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战略转型分析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在总体上仍处在投资驱动型阶段,其特征是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高度依赖,造成了产能过剩、资源紧张、消费受到抑制、就业增加迟缓、引发潜在金融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对此,我国应遵循发展规律,提升投资驱动质量;抓住战略机遇,提高创新驱动地位;优化发展路径,规避财富驱动陷阱。

关键词: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增长模式;创新型国家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9000702

1当前中国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面临的困境

当前,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长,整体发展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并向更高阶段发展。与此相对应,我国经济增长开始新一轮的动力升级,即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由波特所界定的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移,这既是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依据之一,也是决定能否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这一战略性目标的关键环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核心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实现这一转变的着力点就在于改变当前经济增长对投资驱动的过度依赖,全面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钱纳里通过对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研究中发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需求结构的共同演变规律是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相对下降,这一规律也为我国发展所证明。纵向看,长期以来,投资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近年来,我国投资率不断攀升,达到40%以上;横向看,我国的投资率不仅远远高于低收入国家15%―20%左右的水平,而且也远远高于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集团20%―25%的水平。即使与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率一度达到35%―40%的日本、韩国相比,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的局面仍属罕见。

从历史上看,我国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肇始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以重化工业优先发展为重点的“赶超战略”。但赶超战略是以资本密集、低就业能力、资源高消耗、环境重污染、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稀缺、资本短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逆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但以投资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特别是近年来,国民经济出现“重型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投资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日渐显著。但无论是从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需要来看,还是从现在的资源约束条件来看,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都已面临困境,难以为继。

2当前中国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特征

(1)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高度依赖,呈现显著的“外延增长”特征。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投资贡献率保持比较一致的波动状态,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投资增长。1978-199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投资贡献率平均为30.3%,1990-2000年上升至36.1%,而从2001年到2007年,投资贡献率的变动出现加速变化的态势,平均投资贡献率更是上升到了49.5%。刘伟、蔡志洲(2006)通过对改革开放后劳动、资本和产出时间序列,应用总量生产函数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中,虽然劳动的效率是不断提高的,但资本的效率是递减的,从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资本规模的扩张而不是技术进步。 实证表明,支撑我国高速增长主要动力来自于持续不断的要素投入,1978―2004年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9.2%,且具有较高的边际贡献率。近年来,我国出现了超越发展阶段的资本深化现象,集中表现为资本密度不断提高,资本对劳动的吸纳能力不断下降。我国TFP值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且速度很快,与此相伴随的是劳动的边际贡献度和资本的边际贡献度也迅速跌落,其中,资本的边际贡献度呈现出负值。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以总量增加的方式在扩张,大量的资本被投放在不能在近期产生效益或效益不理想的行业或领域,资本的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低下,具有“外延增长”特征,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够理想。

(2)经济增长对狭义物质资本投入高度依赖,呈现显著的“报酬递减”特征。

根据索洛模型(Solow model),如果一个国家想保持持续的增长,就必须在经济没有达到稳态前不断地增加投资,一旦经济达到稳态,增长就会停止。索洛把资本理解为狭义的物质资本,因为此类资本连续投入的积累和扩散效应较弱,从而会产生报酬递减效应。但是,如果将资本理解为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那么,一国经济增长将是没有边界的,这正是新增长理论的精髓。波特区分了初级要素(basic factor)和高级要素(advanced factor)的差别,认为一国持久竞争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创新”为核心的高级生产要素的累积。而以上两类要素的获得主要取决于一国人力资本的现状及发展态势。当前,中国经济尚未达到索洛意义上的稳态,仍有增加物质资本投入的空间,但更应重视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及人力资本的贡献率。然而,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投资中,多为有形的物质资本(狭义资本),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的投入较少。研究表明,在总投资中,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大大低于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存量偏低。根据测算,我国物质资本积累率显著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但人力资本投资率过低,在世界大国中属于最低。经济增长对狭义物质资本投入的高度依赖,将难以克服边际报酬递减效应,势必固化粗放型的经济结构,进而阻碍经济增长方式顺利升级。

(3)资本投入对政府投资的高度依赖,呈现显著的“权力经济”特征。

我国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起源于建国后执行的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赶超战略”,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完全主导投资的来源与使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逐渐退出了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但目前我国仍存在较为普遍的“权力经济”现象,即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例如,政府仍保持着对许多重要经济资源,如土地要素、自然资源要素的配置权力。伴随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市场化进程,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财政性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逐年减少,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但目前政府仍是社会投资的主导性力量,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来自于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仍在50%以上。在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经济模式下,由于政府过分干预和对基础设施投资等的过分偏爱,使得正常的资源配置发生扭曲,增加市场壁垒和重复建设,导致经济效率损失。特别是近年来,国民经济出现“重型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投资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日渐显著。与此同时,这种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预算软约束形成的“投资饥渴症”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长期居高不下,而为此出台的宏观调控措施又极易使国民经济陷入“冷―热”循环的怪圈中;大量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必然会对资源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从而引发对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掠夺;此外,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还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盲目的“外资崇拜”。许多地方为了引进外资,争先恐后地开出各种优惠政策,甚至将引资数量与政绩相挂钩。由于外企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已达近60%,其结果就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逐年提高。虽然对政府投资高度依赖的增长方式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但却是一种高投入、低回报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且已出现增长极限的势头。

3我国投资驱动型经济模式转型的实施路径

(1)遵循发展规律,提升投资驱动质量。

我们主张转向创新驱动战略,并非意味中我国经济可以很快转向创新驱动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事实上,我国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仍将持续很长时间,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超越投资驱动阶段并非不要投资,而是要提升投资效益。技术进步与知识积累来源于资本投资,但资本增加的意义主要并不在于资本量增加本身,而在于所引起的技术进步。因此,需要提高投资质量。和投资相比,消费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让民众能够得到实惠的、可持续的增长动力。为此,一方面,要改变政府主导投资活动、鼓励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投资,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我国投资效率;另一方面,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扩大社会大众的消费能力,同时加快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分配体制改革,在提高收入水平和解除后顾之忧的基础上,提高居民消费弹性和消费意愿,两者并举,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向投资消费双驱动格局转变。

(2)抓住战略机遇,提高创新驱动地位。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是我国面临的重大战略机遇。能否抓住战略机遇,顺利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动力的升级,既取决于我们能否有效利用外部资源,更取决于我国在开放条件下进行自主创新的决心和能力。如前所述,我国从总体上仍处于投资驱动发展阶段,人为地试图超越投资驱动阶段并不可取。但作为国家战略,面对当今全球化竞争所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不能放任经济发展的“自由演进”,而应在尊重市场规则、遵循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大力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加快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型:一要加快提升要素质量,努力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二要建立有利于创新的相关制度;三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健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为各类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四要进一步完善创新体系;五要加大创新平台建设,强化创新服务;六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健全有利于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考核机制。

(3)优化发展路径,规避财富驱动陷阱。

中国当前的发展正出现新的拐点,我国经济是迈进更高的发展阶段,还是走向歧途,取决于我们能否制定并执行正确的富有远见的发展战略。当前要着力防止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型出现以下三种倾向:①寻租胜于寻利,即企业热衷于通过寻租获取垄断收益,而不是通过创新获取高额收入。②投机胜于投资,即投资异化为投机,使投资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再流通而不是为了用于生产,从而增加经济泡沫化风险。③低端胜于高端,即资本投入形成的生产能力过于集中在低端产业,以至形成产业投资下游化的趋势,导致过度竞争。为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优化发展路径,通过提升投资驱动质量,提高创新驱动地位,切实防止经济滑向波特所描述的充满暮气、萎靡不振、经济衰退的财富陷阱之中。