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资本匮乏的马太效应与城乡统筹发展分析

时间:2022-05-28 12:34:33

我国农业资本匮乏的马太效应与城乡统筹发展分析

内容摘要:我国农业资本长期相对匮乏,形成了一个马太陷阱。本文通过对1986年至2007年农业资本回报率利用计量的边际方法进行估算,再对样本年间的资本回报率影响因素利用计量经济学进行实证,并得出结论。

关键词:农业 资本回报 马太效应

农业资本回报率的测算

(一)测算原理

根据Bai(2006)与Codeli的算法,假设资本品j的名义回报率为:

(1)

其中,i为资本名义回报率,P为价格指数,δ为折旧率,Δ为增长率,MPK为边际产量。决定资本回报率的不只是资本的边际产出,它取决于资本取得收入份额中的资本边际效用。假设α为资本的实际回报率,容易得到:

(2)

将(1)式带入(2)式,容易得到资本投入效率的最终测算公式:

(3)

(二)数据说明

在测算1978至2006年我国农业投资回报率时,由于各统计年鉴不同的统计口径,而农业资料数据较为繁杂,农业资本投入的数据来源于前文的估算结果,其余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对于国民收入价格指数的变化率指标,我们采用各省农业GDP平减指数指标,能够度量农业的价格指数效应。由于统计资料中没有给出资本获得收入份额的具体信息,一个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假设国民收入中除去劳动所取得的收入份额,其余为资本所得(Bai,2006),即:

(4)

另一个重要的指标农业资本存量。本文沿用较为成熟格德史密斯所开创的永续盘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Approach,PIA)的基本原理,得到关于农业资本投入量的估算基本公式:K(t)=K(t-1)(1-δ)+I(t)。将该公式进一步变形,可得到:K(t)=K(t-1)+I(t)-K(t-1)δ。同时按照曹跃群(2008)所确定农业资本基年资本投入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P、当年投资I的取舍以及折旧额或折旧率测算农业资本存量估算数据。

(三)估测结果

我们利用式(3)分别测算了我国1978至2006年全国农业资本投入回报率。1978年以前计划农业制度时期,农业增长出现停滞,甚至个别年份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孟祥林,2003)。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业资本利润率与农村经济基本保持了同步增长。之后,随着改革开放进入纵深阶段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了持续快速增长与波动阶段。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宏观战略层面的重视以及支农惠农政策力度的强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全面大幅度改善和提高,然而农业资本利润率历经了平稳上升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呈现出波动并有下降的趋势。农业资本回报率远低于第二三产业中资本的回报水平,这也是农业资本匮乏外流的根本原因。

农业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提出假说

第一,资本回报率会受到产业内资本密集度的影响,资本往往在产业中具有集聚、规模递增的特点,但在我国的农业生产环境中,农业投资的主体(农户)往往具有分地而耕的特点,未形成资本的规模效应,而在家庭内部却明显显现出资本边际效益递减,这很可能是农业资本回报率马太效应的重要原因。第二,农户的收入水平会对资本回报率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收入达到一定临界水平时,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投资会有一次突变,但收入对资本增长的影响必定是滞后的。第三,市场条件对资本回报率有着很大的影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会极大的影响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第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尤其是农村工业化对农业资本投入有着密切的关系。集体与私人资本与劳动通过“体外积累”建立农村非农企业的方式,一方面达到收入反哺农民的作用,另一方面则补充了匮乏的农村公共投资,减轻了农民对社区建设费与农田建设费的负担,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落后状态,成为农业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洪银兴,2007a)。

(二)计量经济学模型

根据上述理论假说我们建立对农业资本影响因素分析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AKRt=β0+β1NKRt+β2APRt+β3 APRt2+β4 LPKt+β5 LPKt2+β6 REt+β7 REt2+μt (5)

其中AKR为农业资本回报率,NKR为全国平均资本回报率,APR为农村人均纯收入,LPK为劳均资本存量,RE为农村用电量。

劳均资本存量展现了农业资本的禀赋变化,资本回报的影响有两种变化趋势。首先,资本的边际递减规律使得过于密集使用资本会造成资本回报率下降,另一方面,资本又具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建立在规模效益递增的基础之上,资本展现出一种回报递增趋势,这两种力量的均衡最终造成了一个均衡资本回报。我们通过研究也发现资本回报与资本密集度也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结构变化,两种力量在作用过程中规模效应过早的结束主导作用。

(三)计量结果

在消除异方差与序列相关后,得到表1的估计结果,由此可看出对农业资本投入回报率产生影响最大主要来源于三方面,全国平均资本回报率、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用电量。其中全国平均资本回报率对农业资本回报率有着正的影响,全国平均资本回报率增长1个单位,农业资本回报率将增长0.51个单位。而农村人均纯收入目前来说对资本仍有着正向的影响,而农村用电量却对农业资本回报率有着负向的影响。这表明农村基础设施仍旧不完善,农村生产仍旧受到基础设施的影响。

农业资本匮乏与城乡统筹发展

面对利润率较低的农业,农村企业对农业与农村的要素反哺作用大大降低,甚至起到负效用。本节将利用面板模型与联立方程模型实证说明农村工业化对农村经济的反哺作用。我们建立联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利用1986至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一步分析农村工业化、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与农业资本深化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要素反哺与收入反哺的现状。

RRi=α0+α1 LRi+α2 FGDPRi+α3URi+α4 XRi+α5 RPi+α6 FKRi+α7 REPRi+εi (6)

RERt=β0+β1PGDPRi+β2CRi+β3 URi+β4 XRi+β5 RRi+μi (7)

FKRi=γ0+γ1 FGDPRi+γ2URi+γ3RPi+γ4 RRi+γ5 XRi+γ6 RERi+νi (8)

在模型6中,我们认为传统意义上影响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因素包括,劳动力增长率、农业GDP增长率、城市化程度、农业资本存量、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在此基础上我们引入农村企业对农村人均纯收入影响的内生变量。在模型7中,对影响乡镇企业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而模型8主要集中于对农业资本深化的主要因素进行检验。联立方程模型中,变量含义分别为:RR为农村人均纯收入,LR为农村劳动力增长率,FGDPR为农业GDP变化率,UR为城市化程度,XR为出口占GDP比重,RP为人均公路里程,RER为乡镇企业年产值增长率,PGDPR为人均GDP增长率,FKR为农业资本存量变化率,CR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REPR为乡镇企业人数增长率;回归结果见表2。

在方程4中,农业劳动力增长率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显现出显著的负相关,1978年至2006年我国总人口共增长36.56%,而农村人口却下降6.67%,城市化水平也由17.92%上升到43.9%,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创造了条件。农业产值增长率与乡镇企业发展均对农民收入水平提高有着显著的作用,农村中“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劳动力转移模式成为关键性的制度安排。随着开放度的提高,农村在改革开放初期显然承担起了出口创汇的使命,国外FDI的进入也影响着农业生产效率,从而促进农业收入水平的提高。在乡镇企业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检验中发现,乡镇企业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提高,一方面由于其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吸纳农村劳动力而产生的农村居民就业效应显著地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也因为工业相对农业更高报酬而得到了收入反哺。最后,农业资本深化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有着显著的作用,但农村并没有一个有效的资本积累机制。1978至2007年间,工业资本增长7.63倍,而农业资本增长只有4.8倍,到目前农业已经显现出明显的资本匮乏,仅仅维持了过多劳动力和过少资金、技术要素结合的低效率结构。同时现有的农村金融秩序不能起到为农业筹资的目的,反而通过财政性的金融通道,将农村要素输入城市,导致农村资本匮乏进一步加剧。

方程5中,农村企业的发展主要来自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其中,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的提高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要素支持与市场贡献,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则大大扩展了乡镇企业的产品市场范围。城市化与市场化程度却在对农村企业的发展中表现出不显著甚至负面的效应。这可能是由于农村企业在产权与治理结构上的模糊性使其在脱离农村经济环境后出现了治理问题,而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转型为大型企业集团,但这些乡镇企业均是在明晰产权,改革治理结构后产生的,这也就说明了产权的模糊性仅是在当前中国农村特有的文化历史环境中延存的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在方程6中,可以明显看到,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业资本积累带来了较为显著的负效用,这使得资本向同具有本地效应的农村企业集聚。而农民依靠乡镇企业的“体外积累”所得到的收入反哺才间接性地影响着农业资本深化,这种反哺作用与农村工业对资本的集聚力量相比显然是微弱的。同时城市化与市场化也同样没有显著产生对农业产生要素反哺的效应。因此转变农业资本集聚的制度基础才是完成农业资本深化的根本手段,否则即使资本深化对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在长期中将形成促进作用,若没有合理的制度激励方式,投资主体也将选择农村工业作为投资对象,而农村工业在没有政策负担的情况下必然不会对农业产生要素反哺效应。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农业资本匮乏陷入了低均衡的马太效应。

政策建议

农业资本匮乏的马太效应是政府不恰当干预与基础设施薄弱的共同产物,而政府不应当过多借用财政的手过多地干预农业的市场过程,而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政府应当做到而未能做到的事,在这样的偏误之下,必然导致资本的错位,最终使得官方资本挤占私人资本,基础设施不健全或者是交易费用高最终导致资本的离去。因此,政府必须在行政中规范其行为,让市场配置资源,通过财政改变资源的使用费用,这才是真正的新农村道路,才能走出农业资本匮乏的马太效应。

参考文献:

1.黄泰岩,王检贵.工业化新阶段农业基础性地位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01.3

2.黄季 .中国农业的过去和未来[J].管理世界,2004.3

3.张军.中国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变动模式:1978-1997[J].经济研究,2001.3

4.曹跃群.我国农业资本投入及其运行机制研究.重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6

5.洪银兴.二元结构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b.1

6.王立新.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与现实:绿色革命期间印度旁遮普邦的农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5

7.蔡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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