归社会化的进程。
[关键词]未成年犯；非监禁刑；社会化
[中田分类号]D916．7 文献标识码]A
对于未成年犯，应最大限度地适用非监禁刑，已成为理论学界及司法实务界的共识，但对于非监禁刑执行机制的构建这一研究领域，却很少有涉足。立法的缺失以及理论的不足导致了在实践中，非监禁刑的执行流于形式，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对于未成年人来说，由于身心的特殊性使然，则情势更为严峻。笔者认为，目前急需构建独立的未成年犯非监禁刑执行机制，既体现出刑罚的威慑力和强制力功能，又能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殊性，确保未成年犯顺利完成重归社会化的进程。
一、立法变革及现实状况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体系，对于未成年犯非监禁刑的执行，在立法上没有作特别规定，与成年犯适用同一执行制度。
根据现行刑诉法规定，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缓刑、监外执行、假释等非监禁刑主要由公安机关监督考察，犯罪分子所在的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这一执行机制在实践中的运行情况并非理想，警力的普遍不足以及社区法律意识的淡漠等因素导致了对被判处非监禁刑罪犯的监督考察工作无法落到实处，在许多老百姓的眼里，被判处非监禁刑等于宣告在法律上不作任何处理，等于放纵了罪犯。
针对于此，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据此：
1．非监禁刑的监督考察机关由公安机关负责转变为司法行政机关牵头
从理论上说，由公安机关承担属于刑罚执行的监督考察任务，意味着其既履行侦查职能又负责刑罚执行职能，一个主体二种职责，不仅违反了司法机关的分工原则，而且导致了实践中的执行不力。笔者认为，《通知》将考察监督职能赋予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首先，目前刑罚的执行权在司法行政机关，从刑罚执行权与监督考察权宜相一致的角度考虑，从长远的角度看，应当将缓刑考察权从公安机关剥离出来，交给司法行政机关来统一行使；其次，司法行政机关尚保留的基层司法工作的职能正在不断增强，并且其所属的基层乡镇司法所(办)的网络分布较公安派出所更为健全、密布，使司法行政机关有能力来从事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与管理。
2.在消极的管束之外增加了积极监督与指导的内容
对于判处非监禁刑罪犯监督考察的内容，我国刑法上没有作出统一规定，但可以参考缓刑犯在缓刑期间应遵守的相关规定。从规定的内容来看，要求缓刑犯必须遵守一般的遵纪守法的若干规定事项，但仅限于管束，这只是消极的观护措施，而缺乏必要的对缓刑犯改过自新、回归社会、重树信心、走自力更生道路的积极指导与保障。
依笔者的理解，对被判处非监禁刑罪犯进行改造，考察监督其生活起居情况，限制其日常活动，防止再次涉足犯罪，当然是必要的。但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应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助援护和指导教育，帮助其改善生活恶习、增进知识、掌握谋生技能，自力更生，顺利适应社会选择，健全复归社会。如在英国，缓刑监督官考察的内容相当广泛，不仅要为法官提供缓刑建议，而且为缓刑犯提供符合其特点的监督计划，并为其重归社会做大量的工作。
《通知》规定，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公安机关负责“对违反监督、考察规定的社区服刑人员，根据具体情况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对重新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及时依法处理”。显然，较之刑法的规定，监督考察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全面，不仅限于消极性管束和制裁，并扩及积极性的监督和指导，且分工明确，职责分明。
笔者认为，这一改革符合“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理顺了执行与其他诉讼职能的关系，同时也强化了非监禁刑的功能，符合非监禁刑设立的目的。但是，由司法解释改变立法规定，不符合法理精神，存在不妥之处，建议在刑诉法的修改中将这一变化加以吸收。
目前社区矫正工作正日益推进，但对未成年人特殊性考虑的不足，致使未成年犯非监禁刑的执行状况落入尴尬境地，导致的结果往往与制度设置的初衷背道而驰，反而不利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健康成长。据笔者在司法实务中的考察，许多未成年犯的家长对这一制度的推行顾虑重重，反而宁愿选择接受法院的判后帮教。据调查，主要原因在于，未成年犯与成年犯混同在一起进行社区矫正，家长担心孩子受到其他人的不良影响，且以罪犯的身份参加帮教，负面效应扩大，会影响到孩子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少年法庭法官只能全方位承担起帮教职责，但法院本身的职能性质决定了帮教只能是辅或者监督性的，而不能代替履行执行职能。从现实状况来看，审判任务的繁重以及犯罪心理矫正的专业需求往往使法官在做这一工作时感到力不从心，反而影响了矫正的效果。笔者认为，既然社区矫正的意义已经被认可，在少年犯非监禁刑的执行中就更有推广的意义。
二、未成年犯非监禁刑执行原则
1．分开执行
目前，在国际社会以及我国，均确立了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分开执行刑罚的原则。如我国刑诉法对未成年犯监禁刑的执行作了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由此，未成年犯与成年犯的监禁刑是分开执行的。这主要是避免未成年人受到成年人交叉感染的考虑。社区矫正作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也应当贯彻与成年人分开管理、分开矫正的原则，建立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色的执行机制。
2．不公开执行
《儿童权利公约》中确立了对未成年人的处理应遵循“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的原则。在现行社区矫正模式下，未成年人在公共场所劳动、活动，被社会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受到社会歧视，产生自卑和消极心理，很容易“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难以再次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严重妨碍了他们自我改造、重新做人的进程。对于不公开原则，《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3．11也是予以明确肯定，“在适用非拘禁措施时，应尊重罪犯的以及其家庭成员的隐私权。”
3．促进重归社会化
《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24条规定，“应作出努力在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少年提供诸如住宿、教育或职业培训，就业或其他任何有帮助的实际援助，以便利推动改造的过程”，因为“增进少年的福利应是最优先的考虑”，“可以通过改造进程增进少年的最佳利益”。如前所述，我国非监禁刑监督考察的措施过于简单，仅限于监督犯罪人，使其遵守法定的义务，保护社会免受因犯罪人的再次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但忽视了帮助罪犯重返社会的功能设置，因此，应加强
对非监禁刑少年犯的辅助教育措施，尽力解决犯罪人在学习、生活以及工作上存在的困难，为他们创造较好的环境与条件，在教育、培训、就业、戒除恶习、适应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帮助。
三、国外未成年犯非监禁刑执行特点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国际社会就开始倡导对未成年人采取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化矫治，以代替专门机构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置。《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明确规定：“在防止少年犯罪活动中，应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和方案……正规的社会管制机构只应作为最后手段来利用”。
据此，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治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独到之处，可供借鉴。其特点可以概括为：
1．发挥审判机关在少年矫正中的作用
如在美国，与成年人刑事法庭不同，少年法庭在判决后继续享有管辖权，负有对它认定的违法少年实行广泛地和继续监督的义务。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管理组织与成人管理组织有所不同，目前在美国共有1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实行由地方法院管理的模式。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最佳的管理方式是在未成年人法院的控制下由当地的政府机关来提供资金。
2．对少年的矫正由带有非正式国家机关性质的组织负责
如在欧洲负责少年缓刑执行的机构主要由缓刑局负责，而缓刑局是介乎政府机关与民间团体之间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这个机构最重要的特点首先是为民众服务，其次才是为政府服务。‘’’
3．监督考察人员的任命资格较高
监督考察人员可以说是整个监督制度运作好坏的关键所在。由于任务和职责的特殊性，国外的法律和有关机构对监督官的资格要求较高。如在英国，缓刑官除了要具有大学学位以外，还要用两年的时间进修有关课程和实习。这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人类学、公共关系学、精神病学、社会工作等课程，并与当地缓刑官一起实习一年。此外，作为缓刑官必须具有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能够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有关问题。
4．最大限度地调动社区资源，参与少年的社区矫正
在英美国家，来自众多行业的社区志愿者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英国，社区服务工作中包括警察、卫生人员、心理病专家，还有一些其他职业的人员。在美国，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分为正式工作者和自愿工作者。志愿工作者必须是18岁以上并通过有关犯罪的和机动车辆的背景检查。目前这些人参与了约两千多个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项目，他们的作用是帮助由法院任命的缓刑工作者履行监督职责，为未成年人提供正面的角色典范，可以和未成年人成为知心朋友。
5．结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设制针对性的矫正项目
如美国的社区矫正项目包括赔偿、社区服务、家中监禁和电子监控、养育家庭、日处遇项目、小组之家，英国有出席中心令、监督令、行为规划令等，均是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特点而设。
四、执行体制构建设想
1．审判机关应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牵头和协调作用
在实行社区矫正以前，对判处非监禁刑的少年犯在司法实务中往往由审判机关延伸帮教，回访考察工作成为少年法庭工作的一大特色，并且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予以了明确规定。那么在社区矫正工作逐步走入正轨以后，审判机关是否就可以或者说应该把这部分工作完全抛开了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法官参与帮教的动因是基于法官的情感，还是有一定的少年司法理论作为基础。若是前者，则答案就是肯定的，因为这是制度不健全下的产物；但少年司法与一般刑事司法不同，并非单纯裁判案件，更负有教育、感化和挽救失足少年的重要职责。因此，少年法庭的工作并非止于审判的完成，而且要在矫治失足少年的工作中做好“接力棒”工作，并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刚刚展开的情况下，审判机关更应充分发挥牵头和协调作用，促进建立和完善适合于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制度。这一指导思想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若干意见》中也有明确体现：“人民法院要积极参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加强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好社区矫正和帮教工作，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从国际社会来看，审判监督执行也是各国所遵循的惯例，在国际条约中，对此也有所体现。《北京规则》第23条规定，“应为执行以上规则14．1所提到的主管当局所作裁决作出适当的规定，这些裁决可由当局本身或视情况需要由某个其他当局来执行。”说明中对此做了解释“处理少年案件比处理成人案件更易于对罪犯的一生产生长期影响，因此重要的是主管当局或原来处理案件的具备主管当局同样条件的独立机关应监督对处理决定的执行。有的国家为此目的任命了执行法官。”
2．对社区矫正人员应进行针对性的培训，以提供专业化的矫治
犯罪学研究表明，只有查明犯罪根源，矫正犯罪心理，去除性，才能有效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但犯罪心理构成是幼年、青春期感情及生理发育影响下的产物，因此，这一工作并非能够一蹴而就，而且要求矫正人员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特别是对犯罪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要有一定的掌握。目前，各地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社区矫正工作，他们一般对于法律知识都有专业的掌握，但是，在上述专业知识方面却没有受过专门培训或指导。笔者建议，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规定，由司法行政部门对缓刑考察人员进行有关专业知识的培训，惟其如此，矫正才更有针对性，更有效果。
3．开发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
《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7条规定：“公众参与是一大资源，应作为改善接受非拘禁措施的罪犯与家庭及社区之间的联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来加以鼓励，应用它来补充刑事司法的执行工作。”这一精神在《北京规则》第25条第一项中也有规定，“应发动志愿人员、自愿组织、当地机构及其他社区资源在社区范围内并且尽可能在家庭内为改造少年犯作出有效的贡献。”
要使主管当局的指令得到有效的执行，社区方面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志愿人员特别是自愿服务业经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据了解，各地司法所专职负责社区矫正的人员一般只有2―3名，普遍面临人员少与任务重的冲突。笔者认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面向社会招募广泛的社会志愿者，聘用社会工作专业、心理学专业、教育学专业的人才，强化社会支持系统，共同为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出谋划策，充分体现法律的人文关怀。
对志愿人员的选择，“应根据志愿人员从事有关工作的悟性和兴趣来对他们加以仔细甄选和征聘。应针对他们须履行的特定责任进行适当的培训，应使他们能够从主管当局得到支持和辅导，并有机会与其商量。”“志愿人员应通过提供辅导及其他力所能及且符合罪犯需要的适当援助形式，鼓励罪犯及其家属与社区建立有益的联系和范围较广的接触。”《北京规则》第22条说明中指出，“对于社会工作者和缓刑监督人员来说，要求把职业专门化作为承担处理少年罪犯任务的前提条件可能是行不通的。因此，受过在职专业教育应为最低条件。”
4．对未成年犯的矫正应与成年犯分开进行
从现阶段社区矫正的施行情况来看，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混同在一起接受社区矫正，在社区从事打扫卫生、集中学习等活动。由于这些活动都是公开进行的，并且是在专职人员的监督下开展，不仅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和隐私，而且对他们日后的发展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极大影响了未成年人重新社会化的进程。
因此，笔者主张，应建立专门的场所，将未成年人矫正对象集中起来，远离其生活的居住地、学习的学校，在一个相对保密的地方进行矫正，尽一切可能减少因公开矫正而给他们今后的学习、生活、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可以有效避免与成年人共同参加社区矫正产生的交叉感染。
5．矫正内容应有利于促进未成年犯重新完成社会化进程
如前所述，未成年人由于身心上的特殊性，在囚犯罪脱离了社会化的轨道之后，更需要有成人帮助，引导其重归社会进程。笔者认为，矫治应包括法制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心理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等，而且在教育形式上也可以不拘一格。各地在试点过程中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2003年10月19日，海淀法院少年庭与人民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正式达成合作协议，主要在于发挥大学生的知识优势和大学校园的向上氛围对缓刑少年犯施加影响。志愿者与缓刑少年结成二对一的帮教对子，通过组织缓刑少年犯到大学校园体验大学生活，旁听大学课程或者讲座、开展活动等等形式，对缓刑犯进行改过自新、回归社会、重树信心、走自力更生道路的积极指导，现已有十名缓刑少年犯参与了这项计划，日前，这一做法的效果已经凸显，参与这一活动的少年缓刑犯中已有两名加入了共青团组织，一名在班里当上了班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